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经济导论总序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使命与境界此序为作者主持的201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研究”(教社科司函〔2014〕177号)的成果之一；国家社科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基础研究”(批准号：16ZZD046)的成果之一；*社会科学司2018年“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任务”的成果之一。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当前，中国国家治理正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深度转型。这种转型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延续与传承，又是一个跃迁的过程，需要变革与创新。通过国家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可能更好地发挥传统治理优势，创造新型治理优势，把两个优势内在地结合起来，为中国国家治理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提升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治国理政能力，也有可能为人类对更加理想的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一、强化使命意识，确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定位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治国理政提升到了全新思想境界和高度实践自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治国理政的丰富内容，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内在地结合起来，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分为两个具体的阶段，并把国家治理现代化既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制度保障条件，也作为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表征。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个阶段，除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社会文明程度、人民生活状态、生态文明状态等指标外，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那就是“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上可以看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三重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制度体系和能力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突出标志和重要表征。二、强化历史意识，深入总结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智慧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历史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实践创新的前提。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留下了历代先哲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丰富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给我们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深入研究古往今来中国国家治理从理念、制度、政策到行为等的发展历程，可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反省重大失误，探究深层原因，明晰历史教训，掌握客观规律，确立决策参照，提升决策智慧。例如：如何在传统之道与现代之势之间更好地保持张力？社会发展的延续性和传承性决定了历史演变规律会深刻地延续并影响到今天，要求我们尊重前人、历史和经验，但社会发展的不可逆性又决定了今天不可能是昨天和前天的简单延续，一定会有新的变革与需求，要求我们会通古今，勇于探索、超越与创新，自觉地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学习，不仅有可能使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获得更加丰富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内涵，也有可能获得更加坚实的历史基础，丰富其理论内容，更新其理论形态。三、强化创新意识，更好地发挥中国政治制度治理优势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首先必须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治理优势。1949年以来，我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四位一体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和完善。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最大优势，已经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最基本传统和最重要格局，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安身立命之所，必须在新时期得到自觉和有效的坚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进步，它们也需要获得最大发展和创新，以保障和展示中国道路的特殊优越性。为此至少应努力实现四大升华：第一，马克思主义要进一步由外来思想真正内化和升华为“中国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融合，直面并回答当代中国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造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真正融入中国社会，融入中国民众的精神家园；第二，中国共产党要由领导角色进一步落实和升华为“服务角色”，善于团结和汇聚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通过科学决策、政治引领和组织保障，强化协商民主，善于支持和激励人大、政协、政府、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中国社会，发挥党员个体的先锋模范作用；第三，社会主义要由传统模式进一步拓展和升华为“中国模式”，既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原则，又能探索中国道路，强化中国特色，激发社会活力；第四，人民民主专政要由国家主导进一步拓展和升华为“人民主导”，坚持依法治国，落实以人为本，切实保障人民主体地位。以上四个方面的变革与创新应当相互影响，良性共振，极大地激发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优势，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四、强化批判意识，透析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多元化状态国家治理既要适应当前中国的价值多元化状态，也要引领中国社会的价值合理化进程，为此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挥应有的批判功能。要准确盘点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各种价值取向、各种实践行为等，并对其做出合理性评估，张扬其合理内涵，批判其不合理方面，为人们做出恰当的价值选择提供指导。当代社会迅速转型，进入价值多元化状态，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良莠俱存。应当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多元价值并非都是合理的和健康的，为此必须对那些不健康、不合理的价值观进行批判和斗争，对健康、合理的价值观予以保护和张扬，对多元价值进行有机和有序整合，在此基础上构建能够保障各种正当利益和合理价值诉求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实现机制，引领多元价值的健康发展方向。例如，要研究当前中国各种价值之“元”之间有无共同基础，探讨国家认同的共同前提在哪里，如何进一步增强；要研究不同的价值之“元”间的基点之间的差异，探讨应否、能否和如何通过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系整合不同的“元”；要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的本底基础(底线)和高端目标在哪里，探讨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多大的覆盖面和多深的包容度，认识到其多元的复杂性，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保障和对策依据。正是在这个科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将更好地展示自己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增强其说服力和解释力，在提高全民族的思想自觉和理论自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哲学社会科学在本质上就是人的理性自我认识，且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应当为人民“代视”与“代言”。这两个功能规定，要求我们自觉深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聚焦当代人类、中华民族和个体在生存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从人类文明进步和中国人生存发展中汲取营养和活力，既敢于为人民“鼓与呼”，发时代之先声，扬人民之精粹，树社会之正义，又善于用科学思想理论武装和感染人民，彰显中国特色，提升人生境界，引领发展方向。