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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王世贞史学研究(修订版)“论世衡史”丛书 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代表著作

書城自編碼: 3628197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文学理论
作者: 孙卫国
國際書號(ISBN): 9787220121548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4-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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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中国历史上多元学术佼佼者王世贞
在私人修史之风大盛的明代
他的史学思想为何独树一帜?
他的史学实践为何宏愿难成?
他的史学影响为何影响至今?

本书以王世贞的仕途生涯与治史历程为考察线索
系统介绍了王世贞的史学理论、史学实践和史学成就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爬梳王世贞*有著述的相关材料
客观公允地评价了王世贞的史学地位和史学影响
进而*示出传统史学在传统社会末期的发展轨迹与困境
內容簡介:
中国历史上多元学术佼佼者王世贞,在私人修史之风大盛的明代,他的史学思想为何独树一帜?他的史学实践为何宏愿难成?他的史学影响为何影响至今?
本书以王世贞的仕途生涯与治史历程为考察线索,系统介绍了王世贞的史学理论、史学实践和史学成就,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爬梳王世贞*有著述的相关材料,客观公允地评价了王世贞的史学地位和史学影响,进而*示出传统史学在传统社会末期的发展轨迹与困境。
《王世贞史学研究》(修订版)*面而翔实地研究了王世贞史学的诸方面:论述了王世贞的时代背景和他的仕途生涯,王世贞与当时诸首辅的关系是否影响他的史学著述历来有不同看法,作者正是通过探讨王世贞的仕途生涯,在有关章节中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系统介绍了王世贞的史学理论,包括他的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理论和史学批评思想;探讨了王世贞的史学实践,包括他的明代史学批评与考证、明史著述与研究;论述了王世贞史学的影响,包括对明清史家以及对朝鲜的影响。
關於作者:
孙卫国,湖南衡东人。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所和历史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并获得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8)、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1)。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朝鲜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自1994年以来,多次赴韩、日进修语言和访问研究。2001年7月到2002年元月,为韩国高丽大学客座研究员。2005年9月至2006年7月,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明清史,明清中朝关系史与海外中国学,在海内外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目錄
序一/001
序二/004
绪论/001
一、王世贞年谱 006
二、研究王世贞史学的论著 007
三、研究王世贞的学位论文 009

章 王世贞生活的时代与生平/014
节 王世贞生活的时代背景/015
第二节 王世贞的生平与仕途生涯/029
一、王世贞与严嵩 033
二、王世贞与张居正 043

第二章 王世贞的史学理论/067
节 王世贞的史学思想/068
一、经史关系的探讨 068
二、历史是连续发展的 075
三、迥异于时的正统观 078
四、审时度势的人物评价标准 089
第二节 王世贞之历史编撰学理论与史学批评思想/096
一、史书重因循模拟 097
二、对史书体裁与范畴的意见 100
三、史书三分法与官私修撰 105
四、王世贞对中国历代史书的批评 107
第三章 王世贞之明代史学批评与考证/120
节 王世贞从事史学批评与考证的原因/122
一、学风之转变与时代的影响 123
二、王世贞朋友之间的影响 126
三、明代史书之状况与王世贞的心志 129
第二节 王世贞对明代诸史之批评与辨正/131
一、对明代“国史”之批评与辨正 131
二、对明代“野史”之批评与辨正 153
三、对“家乘”之批评与考订 183
第三节 王世贞史学考证的原则与方法/189
一、国史、野史、家乘参互比证 190
二、重视撰者心术与作史动机 196
三、比附前史者皆证其误 200
四、疑以存疑 202
第四节 《史乘考误》以外之考证/205
一、《弇山堂别集》中之诸《考》 205
二、《四部稿》及他书之考证 207
第五节 王世贞考证史学之评价/212

第四章 王世贞的明史著述与明史研究/219
节 王世贞的明史著述/220
一、王世贞明史著述的四大类别 221
二、《弇山堂别集》及其对《史记》的模拟 235
三、《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之内容与体例特点 251
四、王世贞计划中的明史与《弇州史料》 266
第二节 王世贞的明史研究/283
一、对明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283
二、对宦官专权与宗藩膨胀问题的探讨 286
三、对明代政治与党争的研究 292
四、边疆问题的探讨 302
五、新掌故史料 306
第三节 王世贞明史研究的特点/308

