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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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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之一种。作者马兵以睿智、精准的笔触，深入著名先锋作家北村的精神世界，由他的写作与转向，从现实升华至神圣的路径，不仅探讨了一个作家的创作与精神旅程，更将北村及其写作视为当下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切片，观察了大时代浪潮中，涌动的潮汐与沉潜的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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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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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论》是一部规范、严谨而不失生动的当代作家评传。作品依照逻辑的惯性和讨论的便宜，以时间为序，对北村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不仅对北村个人的成长之路和走向文学创作的必然性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同时对他的文学精神、文学追求，也进行了准确的把握和梳理。作品按一个大致递嬗的脉络展开，以作品为依托，将北村前后的创作视为一个整体，力图呈现其“神格”写作在新时期和新世纪文学中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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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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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兵，1976生，山东邹城人，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任职于山东文艺出版社，历任编辑、编辑室主任。2007年7月调入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与新世纪文学热点的教学和研究。出版、主编著作数种，主持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多项。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济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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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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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章 “先锋”时代：闯将或囚徒
第二章 “神圣启示的来临”
第三章 “灵命的长进”
第四章 “安慰”三书
第五章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附 录 北村访谈
北村创作年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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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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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说明
自从到大学工作以后，就不时会有出版社约我写文学史。很多文学教授，都把写一部好的文学史当作毕生志业。我至今没有写，以后是否会写，也难说。不久前就有一份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学史合同在我案头，我犹豫了几天，终还是没有签。曾有写文学史的学者说，他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以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成果为基础的，如果不参考这些成果，文学史就没办法写。
何以如此？因为很多学问做得好的学者，未必有艺术感觉，未必懂得鉴赏小说和诗歌。学问和审美不是一回事。举大家熟悉的胡适来说，他写了不少权威的考证《红楼梦》的文章，但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几乎没有感觉。胡适甚至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传》。胡适对知识的兴趣远大于他对审美的兴趣。
《文学理论》的作者韦勒克也认为，文学研究接近科学，更多是概念上的认识。但我觉得，审美的体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精神创造同等重要。巴塔耶说，文学写作“意味着把人的思想、语言、幻想、情欲、探险、追求快乐、探索奥秘等等，推到极限”，这种灵魂的赤裸呈现，若没有审美理解，没有深层次的精神对话，你根本无法真正把握它。
