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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裴斐说《论语》 半部《论语》治天下,国学大师裴斐暮年心血遗作

書城自編碼: 397250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文学评论与鉴赏
作者: 裴斐
國際書號(ISBN): 9787541168468
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04-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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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古典文学泰斗依足古本,讲评“古今中外举世无双的一部奇书”。
★ 集前人及时贤注解之长,独到解读适合中国人的智慧经典。
★ 篇幅精炼,随手一篇,认识不一样的孔子,活出通透人生。
內容簡介:
本书由国学大师裴斐生前在中央民族大学为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论语》课的讲稿整理修订而成,内容占《论语》三分之一,计六篇另二十章,据内容拟有小标题,讲评结合。本书作为作者晚年遗作之一,风格独特,新义迭出,除了阐述孔子学说、教读《论语》方法,还写出了一个有个性有温度的不一样的孔子。作者结合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字字珠玑,娓娓道来,值得再三品读。《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本书不仅是对出生于成都的这位国学大师的纪念和对其学术著述的总结,也能让国学爱好者和广大学子从大师文字中学习人生智慧,提升语文、逻辑综合能力。
關於作者:
裴斐(1933—1997),原名裴家麟,四川成都人,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原教授。曾任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四川江油李白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常委等职。在李白研究、杜甫研究、文学理论、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思想文化等方面均卓有建树,出版有《李白十论》《诗缘情辨》《李白选集》等学术著作。
目錄
目录
前言
PART1 学而第一
一、人生两件事
二、儒家仁道之根本
三、巧言令色好不好
四、严于律己
五、当官须知
六、道德与文章
七、道德第一的偏颇与如何看待女性
八、自尊与谦逊
九、重丧祭是为了活人
十、儒家人格理想
十一、孝之一解
十二、儒家社会理想
十三、与人交要讲原则
十四、物质与精神、言与行、学与问
十五、教学相长与精益求精
十六、知己与知人
PART2 为政第二
一、美好的空想
二、孔子的重大失误
三、王道与霸道
四、孔子晚年的自白
五、释孝之一
六、释孝之二
七、释孝之三
八、释孝之四
九、孔子喜欢内向型性格
十、知人不难
十一、温故与知新的关系
十二、专与博的关系
十三、做了再说
十四、合而不从
十五、学与思的辩证关系
十六、关于排斥异端
十七、为学切忌不懂装懂
十八、多闻多见与谨言慎行
十九、用人唯贤
二十、居上位者须以身作则
二十一、孔子自我解嘲
二十二、人无信则事无以成
二十三、承传与变革
二十四、合情合理(礼与义)
PART3 八佾第三
一、对僭礼者怒斥
二、对僭礼者讽刺
三、礼乐与仁的关系
四、仁与礼之本
五、孔子感叹周天子名存实亡
六、孔子维护君主制又一例
七、争与让
八、教学相长又一例
九、言而有征,无征不信
十、不欲观之礼
十一、至仁至孝者可治天下
十二、孔子重祭祀但不相信鬼神之实在
十三、有求无媚
十四、温故知新又一说
十五、敬谨以求实
十六、尚礼不尚力
十七、虚应故事也比荡然无存好
十八、孔子感叹世无知己
十九、维护君主制又一例
二十、中庸之为美
二十一、既往不咎
二十二、孔子贬管仲
二十三、孔子知音者
二十四、天涯何处无知己
二十五、孔子的审美理想
內容試閱
《论语》无愧为儒家的圣经
(代序)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学说,圣人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立者。西汉学者们认为儒家的经典“六经”是孔子所作,或为孔子删定的。“六经”中的《乐经》亡佚,存《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它们保存了孔子的微言大义,体现了儒家之道。然而自北宋以来,学者们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开始了疑经疑传的风尚,以为传世的儒家“五经”实为古代文献,其中的《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曾被孔子作为教材,而《春秋》乃鲁史,并非孔子所著。