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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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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文化是多元化世界的一部分，全世界珍禽异兽的交流，不断地从异域引进心得动物以及动物知识，是中外动物文化交流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本书的完成，对此主题研究有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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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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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除序言和后记外，主要由四篇构成，即“郑和下西洋与中外动物知识”“典籍中的动物知识与译名”“动物图谱与中外知识互动”等，每篇下有三四篇独立的研究论文。借助明清时期动物知识的交流这一独特视角，对于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做进一步研究。书稿同时配有相关的图片，图文配合，生动活泼，妙趣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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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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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环，男，祖籍浙江鄞县，1957年1月27日出生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明清文化”、“历史文献学?明清文献与文化”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明清文化）、历史文献学（明清文献）、明清以来西学东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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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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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 标题释义
二、时空界定
三、动物文化
四、中外交流
五、研究综述
六、本书结构
编、郑和下西洋与中外动物知识
章、 郑和下西洋与明初“麒麟外交”
一、 异兽呈现：郑和下西洋与海上七次“麒麟贡”
二、 物灵政治：作为盛世瑞兽的文字与图像记忆
三、 “麒麟外交”：明朝天下/国家的意义
四、 本章小结
第二章、沧溟万里有异兽：《西洋记》中的动物诠释与想象
一、文本究原：《西洋记》中的动物描述的资料来源
二、神骏非凡显天威：文本中的“天马”
三、跨境异兽呈祥瑞：外来动物贡品的种类
四、江洋动物寓艰险：海洋动物的意象
五、万国贡物拜冕旒：奇兽象征的盛世瑞应
六、本章小结
第二编、明清间耶稣会士与西方动物知识的引入
第三章、明末清初输入的海洋动物知识——以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为中心
一、承载异域动物知识的地理学汉文西书
二、奇异“飞鱼”的共同观察和不同表达
三、远洋航海中令人恐惧的鱼类
四、大航海时代拟人化的鱼故事
五、本章小结
第四章、殊方异兽与中西对话——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中的海陆动物
一、李之藻刊刻的《坤舆万国全图》：熔铸中西知识系统的首幅完整的世界地图
二、《坤舆万国全图》彩绘本上动物群像及其设计者
三、新大陆动物的描述与新旧大陆的知识互动
四、“嵇没辣之兽”、麒麟与独角兽
五、藩地“屠龙”之说
六、本章小结
第五章、南怀仁《坤舆全图》及其绘制的美洲和大洋洲动物图文
一、南怀仁——康熙时代百科全书式的传教士编译者
二、《坤舆全图》的版本及其所据资料
三、《坤舆全图》绘制的美洲动物
四、《坤舆全图》绘制在“大洋洲”附近的海陆动物
五、本章小结
第六章、康熙朝“贡狮”与利类思的《狮子说》
一、康熙朝的贡狮与《狮子说》的作者利类思
二、作为“狮文化”百科全书的《狮子说》
三、《狮子说》的原本是否亚特洛望地的《动物学》
四、《狮子说》与基督教文化的象征符号
五、本章小结
第三编、典籍中的动物知识与译名
第七章、“化外之地”的珍禽异兽：“外典”与“古典”“今典”的互动——《澳门纪略?澳蕃篇》中的动物知识
