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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以平实语言、重要主题、精选原句，见《淮南子》精髓，以一本书参悟先秦后的诸子百家之思。
2 立足于“道”，解析《淮南子》中的政治、审美、养生之道以及科学知识。
3 粹选经典篇章，通过原文、译文和专业解析三者结合，给当代读者学理缜密、深入浅出的《淮南子》阅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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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淮南子》由汉初淮南王组织宾客编写 ，其主旨是道家思想，但内容却丰富广博，堪称汉代的百科全书。汲取了先秦道家的优秀文化元素，站在“道”的视域体察万物，引导人们以更为开阔、高远的视角看待事物，突破自身和习俗的认知局限，倡导宽松、包容的治国理念和人文关怀，尊重生命个体的自由发展，践行“无为”“齐同”的思想智慧。
本书介绍了《淮南子》的基本内容，包括作者和成书情况，本书的哲学、政治、审美、养生之道以及科学技术知识等。本书还粹选了一些经典篇章里的经典段落，能够让读者直接阅读经典原文，同时又有译文和观点题解，帮助读者更易理解《淮南子》的思想。《淮南子》的智慧对于现代社会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包括政治和社会治理、现代管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安顿身心、养护精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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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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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婧，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发展问题，师从韩鹏杰教授。自硕士研究生起就致力于中国哲学和《老子》《庄子》《淮南子》《长短经》等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并多次参与和品读先秦经典相关的省部级课题，曾获得“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三立杯’学术作品竞赛二等奖”“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等奖励，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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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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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上 部
绪论 汉初文人的创造/
一 《淮南子》的独特性/
二 《淮南子》的现实意义/
第一章 《淮南子》的作者/
一 淮南王与宾客群体/
二 作者们的悲剧原因/
第二章 《淮南子》之书/
一 成书的原因和时间/
二 全书的结构/
三 神话与寓言的内涵/
四 内容归属/
第三章 《淮南子》之道/
一 老庄之后的“道”：从玄学走向现实/
二 治国之道：无为之为/
三 审美之道：和于人心/
四 养生之道：内外兼养/
第四章 《淮南子》中的科学知识/
一 农业/
二 天文/
三 地理/
四 化学/
五 去魅/
下 部
第五章 《原道训》选粹/
一 全书的立论基础/
二 原文节选与释义/
三 经典解析：识道、体道、行道/
第六章 《精神训》选粹/
一 精神与肉体的关系/
二 原文节选与释义/
三 经典解析：精神、形体、生命/
第七章 《主术训》选粹/
一 治国理念与日常智慧/
二 原文节选与释义/
三 经典解析：古代理想君主的现实意义/
第八章 《齐俗训》选粹/
一 正视差异性/
二 原文节选与释义/
三 经典解析：平等与发展的观念/
第九章 《修务训》选粹/
一 “无为”与鼓励建功立业/
二 原文节选与释义/
三 经典解析：“无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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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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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汉初文人的创造