新儒学—理学创始者之一的伊川先生程颐的弟子谢良佐曾将“五经”的要语集为一册,程颐批评说:“玩物丧志。”这表明理学家并不看重“五经”,不希望弟子们在经学方面用功夫。理学家们认为汉代的经师和唐代的古文家均非真正的儒者,只有他们才发现了儒家之道,他们才是真正的儒者。他们特重儒家圣人孔子的语录《论语》和亚圣孟轲的语录《孟子》,又从《礼记》中发现了《大学》和《中庸》,从而阐发它们的义理,使儒家之道复明于天下。此“四书”中当然《论语》的意义尤为重要,如南轩先生张说:“学者,学乎孔子者也。《论语》之书,孔子之言行莫详焉,所当终身尽心者,宜莫先乎此也。圣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则亦可睹焉。”理学家们对儒家学说的认识,远胜于汉代经师和唐代古文家,并在探求义理方面达于精微的思辨。裴斐先生说:“认识中国文化传统从儒家开始,认识儒家从孔子开始,认识孔子从《论语》开始。”我赞同此论。
裴斐,原名裴家麟,1933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成都市,1947年考入成都华西协合高级中学(今成都华西中学),任《青年文艺》主编,出版小说集《母与子》。1950年,他考入华西大学中文系,被誉为“蜀中才子”;次年由川西教育厅推荐到北京选择高校深造,遂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又被誉为北京大学才子之一;1954年毕业留校担任著名学者王瑶的助手,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同时发表唐诗研究系列论文,成为知名的青年学者。1979年,裴斐重返教学岗位,由语言学家马学良推荐,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古汉语文选、《论语》选讲、《庄子》选读、唐诗格律、杜诗研究、李白研究、文学理论。他是卓越的唐诗研究专家,著述甚多,其理论著作有《诗缘情辨》和《文学原理》。裴斐于1997年不幸去世,享年64岁,未尽其才,留下无尽遗憾。此部《裴斐说〈论语〉》是他于1993年9月至1994年1月在中央民族大学为中文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专题课程的讲稿,后另据授课录音和讲稿上他的手批做了增补。
近二十年来,由于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以通俗的方式讲《论语》者甚多,似欲认识真正的孔子,或欲突显现代意识,往往又宣扬了旧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难以解决怎样合理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裴斐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具有敏锐的思想和谨严的治学态度。他讲评《论语》为时一学期,仅七篇而止,却将孔子简朴深奥的哲理,以明白晓畅的现代语言和自己的时代感受做了新的诠释,体现了一种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我们由此不仅可以认识儒家圣人的真实思想,还可认识儒家学说的本质,更可能省发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所含蕴的中华民族精神。他特别指出孔子企望建立的社会秩序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它是建立在感情而非暴力的基础之上;第二,它不是人人平等,而是有上下、尊卑之分。由于前一点,孔子的理想从未实现过,它始终是一种空想;由于后一点,它又不断地被后世专制统治者利用。我们由此既可以辨识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进步意义,又可认识到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成为人民思想的桎梏。孔子学说最可宝贵的是他的全部学说都是面对现实人生,是为了建立起人人互相亲爱的人间秩序;既没有天堂、彼岸的吸引,也不用上帝或鬼神来威慑,而是靠激扬人自身的道德情操来维系。这种社会理想虽不曾被实现——亦不可能实现,但它作为一种文化,比起其他宗教文化有其优越之处,因为它依赖于人自身而非任何超自然力量。因此在世界各民族的古代文化中,唯独中国的儒家文化不是宗教,这是一个奇迹。
孔子是富于智慧、道德高尚、积极入世的儒家圣人。裴斐认为孔子的伟大往往不表现在主张本身,而表现在他的实际行为不符合他的主张。孔子的身份有三方面:思想家和政治家、教育家、人。这三面既和谐一体,又常有矛盾,唯其如此才是真实的。须知孔子也是人,有缺点,有失误,言行有不一的时候,修养也不总是那么高,激动时还会赌咒发誓。唯其如此,他才是可敬可亲的。这为我们描绘了一位真实的儒家圣人。孔子十分重视精神的价值,但却从未宣扬过超乎人身(物)的意识存在,因此裴斐说:在我看来,他也是个唯物论者。我们从哲学的视角来看,孔子所代表的先秦儒者是最有生命力与合理性的;其可贵之处在于合情合理,切实可行。《论语》无愧为儒家的圣经。