一、“禽之属”中的“珍禽”
二、“兽之属”中的“异兽”
三、“虫之属”和“鳞介之属”中“蛇虫”和“奇鱼”
四、借助传统方志分类容纳异域动物新知识
五、本章小结
第八章、东亚世界的“象记”
一、元代文献中的“象记”与“白象”情结
二、明清笔记文献中的“象房”“驯象”与“浴象”
三、《热河日记》中的《象记》
四、日本文献中的“象之旅”
五、本章小结
第九章、音译与意译的竞逐:“麒麟”、“恶那西约”与“长颈鹿”译名本土化历程
一、“麒麟”、“祖剌法”和“徂蜡”
二、没有雄性特征的“恶那西约”
三、音译“支列胡”、“知拉夫”和“奇拉甫”
四、晚清音译与意译的对抗：“之猎猢”、“及拉夫”与“鹿豹”
五、意译名“长颈鹿”的首创与流行
六、本章小结
第四编、动物图谱与中外知识互动
第十章、《兽谱》中的“异国兽”与清代博物画的新传统
一、博物学视野下的《兽谱》
二、《兽谱》中外来异国兽与《坤舆全图》的“异物图说”
三、西学东渐与清代博物画发展中的多元传统
四、本章小结
第十一章、《清宫海错图》与中外海洋动物的知识与画艺
一、深藏清宫中的《海错图》
二、《海错图》的作者聂璜
三、“麻鱼”、“井鱼”与《西方答问》、《西洋怪鱼图》
四、日本人善捕的“海鰌”
五、《海错图》中的“飞鱼”和中西“飞鱼”的对话
六、中西“人鱼”谱系中的《海错图》
七、中西鱼类绘画的差异与互鉴
八、本章小结
全书结语
引用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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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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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标题释义
本书主标题：“再见‘异兽’”之兽，指广义“兽”，泛指狮、象、犀、鹰之类的大型哺乳类、鸟类等珍禽奇兽，乃至各种虫、蛇、鱼、鳖的珍稀爬行类。所谓“异兽”，类似《吕氏春秋》所言：“地大则有常祥、不庭、岐母、群抵、天翟、不周，山大则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则有蛟、龙、鼋、鼍、鳝、鲔。”高诱认为文中除了“不周”是山，其余皆为不同的动物之名。 古人认为“异兽”包括自然动物，两栖类和鱼类和神话动物，包括传说中的神兽，如龙、凤、龟、麟等。“异兽”中还包括外来动物，系跨文化交流的产物。《晋书》卷八“穆帝纪”记述升平元年（357）“扶南天笠旃檀献驯象，诏曰：‘昔先帝以殊方异兽，或为人患，禁之。今及其未至，可令还本土’。” 这里的“异兽”一词是指来自异域能通人心、服役于人的驯象。“异兽”还因与“益寿”谐音，赋予了明清皇帝们美好的想象，因此在紫禁城里出现了大批异兽的造型，如古代器物中的象鼻瓶、双龙瓶、双凤瓶、鹿头尊等，以异兽作装饰的瓶，亦有异兽瓶、益兽瓶或益寿瓶之别称。
本书书名“再见”有三层不同的含义：一是时空意义上的“再见”。无论从动物史或动物文化史，还是从中外动物文化交流史角度切入，中国都可以划分出三个高潮迭起的重要时期。先秦时期。以黄河流域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各域内文化的融汇时期，即上古至春秋战国所谓“中国之中国”的时期；第二时期秦汉至隋唐。秦汉时期，从环境史的角度切入，中国曾经有一个动物生存和交流的昌盛阶段，横贯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隋唐时期陆上丝路由兴旺逐渐走向式微。第三时期宋元明清。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中国从“亚洲之中国”进入“世界之中国”的阶段。15世纪是世界的航海世纪，明初郑和下西洋掀开了海上丝路的新局面。与此两段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外来动物亦频频现身，接续汉唐时代类似“狮子”“大象”“汗血马”等更多的异兽，再次输入中土，这是“再见”的层意义。
“再见”的第二层含义是指文本上的“再见”。即本书研究的动物，并非是对环境史上种种活动着的自然界里实体动物的考察，而多是讨论文献中的动物，即已经文人和画家手下创造的“异兽”之文字或图绘，应该算是实体动物之外的的再次表达，系文化上与“异兽”的再次相遇。
“再见”的第三层含义是对符号性动物的再诠释。为间接性或设定的东西，即我们所认识的动物文化，类似黑格尔所言：不是事物层直接性的表达，而是其间接反映过来的现象，我们想讨论的不仅仅是其表皮或帷幕，而是在其里面或后面蕴藏的本质。 “再见”的第三层含义比较复杂，不是指直接认知的具象的原生动物，而是间接的认知的带有符号性的动物。本书所讨论的动物文化，不是如镜面的直接性反射，而是动物世界的另一个的奇幻空间。换言之，这是对动物文化的一种再认识和再诠释。
二、时空界定