可现在很多文学研究，其实缺少对作家的整体性把握。仅评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重要特点。比如，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的评论，但是很少涉及他的散文，这对于一个作家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贾平凹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重要。不久前阿来出了一本诗集，如果研究阿来的人不读他的诗，可能就不能有效理解他小说里面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于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人只关注他的诗，其实他的散文、文论也独树一帜。许多批评家会写诗，他写批评文章的方式就会与人不同，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诗歌与评论必然相互影响。
如果没有整体性理解一个作家的能力，就不可能把文学研究真正做好。
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应该重识作家论的意义。无论是文学史书写，还是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对话，重新强调作家论的意义都是有必要的。事实上，作家论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宝贵传统，在1920—1930年代，作家论就已经卓有成就了。比如茅盾写的作家论，影响广泛。沈从文写的作家论，主要收在《沫沫集》里面，也非常好，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实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以作家论写作闻名。当代文学史上很多影响巨大的批评文章，也是作家论。只是，近年来在重知识过于重审美、重史论过于重个论的风习影响下，有越来越忽略作家论意义的趋势。
一个好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构成一部简易的文学小史。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
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极富价值。
为此，作家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了这套规模宏大的作家论丛书。经过多次专家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选取了五十位左右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又分别邀约了五十位左右对这些作家素有研究的批评家作为丛书作者，分辑陆续推出。这些作者普遍年轻，锐利，常有新见，他们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现场，以作家论的形式为当代文学写史、立传。
我相信，以作家为主体的文学研究永远是有生命力的。
谢有顺
2018年4月3日，广州
引 言
“1992年3月10日晚上8时，我蒙神的带领，进入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在那个地方，我见到了一些人，一些活在上界的人。神拣选了我。我在听了不到二十分钟福音后就归入主耶稣基
督。”① ——很多讨论北村创作转型的评论者，都会援引北村自述的这个蒙受神启的时刻，并以1992年为界，把北村的创作分为信仰前的先锋淬炼期和皈依后的信仰写作期两个大的阶段。就北村小说外在的叙事风貌和素材的拣选而言，这样的划分基本合理，北村自己也说“这之后我写出了另一批小说”，“我对这些作品没什么好说，我只是在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已”②。不过，倘若我们真的把北村从1980年代中期到2016年出版《安慰书》这三十年的创作贯通起来，就会发现，即便在还显得青涩和刻意的先锋淬炼期，对终极价值的拷问就已经是北村写作主体性体现的重要指向。
早在1987年，他就曾在《上海文论》和《福建文学》上接连发表了两篇以“超越”为关键词的文论，认为：“超越意识就广义而言，就是通过一定的具象，同时穿透了这个具象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形而上的认识世界的规律和法则的统一观念，一种哲学判断、文化意识和价值评价等。”① 这意味着从创作的起点，他就有着鲜明的“超越”具象的自觉。1990年在《文学自由谈》第2期，时年二 十五岁的北村发表了题为《神格的获得与终极价值》的创作谈，对残雪、莫言、马原等先锋文学同道的创作做出别致的点评，在肯定他们叛逆性的写作观念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的创作回避了文学本质的“非终极”性，进而他引入“神格”这一概念，以之为寻找另一条接近“世界真实的本质”的途径。北村说：“对于作家来说，在终极信念之光的照耀之下，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写作、写什么以及怎么写，这四句话是同一句话。”② 可见，在皈依之前，北村一直就在思考作家凭借什么“与这个世界相持”“人类精神原痛苦”，以及生存本质的“形而上的思考”这些带有终极意味的命题，正如陈晓明所言：“北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停留在所谓‘孤独’ ‘空虚’‘焦虑’等等现代主义的陈词滥调的重复中，而是在一个精神乌托邦的世界里，来反观世俗生活，对超越性的精神价值的绝望寻求是北村始终不懈地追求的主题。因而，他对虚假性的揭露，对怀乡病的丧失，对终极痛苦的迷失，才会如此痛心疾首。”③ 这是北村三十多年里未曾更改的写作追求！
