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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章太炎讲文字与文学(章太炎讲述系列)

書城自編碼: 371955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董婧宸
國際書號(ISBN): 9787208174993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11-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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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章太炎先生对我国文字学的贡献,可谓是“集一代之大成”。(许寿裳语)
內容簡介:
本书是章太炎讲述系列之一种,由北京师范大学董婧宸编。章太炎视文字学为学术研究的根基,他既是乾嘉学术的殿军,也是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走向现代的奠基人。本书从章太炎的演讲、论著、文集中,选编了章太炎讨论文字学和文学的相关篇目,集中体现章太炎对文字学和文学整体认识,可以近距离地了解章太炎对于文字学和文学的研究历程、学术宗旨和学术主张。
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研究,重视形音义结合的语言文字研究,反对狭义的、拘泥点画的文字研究。相较于清人零散、平面的研究,他更加重视在语言文字的全面、历史溯源的研究。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典雅而富有战斗性的文字,曾独树一帜,并在革命活动中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他的语言文字学研究,绝非退于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寄寓了浓厚的爱国热情和现实关怀。
關於作者:
董婧宸,文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主要从事传统语言文字学和章黄学术的研究。
目錄
导读...1

论语言文字之学...1
小学略说(上)...20
小学略说(下)...43
论中国语言统系之演讲...59
论文字的通借...67
白话与文言之关系...72
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78
论汉字统一会...96
《新方言》序...101
《小学答问》序...105
《文始》叙例...107
讲文学...114
文章流别...130
文学略说...137
与人论文书...158
论式...161
辨诗...167
內容試閱
导读
在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无疑是众多学者中极为特殊的一位。章太炎的研究领域,涵盖了传统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文学、佛学、医学等诸多方面。梳理章氏的学术历程,从早年的肄经属文,到壮年投身革命,写所向披靡的战斗文字,再到晚年退居讲学,传统小学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是章太炎一以贯之、不断积累并终有所突破的重要领域。本书从章太炎的演讲、论著、文集中,选编了章太炎讨论文字学和文学的相关篇目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说的“文字学”,其实笼统地包括章太炎讨论语言文字学的诸多方面,并不仅仅限于狭义的文字研究。章太炎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曾指出,“今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在古代目录学中,探讨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被称为“小学”,近代以来,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学者将“小学”定为“语言文字学”。探讨中国古代的语言情况,无论是考察文字还是音韵、训诂、语法,又离不开书面的文字记载,因此,这里采用“文字学”,以涵括相关的领域。。以下,简要地介绍章太炎文字学和文学的研究历程、学术宗旨和学术主张,并略述本书的选目原则,以为读本书者参考。
章太炎视文字学为学术研究的根基,而章太炎研究文字学的起点,则是和其早年治经有关。在章氏《自定年谱》“光绪十一年十八岁”条下,曾如是追忆其读书经历:
初读唐人九经义疏,时闻说经门径于伯兄籛,乃求顾氏《音学五书》、王氏《经义述闻》、郝氏《尔雅义疏》读之,即有悟。自是一意治经,文必法古。眩厥未愈,而读书精勤,晨夕无间。逾年又得《学海堂经解》,以两岁览卒业。
从年轻时,章太炎便得长兄章炳森(籛)之指导,遵循着清代朴学的说经门径——自唐人义疏入手,重汉唐经学,而非宋明理学;自顾炎武《音学五书》入手,踏入清代古音学;自王引之《经义述闻》、郝懿行《尔雅义疏》入手,步入清代训诂学;进而辅以《学海堂经解》,走入清代考据学。青年时期的读书经历,奠定了章太炎醇正的治学路数,而他后来也继续深化了自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以来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东渡日本之后,他多次讲授文字学,并著成《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等一系列专著,并将讨论语言文字学的单篇论文,集结收入《国故论衡》小学卷。同时,他也参与到和汉字简化、拼音文字的笔战之中,并为后来注音字母的草创打下了基础。从学术影响看,章太炎既是乾嘉学术的殿军,也是传统语言文字学走向现代的奠基人。
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章太炎曾专列一节,追忆其治小学的相关经历:
余治小学,不欲为王菉友辈,滞于形体,将流为《字学举隅》之陋也。顾、江、戴、段、王、孔音韵之学,好之甚深,终以戴、孔为主。明本字,辨双声,则取诸钱晓徵。既通其理,亦犹所歉然。在东闲暇,尝取二徐原本,读十余过,乃知戴、段而言转注,犹有泛滥,由专取同训,不顾声音之异。于是类其音训,凡说解大同,而又同韵或双声得转者,则归之于转注。假借亦非同音通用,正小徐所谓引伸之义也(同音通用,治训故者所宜知,然不得以为六书之一)。转复审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如伽、佉、僧、塔等字,皆因域外语言声音而造),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伸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于是始作《文始》,分部为编,则孳乳浸多之理自见,亦使人知中夏语言不可贸然变革。又编次《新方言》,以见古今语言,虽递相嬗代,未有不归其宗,故今语犹古语也。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犹多惑乱,斯可怪矣。《新方言》不过七八百条,展转访求,字当逾倍。余成书以后,犹颇有所得者,今亦不能自续。