第五章 王世贞明史学的影响/314
节 王世贞明史学对明清史家的影响/315
一、张萱与王世贞 316
二、沈德符与王世贞 319
三、谈迁与王世贞 326
四、钱谦益与王世贞 331
第二节 王世贞明史学对清官修《明史》与朝鲜的影响/349
一、清官修《明史》与王世贞 350
二、王世贞对朝鲜的影响 359

附录一 
王世贞著作目录表 366
附录二 
征引与参考文献目录 381
一、中文目录 381
二、外文目录 400

后 记/402
修订版后记/407
內容試閱
王世贞的生平与仕途生涯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天弢居士、天弢道人,而在其所作碑铭文论赞中,又自称弇州生、弇州居士、弇山人。南直隶苏州府太仓人。其世系传承,王世贞自称:

吾王之先自即丘子讳览、诸孙文献公讳导,传其子讳某。世世贵显,至五季而有讳仁镐者,为吴越王镇海节度衙推,居严之分水,遂为分水人。世孙宋左司谏讳缙有名臣称(阙), 传至讳梦声,薄元德,不肯取膴仕,仅应行省辟,为吾吴之崑山州学正,几四十年,遂为崑山人。后割隶太仓州,徙为太仓人。皇祖考讳倬,历官至南都少司马,以政术行谊为弘治、正德间名臣,赐祭予葬。皇考讳(阙),至都察院右都御史,历督抚蓟辽诸军,更六大镇,为嘉靖名臣。

