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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印交流的方方面面，天竺之国的现代之路
由文艺而思想，从经典而梵佛
如何认识我们*熟悉的陌生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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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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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先生乃一代大家，其学根基深厚，其识远见卓越，其文深入浅出，其人生波澜跌宕，其作品丰赡广博。我们邀请三位近年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学者以主题立意，精选其相关散文、随笔，编就三册并撰写长文，以便于读者依循路径，领略各自奥妙。《梵佛间：金克木说印度》由木叶编选，分中印之间、现代天竺、艺文杂识、梵佛究竟四辑，对邻邦印度的精神解析透彻，对中印交流的阐述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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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金克木
（1912—2000），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生于江西。1930年至北平，1935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1938年至香港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执教于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和湖南大学。1941年至印度加尔各答中文报纸《印度日报》任编辑，1943年于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印度古典。1946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教授。著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旧学新知集》《蜗角古今谈》《孔乙已外传》《风烛灰》等，译作有《通俗天文学》《印度古诗选》《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摩诃婆罗多插话选》等。
木叶
原名刘江涛。生于北京，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供职于《上海文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一星如月看多时》《水底的火焰》《先锋之刃》，编有废名集《少时读书》。2006年获中国时报文学奖·诗歌评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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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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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取全后，所余仍为全”（序） 木 叶/001
辑一 中印之间
越过艰险道路而结成的和平友谊 003
我们学习过印度的科学 009
印度语言、文学、艺术给我们的影响 017
古代中印外交关系 030
到印度去的古代中国旅行家 035
法显、玄奘、义净 042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055
鸠摩罗什 062
到中国来的古代印度翻译家 067
万古长青的友谊 075
辑二 现代天竺
试论近代英印冲突的政治文化意义 083
略论甘地在南非早期政治思想 102
略论甘地之死 125
创造的统一 140
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 143
黑洞亮了
——从译泰戈尔诗赠徐迟谈起 152
印度画家阿·泰戈尔的美学思想略述 162
印度阿旃陀壁画 186
印度文化古城贝纳勒斯 191
辑三 艺文杂识
印度文学
——人类文化的一所宝库 201
《印度古诗选》序 210
《梨俱吠陀》的三首哲理诗的宇宙观 215
《摩诃婆罗多插话选》序 236
“初的诗”《罗摩衍那》 251
《三百咏》引言 264
印度的绘画六支和中国的绘画六法 269
略论印度美学思想 274
辑四 梵佛究竟
《梵佛探》自序 293
古代印度唯物主义哲学管窥