《淮南子》是汉初文化经典的代表，其思想主旨可以追溯到先秦道家。先秦道家提倡“无为”，敬畏事物内在的本然规律，主张以淡漠虚静的心态应对自然万物、处理社会事务。道家的治国理念总体上是以宽松、温和的方式关照社会，体察并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由发展，在战乱频繁的社会环境中建构安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其思想在经历秦朝的短暂停滞之后，在汉初迎来道家政治思想的发展鼎盛期。
《淮南子》的出现离不开汉初黄老政治奠定的文化环境。秦统一六国后，其奉行的严苛法治思想将国家迅速推向灭亡，这警醒后来的统治者施行宽松的治国理念。汉初的统治者积极反思秦朝覆灭的原因，选择践行黄老道家治国理念，最终使社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社会统治实现安定有序。国家统一、社会安定、黄老思想盛行，这为知识分子群体总结与发展当时的思想文化提供了理想的社会与文化空间。
《淮南子》完成于宽松、包容的文化生态背景下，其内容对先秦诸子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与综合性。《淮南子》作为汉初学术群体继承与发展先秦诸子思想的成果，它同时也是诸子经典的范本。其中蕴藏了当时文人对早期文化经典的接受方式，以及在前人思想基础上实现创造、创新的方法。可以说，《淮南子》的出现是传统文化教育在汉初文人群体中的成功实践。
在中国文化史上，《淮南子》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密切，它也是文化与思想传承的典范。在传统文化教育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背景下，学习《淮南子》中的思想智慧在提升个人文化素养、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淮南子》是在道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汉初学术经典，被后世列入诸子百家。那么，《淮南子》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首先，《淮南子》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理论资源。《淮南子》是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选择所流传下来的思想典籍，书中的思想智慧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理论资源。学习《淮南子》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汉初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了解到先秦文化在汉朝的延续与创新情况。例如，《淮南子》的作者群体背后是先秦宾客文化在汉初的延续与转型；透过刘安的经历可以看到汉初诸侯国的存续状况；《淮南子》中对百家思想的包容态度与批判意识则反映了黄老政治思想在治国实践中的包容性与综合性。
文化与文化史，思想与思想史，这些本来就与历史实践紧密融合在一起，互相之间难以剥离。所以，通过《淮南子》了解汉初的思想文化状况，也是在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关联性来学习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最终都是通向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
其次，《淮南子》既是学习传统经典的典范，也是基于社会现实重构经典的典范。如果把《淮南子》与汉初的社会文化环境相联系，我们可以发现，在经历秦朝的文化灾难之后，汉初作为文化复苏的重要阶段，出现的文化经典著作并不多。在流传至今的少数汉初经典著作中，《淮南子》是受到历代知识分子群体注解阐发的重要代表。
《淮南子》的作者是汉初围绕在淮南王刘安周围的知识分子群体。通过《淮南子》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些作者们熟知汉朝以前的文化典籍，可以做到对不同派别思想和不同历史典故的综合杂糅。透过其中可以看到一些作者们学习与传承历史经典的方式方法。
《淮南子》的作者教后人如何在繁杂的史书中选取那些有效的文化典籍。先秦时期文化下移，私学繁荣，当时出现的文化典籍显然不在少数。面对繁杂的史书经典，《淮南子》的作者选取了先秦诸子的代表作，例如《论语》《孟子》《诗经》《荀子》《吕氏春秋》《老子》《庄子》《周易》《韩非子》《孙子》等。这些先秦经典分别是当时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的思想代表作。作者们在经典选取过程中显现出独到的眼光，其选用的经典都富含前人智慧，值得历史永远铭记与传承。《淮南子》中选用经典的方法启示我们在知识爆炸、文化繁荣的环境下，选读经典须选取那些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内容深刻、富有智慧的部分。