王世贞自称“世世贵显”,其祖父王倬(1447—1521)、父王忬(1507—1560),在明代皆显赫一时。王倬,字用俭,号质庵, 历官山西道监察使、广东右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后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忬,字民应,号思质。久任巡抚、总督,曾南面击倭闽、浙,北边破虏蓟、辽,累官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嘉靖三十八年(1559)蒙古骑兵自潘家口突破长城防线,大掠遵化、蓟州一带,当时,王忬督师蓟、辽,以失职下狱,次年十月弃市。王世贞弟世懋,字敬美,亦有文名。
王世贞幼而聪颖,号为神童。十五岁受《易》于骆行简,骆氏与王世贞父王忬同举于嘉靖十年(1531)乡试。十六岁王世贞作《宝刀歌》,有“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血战黄沙漠”之句,骆氏认为他日后定会以文章名世。嘉靖二十二年(1543),王世贞中应天乡试,为举人,时年十七岁。但接着考进士却失败了,首次进士落第。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王世贞再次参加会试,中二甲第八十名进士。当时与王世贞同榜的有:李春芳为状元,张居正为二甲第九名,还有杨继盛、汪道昆等人。不久,王世贞被授予官职,先观政大理寺,后授刑部主事,从此踏入仕途。
但王世贞仕途并非一帆风顺,终其一生,他的仕途两起两落, 大体可分为五个时期:时期为自中进士后,任职刑部主事与外迁青州兵备使时期,自嘉靖二十六年到三十八年(1547—1559), 其间九年为郎官而不迁,入仕初期就不太顺利。第二时期乃次在家闲住时期,嘉靖三十八年(1559)六月,其父王忬以边疆失事被逮,王世贞闻讯即自劾罢入都,一直到隆庆元年(1567)穆宗为王忬平反,官复原职,次年王世贞方再获起用。第三时期为仕途较为顺利时期,隆庆二年(1568)四月起为河南按察司副使,后改山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一直到万历四年(1576)王世贞任职郧阳巡抚时,受到杨节弹劾,被推任大理卿,王世贞未赴任而家居。第四时期为第二次家居时期,自万历四年(1576)被劾家居,到万历十六年(1588)赴南京兵部侍郎任,在将近十二年的岁月里,王世贞虽有几次被推任,但终究未出家门。其间更投身到好友王锡爵女儿王焘贞门下学道,对仕途心灰意冷。第五时期为短暂的顺利时期,万历十六年(1588)王世贞赴南京兵部侍郎任,到十八年(1590)三月,王世贞致仕归家。王世贞一生两起两落,仕途跌宕,后虽官至南京兵部侍郎,亦不过是闲职,并没有取得真正的实权。王世贞自二十二岁中进士,到六十五岁致仕,在其四十三年的官宦生涯中,真正任职的官宦生活,只有不足二十二年时间,约占其一半,而另一半时间则一直闲住。王世贞实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个案,仕途如此不顺,究竟其原因何在?
正如前面提到,明代是个封建专制王朝,不仅政治上专制,而且文化上也专制,以程朱理学钳制学人思想。任何人都无法逃脱 这样的时代,王世贞尽管进士及第,但看重的不是乌纱帽,反而是作为文人的身份,常常与诸新科进士诗赋唱和,聚会结社,臧否时政。中国封建文化和政治传统中原本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 而明代又是个“反智”的时代,朱元璋的“文字狱”及其对士人设置的种种限制,如在国子监建明伦堂卧碑,刻上限制士人活动的条文,这是设法控制士人的典型表现,而且贯彻明代始终。终王世贞一生,可以说他始终是作为一位士人在活动,中年以后,更是士人群体的领袖,独主文坛二十余年,是明嘉万时期文人的代表人物。
具体来说,王世贞一生中,对其仕途影响甚大的有几位人物, 严嵩、高拱、徐阶、张居正皆是权倾一时的首辅,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王世贞的仕途。王锡爵指出:
公(王世贞)尝屈指前后所忤三相国:分宜(严嵩)睚眦杀人,入其网无能脱者;新郑(高拱)褊而敖于言,尝力持其《讼冤》《请急》二疏不肯下,既而悔之,知其无他肠也;若江陵(张居正)则且忤且合,以飞箝钓饵杂出中人,手书不时至,皆款款输心道旧语,计未有以绝之。