——兼论“婆罗门”“沙门”及世俗文化 300
印度哲学思想史设想 316
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 332
《蛙氏奥义书》的神秘主义试析 355
附：《蛙氏奥义书》 378
佛学谈原 380
关于汉译佛教文献的编目、分类和解题 385
《心经》现代一解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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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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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取全后，所余仍为全”（序）
木 叶
乔达摩·悉达多出家前曾婚娶，妻子名叫耶输陀罗。他成为佛陀后，心存爱恋的耶输陀罗想以儿子罗睺罗打动佛陀，于是逗着罗睺罗去找佛陀，还曾对孩子说：“你去跟你父亲要求‘遗产’，他有我们都没有见过的宝贝！”于是，罗睺罗跟在佛陀身后说：“佛陀！请施给我您的‘遗产’吧！”终于有一天，佛陀对弟子舍利弗说：“我不喜欢给他不真实的幸福和财宝，我所希望给他的是无量宝，所以，舍利弗！请你就收他出家，让他做僧团中初的沙弥。”后来罗睺罗成为了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密行。
初得知这一细节，我好奇于其真实度，近日在一本关于佛陀十大弟子的书中再次读到，触动我的则是其中的说法：遗产—无量宝。一个宗教的创始者，一个觉悟的人，能给亲生之子什么“遗产”呢？答案是出家修佛（之法），而非金银珠宝屋宇器物。这一幕或这一说法很可能经历了演绎，不过，实在动人，充满了象征性，意味着一种相互辨认，一种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精神接续。而佛教本身又何尝不是在诸多“遗产”中展开自身，对于梵语文化，对于婆罗门教，对于印度当时的社会思绪以及修行方式，有所承继，亦多有破立，并将这种传承扩展到更广阔的人群以及地域。
约是大学二年级时，我有一段日子比较着迷于汉译梵文典籍以及印度现代文学，而今想起来应是出于对《奥义书》和《摩奴法典》比较单纯的好奇，而一路看下来，印象鲜新的则是《罗摩衍那》，虽看得谈不上多么仔细，语句之柔韧与迷人，故事之浩瀚，一直记在心间，还有便是感慨于诗歌可以写如此之长，当时朋友提醒说，《摩诃婆罗多》不是更为包罗万象么。这是一种怎样的遗产？年轻时，发狂似的阅读世界各国的诗歌，荷马史诗也悠长、磅礴而酣畅，但那种气息与印度两大史诗“完全”不同。我深深感到梵文以及印度的神秘。几乎在同时，也细读了《吉檀迦利》，不知是更喜欢诗歌本身还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于泰戈尔身旁的那些志趣缤纷的中国知识人。这又是什么样的遗产？一种凛然，一种魅惑。
陈寅恪不止一次提及竹林七贤与佛教的渊源，《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之“清谈误国”篇中具体指出：“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义。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陈寅恪认为“竹林”非地名，亦非真有什么“竹林”，王戎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共作竹林之游，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当然，有人持不同看法，然而佛陀的“竹林精舍”确乎在前，且影响颇著。后来看了更多的资料，发现佛教和商业以及权力者有着广泛深入的因缘，无论在印度还是我国均如此，悄然丰富了我对佛教及其仍在不断生长的“遗产”的理解。
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人讲起《爱莲说》之远意很可能源乎佛教。钱锺书便认为，“以莲揣称高洁，实为释氏常谈”，此外或许与道教亦不无关系。周敦颐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实则，并非“独爱”，印度人早已喜之重之。至于，“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则非但将人与大自然相融会，更是将儒家的君子形象与莲花巧妙结合，寥寥数语，构成了一种对理想人格的塑造。这也令我深思，中国儒家（包括宋明理学）、道家等思想和域外思想的相互渗透，也就是说文化遗产和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锻造和生发。