从学术宗旨来看,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在研究思路上,章太炎重视形音义结合的语言文字研究,反对狭义的、拘泥点画的文字研究。章太炎曾多次批评王筠(菉友)等人,认为此辈研究,拘泥点画,并非语言文字研究的正途。如《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他言“若专解形体及本义者,如王菉友所作《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只可称为《说文》之学,不得称为小学”。在与钱玄同的书信中,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菉友以钟鼎改《说文》,勿论彝器真伪难知,且古文一字数体,形相仿佛者甚多,纵令彼形审正,宁知此形必讹?”“菉友盖《说文》之蓈莠也,今之妄托古籀者,虽承阮伯元、庄葆琛末流,亦以菉友为之冯翼。不然,言钟鼎者自钟鼎,言《说文》者自《说文》,犹不至妄相弹射。”“自今以后,小学恐分裂为二家,一主《说文》,一主款识,如水火之不相容矣”。在《救学弊论》中,章氏又批评了以金石收藏和研究著称的潘祖荫,“好铜器款识,而排《说文》,盖经史当博习,而《说文》有检柙,不可以虚言伪辞说也”——在章太炎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根据铜器铭文、甲骨文字改动《说文》,充满警觉和敌意。一方面,他认为王筠等人据金文款识所做的研究工作“滞于形体”,不足为训;另一方面,晚清民国的古器流通,大多掌握在古董商之手,章氏认为“真伪难知”,不可信从,故有《理惑论》一篇,专辨其非。反过来,章太炎称许的,是从传统材料出发,沿着以戴震为代表的形音义结合的方法,去推寻语言文字的发展轨迹。因此,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他曾言“兼此三者,得其条贯,始于休宁戴东原氏”。在《国故论衡?理惑论》中,章氏亦言:“夫治小学者,在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得语言之本;不在信好异文,广征形体。”在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中,章太炎也始终重视沟通音韵、训诂,并用以考求文字,他的三部代表作,《新方言》《小学答问》和《文始》中,也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一学术理念。
其二,相较于清人零散、平面的研究,章太炎的语言文字研究,更加重视在语言文字的全面、历史溯源的研究。从学术渊源看,章太炎有良好的传统小学基础,也在中西碰撞的历史背景下,间接从日本流传的书籍中,接触到了西方历史语言学,从而关注语言的历史源流。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章太炎指出,中国传统小学注重探讨词义引申、转注假借、同义异文,“这一种学问,中国称为‘小学’,与那欧洲‘比较语言’的学,范围不同,性质也有数分相近”。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如何和历史语言学发生关联?章氏在《〈新方言〉序》中明确指出:“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章氏认为,学习西方语言,多寻求语根,而研究中国语言时,亦当推求语根。在后来的《论中国语言统系之演讲》中,章太炎也总结道:“研究中国语言统系,应从‘寻源溯流’四字下手,因为语言文字,不是凭空而来的,是衍化而出的,是有根的。”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章氏的《新方言》致力于寻找方言俗语的语根,这是寻源溯流;《小学答问》致力于沟通《说文》本字和后世文献之用字,这是由源及流;《文始》致力于以初文和准初文为起点,根据意义和语音演变的轨迹系联同源词,从而明确“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这亦是由源及流。尽管在具体考据方面,章太炎所得出的结论未必尽是,但他确实无愧于一位从“寻源溯流”四字下手的学者。
其三,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研究,绝非退于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寄寓了章氏的爱国热情和现实关怀。在给弟子钟正楙的书信中,章太炎曾深情地感慨道:“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苓落,必有与立。盖闻意大利之兴也,在习罗马古文,七八百岁而后建国,然则光复旧物,岂旦莫事哉?在使国性不醨,后人收其效耳。”在章氏看来,“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语言文字和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独有之学,研治本国的语言文字,能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并终达到光复故国的革命理想——章太炎以自己的学养为基础,撰写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和《论汉字统一会》等文,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而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章太炎亦道:“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这里,所谓的“推校先典”,就是运用到小学考据的方法,梳理历史典籍,而“宜民便俗”,则是经世致用,以小学为现实政治提供坚实的文化依据。在章太炎从事学术和革命的一生中,他曾多次运用语言文字的考据,为其革命活动张本——1903年,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斥光绪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苏报案”发后,章氏在法庭答辩上,言“‘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并不毁谤”,这样的驳斥,以“丑,类也”的经典故训为依据,又不失幽默;1907年,章太炎先后在《民报》上发表《官制索隐》和《中华民国解》等文,在这些文章中,章氏亦从翔实的文字考据出发,考察古代职官的命名之由,探讨华、夏、汉等的词源,也由此提出革命主张,并规划未来的国家版图和政体设计。
从学术主张来看,章太炎在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面,也有新的推进。例如,传统六书中的“转注”和“假借”,是历代聚讼不已的问题,章太炎在这一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并应用于其词源的研究。本书选录的《论文字的通借》,就是他集中辨析通借和假借区别的一篇专文。而在词源研究方面,本书选录了他为《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撰写的序言。章太炎曾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道,“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文始》是章太炎从《说文》的初文出发,发明词源原理的重要专著,其中设立了包括“孳乳、变易、初文、准初文”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术语;《小学答问》是章氏讲授《说文》后撰成的专书,反映出章氏对利用《说文》求本字、辨孳乳的认识;《新方言》则是章太炎利用方言资料考求本字、沟通古今的重要专著。在这些序言中,章氏对相关的术语、学术方法,也有提纲挈领的论述。此外,关于章氏对文言和白话、文字材料的认识,亦可以参考《白话与文言之关系》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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