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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2019中国四库学研究高层论坛论文集

書城自編碼: 3637226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文化研究
作者: 江庆柏,杨新勋主编
國際書號(ISBN): 9787550634091
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4-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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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四库学研究高层论坛论文汇编
內容簡介:
2019中国四库学研究高层论坛在江苏南京举行,与会学者就四库全书馆与四库七阁制度研究、《四库全书》与地域文化研究、《四库全书》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四库提要研究、《四库全书》本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等议题展开研讨,并于南京图书馆现场观看了馆藏四库底本。该论文集分为四库学研究、《四库全书》本研究、四库提要研究、文献学研究四个部分,收录论文共38篇。本书精选此次论坛的研究成果,汇为一编,以期推动中国四库学的发展。
關於作者:
江庆柏,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江苏地方文化、清代学术史、四库学。杨新勋,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宋代经学与文化、四库学。
目錄
目录


代序一安平秋 1
代序二程章灿 1
四库学研究

从《四库全书》纂修看乾隆整顿政治秩序张宜弘

“四库分类”中“易学两栖”现象之再检讨
——以《左传》“占卜”实践演进为中心张永超

清代前期宗教政策的学术映射
——以四库提要“释家类”为例刘敬

朱筠上开馆校书折子原因与折子条目试析张俊岭

纪晓岚何以被称之为“一代文宗”吴兆路

简论私家藏书对《四库全书》的贡献曾雪梅

文源阁与《四库全书》刘蔷

编写二百年来《四库全书》研究论著目录的设想与实践
——兼评《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1908—2010)》高远

《四库全书》本研究

《四库全书》底本删改研究
——以《四库提要著录丛书》为中心运宜伟李国庆

稀见四库存目书七种简述江曦

论汪氏振绮堂四世藏书及藏书目录五种的编纂杨洪升

洪刍《香谱》佚文考董岑仕

论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春秋五礼例宗》差异悬殊杜以恒

《国语》四库荟要本校勘记疏补郭万青

魏鹤山治学特色管窥
——《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本《鹤山集》比较研究
尹波郭齐

《翠屏集》版本考朱夜明

明朱升《尚书旁注》版本勘误钟云瑞

《续修四库·集部》作者分布及原因的可视化分析吴思慧

四库提要研究

《四库提要·经部总序》“公理”义初识邓国光

《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属源流考徐胜利董恩林

《四库全书》中《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梳理及考证
王文琦 闫春新

《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礼器图发展演变之总结考论张琪

《四库全书总目·尔雅注疏》考论瞿林江

《四库全书总目》“易纬”提要辨证张学谦

《四库全书总目》佛教讯息探论杨晋龙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提要点校辨误冯英华

张维屏与翁方纲及《四库提要》李福标

四库提要尚书类辨证七则邢伟

《四库提要》本校法讹例录述
——以史部提要为例王婷

四库宋人别集提要辨证四则闫现霞

《四库全书》集部提要订误十二则周忠

余氏《四库提要辨证》订补三则张淘淘

文献学研究

太极图和中华法系的初期形态黄震云

取镕经意铸伟辞,骈俪勾连新风雅
——《诗经摘艳》刍议刘立志

宋朝会要考略顾宏义

小议黎恂《千家诗注》与俗本《千家诗注》鲁秀梅

南图藏四库底本上的私家藏书印江庆柏

古文献学入门读物管见陈东辉

后记
內容試閱
代序一本文为安平秋教授在“2019中国四库学研究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词。
安平秋