八年前，在《上海书评》的一篇文章中读到，美国学者那体慧大胆提出：早于玄奘的译本《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并非出于鸠摩罗什之手；依据玄奘传记，他在四川获授《心经》约为公元六一八—六二二年，而印度现存梵本《心经》注则出现在八世纪左右，明显晚于玄奘译本；推论《心经》早是从《大品般若》中抽取一些段落，再回译成梵文，而回译者就是玄奘本人。——《心经》系中国人“伪造”？当时看了，震撼，疑惑，而后又浏览几篇相关文章（那体慧的书较迟才得见），进一步打量关于佛教的一些定论以及未定之论。同时，也不由得联想到我的一位同学。我们一进大学就成为了好友，二十岁的样子，他便表示来日要写一部《玄奘传》，为此看了许多关于佛教，关于印度，关于大唐的书，并与我有过探讨。这也激发了我写一本《王羲之传》的念头。雨打风吹，春天随着春天而去，我们都食言了。但我知道，努力未曾止息。每个有志进取的人，均可能形成自己小小的传统，那也是自己留给下一时刻的自己的“遗产”。有时你还要校正它，甚至颠覆它——为了更好的自己，更锋锐的自己……
以上这些，看上去与金克木先生没有直接的关联，却又关系非常。在他的文章中，我得知“印度”这个名字是玄奘确定下来的（可见当初读《大唐西域记》时的粗疏），也让我对身毒、天竺、信度、印度等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他所著《梵语文学史》中，我重新感受了“初的诗”《罗摩衍那》的丰饶，以及它与《摩诃婆罗多》的异同，而自后者中“独立”出来的《薄伽梵歌》成为了印度教的一部圣典，还有就是戏剧名篇《沙恭达罗》和大史诗的渊源；《读徐译〈五十奥义书〉》，可以说是突出地体现了他行文的一大特点，即，纵横于中国与印度、东方与西方、原典与新思，有参详，有评批，有遥想；就我有限的视野和理解，金氏《〈心经〉》现代一解》，在相关文字中是言简意赅而又引人入胜；他以自己的语言之利指出，“空”与数学上“零”的对应关系，二者在印度语中是同一个字，而“零”（0）正是印度人贡献给人类的极轻盈而又极重要的文化财富；我还很喜欢他多次提及的“转识成智”之说；他还指出，泰戈尔不是用英语也不是孟加拉语，而是用梵语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说，这是我不曾想到的，尽管还不是很确定……正是透过金克木，以及陈寅恪、徐梵澄、季羡林等大家和一些专家，我们得以接近梵与非梵、佛教与非佛教、印度与非印度的更多质素，以及奥秘。
黄德海所编金克木《书读完了》版出了一段时间后，我曾拜访史学家朱维铮先生，谈及此书，他神色欣慰。如今，我也有缘来编一个金克木先生的选本，也就是这部《梵佛间》。有人说，为了弄清楚一个事物，好的方式就是去写一本关于它的书。或许，为了更清晰地了解梵与佛、中与印，抑或金克木这样的人，编选一本书也不失为一种尝试。
本书分为四辑，辑一名为“中印之间”，文章均出自《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一书。辑二是“现代天竺”，重在“现代”，从英印冲突讲起，并涉及思想、诗歌、绘画、古城胜迹等，甘地和泰戈尔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重头篇章，二者又辐射出颇多时代、社会以及思想的流转。辑三“艺文杂识”，偏于更为久远的历史与传统，这部分关于文艺的绍介与思考大多更为形象而可感。辑四名曰“梵佛究竟”，直指本书的主旨，或许也是深邃的部分，兼顾了古代印度的宗教、宇宙观、哲学思想和梵语本体，以及佛教中的关键问题。如果说辑重在钩沉与铺陈史实的话，接下来的三辑则重在探勘，解析。
为尊重原著，书中的数字、标点、译名和一些习惯表达，一仍其旧。有几篇文章原含注释，简明起见，从略。凡作者已标明写作时间的，均保留，其余可知发表时间者，均注明，为以示区分，发表和出版时间均置于括号内。
二〇〇〇年五月，生命已来到了尾声，他仿佛预感到了什么，写下《黑洞亮了》一文：“从前我曾经夜夜眺望灿烂的星空，作一些遐想，对那些发光的明星很想多知道其中的奥妙。抗战一起，我和天上的星星朋友也就分别了。哪知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不发光的星引起天文学家的注意了。一九六七年给它们命名为黑洞。其实那不是洞，也是星……”在晚景，他不断书写，创作，重新接续并发扬了自我的遗产，自我的小传统，并将之置于时代的明暗、壮阔与跌宕之中。
他是一个诗人，学者，翻译家，教师，杂家，猜谜的人，也正因了不一样的身份和经历，他才会自我解嘲“愧对文坛陪座末”，会自称“无端佛国寄萍踪”，会有感于“人间何缘见法华”，亦会深谙“漫天星斗一灯孤”。他还曾写道“西行有尽即东还”，语境中的西与东是具体而切近的，或许亦可移来指称印度与中国，印度是中国的西方，中国和印度尚有共同的西方，而再往西，又会回到中国，回到印度……进而言之，西行因无尽而有尽，东还既是回到自我，也是另一种西行。终究，又无所谓东，西，南，北，无不是在世界中运行，在未知未明的宇宙中运行。我们渺小，但不妨碍勤力，所有的勤力与创造可能只获取了点滴，但那也是我们的一己之全；纵使全然地、淋漓地失败了，那也可堪视为一种盛开；又抑或有了看似饱满整全的收获，那依旧是点滴，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开端的物事。总有一种大于我们的东西存在，存在于未来，却也是一种遗产，不断赠予，不断收回，无以名状却又令人神往，在某一刹那仿佛《奥义书》中所言，“全中取全后，所余仍为全”。
此书编毕，回首金克木的一生，不禁想到他在年仅二十四岁时那心事浩茫的诗行：
星辰不知宇宙。宇宙不知人。
人却要知道宇宙，费尽了精神。
二○一九年六月
越过艰险道路而结成的和平友谊
