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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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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复旦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丛书中的一种，主要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诚如编者所述，进入新世纪的新时代，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得到全面的发展进步，特别是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体系，并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事务的大量增多，对完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本书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些问题提供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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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复旦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丛书之一。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社会发展为线索，从社会治理所涉及的不同方面描述了我国社会变迁的历程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梳理了新时期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理念的重大发展，聚焦社会治理的理论和相关领域的实践，展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带领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卓越成绩，也结合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探讨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未来愿景和深化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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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彭希哲，复旦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在人口与老龄社会、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劳动就业与社会性别等领域开展教学和科研。
范丽珠，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社会人口所所长。研究涉及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和发展经验、全球化与宗教变迁、一带一路的文化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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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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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中国社会发展与治理进入新时代/1
章.中国人口发展与老龄社会的应对/12
第二章.新时代中国城镇化发展与人口迁移流动服务管理体系构建/40
第三章.我国妇女儿童与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与未来挑战/58
第四章.中国婚姻家庭模式的变迁和家庭政策/83
第五章.精准扶贫与新时期乡村振兴/115
第六章.中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139
第七章.中国社会基层组织形式的发展与演变/164
第八章.当代中国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198
第九章.作为民众生活方式的中国民间信仰/226
第十章.逐步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248
第十一章.重大突发公共风险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280
后记/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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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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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国社会发展与治理进入新时代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和基础，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的概念。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对社会发展和民生事务进行管理是一个政府重要的行政功能，而处理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的制度体系也就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治理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社会治理体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期，我国社会治理以社会管理的形式存在，其主要特点表现为社会资源以计划配置为主，社会整合以行政手段为主，社会事业由国家或集体包办，并以户籍制度控制人口的城乡间流动a，政府管理、政府包揽、政府统管的高度一元化管理。与这种社会管理相适应的是国家通过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来具体实现对社会成员的资源分配、福利提供、社会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人口大流动和城镇化进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等改革开放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都涉及传统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导致利益主体和诉求更趋多元，社会阶层分化，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重构，社会矛盾也日益复杂。原有的整体性和平均化的社会利益结构和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并直接影响到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随着农村村民自治逐步完善，城镇社区管理模式也开始出现，我国社会治理经历了从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到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过程。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标志着城市社区建设的启动。同时，1998年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都对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奋斗目标；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七大报告次明确提出了“社会组织”一词，将包括“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等在内的各种称谓进行了统一，并对它的性质、功能、作用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社会建设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十八大报告还明确了要加快建设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专设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一章，以“社会治理”取代以往的“社会管理”，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的领域之一。《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原则性的改革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两者的区别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覆盖的范围不同。“社会管理”在实践中往往被理解为政府无所不包，“社会治理”则聚焦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二是“社会治理”相比于“社会管理”，更突出地强调“鼓励和支持各方面的参与”，强调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而不是政府管控的作用。三是“社会治理”更加强调了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的理论来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与基本国情。要深入领会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理论体系，就有必要了解我国社会发展的历程、现状和未来趋势，了解涉及社会治理方方面面的基本态势，把握社会治理各领域和具体事务的未来发展完善的空间。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理念上的重大发展。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逐渐探索形成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不同，社会治理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并强调政府管理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相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个提法在“十三五”规划提出“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增加了“共治”，体现了治理的核心理念。
与此同时，志愿者和志愿服务也逐渐得到发展，201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八部委共同印发《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组织体系、志愿服务项目体系和住院服务管理体系，以促进我国志愿者工作的全民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处在持续的变革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既有关于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也有对社会治理实践的具体指导和统筹谋划，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体系。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的社会治理体系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基于这样的思路，本书试图从不同的方面描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讨论在相关领域社会治理的发展脉络。由于社会发展是一个宏大的话题，关乎我们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以作者的学识和本书的篇幅不可能穷尽，只能选择重要的方面做一些相对深入的探讨。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制度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考虑到本丛书的完整体系并避免过度重叠，本书以中国社会形态和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为线索，聚焦人口发展、迁移与城镇化、婚姻家庭模式、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心态、社会基层组织形式、民间信仰等出现的新样态与新问题，回顾我国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发展历程，结合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探讨新时代社会治理与社会制度建设的方向和未来愿景。