感谢主办单位邀请我和我的同事吴国武先生来到南京师范大学参加“2019中国四库学研究高层论坛”,使我们有一次学习的机会。看到会上两大册厚重的论文集,看到许多老朋友,也见到众多新面孔,让我们感受到学术上的深邃与老到,也感受到后起之秀的朝气与犀利。
在清代乾隆年间纂修而成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地整理历代传世典籍的重大行动,具有政治与文化上的双重意义,而它在学术上的影响就更为深远。《四库全书》虽然有许多缺憾,但它有系统、有条理的将古代至清初重要典籍汇聚为一,每书前的提要,对于研究中华文化的各国学者都极有价值。其后,自清代后期至今,围绕着《四库全书》这一主题,或补,或续,或辨讹,或正误,或考订,或研究,出现了一批成果,涌现出众多学者,也形成了一门学问。这次会议的不少论文对此都有涉及与论述。我想补充说明的是,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将故宫所藏文渊阁《四库全书》全部影印出版,使人们得以看到一套完整的《四库全书》和武英殿本的《四库全书总目》,对今天“四库学”的形成起到了推进的作用。今天,在全国范围内,研究《四库全书》的学者越来越多,对《四库全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也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比如有的学校建立了“四库学研究中心”,有的办了专门的“四库学”学术刊物,有的召开了四库学学术会议,有的以“四库学”研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立项。这些,都正在影响着“四库学”研究的走向。
今天这次“四库学”会议在南京召开,有它的特殊意义。从历史上说,《四库全书》的“北四阁南三阁”存藏地“南三阁”中有两阁在江苏(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这是历史的眷顾,也是今天会议的学术渊源。近年来,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由省委宣传部具体组织的一项全省性文化发展战略工程“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正在积极实施中。《四库全书》的研究也正是江苏割不断的文脉之一。而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先生的《四库提要汇辑汇校汇考》在2015年又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
这次会议的东道主南京师范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它在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领域有一批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其中有段熙仲、诸祖耿、唐圭璋、钱玄、孙望、徐复等老一辈大家,也有郁贤皓、李灵年、钟振振、赵生群等当今名家,可说是群贤汇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古典文献专业又是全国高校古委会系统的古文献学本科生五大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办学有特色,课程设置有章法,教师有真才实学,学生功底坚实,这也为“四库学”和古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厚实的基础。通过这次学术会议,南京师范大学的文科建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术影响、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深入发展,都会得到学术界的更广泛的肯定和支持,强大与发展的前景无限。
感谢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感谢这次会议的会务组周到的安排和细致的工作。
预祝这次学术论坛圆满成功。