动物史的思考，首先也需要对历史做时空界定。本书主题关涉“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讨论的时空范围大致在“明初”至“清中期”。“明清”之“明”，是以15世纪大航海时代前奏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首航的1405年正在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关键线索。 起始于永乐三年（1405）的郑和下西洋作为本书“明”的起始点，“清”的下限大致在18世纪的乾隆时期。笔者向来不赞成将政治史的重要节点——如鸦片战争，作为其他任何中国专门史——文化史、教育史或宗教史的坐标。在历史的长河中，很难说会犹如旅途之中一般，存在一种客观的里程碑。本书特别强调“明清”，即从中外交流的角度考察，明初至晚清首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时间概念，文化学术不是政治事变，可以由朝廷颁行一道诏令正式开始施行，或一纸禁令而骤然中断。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多将中英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这种由“前近代”迈入“近代”的叙述方式，也被运用到中外交往的历史叙述之中，其分期的标准主要是西力东侵所带来的不平等条约。如果从中外“文明”的大规模相遇，并着眼于中国历史自身的演变轨迹来考察的话，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和16世纪欧人东来，似乎更合适作为中外交往新阶段的一个坐标。
三、动物文化
有关历史上动物和人与动物关系史的记载，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动物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描述，如牛羊的历史、狮子或大象的历史，很多还与蓄养和捕猎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动物史研究主要是讨论人与动物关系史（histories of human and non-human animal relations），即研究动物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如“虎患”研究、近代租界里随着喜好食牛肉的西人逐渐增多而形成了屠牛问题，以及现代社会某些区域存在的狗肉生意等，这些都曾引发过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争执，其间亦有中西知识和文化观念的冲突。历史上人与动物之社会学或文化关系史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几乎成为欧美和中国学界有关动物史的主流研究。从这些角度切入，且已说出了更多、更有意思的话题，亦可以成为欧美风行一时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理论影响和驱动下的广义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这些研究有别于传统生物学（biology）上的动物学（zoology）的研究，属于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或以为可以将之称为“新动物史”研究。
所谓的动物史在欧美学界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相关的学术成果非常丰硕，研究方法和理论也日益精细复杂，已经出现了智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人文史（humane history）和整体史（holistic history）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2007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琳达?卡洛夫（Linda Kalof）出版的通史性专著《观看人类历史中的动物》，以包括绘画、雕刻、影像和叙事文本在内的各种人类文化文本中动物的表征为中心，揭示了从史前时代到公元2000年间人类如何描述、再现动物以及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该书采用了传统的欧洲史分期：公元前5000年的史前时代、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500年的古代、500—1400年的中世纪、1400年到1600年的文艺复兴时代、1600年到1800年的启蒙运动时代，以及1800年到2000年的现代性（modernity）时代。她还与利物浦大学的中世纪史教授布丽吉特?瑞索（Brigitte Resl）合作主编了六卷本通史《动物的文化史》，该书也采取了类似的历史分期，每一卷都围绕象征主义、狩猎、驯化、娱乐、科学、哲学和艺术这七个主题，探讨相应历史时期内动物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中不断变化的角色。