人口众多是中国基本的国情。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通过计划生育项目的开展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的人口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如人口增长模式从高出生高死亡过渡到低出生、低死亡，巨量的人口迁移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人口年龄结构的逐渐老化，地区差异的持续存在等。本书章对这些人口发展进程和态势进行了整体性的描述和分析，对人口发展的未来走势做了预测，并聚焦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影响，探讨了立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家庭伦理、人口经济大国等基本国情之上的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中国方案。
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是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重要形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进程伴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以户籍制度为主要载体的城乡隔离体制的改革，成为我国当代重要的社会治理改革之一。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带给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书第二章考察了中国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和人口迁移流动治理体系，重点讨论了户籍制度及相关社会政策的改革。
新时代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进步是社会的主流，社会各种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和发展进步也得到必要的关注，这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亮点，也是社会得到善治的一个层面。本书第三章讨论了我国妇女儿童发展与残疾人保障等方面的进步，在全面梳理社会支持政策的基础上，梳理了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践行儿童优先发展理念、建立完整的残疾人社会支持体系等领域的发展情况，分析了新时代我国弱势群体保护方面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我国的婚姻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户规模在城市和农村都呈现出不断小型化的趋势，家庭户数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人口增幅，各种新型家庭模式逐渐出现。家庭的传统功能如赡养抚育等正在弱化，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时期和转变着的社会形态中顽强地延续和发展着。本书第四章通过比较近几十年来家庭发展的基本数据系统描述了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过程，讨论了家庭在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延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设计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探索更为合理的家庭政策的可行性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在我国取得巨大的成就，减少贫困人口的目标被纳入社会治理的各种行动方案中，全面脱贫已经成为近期政府的重要工作。第五章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党和政府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政策和行动，回顾了我国反贫困的历史和成就。本章对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的理论和实践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在短短五年内，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使得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本章还讨论了未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对我国农村发展的意义。
本书第六章总结了我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发展与改善。我国的社会保障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通过局部地区或保障内容的试点，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再完善顶层设计并全面推广，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初步建成了世界上覆盖人群广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的特点是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体现了党和政府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落实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中，用制度体系保证全体人民都能够持续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在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将进一步地改革、完善和发展。
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结构与治理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演变，从单一的单位制到不断探索多元共治的模式和路径，这也是本书第七章关注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次明确提出了“社会组织”一词，并对它的性质、功能、作用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此后各种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稳步推进，发展迅速；中国村居委会和政府之间的角色关系不断调整，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必然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的理念和方式的诸多变革，其未来发展关系到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全局。
在经历一系列社会变革的背景之下，中国人的整体心态集中折射了他们对生存和发展的感受，也构成了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基本要素，这是第八章讨论的问题。整体而言，中国人表现出较高的政治信任，对中央政府一直保持很高的信任度，但地方政府尤其是公务员的公信度还需进一步提高。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有各种社会问题出现，造成中国人主观幸福感逐年上升的同时，在不同的群体之间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的差异，有待进一步改善。除了经济、家庭及健康等个人变量外，社会在公平、公正方面的完善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四十余年来，民间信仰首先在实践中得以恢复，并伴随着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曾一度销声匿迹的学科复建而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受到普遍关注。第九章梳理了作为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与实践是如何纳入社会治理之中的，各地各级政府以及民间社会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地方工作时对民间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指导，初步确立了民间信仰事务的“归口管理”原则，各地方根据社会发展现实所做出的民间信仰社会化管理措施的探索，令传统的信仰与实践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正面力量。唯有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才能落到实处。
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是一种改革理念的升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创新不是指政府管理社会的内容、方式或手段等的创新，其实质在于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对社会组织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治理主体多元并进、客体多样化存在发展，社会基层治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社区活力与社区秩序的张力问题。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体现之一在于公众参与，居民自治与社区共治的良性运行就是当下我国社区基层治理工作中的一剂良方。本书第十章还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思路，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风雨同舟、众志成城，正在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也再一次证明了我国政府动员与基层社会参与有机融合的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第十一章分析了疫情防控中社会治理的经验模式和创新探索，包括坚持党中央领导，彰显党建引领制度优势；强化基层疫情防控工作体系，激活社区防控工作机制；三社联动凝聚社会力量，织密织牢社区防控网；因地制宜部署完善常态化防控条件下的社区服务；运用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手段，提升疫情防控的精准化。这一章还讨论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常态化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基层风险防控治理所出现的新的特点和趋势，不断创新发展更为科学有效的以全周期管理为基本理念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和模式，以保障经济健康运行和社会有序发展。
中国以实现经济起飞为重要标志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整整40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型，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和不断完善的社会形态，成为社会治理良性循环的基本环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新境界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创新性要求，并在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治理形势和环境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点任务和措施。从社会发展不同层面解决与人民休戚相关的各类社会问题，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关切；民生保障制度以及社会治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不仅是增进民众福祉的需要，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不变初心与使命担当。“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从而增强城乡群众对改革成就的获得感，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发挥其优势。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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