孔子这位圣人并非十全十美。裴斐以文化批判的态度指出,孔子及儒家伦理的局限就在于它只着眼于个人欲望的消极面,好像只有道德才是高尚的,一提起欲望就认为是坏东西。实则一个人没有欲望那还叫作人吗?可见孔子学说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忽视个体人格价值,尽管他自己的人格是很值得钦佩的。裴斐特别举出孔子对妇女的歧视,说他不懂男女之情这门深奥的学问,其男女观是非常粗鄙的,以致后来的儒家更不像话,给妇女规定了“三从四德”。这是儒家文化的坏东西。他指出,孔子主张的德与礼都是叫人守规矩,而历史上凡有成就者都不那么守规矩,太守规矩就做不出成就。孔子谈到《诗经》时说了一句“思无邪”,还谈到尚同、尚用的话。裴斐认为这是孔子的最大失误。儒家文化对文学发展的不利,孔子是有责任的。在对《论语》的评论中,裴斐表示:“指出孔子的坏,正是为了继承这位文化伟人,使其学说在今天继续发挥作用。”
裴斐是博学而明辨的学者,他对孔子学说精要而深邃的见解,对我们现在应以怎样的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是最富于启迪意义的。我深信历史总是在传统与反传统的矛盾中前进的,历史只能在反传统力量的推动下开拓前行。裴斐对孔子学说高度评价并指出其严重缺陷,体现出现代文化价值观念对儒学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他的某些观点尚未充分阐发,往往表示“到此为止”,留待读者去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学理的探索。他的这部《裴斐说〈论语〉》极受当时的受众所喜爱和激赏,我以为它对现在的读者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有助益的,是具有“温故知新”的效应的。
裴斐去世后,此讲稿经其高足蓝旭教授花费大量精力加工整理。在此谨致谢忱。
谢桃坊
2023年4月24日
于成都百花潭侧之奭斋

前 言
做学问也须有竞争意识与冒险精神。
古往今来讲《论语》的人那么多,我现在决定开这门课,就是要和他们竞争,如不能超过前人,也要表现出自己的思想风格和时代特色。附带说一句:我很同意西方诠释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肯定诠释者主观投入之必然性与必要性,认为这正是学术发展的前提。
至于说冒险,是因为有许多心里话要讲。契诃夫曾对高尔基说,他对女人的真实看法,要等到一只脚踏进棺材时才说;好像尼采也说过类似的话。讲讲女人都得冒险,何况谈论整个社会人生!我现在虽然年方六十,但又抽烟又喝酒,正大踏步走向火葬场,所以非抓紧时间说真话不可。再说,这很可能是我在本校最后一次讲大课,成败难卜,由此观之,也是一种冒险。
以上所说近乎玩笑,不必当真。下边转入正题。
人之区别于其他动物,就在有文化。
大率而言,文化分两类:一为研究自然,叫作自然科学;一为研究人自身,叫作人文科学。当然,这两类文化在发展中是相互影响(促进或制约),并且还有彼此渗透的情况,所以我前边用了“大率而言”这个限制语。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人文为本,自然为用;这道理很简单,因为二者的主体都是人,即都是要人去研究,并且是为了人。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两类文化都很发达。但近代自然科学落后了,大大落后了;其中原因这里不去讲,这个事实是大家都承认的。那么人文科学如何呢?有人说好极了,有人说坏透了,已经争论了快一百年,现在仍在争论。两种论调都有道理,又都是片面的。针对“好极了”的论调我说“坏透了”,针对“坏透了”的论调我说“好极了”。
现在令人担忧的不是说好说坏,而是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根本不了解。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所谓民族文化就是指人文科学。你们都是大学生、研究生,而且是专攻人文的,请扪心自问:对中国的文、史、哲——具体讲就是经、史、子、集——究竟知道多少?按理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民族文化的载体,就是说,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以至日常言行举止,都应具有民族的特色。可是从现在年轻人身上很难看出这种特色。最近接到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年轻人的电话,讲的是汉语,可满口“哼哼、yes、ok”,你要说“嗯、对、好”岂不省事些?说话腔调也怪里怪气,好像外国人学汉语,其实他就是北京长大的孩子。我不知他英语学得怎样。如果英语也讲不好,那就真成了庄子所说那个到邯郸学步的寿陵人了。这种人在学术界也有,刚学了点洋理论的皮毛,就用来吓唬自己的同胞。我并不反对借鉴西方理论,正如鲁迅所说,吃牛肉可以强壮身体;可是现在有不少人,刚吃了几口牛肉就在那里学牛叫。至于社会道德之败坏,那更是怵心刿目!做人总得有个原则,现在的一些人是什么原则都不讲,或者口头上讲得冠冕堂皇,实行的则是尔虞我诈,钩心斗角,唯利是图;一个礼义之邦,现在社会有些人人心都变得寡廉鲜耻,难怪有人提出要振兴国学,“兴灭继绝”;也有人惊呼“人心不古”,主张恢复儒家传统。这是一种复古思潮,是对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反动。我很同情,但并不完全赞成。