实际上,王世贞未获任何首辅重用。这与王世贞写《嘉靖以来首辅传》有何关系?王世贞在对诸首辅进行评价时,其个人恩怨是否影响他论史之公平?探讨这些问题,不仅能了解王世贞的生平事迹,还有助于理解王世贞的治史原则与治史心术。下面就以王世贞与严嵩、张居正的关系为例,来讨论他与诸首辅的关系。
一、王世贞与严嵩
王世贞与严嵩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围绕他们二人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对王忬之死严嵩应负何种责任;二是严嵩被列入《明史·奸臣传》与王世贞是否有关。长期以来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意见,略论之如次。
王世贞举进士后,却不谒馆试,因为“耻从柄臣道地”。当时其父王忬告诫他:“士重始进,即名位当自致,毋濡迹权路。”王世贞牢记父亲教诲,入仕以后,对权贵始终敬而远之,对文人社团却极为热心。王世贞重视作为文人的身份,而作为文人重视自我的追求与个人价值身份的肯定,这种肯定不是官场的职位,而是在文人社团中的地位。而这种社团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初入仕途的王世贞不是谋求高官厚职,而是充分展示文人的本色,广交天下文士。
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王世贞以进士入大理院,次年为刑部郎,即参加京师王宗沐等人组织的诗社。不久,授刑部主事。嘉靖二十八年(1549),与李攀龙交往,从此诗文唱和无虚日。王世贞诗文皆好,在文人社团中声名鹊起。王世贞自言:
余为郎燕京时,颇得游诸名隽间,而诸名隽独盛于庚戌(1550,时王世贞二十五岁,中进士三年)之对公车者。若吴兴徐子与(中行)、武昌吴明卿(国伦)、广陵宗子相(臣)、南海梁公实(有誉),以气谊相激昂还往,至穷昕夕亡间。未几而豫章余德甫(曰德)、铜梁张肖甫(佳胤)、郢上高伯宗(岱)、吾郡徐子言(诗)亦阑入焉,相与修觞酒觚翰之政。
王世贞与这些新科进士,吟诗作文,间亦臧否时政,但实质上只是文人之间的活动。陈继儒称之“以刑曹郎与李于麟诸子日相唱和,名夺公卿间”。《明史》称:“世贞好为诗古文,官京师,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相唱和,绍述何、李,名益日盛。”在文人社团中,诸新科进士意气风发,毫不掩饰,“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年轻气盛,既觉得当时无人,亦不以权贵为意,自然也就容易得罪他们。而王世贞相当自负,随着文坛上声名日盛,士人间互相激宕,有议论之曰:“都人士聚而叹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公益自负,强项如故,而又性不能曲事权贵人,往往肮脏守法。”可见,一开始,王世贞就热心文人社团活动,对于权贵不肯曲意奉承,在政治与文化双重专制的明代,注定王世贞仕途的坎坷与不平。王世贞对自己仕途的坎坷有深切的体会,道:
然余往者则已有一时名,既名日以削,而宦日以薄,守尚书郎满九岁仅得迁为按察,治青齐兵,此其意将困余以所不习故。於乎!即令余未见嫉,司命削其官,与田父、猎徒角寸阴于南山之下,又不可;而使之御魑魅、咏山鬼,亦有以自乐也,乌在其为困哉!
自古文人的秉性即有不事权贵的风范,王世贞以文人而自负, 因而引起权贵嫉恨,使得他仕途上陷于困境,无法施展才干,王世贞也就只得自我解嘲了。王世贞首先是一个文人,而他在随后的岁月里,又多年担当文人领袖,文人的身份注定了他仕途的坎坷。对权贵不依附、不逢迎,反而处处唱反调,而对文人则大加笼络。王世贞平生看重的是作为文人与史家的身份,无论是吟诗作文,还是修史以传之后世、藏之名山,都是文人的志向,所以王世贞志向更多的是希望成为一流的文人与一流的史家。正如前面提到,王世贞入仕后,就热心于文人的社团活动,后来与李攀龙同为天下文坛宗主。李攀龙去世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明史》称: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地望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