五、强化整合意识，提升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性第一，加强顶层设计与荟萃全民智慧。中国国家治理总体上看需要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各级组织在战略设计和宏观布局方面的引领作用，以便更好地体现中央意图、政府主导、民族大义、全局利益，同时又要善于立足大众，尊重个体，关照民意，动员全体，把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内在地结合起来。第二，在法治之刚与德治之柔之间保持张力。社会生活的多层次性和人性的复杂性要求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的多方面和多层次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既是客观需要，也是治国智慧。一方面要努力通过刚性的法律与法治为社会大众划定行为底线与边界，另一方面要通过柔性的美德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与价值追求。第三，自觉应用现代科技和网络体系参与国家治理。信息化已经并在继续极为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与交往方式，也要求新时代的信息化国家治理方式。应努力学习应用现代治理模式与治理技术等，为中国国家治理注入新理念、新技术、新动力。综上所述，我们只有通过最大限度的创新与创造，把传统优势与创新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才有可能既超越自我又超越西方，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和治理保障，也能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丛书”策划的宗旨是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以“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从理论、方法、实践等多维视角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探讨。本丛书作者团队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为主，邀请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共同组成。欧阳康著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从国家治理的价值范畴、演进逻辑、比较优势等理论层面，以及基层治理、政治治理、全球治理、绿色发展和生态治理等实践难题入手，发力国家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人类对更加理想的社会制度探索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虞崇胜著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主题，深入探讨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着重研究不同制度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规律，以期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制度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杜志章著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综合评估体系研究》，旨在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广泛借鉴国内外治理评估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充分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探索既体现人类共同的“善治”追求，又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显著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实践导向性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评估体系。杨述明著的《智能社会建构逻辑》，集中选取智能社会演进过程中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键领域，敏感地触及社会智能化的新变化，从智能社会视角尽可能地揭示其演进规律，系统厘清智能社会演进逻辑与建构逻辑，有助于人类更理性、更全方位地认识社会、国家各项机制运转，进而更加积极从容应对新的社会形态图景下的社会生活实践。此外，杨述明拟著的另一本著作《智能经济导论》，立足于基础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智能革命驱动智能经济演进的理论，尝试着阐明有关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实践应用方面的理论基础，围绕数字基础设施等主要应用场景展开了深入研究，并探讨了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构问题，对于指导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从而助力中国经济更加清晰、从容、主动地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张毅等著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概述出发，分析各国的治理经验，总结治理模式，并对网络空间基础设施、网络数据、网络内容、网络空间治理主体等领域的问题进行分析，试图依据我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战略探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新趋势。吴畏著的《当代西方治理理论研究》，跨学科、广角度、全景式地论述西方治理理论的历史、概念、逻辑和最新成果，为建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中国话语体系和理论形态提供理论借鉴，为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他山之石。叶学平著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对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指标体系、衡量标准、统计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构建，从理论与实践角度对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需要处理的几大关系也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赵泽林、欧阳康著的《中国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旨在开展绿色发展精准治理的政策研究，通过权威部门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利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发展大数据分析平台，客观呈现中国大陆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绿色GDP(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绿色GDP、绿色发展绩效指数的年度变化情况，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了合理可行的对策性建议。杨华祥著的《中国传统治理经验及其现代转换研究》，在深入梳理中国古代治理思想主要内容及其发展历程和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兴衰治乱的深层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坚持实事求是和人民至上的原则，推进传统治理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传统典章制度的创造性转化，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向完善。李钊著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公共行政理论创新研究》，将公共行政置于国家建构的广泛背景之中，用社会合作型组织取代官僚制模式，依靠多维度运作的模型使公共行政切合现代社会领域分化的趋势，以期在使中国国家治理各项目标切实可行的基本前提下，借助公共行政的媒介塑造各社会领域的内在秩序，把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宏观建构推向新的高度。本丛书的出版将是国家治理领域的重大研究成果，在学术上有利于深化和拓展对国家治理理论的研究，在实践上可以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2020年6月于武汉喻家山智能经济导论序言自2017年始，我一直开设“智能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智能经济导论”这两门研究生课程。在教学和科研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触到，当今世界正置身于后工业时代智能社会与智能经济转型变迁的历史浪潮，社会经济各个领域正在发生着颠覆性变化。面对人类社会如此之大变局，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以敏锐的眼光洞察社会演变趋势、捕捉社会演变规律、导引社会演变方向。因此，我在2021年出版著作《智能社会建构逻辑》之后，耗时两年多完成了《智能经济导论》一书的写作。至此，初步形成了以智能社会和智能经济理论为基础支撑的基本思路，即依托社会转型变迁理论、创新经济和制度经济理论、发展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基本原理，融合工业社会转型为智能社会、工业经济转型为智能经济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等核心内容，以系列丛书、文章和实证研究报告等形式，企望在所及主要领域探索构建具有一定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1994年，美国学者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其著作《数字经济》（The Digital Economy）中，第一次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塔普斯科特将数字经济描述为“可互动的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以及互联网所推动的以人类智慧网络化为基础的新型经济”。