2019年6月1日于南京

代序二

代序二本文为程章灿教授在“2019中国四库学研究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词。
程章灿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受到邀请,参加2019年中国四库学研究高层论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因为首先,我本人对四库学没有研究,而这个会议上来了国内外很多四库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使我有机会向各位请教、学习,机缘难得。其次,正如高峰院长刚才提到的,这个会议报到的学者就有140多人,提交的论文就多达110多篇,涉及四库学的方方面面,很多论文光看题目,就让我兴味盎然,耳目一新。因此,我认为,这不仅是一次四库学的高层论坛,也是古典文献学科的学术盛会,这个学术盛会在南京、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和南京图书馆召开,有着特殊的意义。
《四库全书》是盛清时代为重要的文化学术成果之一。南京与盛清时代甚有渊源。在今天南京图书馆的对面,隔一条街,就是当年的江宁织造府,也就是康熙南巡时多次下榻的地方,“大行宫”的地名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在伟大的康熙皇帝面前,他的孙子乾隆大概也有一种“影响的焦虑”。既然他的爷爷喜欢住在闹市之地,他就别出心裁地选择住在山林之中,也就是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只有几公里远的栖霞山。在那里,两江总督尹继善为他兴建了栖霞行宫,乾隆六下江南,有五次驻跸栖霞山,分别在亁隆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这五次停留期间,他命名了栖霞山的名胜和栖霞行宫的建筑,题写了匾额,还撰写了120多首古近体诗。这说明乾隆对南京是很有感情的。在他后一次驻跸栖霞山的前三年,即乾隆四十六年,部《四库全书》已经抄完,乾隆四十七年,他明确给内阁下达旨意,“增抄三分藏于南三阁”,于是,有了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扬、镇、杭三城,自然是江南文化重镇,但这里避开了两个重要的地方,一个是南京(江宁),一个是苏州,这正是江苏省得名由来的两个城市。如果乾隆在南京也有一个曹寅式的爱卿,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四库全书》与江苏、与南京的诸多因缘。四库馆臣中与南京有关的人不少,我举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我说的是裘曰修。
从身份上说,他既是纪晓岚的座师,又是早的四库馆正总裁。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他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总裁,不幸的是,他当年就病故了,没有实际参预其事。但是,《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正总裁名下还列有他的名字,“原任经筵讲官、太子少傅、工部尚书裘曰修”。裘曰修本人是江西南昌人,但他的母亲是南京人,他本人多次往来南京,走水路必经燕子矶,他死后出人意料地被追认为燕子矶的水神。这是冥冥之中的缘分。
1983年秋天,我到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报到,开始跟随程千帆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入学的门课,是程先生亲自主讲的《校雠学》,程先生开列的批必读书目中,就有《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说,我的文献学学习,就是从《四库全书总目》开始的。很惭愧,那时候只能阅读《总目》,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看不到全本的《四库全书》,只能看到台湾商务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至于全套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多年以后才有机会看到。当时资料之有限,眼界之狭窄,回想起来,不禁愧叹。今天不仅可以方便地读到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还可以看到文津阁影印本、文溯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丛书》《四库未收丛书》《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等所谓“四库系列”大型丛书也相继面世,极大地扩充了四库学的文献资源。与此同时,四库电子本以及相关的各种电子数据库也相继问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流传越来越广,使用越来越方便。总之,研究资源的增益,文献视野的开阔,研究领域的拓展,倒退三十多年前,这是难以想象的。
正是在这样的物质文化条件下,我们看到,今天的四库学研究,不仅横跨四部,旁及七阁,而且深入到稿本、底本,乃至抄写用套格纸等实物层面和物质文化层面的研究。明代末年的张岱,曾把南京城南的大报恩寺塔称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四库全书》也可以称为“中国的大古书,乾隆的大宝物”。
作为官方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无疑是乾嘉学术的代表,乾隆无疑是《四库全书》的灵魂人物。研究《四库全书》,就是研究乾隆的文献学思想,就是研究大清盛世的精神、物力、功令和才略,“四库学”研究所具有的综合性、跨学科的文化学术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南朝梁元帝有一篇赋中写道:“夏始春余,叶嫩花初。”在这样美好的季节里,我们聚会在一起,商量旧学,培育新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衷心祝愿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衷心祝愿各位同仁学术日新,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从《四库全书》纂修看乾隆整顿政治秩序
张宜弘
(太原市图书馆,太原030024)

摘要: 乾隆在位期间,清王朝进入了全盛阶段,达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峰。在他的主持下,由纪昀、陆锡熊等纂修完成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官修丛书。其纂修背景、纂修思想、纂修过程以及对著作的选删标准等,无不体现了乾隆帝的治国理念和对社会秩序的认识和构建。本文从“王锡侯”案和“徐述夔”案着手介绍了乾隆帝整顿政治秩序的情况,旨在通过研究《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进一步加深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识。
关键词: 《四库全书》整顿吏治政治秩序

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征书时开始算起,历时近十年到乾隆四十六年方才编定完成的部《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纂修既是康乾盛世下文化繁荣的产物,同时又是乾隆帝从政观念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投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中期乾隆帝借纂修《四库全书》对政治秩序的构建。
1736年乾隆帝刚刚继位时,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已近百年。此时,王朝初期的朝气与活力早已丧失殆尽,乾隆帝在继位初期迎来的就是鄂张党争的局面。至乾隆帝纂修《四库全书》之时,清朝官僚机器已然僵化,乃至于乾隆三十七年下令各直省督抚开始征书之时,百官受文字狱影响竟无人响应,只有贵州巡抚觉罗图思德在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收到谕旨,时隔半年后,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回复道“黔省无可采书籍”。面对此种局面,纂修《四库全书》不仅是乾隆帝为宣扬自己文治武功的形象工程,同时也是其整饬吏治的重要措施。