再次，《淮南子》的作者启发后人以适当的方式对选取的思想典故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使其产生现实功用。《淮南子》作为汉初文人在探究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集大成之作，它既是先秦思想的杂糅与综合，也是当时人们学习历史经典，并顺应文化发展潮流展开的经典创新。《淮南子》的成就有赖于先秦经典的理论基础，但作者们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先秦时期的文化发展阶段，而是把经典传承与时俱进化，通过观察、总结、反思汉初黄老思想治下的政治、科学、养生等问题，最终把《淮南子》塑造成与前人经典并列的文化典籍。《四库全书总目》将《淮南子》与先秦诸子一齐归于“子部”。《淮南子》以前人经典成就自身经典的案例，启示后人应以严谨自律的态度学习传统文化、继承传统文化，并以发展的眼光创造新的、带有时代特色的新型文化样态。
《淮南子》富含古人智慧，是践行选择、重构经典，并在其基础上积极创新的早期代表。现代传统文化教育既关注思想内容方面的教育，也重视文化传承中方式方法的教育。可以说《淮南子》中涉及的思想内容和践行的学问方式方法与现代教育的目标意义互通。这是《淮南子》与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关联之所在。
一 《淮南子》的独特性
流传至今的每一部文化经典都有它的独特之处。认识《淮南子》的独特性对于把握其思想主旨与现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淮南子》的独特之处首先表现在其成就源于文化与政治的对话，在政治与文化博弈的基础上形成思想主旨杂糅、不确定的特征。
先秦时期的很多思想家都关注政治问题，他们围绕特定的政治主张著书立说、争鸣论辩，希望统治者能关注其理论蕴含的现实合理性。然而，这些思想家要么是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如庄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要么是没落的诸侯王室后裔，如孔子、屈原，要么是诸侯王的臣子，如惠施、老子。总的来说，诸子更多的是学术身份。即使他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处身于政治圈群，但对于当时政局的变动和走向并没有表现出直接、独特的影响力。另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分别作为政治圈群，不仅数量多，而且所处地域相对分散。在当时，政治群体之间的权力与话语权，集中于诸侯王与政权核心的官僚阶层，他们以武力影响牵动政局，政治群体之间的对抗引导社会发展的主要走向。相对来说，学术群体、思想文化难以对政治变动产生直接的干预作用。先秦的思想家们身处政治圈群之外，百家争鸣则主要是政治多样化期间文化领域出现的短期繁荣现象。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政治以多元方式协同共存。尤其是在战国中后期法家与秦国政治的深度融合之前，纵使思想家们关注政局，积极为诸侯王献策进言，但很少能做到直接干预政治，更无从引发统治核心对文化威胁的忌惮之心。
《淮南子》的作者则不同，他们是以淮南王刘安为核心的淮南学术群体。就政治背景而言，西汉的建立意味着政权的统一和中央统治者绝对领导权威的建立。刘安所在的淮南国则只是统一王朝治下的诸多封地之一。就政治从属关系而言，淮南王刘安对中央统治者具有顺从、臣服的现实必要性。然而，当时的现实状况是，诸侯属国可以独立管理本国事务，甚至立法、经济等都独立于中央。这样的权力设定为诸侯政权与中央集权的矛盾关系埋下隐患，使诸侯王的势力对中央统治者的权威构成一定威胁。因此，中央对诸侯国的政治猜疑就会在其间滋生，诸侯王因其政治身份与实际影响力而难以消解中央统治者心中的忌惮与不安。他们如果关心政治就会直接引发本国与中央的政治对抗；如果过于醉心学术，在思想文化领域名气太大，同样会引发政治危机。刘安就属于后者。
刘安的父亲因政治谋反而亡。刘安本人深知自己在政治方面的过多有为潜藏政治危机，所以没有显现其在政治方面的热情，而是醉心于文化，潜心于学术，擅长辞赋、音律等。刘安的文人特质与思想才华吸引了一大批宾客前来投靠，形成了淮南学术圈群，宾主共同完成了《淮南子》一书。在编纂《淮南子》的过程中，主持人是刘安。刘安在把控《淮南子》的思想主旨时对道家主要持肯定与赞赏的态度，对其他派别的思想则进行批判性与选择性的继承和发展，在其基础上形成了对先秦诸子的思想杂糅，奠定了《淮南子》的杂家特质。
刘安身处淮南国的政权核心，该位置既是中央政治的边缘，也是中央统治者警惕的重点所在，所以，政治中心与政治边缘的身份转换、思想对抗，构成了《淮南子》中杂糅不定的理论立场。这种阐发思想的多样化立场转换在秦汉诸子思想中是独一无二的。
《淮南子》中时常转换的理论立场，决定了其中部分思想在自由崇尚与秩序维护之间游移。要推崇自由就无法绕开老庄代表的道家思想；要维护秩序则必须持守儒家的仁义道德，支持法家的法治理念等。这样，《淮南子》中提倡的自由就成为建立在政治约束基础上的相对自由，而其所持守的制约理念往往透着道家的宽容政治理想。