动物有记忆，动物与自己的语言，动物会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代代相传，动物有自身的文化行为。本书研究的动物文化，不是动物的文化行为，而是以研究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为出发点。马逸清在《中国虎文化》序言中指出“动物文化，是指具有动物形象和内容的文化，它是人们按照动物的外部形态和生态特点，并依据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需要塑造的诸多社会文化现象，这包括和动物有关的语言文字、书法绘画、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宗教信仰、民族习俗等等，这些和动物有关的文化，无论精神的或者是物质的，都是人们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创造的。” 简言之，动物文化是人类改造动物的成果，在物质、精神和制度等方面的体现，亦属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
与动物打交道曾是先民生活的主要内容，心智的发展，尤其是先进狩猎工具的使用和组织化制度的出现，使得人类对抗动物的能力大大提高。人们在与动物的长期交往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动物文化。尤其是农业革命之后，人类开始懂得种植和驯养。驯养技术的广泛使用，使人类获得了控制其他动物的能力。羁傲不逊的狼成了忠贞不二的狗；旷野里的野猪成了圈圈栏里的家猪；原野上奔走的野牛和野马，被套上了羁绊，关到了狭小的畜栏内，开始了终生的劳役；失去天空的鸿雁成了人类求婚的礼品；离开了山野的原鸡，也成了满足人类口腹的白洛克和九斤黄。甚至类似象这样的庞然大物，也成了人类运输的工具，在战争中起着一种巨型战车的作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数量可观的动物资源，其中珍藏着古人对动物的认识和研究，成为保存和探究动物文化的重要资料。动物文化与人类的心理思维、宗教信仰、生产生活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研究历史上的动物文化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人类温饱之余，终于有了闲情逸致，他们把狮子老虎捕来，不再吃它们的肉，而是看看这些昔日的山林之王在假山洼水之间徘徊；把孔雀和鸳鸯关入大笼，让人们观赏它们如何在人类面前继续求偶炫耀、谈情说爱；把野外的画眉和鹦鹉放入笼中，让它们继续欢快地鸣唱。人类从中获得了山林野趣；而帝王则满足于一种世事祥和、祥瑞征兆的心理安慰。在漫长的相处过程中，人类在动物身上寓寄了自己太多的情感，创造出了丰富的动物文化。许多动物已经不再是动物本身，而成了观念动物。
“动物文化”一词，早可能出现在1996年4月7日《北京纪事》刊载的李向阳《动物文化沙龙》一文，不过细读该文，似乎重心在“文化沙龙”一词，又称“动物文化圈”。目前所知，首先注意以“动物文化”内涵的主要是一批研究跨文化交际中“动物词”文化涵义和中外动物“文化词”互译的学者。在汉语表述中，较早在学术论文题名上使用“动物文化”一词的，可能是李君文、杨晓军合著的《东西方动物文化内涵的差异与翻译》（《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但该文还是主要在讨论动物文化词汇的翻译。大约21世纪前十年后期，“动物文化”受到了历史学界的注意，宗丽丽《试论先秦文献中的动物文化与文化动物》（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2009年硕士论文），是较早讨论动物文化史的学位论文。该文的部分首先提出了“动物文化”和“文化动物”两个概念，尝试从一种较为准确的定义入手，来给研究动物文化的相关名词“正名”；其次，将文化动物以文化学、生物学相结合的标准进行分类，把先秦文献记载的动物分为“真实动物”和“虚幻动物”两类。
动物文化是指人类以不同的媒介来塑造人类社会需要的动物形象，动物即是人类的食物、药物、饰物，也是人类智慧和行为模式的来源、驱邪避祟的保护神，是人类话语中常用的符号，甚至是地位的象征。人与动物的交互作用，被编织在一起，成为一种有生命的织品。“动物文化”范围的内涵和外延迄今都还比较模糊，但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1、文化动物与动物崇拜。驯养动物以作食材，以供观赏，在中国古代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从皇家动物园的设置到近现代各大中城市兴建的公共动物园，为民众提供了文化休憩娱乐之所，也丰富了动物文化。动物文化中包含有“文化动物”，如中国的龙，现有的研究将之视为雷电现象的物化，而凤凰，则是太阳的物化，被殷人曾视凤鸟为其祖先的神灵。对于这些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传说中的动物，或称之为“神话动物”、“神化动物”、“精灵动物”， 亦称“观念动物”或“文化动物”。 在古人把动物尊奉为神加以崇拜，是原始宗教中一种普遍现象。由于龙、凤、饕餮、麒麟、天禄、辟邪就是这些动物的代表。由于这些动物常常来无影去无踪，先民们无法看清它们的真实面目，所以这些动物形象和图案早出现时往往只有一个大致的抽象的外形，出于具象化的需要，慢慢才演变为具有多个动物特征的混合体。在20世纪80年代安阳出土的鸟骨中，除了鸡骨外，另有孔雀、秃鹫、雉，其中多的是猛禽鸷鸟。 至今尚存在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河畔年都乎村土族群众中的“跳於菟”，即“跳老虎”，就是一种古老而又极富生命力的动物崇拜的文化遗存。土族继承和保留了古羌部族“崇虎”、以虎为图腾的遗俗。古羌部族认为老虎可以去驱鬼逐邪，给人们带来新一年的吉祥和平安。为什么古人崇拜动物? 崇拜哪些动物? 崇拜它们什么? 在中国几千种动物种类中，为何狮、虎、豹等被崇拜，类似牛、羊、猪、犬、鸡、鸭等普通的常见家畜却较少被神化，受到崇拜呢？都是颇值得研究的问题。