自然科学是为发展物质文明,人文科学是为发展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无国界,可以全盘西化(实际我们在许多方面早已如此),精神文明则必须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传统。如果精神文明也西化,那就丢掉自己做中国人的根本,成了外国人。这种主张,岂不和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样?不一样。我说的保持和发扬,并非原封不动地继承。以某观之,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既有举世无匹的极好的东西,也有长期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极坏的东西;要保持和发扬,必须用现代的观点重新加以认识,所谓现代观点也包含对西方的借鉴。
从来的复古,其实都是革新;中国、西方均如此。不过最好还是叫复兴。我主张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在文化上也来一次复兴运动,其基本内容就是重新认识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温故而知新,温故目的是知新,面向现代和未来。]
认识中国文化传统要从儒家开始,认识儒家要从孔子开始,认识孔子则须从《论语》开始。
《论语》是部什么书?我说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部奇书。
《论语》是语录体,以记言为主(也记行);“论”通伦,伦次即编次之意。这是一本由孔门弟子(包括再传弟子)记录编订的孔子言行录,其中也有弟子的言行。孔子一辈子没写过书。《春秋》原出鲁国史官记录,可能经过孔子整理但并非他撰写;即便是他撰写,要没有三《传》就根本无法看懂,而三《传》(尤其是《左传》)中究竟有多少孔子的意思,只有天知道。再,孔子“五十学《易》”是事实,“作《十翼》”之载绝对不可信。孔子思想及言行均见于他人记载,先秦典籍如《左传》《礼记》以至《庄子》中都有;而最全面亦最可信的记载,则无疑是《论语》一书。由门弟子记录先师言行的书并不罕见,例如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中国的墨翟、孟轲也都没留下著作,其言行亦见于门弟子撰述;再如我国佛教禅宗的各种语录,以及《二程遗书》《朱子语类》等,亦属此类。但所有上述这些书,或以理论命题分门别类,或以纪事本末各自成篇,要之均有不同程度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而《论语》二十篇,篇与篇之间既无联系,亦无法从内容或时序上加以区别,一篇之中往往三言两语阐明一个观点,接着就转入另一命题,而同一范畴的命题又散见于各篇。《论语》是部奇书,奇就奇在这种“有头无尾,得后遗前”的天女散花般的写法;奇之又奇的是,如此杂乱无章,总共万余字,竟能表达一个涉及哲学、伦理、政治、历史、教育、文学、音乐等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并从而充分显示出孔子的智慧和性格,从中也能看出其若干弟子的性格。
台湾地区学者南怀瑾,认为《论语》每篇都有个中心,并且彼此间有联系,合起来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论语别裁》),这是不对的。少数几篇确有中心内容(《乡党》尤明显),但绝非篇篇如此。总的看来是杂乱无章,且时有重复,此正说明它保存着孔门弟子的原始记录,编订者纵有改易亦不大。当初孔门弟子恐怕并没想到要写书,只是出于难以忘怀和情不自已,要把关于先师的记忆告诉别人或记录下来,因而终于写下的往往是孔子言行中最精彩最重要的片断:这正是造成《论语》特色及成就的根本原因。
《论语》无愧为儒家圣经,也是人类文化史上一大奇迹。
我开的这门课,题为“论语讲评”,一是讲,再是评。
讲解是为把原义搞清楚,这方面主要参照前人及时贤注解,亦时以己意出之。前人关于《论语》的著作上千家,我只参考三种最重要的注本,即《论语注疏》(何晏集解、邢
疏)、朱熹《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近代及今人的注本,则参考康有为《论语注》、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虽仅六种,实际包括多家,这足够了。各家分歧之处,或择善而从,或两存,一般不说明出处(重要地方也得说明);出于己见则必说明。字、句解释多从旧注,章节串讲多出于己见。无论字句解释或章节串讲,均力求合乎文本原义,实际做到什么程度那又是另一回事。篇章之划分,在《论语注疏》中即已固定下来,后世注本有极小差异,本讲悉依古本。
评论则完全是从现代观点出发,既有古今比较,也有中西比较,并且免不了借题发挥。这方面倒是受了南怀瑾启发,不过我的见解自以为比他高明。他只说“好极了”,我还要说“坏透了”。不是说孔子本人坏,他在他那个时代一点也不坏;而是说他的有些观点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坏,非常坏。指出孔子的坏,正是为了继承这位文化伟人,使其学说在今天继续发挥作用。
