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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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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1919-1929年间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置于近代上海城市史、近代商人团体史演进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主要以近代报刊史料、地方文献、口述史料为重要资料来源，以历史学实证研究方法为主，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首次对该团体的兴起、形成和建构、运行过程、组织形态及其衍变、在20世纪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慈善等领域的主要活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力图突破单纯的社团史研究范式，尝试将社团融入到近代上海城市史的大环境中加以叙述，形成了若干新认识。通过研究，本书全面探讨了民国时期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产生、发展及衰落的全过程，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重大历史活动、性质及其影响，更加丰富了近代商人团体史、民国上海史的研究内容，对推动商人团体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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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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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南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并于1998-2000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2001年9月-2002年6月在香港浸会大会担任“亚联董”访问学人。长期在华中师范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百余篇，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反响。其中，《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获教育部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两次荣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和***精品教材奖，合作主讲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中国近代史》，指导的博士论文有三篇获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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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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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1）
一、城市史研究中的上海史（2）
二、继承与创新：商人团体史研究如何深入（8）
三、记忆与评价：上海马路商联会的史料及其研究（13）
四、结构与逻辑：本书的框架铺排与主要内容（29）
章 风云际会：上海马路商联会的兴起（37）
一、地方史的展开：从“小苏州”到“大上海”（38）
二、五四运动与上海马路商联会的兴起（58）
三、从抗捐到争权：马路商联会兴起的诱致性因素（83）
第二章 多样化建构：各马路商联会的创立与发展（上）（97）
一、抗捐斗争中出现的商联会（98）
二、公共租界其他商联会的成立（116）
三、商联会中的“优等生”：南京路商联会（137）
第三章 多样化建构：各马路商联会的创立与发展（下）（148）
一、从法租界商联会到法租界商总联会（148）
二、法租界各路商联会的创立与发展（157）
三、华界各商联会与南市商总联会（168）
四、上海马路商联会的多样化建构（196）
第四章 组织衍变：商总联会的形成、分立及重组（200）
一、从分散到集结：抗捐与争权斗争中商总联会的形成（201）
二、一分为二：商总联会的分裂（207）
三、从分立到合并：商总联会的重新统一（227）
四、政治色彩浓厚的非法人中小商人团体（235）
第五章 草根性社团：上海马路商联会的组织形态（241）
一、商联会的组织特点（242）
二、商联会的基层选举（246）
三、合纵连横：商联会与同业公会、同乡会的交叉和互补（262）
四、若即若离：上海商人组织网络的复杂关系（267）
第六章 争权和维权：商联会与租界当局的斗争（274）
一、商联会与市民权运动的深入发展（275）
二、“乔杨案”：商联会与同乡组织的合力应对（309）
三、 “陈阿堂案”：商贩之死后的抗争（319）
第七章 在商言商：商联会与中小商人的经济利益（342）
一、上海铜元危机与商联会的应对（342）
二、商联会与租界华商拒贴印花税票（360）
三、反对电话加价和声援房客运动（384）
第八章 隔空喊话：商联会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表达（411）
一、华盛顿会议前后商联会的抗争（411）
二、商联会的反贿选斗争（426）
三、江浙战争中商联会的反战态度及行动（443）
四、五卅运动中商联会的积极响应（460）
五、南北对峙中的上海马路商联会（478）
第九章 与邻相恤：商联会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492）
一、行小善：举办街区公益事业（493）
二、守望相助：维护街区公共治安（504）
三、恤邻济灾：商联会的社会救助事业（512）
第十章 曲终人未散：商联会的重组（529）
一、马路商联会的政治化步调（530）
二、亦迎亦拒：商民协会的筹组及结局（538）
三、改组和抗争：并未结束的消失（544）
结语（554）
附录一 各路商联会的创立及存续时间表（559）
附录二 马路商联会组织演变情况简表（563）
主要参考文献（565）
索引（576）
后记（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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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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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密歇根大学著名教授罗兹 · 墨菲将上海称为“现代中国的钥匙”，他连续用了两个“中心”来赞誉上海在中国的作用——“上海一直是从城市发难以至席卷全国的经济变革运动的中心”，“实际上成为整个长江流域的商业中心”，用了三个“之一”来称羡上海在世界城市中的地位——“主要的世界都市工业中心之一”“全世界前列的五大都市或六大都市之一”“世界上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当然，上海也是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因为“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两种文明在近代上海接触和碰撞，“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1991年，章开沅先生在为乐正博士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作序时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了解上海，就不可能真正地、深刻地、完整地了解中国近代史。”我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过程中，似乎也从未绕开过上海史。