2、动物意象及其历史演变。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动物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不同的民族文化因受其独特的历史地理因素、社会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的影响，有着不同的客观物象，即使是相同的动物客观物象也会引起不同的主观情意。因此，往往会形成具有相对独特含义的动物意象，积淀着浓厚的民族智慧和历史文化因素。意象会演变和转化，特别是在跨文化中外交流中，拥有丰富内涵的动物文化意象的互译可谓重中之重。不同动物所代表的文化寓意，如龙、蛇、马、羊等，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以中西方为例，中国人视狗为低贱的象征，西方则视之为忠诚的代表；羊在中国人心中寓意吉祥温顺，西方尤其是英国，则认为羊生性淫荡邪恶；中国人听到猫头鹰认为不吉祥，是个凶兆，西方则把它视作智慧的化身。白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系统中，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中国的白蛇传说中，她是美丽和正义的象征，而在基督教西方文明传说中，白蛇却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在道教修炼文化的背景下，白蛇又成为修炼思想的体现，产生了蛇精、蛇妖、蛇仙的概念动物。 这种动物的观念化和符号化有时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的以“鹿”代“禄”，以“蝠”代“福”，以“喜鹊”和“鹌鹑”寓意“喜庆”和“平安”，猴骑在马上寓意“马上封侯”，鹭站在芙蓉边上寓意“一路荣华”。
3、动物在东西方文化历史中的不同作用。在全球关联的动物史研究中，动物的名称与形象被用于表达政治的概念。世界历史上都有通过献贡特殊的动物，作为沟通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政治信息的一种载体，使得鸟兽多成为确认其合法地位的象征物。动物与政治与外交活动交集，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叙事，生成了政治或民族的诉求。克罗斯比1972年出版的全球史经典《哥伦布大交换：1492的生物学和文化后果》以及1986年出版的《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两书中都讨论了随着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的那些旧大陆的动物（包括猪、牛、羊、狗和马）、植物与病菌，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增强了殖民者对美洲土著的军事优势，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安德森（Anderson）2004年推出的《帝国的造物：家畜如何改变早期美洲》更是进一步阐释了旧大陆家畜对美洲的征服和改造作用，以及它们与欧洲殖民者和土著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动物征服美洲”之外，也有从文化和象征层面入手探讨动物与欧洲帝国主义关系的研究，如哈利瑞特?瑞特佛1987年完成的欧美动物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动物财产：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和其他动物》一书，其中有两章专门讨论英国动物园的“海外动物”，以及英国殖民者对当地大型野生动物的狩猎，认为英帝国的全球殖民过程中对殖民地动物的捕获、展示和杀戮，有助于建构、强化英帝国的帝国形象和统治权威。 动物还经常在旗帜、徽章和纹饰上作为团结的象征。动物被认为具有灵性的力量，中国历史上佛教和道教的动物观念，影响了国人关于动物的描述、修饰和书写的方式。