有趣的是，在《神格的获得与终极价值》这篇洋溢着年轻人那种特有的焦灼气质的创作谈中，北村在谈及马原和他的叙事圈套的形式感时，表示“形式作为通向终极价值的一个中介，永远是第二位的”，但是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论及如何将“神格”落实在写作的具体实践中，他又对形式独标一格，认为“小说中获得神格必经由一个独在的形式”，只是这种形式“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技术操作层次”，“不进入任何普遍的美术范畴”，它与内容是一体的，“一种终极价值观带来一种终极操作的形式，一旦抽离了它，终极价值将荡然无存。所以，对于终极价值而言，形式是的”①。在笔者看来，文章前后关于“形式”表述的这种龃龉，一方面显示出彼时的北村对自己正参与的先锋写作的形式反叛的意义有了自觉的警惕，单向度技术层面的突围无法为先锋文学找到本质的突破口和光明的未来；另一方面，任何事关终极的写作都不能脱离形式化的过程，而形式的探索又必须以精神作为先在的支点。北村的这个说法与荒诞派戏剧大师贝克特著名的“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贝克特那里，“寻找一种能容纳混乱的形式”被视作是“艺术家的任务”②，他对自我与存在的勘探和对叙事文体的形式实验是胶着在一起的；在北村这里，形式的精神属性与终极追问的形式意味也无法二分。因而，同样值得读者注意的是，皈依基督之后的北村虽然没有像前期的“××者说”那样，刻意用语言的迷津制造叙事的间离效果，但他也没有放弃对小说形式的深在思考，他后来不同时期的很多小说，如《孔成的生活》《消息》《长征》《安慰书》《嗜睡者》《家族记忆》等都可以放置在现代主义文学的观念框架里加以诠释。
在二十一世纪，当先锋文学的闯将们纷纷归来，再度在文坛攻城略地时，我们会发现，那个当年先锋文学阵营里和而不同的执着于终极意义的思考者其实从未走开。用北村自己的话说便是：“从我十六岁发表个短篇小说开始，我从来不曾因失语而结束我的创作，我会一直写下去，从不担心写不出或没东西可写，因为我写的是我自己。江郎才尽与我无缘，因为我从来不靠才华写作，我的写作皆来自启示和试炼。”③
因此，依照逻辑的惯性和讨论的便宜，本书接下来对于北村作品的分析也会以时间为序，按一个大致递嬗的脉络展开，但我们依然倾向于把北村前后的创作视为一个整体，力图呈现其“神格”写作在新时期和新世纪文学中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章 “先锋”时代：闯将或囚徒
1985年注定要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留下重要的一笔，它是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大地上发生发展中特别值得标注的年份：2月，马原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发表于《上海文学》；3月，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发表于《人民文学》；4月，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于《中国作家》；6月，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发表于《人民文学》……一群富有现代主义气质的年轻人揭竿而起，他们企图重建主体与客体、主体与自我、心灵与审美之间崭新的对话关系，以构建一种新的文学时空。这批被称为“新潮小说家”的群体与稍后涌现出的更年轻的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一起在1980年代中后期掀起的先锋文学狂飙“剧烈地改变了、并且继续在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①。同样是在这一年，北村的短篇小说《黑马群——实验室实验之一》发表于《福建文学》1985年第3期，其时的北村刚刚二十岁。
北村，本名康洪，1965年9月16日出生于福建长汀。地处闽西的长汀在万山丛岭之中，南与广东毗邻，西与江西接壤，乃闽粤赣三省边陲要冲；汉代置县，唐称汀州，自唐代后一直是州、郡、路、府治所在地，更是客家人聚居的座府治城市，素有“世界客家首府”之称；同时长汀还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一度是苏区的经济重镇，也是红军长征的主要出发地之一。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即在长汀英勇就义，给当地留下革命的火种。著名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1939年曾因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事务所到过长汀，长汀的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日后说，长汀和凤凰是中国美的两个小城。新中国成立后，长汀一直隶属龙岩地区。
北村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幼时的北村，跟着在农村卫生院当医生的母亲和做教师的父亲在长汀河田镇的一个叫蔡坊的自然村生活过数年。河田镇四周山势逶迤，构成环绕之态，形成了长汀县的河谷盆地；客家的母亲河汀江贯穿全镇，当地林木丰茂，盛产号称“世界五大名鸡”之一的河田鸡。那时乡下清苦，但因为汀州得天独厚的条件，北村仍然有关于吃鸡的美好回忆。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都盼望一种被称为“驮鸡臂”的待遇，就是可以吃一只河田鸡的鸡腿，一个“驮”字生动地放大了鸡腿的重量。汀江水势丰沛，村里的少年常结伴在江边游泳。“那个时候，我主要的玩具是泥巴和溪水，视线放在天空上，这些自然、纯粹的东西使我的想象力大为扩展，增强了我强烈的想象欲求，对我以后的写作起到了重要的影响。”① 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晚雷电交加，他的老师和同学狂奔到医院，因为雷电击毁了教室，一些上自习的同学也被击倒了。他跟着镇里的医生上山抢救，还背了一个同学到医院，但那个同学其实已经身亡了。好几个同学死于这次意外的灾难，望着熟悉的同学的面庞，尤其是不久前还在打仗游戏中被他骑在身下的好友，死亡的命题次“入侵”了他，“不是以理论而是以事实的方式。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思考活着的意义