布和竹杖的故事 在公元前一百多年，我国汉朝时候，有个著名旅行家叫张骞。他做了当时皇帝汉武帝的使者，到中亚细亚一带去。路上走了十几年，后到了当时叫做“大夏”的地方（现在阿富汗的境内）。他回国以后作了一个报告，提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说，他在“大夏”看到了四川的布和用竹子做的手杖，很觉奇怪，就打听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当地人告诉他，这是从南方一个大国来的。那个大国名叫“身毒”（古代念做“捐毒”）。张骞认为四川的货物既然能运到南方的大国去，这个国家必定是在中国的西南方，而且中国西南部一定有一条道路通到那儿。布和竹杖能从四川到“身毒”，又从“身毒”运到“大夏”，一定是有商人经过那条路。照这样看来，从中国到西方的外国去，除了他自己走的“西域”（其中包括现在的新疆）一条路以外，还有西南一条道路。因此他建议派人试探走这条新路到“身毒”去，然后从那儿到“大夏”。汉武帝听了张骞的话，就派人到西南去。历史上记载说，这一次使者由四川分四路出发，到了云南，没有打通这条到“大夏”去的道路。不过这是指政府所派的人当时没有走通，运输布、竹杖和其他商品的人民是还在继续走那条道路的。
这个大国“身毒”就是印度。张骞的报告和后来汉朝使者到印度的事是中印关系的古的可靠的历史记载。这段故事记在我国伟大的历史书《史记》里。
印度有一部很大的古书叫做《摩诃婆罗多》，是一部很长的史诗。里面提到“支那”的马，“支那”的兵，等等。还有一部很长的史诗叫《罗摩衍那》，其中也提到“支那”。又有一部讲法律、政治、风俗习惯的书叫《摩奴法典》，那里面列举外国人时也说到“支那人”。佛经里列举六十四种书时也提到“支那国书”。“支那”就是印度人称中国的名字。不过这些书的年代不能确定。书虽然是公元以前的，可是书里有很多后来加入的成分。我们无法断定这些提到中国的诗句，是公元前还是公元后写进去的。因此，我们只能说，我国《史记》里记的张骞的话是中国和印度来往的早的记录。
当然，中国早接触到的“身毒”可能只是印度的北部，而印度古书所说的“支那”也可能只指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地区，只指中国的西南部分。印度上古时期的文化中心在它的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印度河的名字本来是“信度”（也记作“新头”“辛头”“新陶”），在印度以外的人就用这个名字称呼印度。“身毒”这个名字也是“信度”的译音。至于叫中国做“支那”，一般人推测这是我国秦朝的“秦”的译音（西方人多半也这样叫中国）。中国和印度人民开始来往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公元前一二百年），算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物质文化的交流 在上古时期，国家和国家或部族和部族的来往都是从战争和交换物品开始的。中国人民跟印度人民一开始就是由彼此交换物品成为朋友，却没有发生战争。这是很可珍贵的友谊。可是两国之间，在来往的初期，除了前面说过的四川布和竹杖以外，还交换过什么东西呢？这一方面的历史记载很缺。
中国有很多东西是从“西域”（新疆和中亚细亚）传到内地的。这里面包括了印度的出产。但是史书上往往不加分别。
从印度古代的物品名称可以看出有些东西是从中国去的。
丝绸是我国特产，很早就发明出来了。印度也产丝绸，但古代往往叫丝织品做“中国布”“中国衣”。旗子也叫“支那”，大概因为是绸子做的。丝的生产是从中国传到印度去的，这一点已经有学者考证了；不过，什么时候，从什么道路，怎样传去的，这些问题，因为史料缺乏，还没有确定。
钢，在古印度语言中也叫做“中国出产”，很可能炼钢术也是从中国传到印度去的。
有一种樟脑在古印度叫做“中国樟脑”，可见与我国有关系。
铅，古印度也叫做“支那”，就是中国。还有个名字叫“中国板子”，又叫“中国铅”。
印度古文中把一种线，一种布，叫“支那”。
一种谷物，我国的黍或稷，在印度古文中也叫“支那”。
梨树在印度有个名字叫“中国王子”。据说中国在公元一世纪时曾送过桃树和梨树到印度去。
“支那”在古印度也是一种鹿或羚羊的名字。
瓷器是我国的著名出产，印度北方话把瓷器叫做“中国泥土”。
纸是我国的重要发明。有人考证我国的纸曾经传入印度。但是印度古代不用纸，书是刻在树叶子上面的，所以不能肯定从前印度人民利用过中国纸并且学会了造纸术。
砂糖，照中国《新唐书》记载说，制造方法是从印度学来的；可是现在印度人把白糖叫做“中国的”。是不是这里面有“交流”的痕迹呢？
还有花生在现在印度北部有个通俗名字叫“中国的杏仁”。这个名字又是怎样来的呢？
从上面所列举的看来，在印度名字上带着中国字样的东西都使人猜测到是中国传到印度去的。好像我们的“胡椒”等名字上带着“胡”字表示是外来的一样。当然，单靠名字不能证明就是中国出产，也许同音的字的来源不同，有的本来意义不是指中国。可是有些名字的确指出两国之间的关系（例如丝绸）。同时我们可以想到，还有许多东西的交流，既没有记载，也没有在名字上加上出产地名的“商标”。两国之间的物资交流，一经开始就会不断地扩大，生产技术方面的互相学习也会随着发展。可是古代历史家常常忽略了这些平常的人民的来往，不作记录。我们现在所能够提出来考证和推测的不过是其中的极少的几件罢了。