讲与评,有时很难分;讲中有评,评中有讲。
开这门课的目的、方法都讲了,也简单介绍了《论语》是部什么书。
再谈谈对同学们的要求。首先要求背,一定要背。《论语》这样的书,要不能背,学了也白学。但不要求全背,比如《乡党》篇就不用背,别的篇章也用不着全背;凡须背的将在每次课结束时指出。再是要求在弄懂文本原义的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加以批判地继承,并且身体力行。君子之学是身心之学,小人之学才是耳口之学。
这门课绝非单纯传授知识,主要是希望有助于你们学会做人,做个堂堂正正的现代中国人。这里边包含几层意思:首先是做人。做人就得有做人的原则,即为人之道,为人之道就是人生哲学,《论语》讲的就是这个。再是要做个中国人,要讲中国人的为人之道。至于堂堂正正,那是形容词,可以做各种解释。我这里主要是强调做人要有自尊心,这正是当前社会生活中普遍缺乏的。没有自尊,为人之道就无从谈起。还要补充一点——“现代”,完全像古人一样不行。对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东西毕竟不能全学,必须做出新的诠释或加以修正、补充,从而形成新的中国人的为人之道。
我这个话还有些言外意,就是“有助于”“做个堂堂正正的现代中国人”,不是说学了《论语》以后就能做到,还要学很多别的东西。就拿儒家的著作来说,《论语》很重要,认识孔子首先要读《论语》,但还需要学很多其他的著作。比如《孟子》应该学,孟子在很多方面比孔子有所发展。以至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一直到程朱的理学,宋明的陆王心学,都是属于儒家这一大的范围。孔子的学术,特别是《论语》里边,主要是讲为人之道。当然这为人之道很概括、很宽,包括“修、齐、治、平”,但他讲的都是现实人生,不太讲形而上的东西,所以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实际上中国有哲学,儒家也有哲学。《周易》就是哲学,到董仲舒,到理学,到心学……中国的形而上的东西也很多,而且比西方的更丰富、更深刻。这些东西都需要学。还有别的,比如老庄、禅宗。中国文化传统不止是儒家(当然儒家是一个主体,最重要的)。所以说学习《论语》只是一个开始。
还有一点言外意——我强调儒家的文化传统,但是不希望你们成为新儒家。现在新儒家的思想很盛行。新儒家的第一代应该说是在五四时期,正当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要“打倒孔家店”,提倡新文化的时候,就有新儒家的出现。那时候梁漱溟就在北大开孔子课,后来又开佛学课。所以新儒家第一代差不多是在五四时期,代表人物是梁漱溟、熊十力。钱穆也是这个时期,稍晚一点。第一代的特点:他们这几位都是同时研究佛学。梁漱溟最后表示:“我的归宿不是儒,是佛。”他们都是把佛家的东西揉进儒家,所以形而上的东西比较多。钱穆少一些,梁漱溟和熊十力多一些。第二代,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为代表。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曾发表了一个宣言性的东西:《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主要是要返本——以儒家文化为根本,而又融进了一些西方的东西。五四时期不是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吗?他们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儒家思想就有,不过没有被发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展起来而已。这是代表新儒家极盛时期的第二代。现在进入第三代了。第三代好像没有跟他们地位相当的这样一批人,但是人还是不少,海峡两岸都有。对于新儒家的评价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不是一概抹杀,但是我不主张简单地返本。学习儒家的文化,还有别的文化(刚才讲了,包括道家、禅宗,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都要“温故而知新”。“温故”的目的主要是“知新”,要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我不主张现在归宗于哪一派、哪一家的学说,总的来说,民族文化应该很好地继承,但重要的是要有新的思想、新的理论。简单说起来,我主张中国要出现新的思想家。这新的思想家首先要全面地继承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是一个根本;要借鉴西方,这是第二;第三,更重要的一点,要从自己的时代感受出发。新儒家学派我不同意他们的,主要是他们缺乏这样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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