先秦诸子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儒道两家，二者在《淮南子》中实现了政治理论维度的调和，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先秦儒道的全新政治思想。汉初政治理念以道家思想为尊，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历朝历代的政治思想都沿着儒道互补的路径延续。儒家以外在约束、直观引导的方式显现，道家则隐于不同个体的思想意识深处。儒道思想刚柔并济、阴谋与阳谋相佐，这种处事的方法意识隐于朝堂、隐于市井、隐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精神空间。就百家思想综合杂糅的政治文化发展史来看，《淮南子》是这种政治意识的开端，具有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统领价值。
不少学者认为《淮南子》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刘安与中央统治者的矛盾，著作把自己的作者们推向生命尽头。这显然不是《淮南子》作者们的初衷。一方面，也许刘安在著书之初主要希望满足自己在学术思想领域的野心，同时，以维护汉初黄老道家政治理念来向中央统治者示好。所以《淮南子》中显现出格局宏大、思想包容繁杂、肯定道家思想等特征。透过《淮南子》及其作者的历史命运可以看到政治忧患下的学术发展复杂性。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刘安的政治进路在其有生之年就已经覆灭，但其文化进路却绵延繁盛两千多年，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政治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独立性。可以说，是特定的政治生态成就了《淮南子》，同时，《淮南子》与政治沿着各自不同的路径发展。因此，《淮南子》体现的政治与文化的独特关联性，成为后人透视政治与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经典范本。
《淮南子》的独特之处还表现在其史料价值上。《淮南子》的内容包罗天地万象，在综合先秦学术思想的同时，对当时社会上的天文、地理、物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都有记载。对于《淮南子》的作者来说，引入这些知识是为了阐述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对于现代人而言，这些记述在帮助人们认识《淮南子》中的思想哲理之外，还能让人们知道当时社会的科学发展状况。《淮南子》中记载的科学知识都是重要的原始素材，对于后人了解汉初的科学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例如，对于指导农业发展的二十四节气相关知识，早在先秦时期的一些典籍中就有提及。然而，现代社会所沿用的完整二十四节气究竟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则没有明确的先秦记载。通过读《淮南子》我们可以知道，原来在西汉初期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其中还提到了二十八星宿、干支纪年法等天文知识，它们为后人了解汉初天文学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再如，人们要想了解古代地理学的发展离不开考究相关古代典籍。在《淮南子》之前，有关地理知识的典籍主要是《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其中《山海经》是记述神话传说的古籍，对历史地理的记述具有不确定性。《尚书·禹贡》是战国文人伪托大禹所作的地理知识篇章，其中许多地理知识缺乏相关的历史印证。《淮南子·地形训》中的地理知识是对二者的补充和发展。汉初文人的学术理性升华与地理知识的历史变迁，使得其中对于地理知识的记载具有重要的科学史料价值。如，对于黄河源于昆仑山、长江源出岷山的记述，华山盛产黄金、美石的记载，这些史料对于地理史的考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其中还提到了医药、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如天雄、乌头、磁铁、朱砂、硫黄等物质及其相关性能。这些在本书后面的相关篇章中会有详细的列举和说明。
总之，秦朝历时短暂，其文化生态也相对紧张。繁荣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在历经秦朝的传承坎陷之后，在汉初的温和环境中具备了总结、归纳、反思与延续的可行性。而相关史料记述与传承发展就集中表现在《淮南子》中。
二 《淮南子》的现实意义
在全球互联互通的大环境下，国家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不同国家都希望能在全球文化博弈中保全自身的文化底蕴，实现国家之间的文化多元共存。但事实却是，所有国家都在不断地向文化同质化的发展趋势让步。