天下文人皆奔走于王世贞门下,王世贞对此非常看重,尤重视提携后进,奖掖不遗余力。陈继儒称之:“公之奖护后进,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己出。”王锡爵亦赞之:“尤好以文字奖掖人,后生初学每得公一言品题,一面倾吐,则或希声射影,传相引重……以故人皆归心。”王世贞作为文坛领袖,对后学有循循长者之风,故在文坛有极高的威望。在“反智”高涨而专制的明代,文坛领袖注定是被摧残的对象。
王世贞为刑部主事时,有一阎姓犯人藏在当时权贵锦衣卫陆炳家,王世贞竟从陆炳家把他抓走,陆炳求首辅严嵩说情,王世贞竟不予理睬。初严嵩鉴于王世贞的才气,有意笼络他,王世贞不仅不领情,反而故意讥讽。王锡爵言:“时分宜相当国,雅重公才名,数令具酒食征逐,微论相指,欲阴收公门下,公意不善也。”而文人间的唱和,颇令严嵩顾忌,王世贞自言道:“吟咏时流布人间,或称七子,或八子。吾曹实未尝相标榜也,而分宜氏当国,自谓得旁采风雅权,谗者间之,眈眈虎视,俱不免矣。”严嵩是权臣首辅,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谓“旁采风雅权”,严嵩想控制他们,这正是“反智”的一种重要表现,因为他是掌权者,所谓“有位者必有德”,但王世贞等人并不服从,故严嵩就要借机打击他们。更何况王世贞故意不买严嵩的账,令严嵩相当不满。多年后王世贞回忆这段时期的事情时,写道:
嘉靖中,余守尚书郎,九岁不迁,当自劾罢。客有过者, 谓贵人申申而詈:子非吴中小儿耶?奈何阔武膺视,不置长安睫间也?而又多使酒骂坐,抵掌谈说世事。一二少年嬲之不休,夫夫安能自罢!客谓:“吾子敖士也。”余愧谢无有。因忆曩者不自怿,间从历下小妇索苦满引,实不敢作步兵眼孔向人。性畏热,伏时从曹中还,以急谢谒剌,不善捉发,晨恒令家人捉之,以故蓬解不受栉,腰腹小肥,磬折差碍耳。即使酒骂坐,与世龌龊争长,岂真能为敖者。
由此可见,王世贞生性有一种傲气,所谓“使酒骂坐”“谈说世事”,正是士人历来的特性,而他这种性格正是当政者所难容的,是“反智”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遭当权者忌恨的,故而他一直备受压制。但王世贞并没有从这种事情中吸取教训,他始终与严嵩对着干。沈德符从另一角度谈及这个时期王世贞与严嵩父子的关系,“王弇州为曹郎,故与分宜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质(忬) 方总督蓟辽,姑示密以防其忮,而心甚薄之。每与严世蕃宴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会王弟敬美继登第,分宜呼诸孙切责,以不克负荷,诃诮之。世蕃益恨望,日谮于父前,分宜遂欲以长史处之,赖徐华亭(阶)力救得免”。后来同榜进士杨继盛弹劾严嵩十大罪,严嵩不仅未动毫发,反而将杨继盛处以斩刑。杨继盛夫人上疏求救,王世贞亲为润色疏文。临刑前,杨继盛托孤于王世贞。杨继盛问斩以后,王世贞祭奠并亲为其收丧,“严氏微闻之,意不乐”。严嵩几度“意欲引置公为重,数近而公数远之,终不能笼公”。几度接触,王世贞皆不为所动。正因如此,严嵩在等待机会,以惩处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大才子”。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犯大同,并围困北京达八日之久,而严嵩指令党羽丁汝夔、仇鸾坚壁清野,勿与俺答战,这就是“庚戌之变”。次年正月,锦衣卫经历沈炼即上《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策》疏,直接指陈“今虏寇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弹劾严嵩父子“十大罪状”。严嵩不仅未受丝毫损害,大学士李本在严世蕃的授意下,票拟圣旨,将沈炼杖责并流放塞外保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其党羽以“捕诸白莲教通叛者,窜炼名籍中,以叛闻,下兵部议尚书许论不为申理,嵩竟杀之,籍其家”。王世贞父亲王忬获知严嵩曲杀沈炼经历,非常气愤,“复对众指斥其奸,嵩闻知愈加切齿”。于是严嵩就寻找机会,报复王世贞父子。
嘉靖三十八年(1559),王忬以滦河战事失利,诏逮下狱。王世贞当即辞官,与弟王世懋日在京师,托门说客,求乞于严嵩及诸权贵,但终没有结果。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其父被杀。王世贞扶柩归乡,从此归隐不出。王世贞认为其父被杀乃严嵩落井下石的结果。隆庆元年(1567),王世贞向同榜进士、内阁大学士李春芳上书,谈及其父被杀原因时说:

至于严氏所以切齿于先人者有三:其一,乙卯冬,仲芳兄(杨继盛)且论报,世贞不自揣,托所知为严氏解救,不遂。已见其嫂代死疏辞戆,少为笔削。就义之后,躬视含殓, 经纪其丧。为奸人某某文饰以媚严氏。先人闻报,弹指唾骂, 亦为所诇。其二,杨某(指宣大总督杨顺)为严氏报仇,曲杀沈炼,奸罪万状,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间有指斥。渠误谓青琐之抨,先人预力,必欲报之而后已。其三,严氏与今元老相公(徐阶)方水火,时先人偶辱见收葭莩之末。渠复大疑有所弃就,奸人从中搆,牢不可解。以故练兵一事,于拟票内,一则曰大不如前,一则曰一卒不练,所以阴夺先帝之心而中伤先人者深矣。预报贼耗,则曰王某恐吓朝廷,多费军饷。虏贼既退,则曰将士欲战,王其不肯。兹谤既腾,虽使曾参为子,慈母有不投杼者哉!

这是王世贞向李春芳进言严嵩之所以迫害其父之原因,所以王世贞认为其父被杀,严嵩是应负责任的,这一点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但王忬被杀,严嵩是否起了为关键的作用呢?王世贞是否亦认为严嵩对其父之死应负全部责任呢?对此学术界则有不同的看法,试细论之。
王世贞自始至终认为其父被杀是严嵩“阴夺先帝之心而中伤” 的结果,是故对严氏父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而初王、严两家并无深仇大恨,只因一件件小事积忤成仇,以致后有杀父之恨。即便如此,王世贞觉得后决断还是出于世宗之手,以他作为史学家的眼光,他自然知道世宗的处事风格,王世贞论及世宗及严嵩与世宗的关系,道:
当是时,上深坐宫中,欲以威服远摄连率大臣,时时有所逮讯,若阮鹗、吴嘉会、章焕等多从重典。虽甚亲礼嵩而不尽信之,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而嵩与世蕃能得其窽,欲有所解救,则必顺上意极詈之,而婉曲解释,以中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称其微露若与彼亲者,而以冷语中之,或触上所耻与讳,上更为之怒。以是,卒不能脱其笼络而威福益广。
王世贞认为严嵩深得帝意的根源乃是他摸透了世宗的脾性, 故能巧借世宗皇帝之手而达到其打击政敌的目的。但有关大事的决断皆出自“圣裁”,是由世宗本人决定的,王世贞对这一点也是深信不疑的。范守己也称:世宗“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哉”。可见,世宗大权独揽,当时的人是坚信这一点的。因此王忬被杀,王世贞亦知是世宗后决断的。所以事实上,王世贞并不认为严嵩对其父之被杀应负全部之责,而是指出他确实有推波助澜、落井下石的责任,所以他说严嵩“阴夺先帝之心而中伤先人者深矣”,这是王世贞怪罪严嵩的原因。
王世贞与严嵩既有此仇恨,而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等史书中,又掩饰不住对严嵩的贬斥与厌恶,又有言在明末清初广为人知的、丑化严嵩的戏剧《鸣凤记》是王世贞所作,清官修《明史》则将严嵩定位奸臣,入《奸臣传》,于是,学术界咸认为严嵩被定为奸臣,与王世贞有直接的关系。即便当代学者,如美国学者苏均炜、新加坡学者李焯然和江西学者曹国庆等皆有此论。他们都有自己的立场,也举出了各种史料予以支持,例如李焯然就说严嵩对嘉靖一朝亦有许多功绩,而他所重用之臣并非全是无能无德之辈,不能一概抹杀。且言:“严嵩对世宗皇帝,他可以说是一个忠臣。而在外廷,面对政府的官员,他是一个权臣。严嵩的忠, 是鞠躬尽瘁、俯首听命的忠,这也是在世宗这种皇帝底下可以存在和得到信任的‘为臣之道’。”又说:“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我们认为严嵩对世宗的举动是过于奉承和谄媚,那么,严嵩的忠也可以说是庸。如因为这样便说严嵩是奸臣,是过分苛刻的。”所论甚是。不过,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从另一角度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意思,王世贞也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严嵩就是奸臣,评断人物也较为客观。
而清修《明史》,即便是秉承了王世贞《首辅传》的评断,而将严嵩列入《奸臣传》,也不能将责任推到王世贞身上。究其原因: 一方面,清修《明史》有其取舍标准,前人的资料只是参考,故不可太夸张前人的影响。《明史·奸臣传》所谓奸臣之标准是:“必其窃弄威柄、搆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胡惟庸、陈瑛、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莫不如此。二则,重要的是看看严嵩本人的作为,严嵩与《明史·奸臣传》所收录的其他几位相比,所干坏事并不逊色。《明史》称:“嵩无他才略,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炼、徐学诗、杨继盛、周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遣。经、炼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严嵩有这么多的“冤魂债主”,再加上他儿子严世蕃的助纣为虐,故而列入《奸臣传》是罪有应得。三则,明末清初,有关贬斥严嵩的戏剧、小说广为人知,严嵩在民众心目中早已是臭名昭著,或许王世贞在其中起过一些作用,但民众的心态非他一人所能左右,而是自沈炼、杨继盛等诸臣弹劾严嵩以来,民众同情他们的命运,接受并认同他们的观点,逐渐发展的结果。
总之,由于王世贞的不亲附,入仕一开始就把自己处于权臣首辅严嵩的对立面,又因他才高气傲,屡次冒犯严嵩,终成了被打击的对象,成了严嵩“反智”的牺牲品。杨继盛事件、沈炼事件,王世贞父子都表现出与严嵩完全不同的态度,从而更引起了严嵩的不满,严嵩遂从各方面对王世贞加以压制,不迁王世贞官职。他又借王忬领兵失事,将王忬推向刑场,同时也是对王世贞致命的一击。尽管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对严嵩有所讥刺,但因此而将清修《明史》将严嵩列入《奸臣传》的责任推到王世贞头上是不当的,也过分夸大了王世贞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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