2016年，G20给数字经济作出如下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在后工业时代，由于G20坚持使用数字经济这一表述，数字经济演变成为比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智能经济等不同称谓更具有国际共识度的经济学概念。很显然，无论是塔普斯科特还是G20，都是从信息这一要素来定义数字经济概念的。在塔普斯科特提出数字经济概念之前，我国学者黄觉雏、穆家海、黄悦首次提出“智能经济”的概念，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这些文章依据生产方式演变理论，从功能经济视角系统地阐释了智能经济的基本内涵和时代特征，并从经济演进发展的历史高度判断指出，21世纪的世界经济必将进入智能经济时代。人类社会迈进21世纪，正在从工业社会走向智能社会。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这种趋势越来越鲜明。这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必然规律，也是以计算机、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航天航空、新材料、新能源、新生命科学等领域智能革命为主要推动力的再一次社会变迁转型。智能社会延续农业社会的根脉，承传工业社会的基因，在诸多核心领域发生突变而改变社会各领域的存续运行状态。对于人类来说，与所有社会转型一样，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转型，既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更是人类文明史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转型变迁，经济形态转型无疑是“头雁阵”。遗憾的是，与对农业经济形态转型至工业经济形态的认知不一样，对于这次历史性演变，首先感知的不是经济学理论界，而是科技经济实业领域。例如，早在21世纪初期，任正非就认为，人类社会要转变成智能社会，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谁也无法阻挡。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转折时期，未来二三十年内将变成智能社会，智能社会就是信息大爆炸的社会。这个时期充满了巨大的机会，没有方向、没有实力的奋斗是不能产生价值的。没有正确的假设，就没有正确的方向；没有正确的方向，就没有正确的思想；没有正确的思想，就没有正确的理论；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战略。华为发展战略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逻辑基础上的。历史充分证明，华为对于经济社会形态转型的认知，是符合人类社会经济演进规律的。早在2017年，李彦宏出版了著作《智能革命：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革》，2020年又出版了专著《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形态》。李彦宏认为，智能经济是以人工智能为主要驱动力的新经济形态，是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为杠杆，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多元场景深度融合，支撑经济社会和人高质量发展的新形态、新范式。他认为，智能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2020年6月18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百度公司联合发布《新基建，新机遇：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白皮书》，明确提出了智能经济的概念和内涵，并阐明了智能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关系。2022年9月6日，由人民日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2智能经济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就推动智能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引领，以新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构建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领域展开深入研讨。这次论坛进一步确立了智能经济的理论定位。从理论上讲，智能经济和数字经济都是智能时代、智能社会所展现出来的基本经济事实。按照实业界的基本观点，智能经济是在数字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由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推动形成和发展的新经济形态。由此可见，无论是数字经济，还是智能经济，其本质都是智能革命推动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次历史性转型变迁。我对于智能经济的认知主要源于如下三种视角。一是社会变迁转型视角。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而未来必然会实现从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的转型，这是历史大势。如同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带动农业经济转型为工业经济一样，工业社会转型为智能社会，必然会带动工业经济转型为智能经济。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原理，我一直坚持着智能经济理论的探索。二是创新经济学视角。毋庸置疑，智能经济是科技创新驱动的必然产物，创新自然就是智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由此展开，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创新经济学也就成为支撑本书的智能经济原理的逻辑起点。20世纪初，熊彼特力图用创新理念从机制上阐释经济发展规律。他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外部强加于经济生活的，而是产生于内部，由自身引起的变化”。在古典经济学视域下，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是公认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熊彼特则将技术这个要素作为内生变量植入经济模型，并由此提出一系列关于创新的观念。熊彼特的创新内生性观点，为20世纪中叶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熊彼特的创新经济理论在二战后得到了极大推崇，对后工业社会经济理论直接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经济理论、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新增长理论、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等理论学说的重要源头。当然，熊彼特的创新经济理论也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三是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视角。依据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的存在与运行状态决定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我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走过和正在演进的基本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形态为原始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以及现代数字经济；典型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智能社会，典型经济形态为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现代智能经济。这里的一个重要的逻辑结论，就是将人类社会经济的形态分为基本经济形态和典型经济形态，从而将数字经济与智能经济划分为两种体系的组成部分，为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找到了它们的历史方位。智能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包含着两个重要领域，即基础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基础性研究主要是回答智能经济“是什么”的问题，包括它的内涵、缘起、特征、趋势以及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等，本书的“导论”“智能经济的理论逻辑前提”“智能革命与智能经济”“智能经济形态的理性认知”等章节都致力于解决这一基础性问题；实证性研究回答“如何做”的问题，主要是用来指导破解智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以及重要应用场景布局，本书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智能经济形态”“数字基础设施建构”“数字经济类别及其典型场景应用”等章节，就是针对智能经济关键领域问题而提出来的基本理论支撑。当然，无论是基础性研究，还是实证性研究，都远远不止于此，未来任重道远。万事开头难。智能经济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又一新形态，才开始展现出萌芽头角，对于它的观察与研究还将伴随漫长的人类活动过程，我们大可不必希望就此确立一种什么理论而禁锢自我。数字经济就像人类面前的又一座大山，智能经济兴许就是其中的宝藏，我们拿着智能工具正走在前行的路上。是为序。作者2023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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