这就是当前社会上下呼吁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根源。从个体文化接受视角而言，人们的精神素养受传统文化内核滋养的成分在减少，致使其行为实践不断脱离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导引。从民族文化延续的角度而言，虽然我国的现代化是外力推动的结果，但是现代中国的实现有赖于传统文化的成功转型。无法与社会同步发展的文化难以搭乘时代发展的快车，更容易陷入发展困境。就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发展需求而言，树立文化自信是推动民族自信延续的不竭源泉。而民族文化自信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智慧，也需要普通大众依托传统文化精华凝聚的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淮南子》作为古代文化中的经典，是现代教育教学涵括的重要文化资源。发掘与传承《淮南子》中蕴含的思想智慧，对于个人、社会与国家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淮南子》是提升文化素养的重要理论资源。先秦经典众多，如果说历史上有哪一部经典可以让人们同时涉猎先秦经典中的大多数文化资源，答案一定是《淮南子》。
其次，读《淮南子》可以丰富人们生活实践的行为参照。生活实践所需的包容心态与认知逻辑
在《淮南子》中能找到丰富的历史人物案例作为参考。
再次，学习《淮南子》可以启发读者的知识消化与转化。《淮南子》告诉我们，文化经典可以通达实践的任意方面，而不同的认知范畴在核心价值层面是相通的。所以，同样是黄老道家的思想主旨，我们可以把它延伸到文学、政治、审美、养生等不同领域，延伸到包括物理生命诠释与精神理想培育的方方面面。因此，现代读者在读《淮南子》的过程中应参照其知识消化方式，把同一知识置于不同视域中进行参悟、反思，这样才能全面体悟其中的思想文化内核。
最后，《淮南子》告诉我们，学习经典不能停留于广泛涉猎。《淮南子》的作者在汲取前人智慧时，并没有停留于字面解读和片段罗列，而是建构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以自己的方式来认识经典、重构经典。虽然《淮南子》中包含大量前人思想，以至于后世一些学者以“杂家”来定位它。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后人对其独特思想价值的肯定与赞赏，人们甚至以“新道家”称之，把它作为道家思想的重要代表。《淮南子》是汉初学术群体践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案例，蕴藏着现代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方法与核心精神。
对生命的起源保持好奇，是今人与古人的共同思索趋向。由此产生了朴素唯物视角的“无之生有”说，也出现了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等与创世相关的神话故事。《淮南子》的作者，站在唯物视角认识自然与社会问题，他们延续了先秦道家和阴阳家的生命起源观，同时把精神看作生命中比形骸更重要的组成部分。总的来说，如何诠释人的精神、形体与生命，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精神训》所探讨的核心问题。
1 万物的起源与精神的缘起
在常人看来，生命的活力表现在精神饱满和形体健全两个方面。如果非要把它们二者做出孰轻孰重的区分，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精神训》中分别就二者的缘起与终极走向展开分析，最终得出精神重于形体的结论。
从生命的起源来看，人与万物都源于阴阳二气的作用。在天地还没有成形的上古时期，当时存在的只有无形的影像，具体的有形之物还没有形成。当时的宇宙只是一片昏暗不明、迷茫幽深、混沌不清与空漠虚无的恍惚无形之状，当然也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时出现了两种神妙的力量，它们分别是阴阳之神。阴阳一同运作，运化天地。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尽头在何处，只能以深远形容它。没有人知道它们的运动是否有停歇的时候，如果有的话又是停歇在什么地方。人们唯一知道的是，它们看起来好像一直在运作发展。这里所说的阴阳二神，其实就是阴阳二气。它们离散到四方八极的广阔宇宙。在阴阳二气刚柔并济、互相作用之下，逐渐发展出了有形有象的具体事物。天地间一开始的混沌杂乱之气，逐渐变为行走在大地上的虫鸟兽类，另一部分精纯之气则变成人类。就这样，天地之间的万物与人就都在阴阳二气的作用下形成了。
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人与万物的起源，并非《淮南子》的独创，而是早在老子的思想中已经出现。《老子》第四十二章中提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淮南子》对老子思想中“道生万物”的过程做了详细的阐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的作者把《老子》中的“万物”进一步分类，即杂乱之气所生成的虫鸟兽类和精纯之气所化生的人类。