4、动物词汇、译名与符号。动物词汇是早进入人类词汇系统的词类之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如虎是兽中之王，力大威猛，使人产生一种勇敢、强悍、威武的联想，汉语中把勇将喻为虎将，把勇猛善战的人喻为虎胆英雄，而勇猛健壮、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常被称为小老虎。马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和作战工具，在古代人民的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出现了许多与马相关的词语，如天马、神马、龙马、千里马、识途马、兵强马壮、横戈跃马、金戈铁马、一马当先、万马奔腾、龙马精神、马到成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羊也因为汉语所特有的谐音这种语言形式，羊与“祥”谐音，因而在汉文化中是吉祥幸福的象征，古人认为羊是充满灵性的动物，驯良的羊给中国人的印象就是温和的，善良的。成语中“羊”多指弱者，如羊质虎皮、羊落虎口、待宰羔羊等。近代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羊又多了另一层含义，如迷途羔羊、两脚羊、替罪羊。而老鼠形象猥琐，偷窃成性，使人产生恶感，成语贼眉鼠眼、鼠目寸光、鼠窃狗偷、鼠肚鸡肠等，都是从老鼠的形象和特征入手来比喻多种小人的。动物译名也会逐渐具有了文化色彩，反映着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表现为动物译名文化内涵意义间的巨大差异，需要从概念意义和文化内涵意义两个层面，来讨论跨文化中外交流过程中动物译名之间转换的关系，指出对动物译名，需要建立在对不同文化认知的基础之上。对不同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认知，有助于避免不同文化间差异所引发的交际障碍，保证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动物作为象征符号，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意义，如历史上边缘地区被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命名经常是被打上了反犬旁，或将没有接受中华文化的族群，视为“獛”、“?”等。人类经常自比或他喻动物，如皇帝自称“真龙天子”、勤奋者自比“老黄牛”、胸怀大志者自诩“鸿鹄”；将猛将他喻为“虎贲”，将有才干的人称为“千里马”，妖媚女指称“狐狸精”，把独霸一方的作恶者视为“地头蛇”，见风使舵的人称作“变色龙”，外表和善而内心凶狠的人比喻为“笑面虎”，随声附和者称作“跟屁虫”，恩将仇报的人喻为“白眼狼”，嘴巴多话而常说令人讨厌之语者称作“乌鸦嘴”，不劳而获的人喻为“寄生虫”。动物的意象不仅用于比喻个人及其品性，也指称国家或党派，如俄罗斯被称为“北极熊”、英国被称为“约翰牛”、法国是“高卢鸡”、美国是“山姆鹰”；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是“象”“驴”之争等。至今仍有新创造的动物词语，如能给群体带来活力的“鲶鱼效应”；将极其罕见的、出乎人们意料的风险称为“灰犀牛”；将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称为“黑天鹅”事件，两者正好相互补足的概念；而把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同时破坏力较强，且很难做出预测的事件称为“大白鲨”事件，如战争和传染病，它不同于“黑天鹅”，“黑天鹅”事件完全无法预测，破坏力很强，发生的概率极低；亦不同于“灰犀牛”事件；“灰犀牛”事件以较大概率发生，破坏力较强，但是可以预测，比如地球变暖、珍稀动物濒临灭绝。
5、动物文献和动物图绘和饰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也留下了许许多多动物文献和人大量的动物图绘。如帛书《相马经》、《相犬经》，宁戚的《相牛经》，师旷撰、晋张华注《禽经》，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疗马经》、《治马经》、《医马经》、《相马病经》、《明堂灸马经》、《骆驼经》、《疗驼经》等。此外，还有范蠡的《养鱼经》，明人周履靖的《相鹤经》、黄省曾的《养鱼经》、《师旷禽经》，明人黄省曾的《兽经》，以及《纳猫经》、《解鸟语经》等。动物文献还包括动物文学（寓言）。动物图绘除了岩画和壁画，陶瓷、青铜器、石器、玉器、木器、服饰、书画，以及其他器物上动物图绘外，还有大量的动物图绘，如仰韶文化中所的动物纹饰，鸟纹是商末周初青铜器主要的装饰图案，有所谓“小鸟纹”、“大鸟纹”、“长尾鸟纹”，以及少量的“鸱枭纹”。 动物图纹也逐渐抽象化和符号化，成为人类创造的特殊的动物形象，它们常常游离于动物本体之外，成为人类观念的寄托。 或甚至成为人类战争中的武舞饰物，周武王在伐商的《尚书?牧誓》中“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而《尚书?益被》中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显示出周人在这些征战中，敲击着石器，扮演着各种虎、熊等动物助战的实况，文中的虎、貔、熊、罴之类的“百兽率舞”，亦可能是武舞中舞者所戴的假面饰物而跳的拟兽舞姿。
“动物文化”的概念内涵与外延至今仍然模糊，根植于人类动物观念的变化，又源于环境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其产生的背景异常复杂，渗透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诸多因素。动物文化的脉络，仍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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