问题”①。
爱读书的习惯，也是从小学就养成的，他回忆“上小学三四年级就读了不少小说，《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欧阳海之歌》《艳阳天》《林海雪原》。我喜欢《艳阳天》里的爱情感觉，喜欢《林海雪原》这样的战斗故事，喜欢《西沙儿女》里的正气篇，但不喜欢奇志篇。同时，我也在看一些外国小说。我一个同学的叔叔是飞行员，在他家的阁楼上有很多上世纪五十年代留下来的东欧和苏联小说。我当时就强烈地感觉这些小说和《金光大道》《西沙儿女》之类的是完全不同的，那些小说才是真正的小说”。他早的写作实践也开始于小学，“当医生的母亲就叫我帮她写一些大批判文章，这本来是她必须完成的任务，可她嫌麻烦，看我作文写得好，就叫我试着代写。我写好后，再由她贴到单位的布告栏上去。我一方面觉得好玩，开始学着写这种批判文章，一方面又觉得这些东西全是假的，对很多事情开始产生怀疑”。
1976年，北村十一岁，沉滞的十年“文革”迎来了破局，小镇也捕捉到不一样的讯息，“大人们一见面就相互嘀咕着各种小道消息，谁放出来了，谁平反了。这成了的精神生活。周总理去世那天，长汀下了大雪。人们显得很平静。我在母亲单位的楼下喝着一种长汀特有的菌类酸饮料，听父亲的一个朋友在那儿和父亲讨论政治形势。既感到这些事情很神秘，又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几个月以后，去世了。街道上布满了灵堂，到处都在鞠躬。给主席送葬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对着灵堂鞠躬”②。
初二时，北村随母亲搬到长汀县城，他迷恋上了县城的电影院，而看电影也成为他整个中学时代文艺活动的中心，《巴黎圣母院》《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这些外国影片给他不小的文艺滋养，他也将看电影的爱好一直保留下来。与此同时，他开始阅读俄罗斯文学，并且常为在小城中找不到足够的精神食粮而苦恼。① 高一的时候，他的文学天赋开始崭露，他曾经续写过《我的叔叔于勒》。语文老师注意到这个学生的文学才华，北村回忆到，语文老师“在课堂上破例阅读他送给我的鲁迅先生的《好的故事》，我被这个作品震惊了，当我从梦中渐渐苏醒过来时，我次明白了什么叫文学，和它那无法抗拒的魔力”，从那时起，北村决定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文学”②。也是在高一时，他目睹了哥哥次高考失利，心里明白，上大学几乎是的出路，“我那时对知识很渴望，打开数学书，读着里面描述几何的语言，像读小说那么舒服。那时候，有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非常畅销，被认为是考大学好的辅导书。我跟母亲闹了半天，总算要到了书钱，就连忙跑到新华书店买书。那是一个周末，书店到下午三四点都还没开门，里面放着广东音乐《步步高》，我一直坐在外面的台阶上，等到黄昏……”③
1981年夏，十六岁的北村如愿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从闽西的山地小城到了闽东南滨海的中心城市。他跟着父亲“坐火车沿海堤从集美进入厦门半岛时，沉睡的情绪突然被眼前深蓝的海水点燃”，随着深入市区，“花团锦簇渐渐把我包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有这么多鲜花、如此干净的城市”④。中文系的男生宿舍安置在厦大著名的芙蓉楼，此楼乃陈嘉庚女婿李光前所建，因其祖籍南安芙蓉村得名，建成于1950年代，是嘉庚风格建筑走向成熟的标志。楼群共有五幢，以芙蓉湖为圆心形成半合围形，主体建筑高三层，局部加高为四至五层，都是中式屋顶、西式屋身的外廊建筑样式。曾对大城市的高楼华厦抱有期待的北村起初有些失望，但很快他就领略了芙蓉楼建筑样式的妙处，“宽阔的廊台形成天然的冬暖夏凉，使得我们有心情在廊上一字排开，对楼下走过的女孩打呼哨——它像一个观景台，把芙蓉楼下全校中心区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以芙蓉楼为轴心，夹道多植凤凰木及松柏、芒果树，与楼体搭配起来如诗如画”①。
在北村看来，彼时的厦门大学师资两极分化，有一些年轻老师思想活跃，学识优良，也不乏照本宣科的冬烘先生。好在厦大图书馆丰厚的馆藏可以一解他的阅读之渴：初，他还是延续自己中学的喜好，继续阅读俄罗斯文学，“我现在还能记忆我在读完屠格涅夫的《罗亭》和托尔斯泰的《复活》之后的狂喜，特别是《复活》中深深的忏悔和人性的力量，但我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交谈”②；随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涌入校园，他开始接触各种时髦的文艺理论方法论，这促使他脱离开十九世纪的文学趣味，“对托尔斯泰再也没有兴趣了”，“我渐渐发现了福克纳的矛盾、海明威的英雄主义、川端康成的颓废、乔伊斯的呓语和卡夫卡的象征的魅力，这是一种危险的试探——来自深渊的力量是黑暗的，我好像次发现小说还可以这么写，同时也发现了人居然有这么坏，更致命的是我还接受了这样一个教训：因为人类无法改变现状，所以这种绝望是可以接受的。我立刻获得了一个孤儿的地位，感到茫然无措”③。在另一篇创作谈忆及大学生活时，北村说：“那时，我像大家一样，会为图书馆的一次阅读忧伤，为一部旧电影的人物命运流泪，中间伴随着一种幸福感，使我四年如一日地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涯。四年我连篇累牍地写下了许多小说和理论，我可以想象，这些幼稚的文字在我当时的眼中肯定特别生动，原因在于我的激情还未成为疲倦，希望还未成为绝望，我对人生有信心，对我写下的每一个字就有信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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