老子所说的“万物”，拥有同样的起源和生发过程，隐含人与万物平等无差异的特质。在老子万物起源论的基础上，庄子提出了人与万物齐同、无差异的“齐物论”思想。到了《淮南子》这里，虽然万物和人，在混沌的原初状态之时是同一个阴阳本原，而且具有同样的前期演化过程，但在生化过程的末端，分别由烦乱之气和精纯之气这两种不同的气所化生。这样，人与其他万物的化生过程就在理论根源上出现了差异，也无法再用完全齐同平等的视角来审视它们。正是因为人由精纯之气所生，而其他万物由烦乱之气所生，精纯之气与烦乱之气间的不对等关系，直接对应着人与万物之间的主导与顺从关系。
《精神训》中认为，精神是人所独有的，内中蕴含生命的主动性；形骸是人与自然万物所共有的，属于生命中顺从的一面。精气与烦气不同，源于它们不同的生发源头，它们分别是“天生”和“地生”。就人的产生来看，精神来源于天，而形骸来源于地；就人的死亡来看，是精神重回天，形骸重返地。这表明，人的产生是天地间阴阳二气运作所使然，而人的死亡则是阴阳二气消散并回归其本原的过程。当人的精神返回于天，人的形体回到大地，那个作为生命主体的“我”还剩下什么？答案显然是“无”。这里所说的“无”，是外在行迹上的无。对应到精神与形体的消亡中来看，一个人的行迹消失与形体消亡，是几乎同步的。精神则无法用物理世界中的行迹来评判，所以它与人的形体死亡是分开而论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形体消亡之后，我们依旧可以捕捉到他的精神意蕴。
当然，一个人的生命所依傍的是天地，最后也终将回归天地。既然人在这些至关重要的生死关头都要遵循天地的规律准则，不存在独立于天地之外的其他可能性，那么，人在持守自我生命的过程中，同样应该以天地为参照，依顺其发展规律来成就自我。
2 内养精神重于外养形体
精神没有具体形象，人们也无法用感官来获取它，但这并不代表人们完全无法认识它。在生命运作的过程中，精神依附于形体获取外部信息，因此，可以根据人与外在世界的联结来调整内在精神。
《精神训》中把“耳目—五脏—血气—精神”看作是外在形体联通内在精神的有机脉络。认为如果人的耳目感官不加以节制，放任纵情于声色，就会牵动五脏的动荡，五脏不定会带动血气动荡，血气动荡则引发精神外散，从而使精神不能安静持守于自身。反之，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保持耳目通畅，不纵情外物，就不会激荡起他心中的情绪变化，五脏和气血也不会受到侵扰，而是保持虚静。与它们相连的精神自然也会保持宁静、充实，持守于人的形体之内而不向外溢散。
精神没有安守于形骸之内，和精神安守于形骸之内，这二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这里以常见的祸福变化为例来说明。如果精神外散而不安守于内，人们的注意力就会分散到声色喜好引导的各个地方，难以专注冷静地看待事物。这时候，如果刚好有灾难降临，人们会因为没有冷静专注地发觉灾难而难以第一时间识别它们，更难以迅速做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反之，如果精神安守，人们就可以客观冷静地洞见一切，包括所有的过去和未来，自然也包括当下的祸福迹象及其发展趋势。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人的喜怒等情绪变化也会有损于精神。因为情绪波动会打破精神的平静状态，干扰人的冷静和理智心态，所以理应谨慎对待。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可以理解悲、痛、苦等消极情绪的危害，但对于喜、乐等积极情绪则通常持肯定的态度。但现代中医养生中，就把喜乐在内的一切情感、情绪波动都看作对虚静养生所不利的东西，认为它们都会扰乱人的精神平静，因此是需要否弃的。就人的情绪舒展来看，丰富的喜乐情绪似乎更有益，但就静心养生而言，反而是不喜不怒的内心平静状态更为有益。对于这种不同的主观情感评判，我们无需厚此薄彼，而是应该放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发挥它们对人的积极作用。
其实，中医养生中坚持的情绪虚静观点，最早出现于老子的思想中。老子对人的喜怒均持否定的态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宠辱若惊”一说：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老子》第十三章）
在老子看来，得与失本来就是一正一反的，对一方的否弃就意味着对另一方的肯定。老子认为，任意一方的出现都意味着人的情绪表达与“道”不相合。在他看来，宠的得失，辱的得失，这些都是让人惊惧的事情。因为天道规律表明，事情往往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得与失、荣与辱，它们始终是相反相成、不断转化的。正所谓祸福相依，物极必反，眼下的暂时得宠，潜藏着接下来受辱的可能性，当前的一时受辱，必然会转化为将来某时的受宠。这样，如果一个人执着于追逐正面的“宠”，必然会陷于“—宠—辱—宠—辱—宠—”这一无限循环变化的因果链条中。当然，这一过程中不断消耗磨损的始终都是人的精神与情志。
在《淮南子》的作者看来，感官嗜欲，情绪变化，它们都会使人精神溢散，打破精神清虚恬静的本然状态，它们在有损于精神的同时，也会扰乱人的外在言行，其主要观点是对先秦道家的延续。