我国的《前汉书》记载了从汉武帝起中国和印度西北部的“罽宾”（现在克什米尔）发生了外交关系。书中并且记下了那儿的出产，有各种草木、五谷、竹、漆、蒲陶、文绣，金、银、铜、锡做的器具，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玑、珊瑚、琥珀、璧流离等，还记载有印度南部出产的大珍珠、奇石、犀牛。不过古书所记早从印度到中国来的珍宝、白玉、玛瑙、水晶等，都是当时贵族所得到的，人民之间一定还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中互通有无的交换。《后汉书》记的印度出产就包括铜、铁、铅、锡、细布、好的毛席、香、蜜、胡椒、姜、黑盐等。
中国和印度的来往是从人民的物质文化交流开始的。
中印交通的道路 崇高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山脉横隔在中国和印度的中间。有一条大河从中国的西藏发源，经印度的东北角流到印度境内，这条大河在我国叫雅鲁藏布江，在印度叫布拉玛布德拉河（意思是“梵子河”）。但是这条河并不能作为通航的路线。
中印两国人民在古代往来要克服高山和大海的障碍。
山和海以外的道路要经过广大的森林和沙漠。
我们的祖先和印度人民的祖先用勤劳和勇敢，决心和毅力，打通了极其困难的自然障碍，结成了两千年不断的坚强的人民友谊。
人民所开辟的道路是怎样的呢？在汉武帝这位皇帝没有找到的道路上人民早已在行走了。这条道路经过一些什么地方呢？
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来，从中国到印度去只有三个方向的道路可走。
向西走的路线要经过新疆到苏联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区，然后从现在的西巴基斯坦或印度西北角的克什米尔进入印度（这条路线在新疆境内还可分为南北两路）。经过的路程大体上是：从甘肃西部出玉门关和阳关，沿着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唐代叫图伦碛）的南北两面，西行过葱岭，然后转向南到印度。这条路要经过“西域”的许多国家，路上不但要克服自然界的困难，还要通过一些政治上的关口。这是一条极长的陆路。
向南走要搭海船去南洋，再由南洋向西到印度洋孟加拉湾，在印度的东南部入境。这要经过长期的海上航行，也要通过一些国家。
还有第三个方向，向西南去。这就是汉武帝想打通而没有做到的路。这要从云南经中国和缅甸的边境地区，在印度的东北角入境。这条路线上有极大的原始森林，就在今天也不是一条畅通的道路。古代中印来往究竟经过印度和缅甸之间的什么路，现在还不能考定。此外还可以从西藏进印度。这要越过喜马拉雅山，还要经过尼泊尔（据说大约公元四至五世纪时曾有二十多个中国和尚经这条路到印度，印度一位国王还为他们修庙）。西藏和内地交通是到唐朝才发展起来的。唐朝有个和尚玄照到印度去经过西藏和尼泊尔，他是先走西路然后转入西藏的。那时西藏叫做吐蕃，是个很强大的国家。在唐朝和宋朝时代西藏虽然和印度有了较密切的来往，可是西藏和内地的交通还是极困难的。所以这条西南路线只能算做中国西南部地方和印度来往的路线。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来说，这不是到印度去的经常道路。
我国古代的人民要从长安（西安）、洛阳或南京、广东等地出发，通常只有往西经“西域”的陆道和往南经南洋的海道，才可以到印度。走这两条路来回所需要的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往往要几年。
《史记》和《汉书》记载的，中国在公元前一世纪时和印度的交通，一方面和印度西北部克什米尔来往，一方面也到了印度东南角的“黄支”（现在叫冈吉瓦兰，属马德拉斯邦），就是走上面说的西路和南路。
印度朋友到我国来也是走同样的道路，经历同样的艰险。
古代交通工具非常简陋，陆上主要靠步行和骑马、乘骆驼，海上只有帆船。要穿过高山，越过沙漠，渡过大海的惊涛骇浪，没有决心、勇气和毅力，没有克服各种困难的智慧，是不能做到的。
如果两国人民间没有深厚的友好感情，没有互相学习、互相沟通有无和彼此帮助的心意，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冒极大危险走这样的长途了。
古代“西域”各国对于中印友好关系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们不但是交通要道上的桥梁，而且有许多东西是他们从印度吸收了以后才转到内地来的。新疆各兄弟民族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我们应该重视的。西藏人民长期和印度人民来往，吸收了不少印度文化成分。云南、贵州、广西的兄弟民族在我国和印度的接触上也必然出过力量。我们和印度的经济来往、文化交流不是只由汉族进行的，其中也有许多兄弟民族的贡献。
在中亚细亚（苏联和阿富汗），在尼泊尔、巴基斯坦，在缅甸和印度支那半岛各国，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如果当地人民不给中国和印度的旅行家以友好的协助，中印交通也就不会这样悠久和广泛。
我们从中印来往的道路就可以看出中印两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勇敢和彼此之间的友情；看出我国的各民族真正是一个大家庭；看出我国和亚洲许多国家之间在历史上久已存在的和睦的邻居关系。
（一九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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