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上海自晚清以来，对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产生了或显或隐、或重或轻、或急或缓、或直或曲的影响，不仅如此，作为近代中国为活跃的历史舞台，一幕幕历史活剧也在上海上演，有些事件，看似微不足道，却“于无声处”挥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些团体，看似细小，却“曲径通幽”似的勾连起大的历史，五四运动后兴起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就是一例。表面上看，它只是中小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以商业街区为活动范围的民间社会团体，在商人团体林立的上海，不足为奇，但仔细观察，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舞台上，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不仅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全局性事件中积极声援，在反对江浙战争、反对曹锟贿选等重要事件中主动发声，在反对租界当局越界筑路、争取华人市民权的地区性事件中谋求作为，在“乔杨案”“陈阿堂案”等维护华人权益的具体事件中彰显了强大的能量，而且在维护街区商业秩序，兴办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上倾力投入，其风头甚至盖过同一时期的上海总商会。这就是近代上海的魅力，上海处处皆历史。
我开始关注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多少有些偶然。1998年9月，我有幸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合作导师蔡少卿先生的指点下，进行近代行业组织的探讨。为了充分搜集资料，我不仅北上京城，泡在国家图书馆，徜徉在近代中国文献的书山中，东进上海，调阅近代上海同业公会档案，而且系统翻阅了近代中国存在时间长的报纸——《申报》。该报每天的“本埠新闻”版，吸引我的眼球。1919年后的“本埠新闻”版上，不同名称的“马路商界联合会”纷纷跳入我的眼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边看边思考，这是一个怎样的团体呢？为何《申报》记者如此重视这个组织呢？而且有关马路商界联合会的记载连篇累牍，可谓不厌其烦，不厌其细。这不能不引起一个历史学者的好奇。
但是，我只能将这种好奇暂藏在心底。由于忙于博士后出站报告的撰写，我无暇他顾。2000年11月，我顺利地从南京大学出站，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进入近代史研究所。我的时间更加充裕了，心底的好奇马上浮上心头。近代史所资料室藏有整套影印本《申报》，我制订了一个系统的计划，决定用三年时间逐日、逐版、逐字地将《申报》上有关马路商界联合会的报道与各种记载、评论，一一录入电脑（托信息化时代的福，我不用像老一辈学者那样“爬”格子，但信息化时代的“原住民们”——年轻一辈的学者自然会笑话这一计划的“笨拙”，不过，“笨拙”的好处却在于录入的过程也就是思考的过程，不像时下那些快餐式阅读，读完了也便罢了）。也许是好事多磨，2001年9月，我应香港浸会大学的邀请，在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简称“亚联董”）的资助下，赴该校历史系访学，并承担了本科生“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学任务，我又不得不暂时中断这一计划。2002年6月，我结束访学回到学校，开始了边搜集资料边开展阶段性研究的生活。几年下来，我竟自得其乐地录入了《申报》上有关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资料300余万字，年复一年地从故纸堆中录入文字本是一份苦差事，何乐之有？这也许就是近代上海的魅力所在，一方面，近代上海史可以看作近代中国大历史的浓缩，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在上海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另一方面，马路商界联合会与上海地方史息息相关。随着资料积累的增多，更为好奇的问题也不断地浮现在脑际：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街区性商人组织何以能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呼风唤雨？历史学者刨根问底的品性使得我对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探讨爱不释手，以至于我一再推迟了其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
2005年，我在《浙江学刊》第6期发表了《民初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简论》，这是我对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进行研究的篇论文，其后，我围绕这一课题先后发表了20余篇论文，涉及该团体的性质、兴起背景、组织洐变及生态、主要活动、历史影响，等等。在将其他课题陆续结项后，我又以上述前期成果为基础，申报了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顺利立项。本以为该项目基础良好，应该很快可以完成，但是，由于非学术性事务接踵而至，先是在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任上，本已“驾轻就熟”，可以较好地兼顾学术与行政的时候，没想到在学校轮岗时被调换到学校科研部门，又从头学做新设立的科研部部长（兼社科处处长），刚刚熟悉这一新工作，又被组织任命为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而且分管教学这一个大摊子，从附小一直管到继续教育，领域广、杂事多，在这一新岗位上，前两年基本上处在边学习、边工作的状态中，对于学术事业，时间真的是太过于吝啬了，我难以有一个完整的日子投入课题研究中，于是，又蹉跎岁月，直至今日。其间，还得力于近代史所的一些研究生，如何亚丽、韩海蛟、刘雅婧、杨美、李庆宇、杨利强、王丹辉、粟晨阳、朱力、赵肖、田军等，他们参与到对《民国日报》有关马路商界联合会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中，何亚丽、王丹辉同学还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题，撰写学位论文，探讨了上海民间商人团体的基层选举，或上海租界市民权运动，受到盲评评委和答辩导师组的好评，本书中有关马路商界联合会选举和市民权运动的内容也有她们的贡献。
本书出版之际，要感谢的人很多，要铭记的事也很多。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为我调阅《申报》《民国日报》等报刊文献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许多国内学术期刊界的朋友们为阶段性论文的发表留出了版面，还有那些为论文发表而盲审的、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的、至今我仍不知其名的专家们！在研究过程中，陈来幸教授特地从日本给我寄来她在神户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论文，使我颇受启发。特别令人难忘的是，2012年我携带一篇与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有关的论文参加了在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举行的第16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商人和中国商业”分论坛上，日本学者久保田教授、顾琳（美籍）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邓刚教授以及一些不太熟悉的外国教授等，在听完我的报告后，表现出了浓厚兴趣，顾琳教授还用中文提了两个问题：①除上海外，中国其他城市是否也有类似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之类的团体？②马路商界联合会与一条街道上从事同一行业的同业公会的关系如何？这两个问题既富有启发性，又具有挑战性，我当时依据所掌握的资料与顾琳教授进行了讨论，在后续研究中，我又重点关注了这两个问题。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艾咏芳和儿子彭嵩颀。夫人一如既往地承担了全部家务，孩子在日本留学期间为我翻译了陈来幸教授的那篇日文论文。没有这样的环境，这本延误了的小书想要出版，恐怕也只能待之于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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