那么，回归我们的现实生活，内养精神和外养形体，究竟哪个更为重要呢？首先我们必须要认同的是，在生命动态延续的过程中，形体和精神是相互依存的。然而，它们二者有各自不同的展开方式和发展路径。有一些人，他们的形体会因为各种因素使然而发生极大变化，例如，身体由整全变为残缺，身体表面长出一些病变。就像庄子在《德充符》中塑造的畸人那样，他们或者只有一只脚，或者肩膀长得比头顶还要高，或者脸上长出巨大的肿瘤。以世俗的审美标准来看，这些形貌异常的人是丑陋的、畸形的。人们也时常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不愿意跟他们相处。那些形貌与常人不同的人，他们经常会遭遇周围人的偏见对待。
庄子把这些畸人称为“天全”之人，认为用世俗眼光伤害他们的人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形骸之内”和 “形骸之外”相比，后者更重要。相比于“亡足”，我们本应该更关注那些依旧完好的“尊足者”。相比于“形不全”，“才全”才是更接近于道的。如果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会明白外在形貌的变化只是生命变化的一小部分，而并不是全部。即使形貌改变了，只要不被主观偏见所扰乱，同样可以守住精神。在变化的形貌之内，能守住不变的本真，这才是生命最可贵的延续方式。
此外，生命还有另外一种变与不变的方式。那就是人的形貌没有变化，但精神癫狂，失去本真。在庄子与刘安等人看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失去自我的人。
形体变化是每个人在生命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如果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形体异常变化是特殊情况，那么变老、变黑、变高、变矮则是常人都要经历的变化。虽然前文所说的变化不常有，但后一种变化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在现实中，这两种变化对应人们全然不同的两种心态，前者引发的精神波动大而后者波动小。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内心深处对这两种变化的接纳程度不同。
对道家而言，我们这里提到的两种变化根本没有差别。他们认为，要想持守住精神本根，就应该坦然看待所有的外在变化，不被任何变化牵动自己的情绪。只有守住精神的本根，以不变的姿态去面对所有的形体改变，不去刻意搅扰那些自然而然的变化，这样才能轻松应对生命中的所有变化。
对于常人来说，形体变化是不能自主决定的，但精神是可以自己调节的。那些不能把控的部分，我们应该主动顺从，而对于可以把控的部分，应该用心经营。这样，人们动态生活的过程，其实就是顺应外在形骸变化，尽心经营、调整精神内在的过程。
由上可知，内养精神和外养形体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乐于主动经营的人来说，持守精神，用虚静平和之心涵养精神，可以使自己不沉湎于繁乱的外物世界。一个不受外物侵扰的人，可以在历经万千变化沉浮之后依旧冷静坦然地保有原初的那份纯真，这才是生命最有价值意义的部分。换言之，不管如何外养形体，形体的变化都不会停止，但内养精神却可以实现永恒。因为精神性的部分才是真正决定生命价值意义的本根所在，因此，刘安等人坚信，内养精神重于外养形体。
3 精神问题背后的社会现象思考
无论是先秦道家，还是围绕在刘安周围的淮南学术群体，他们都关注人的精神问题，认为精神层面的平和、淡泊才是生命的理想化状态。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把生命的价值意义维护主要置于精神层面。为了维护精神的虚静本原，他们对世俗社会的礼制、法度表现出消极的态度，认为它们用诸多繁缛礼节限制了人的自由本原，使人丧失了本性。同时，它们的广泛施行，造就了人与人之间不对等的社会关系，使人们的互动交往过程尽显周旋附和、卑躬屈膝之态。人们的内心情志随之被压抑，不能尽情尽兴地按照内心本真的需求样态自由生活。
先秦诸子中，儒家标举仁义，墨家主张兼爱，法家提倡法治，名家注重名辩。百家各执一端，积极奔走，希望统治者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在道家看来，诸子百家思想作用于人的过程，其实就是约束、管制人的过程。看似约束的是人们的外在言行，但人的形体与精神是无法割裂的，形体的约束必然会渗透到内心。这样，百家思想在约束、引导人们行为实践的同时，也将人们的自由精神一步步锁进牢笼。看到人们的自由精神被限制、约束，道家就会跳出来对此展开批判。
回归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史和它们对现实社会的运用，我们发现，道家看待问题的视域比较开阔、高远。他们在看待事情时，习惯于把不同事物都置于一个动态发展的时空中。因此，他们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就相对更为周全、深刻、长远。这表现了道家思想审视问题的辩证智慧。