一、 朝廷对纂修伊始往返迟滞的斥责
乾隆帝在乾隆三十七年首次下诏令直省督抚、学政加意购访书籍,一般被视为是纂修《四库全书》的发端。在乾隆帝三十七年的谕旨中中国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页。,我们似乎只可见乾隆帝至意念典勤求,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之意。

但征书谕旨下发之后犹如石沉大海,并未惊起半点波浪,各直省督抚、学政似因前期文字狱的影响深恐获罪于己而并未奏覆,只有贵州巡抚觉罗图思德在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收到谕旨后时隔半年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回复道“黔省鲜有撰述,可邀圣明采择”中国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页。。乾隆三十七年十月时,乾隆帝面对各省督抚学政“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的无人上奏局面时,似乎并未在意,仍下旨令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督抚采买刊书梨板。中国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页。这表明乾隆帝似乎执意要纂修一部“沿流溯源,悉载全文”的丛书,并未根据臣工的“不反应”而改变。

而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再次下令催促各省速行征书,在十月份谕旨中乾隆帝认为此事所办“殊为推迟”的原因出于臣工的怠慢。因此其在谕旨中说道“或各督抚等因前后适遇调任,受代因循,未及悉心董率,又或疑陈编故册,非如民生国计为刻不容缓之图,因以奉行具文,徒致往返迟滞”中国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6页。,并专门指出北五省与江浙地方为书籍多之地。

乾隆帝十月份谕旨下发后随即得到各省督抚的响应,山东巡抚十月三十日收到谕旨,十一月初三日遵旨覆奏“数月以来,据各属缴到书籍二十一种”中国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页。,直隶总督十月二十七日收到,十一月初七日覆奏“通行各属,于所在地方加意搜访”中国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页。。湖北巡抚十一月十三日收到,仅隔一天在十一月十四日就回复到“臣查本年三月接奉谕旨,当即檄行各属加意访觅,兼就郡邑志乘,广为查购”中国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页。。各省督抚、学政在收到乾隆帝催促购采遗书谕旨后,至多不超过一个月,短则一日(湖北巡抚陈辉祖)即立刻回奏。关于所办迟滞的原因,各省督抚均解释为“部帙无多,恐未周知”,如直隶总督上奏“伏思一省之大,搜罗日久,仅只得书四部,且卷帙不多,恐属访求未遍,是以暂缓陈奏”中国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页。。

此后,各省督抚虽纷纷响应乾隆帝访购遗书的号召,但其所采进书籍大多均为聊以塞白。在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谕旨当中,乾隆帝说道“各省奏到书单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数种,聊以塞白……卓然可传者,竟不概见”中国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7—68页。。为此乾隆帝在上谕中痛骂臣工“因循搪塞”,各省督抚“视为具文”,地方官“奉行故事”。乾隆帝认为各省观望不前的原因在于:
必系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手干碍,预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中国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8页。

在此道谕旨当中,乾隆帝指出官僚机器僵化的原因,各省督抚均恐所献书籍违碍,从而降祸与身,因此畏首畏尾。此时乾隆帝极力渲染自身“办事光明正大”,认为藏书家收藏其书为“甚无谓也”,在“违背忌讳字面”一事上,只是“文人著书立说”不关政治,就是“字义触碍”也只是“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同时软硬兼施,向天下臣工说明,如果此时不上书的话,那么之后性质就转变为“有意隐匿收存”,随后乾隆帝再次点明江浙大省,并给予半年为限。
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次令各直省督抚学政访购书籍,此时无人奏覆或时隔半年方为奏覆,这说明此时各省督抚并未将访购书籍一事放在心上。随着乾隆帝的再次降旨,各省督抚虽纷纷回应,但所采进书籍却寥寥无几,大多均为聊以塞白。地方大员此前长时间的无人回应和乾隆帝催促办理之后均于短时间内纷纷响应,但访购书籍却寥寥无几的情形,都显示出地方大员往返迟滞、空言塞责的局面。纂修伊始就令乾隆帝大为恼火,同时乾隆帝也借此看到,随着王朝的兴盛,官僚机器正在逐渐僵化。为此乾隆帝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不断整饬吏治,构建由清廷主导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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