先秦道家的思想智慧受人称赞，但其政治理想和纠正时弊的一些方式方法，却没有被当时的统治阶层直接用于处理社会事务，直到汉初黄老道家智慧融合了儒法等诸子百家思想之后，才真正在治国实践中运用起来。虽然道家直抵生命的根本，批判那些妨碍生命自由的外在制约，但他们对理想社会关系的构想和维护方式过于理想化，难以付诸现实。换言之，一旦缺乏现实可操作性，脱离了其他诸子百家更贴近现实智慧的一面之后，道家政治思想的现实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
例如，道家批判礼法，同时呼吁社会上下都摒弃礼法。但如果真的按照道家所倡导的那样，社会上下将礼法制约都摒弃，人们都专注于“理情性，治心术；养以和，持以适”，人人都忙于修治内心，保持虚静平和，乐道安贫，无欲无为，那么，人们相互之间的摩擦与矛盾固然会减少，社会上下也能养成安顺祥和的风气。但是，这也就意味着，人们把这种安顺心态视为正面，而积极进取之心则与道相悖，不受提倡。历史发展表明，人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才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对于社会现实来说，当礼法约束失去作用，那些把社会导向积极正面的诸多价值理念也会同时消失。这时候，人民群众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又该如何获取呢？
所以说，适当的管制、约束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也是人们在学习道家智慧的时候应该理性看待的。这就提醒我们，现代社会热爱道家文化的人们在学习道家智慧、践行道家智慧的时候，不应该一味拘于“虚静”“安顺”等概念。要杜绝以无所事事、消极不作为的心态自勉。而是应该把这些安顺、消极的元素，用作消解积极进取过程中的过度行为，用来平衡自己过于功利的世俗心态。这才是道家精神在现实社会中真正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
此外，《精神训》中延续了先秦道家对精神本心的维护。把这种对生命本性自然的维护放置于现代社会，同样值得我们从中汲取有益因素。道家文化中讲求的“精神”与我们所熟知的“初心”具有一脉相承的作用。我们现在经常讲“初心”，谈“不忘本”。国家也呼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初心作为治国理念的重要牵引力。
对于国家来说，初心是革命前辈们为强国富民奉献自我的心之所向，是他们为自己的未来事业所选定的坚定方向，是他们奋斗的初衷。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干扰到初心的因素。这时候，再次用初心和使命来引导国家和人民，对于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理想信念的回归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其实，初心和使命不仅是维系国家健康发展的核心价值力量，也是个人发展过程中应该坚守的精神内核。人的生命轨迹是一个长期动态的有机发展过程，自我内心的决定要素起着关键作用。在青少年时期，人们往往都会构想未来的宏图壮志，把自我理想与为社会做出贡献相联系。但随着现实经历的展开，会遭遇接踵而来的各种生活苦难。这时候，一些人就会动摇原初的生命理想，一再降低对自己未来的目标要求。人们从最初的立志高远到后来的降低理想，降低自我生命奋斗的积极性。这个理想目标变易的过程，就是从建立初心到初心让位于其他更低层次价值意义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初心由“再”到“不再”的转化过程。面对初心的动摇，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自我，积极反思那些生活中有积极有意义的部分。如果它确实具有高远价值，既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还能实现自我价值，那就有继续延续的必要性。如果它不是年少时期的无知空想，而是具有现实可行性，那我们就更应该重拾初心。
精神性是联通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文化联结。个人因为精神内在才可以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并建构生活的意义和理想。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因为精神共性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互动，并建构出属于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精神训》中探讨的精神问题，作为道家智慧的重要构成部分，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培育精神的方式方法。作者把智慧和文化融合在精神培育之内，告诫后人要减少私欲、平衡情志，用虚静平和的精神风貌应对所有已知和未知的生活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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