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6S精益管理实战（精装版）
》
售價：HK$
103.3
《
异域回声——晚近海外汉学之文史互动研究
》
售價：HK$
112.7
《
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聚焦亚洲、中东和南美洲被忽视的本土农业文明
》
售價：HK$
102.4
《
无端欢喜
》
售價：HK$
78.2
《
股票大作手操盘术
》
售價：HK$
55.2
《
何以中国·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
》
售價：HK$
89.7
《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代表作 女性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的象征，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
售價：HK$
45.8
《
泉舆日志 幻想世界宝石生物图鉴
》
售價：HK$
137.8
|
| 內容簡介： |
著名军史作家萨苏作序推荐，评价道：这本书，是一本记录历史的书，也是一本召唤记忆的书，里面记述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刚勇和忠诚。魂兮归来！
提起抗战，一般会说八年抗战。而其实东北人民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开始了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战中，东北人民先后经过东北军、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等不同抗日主体抗日。本书暨全面讲述十四年的东北抗战，爬梳寻找中国人民在东北艰苦卓绝的坚持抗日的英勇事迹。大量历史史实经过作者多方史料的对比考证得以重现，如九一八事变当夜中国人民抗日第一枪在哪里响起？“不抵抗”政策的来龙去脉？江桥抗战的首胜战果、真实的抗联军旗样式等等。
|
| 關於作者： |
胡卓然
江苏省近现代史学会会员、江苏省历史学会会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员，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会员。已出版《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发表抗战史研究文章若干。
赵云峰
现供职于北京某科研院所。对东北抗战多有关注，搜集大量资料和对英雄后代的访谈，在网络和媒体上陆续撰文数十篇，全面介绍抗联的历史。
|
| 目錄：
|
最危险的时候：九一八事变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独家公开预警
“不抵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不抵抗”的鲜为人知内幕
不抵抗的最后一幕：锦州撤退前后
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于何时何地打响？
发出最后的吼声：东北义勇军的稀见事迹介绍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前已“最流行”
在五星红旗下听为自己创作的歌
首战中的首战：十四年抗战里的第一次胜利
江桥抗战里的两个“第一次”战绩
“九一八”一周年时，义勇军的雪耻之战
将军断头第一人
满门忠烈王凤阁
辽东三角地区义勇军的几位领导者
十四年抗战里击毙的第一名“日本籍将领”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义勇军“打”掉了日本大佐的将星
义勇军最后的吼声
义勇军归国和返乡之路
黑土地的怒吼——东北抗联的军政府，曾正式对日宣战
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东北抗日联军珍闻轶事披露
抗联设计的国旗，真的是一种“五星红旗”
东北抗日联军的军旗——考证一支抗联部队的番号
“中华民族伟大义愤的反映”——考证此战抗争背景
1940年在鬼子腹地打县城
两支波波莎对32支三八大盖
奇袭嫩江一号机场
一个类似洪太尉的监狱头头
抗联跳伞记
警卫员的故事
抗联烈士福间一夫
抗联里的三位清华学子
越狱英雄于天放
轨迹
可以做发动机的螺丝钉
抗联一枝花
七旬爷爷老交通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东北民众英勇抗争故事拾零
起义1941：最艰难那年在敌人心脏举义旗
地火
利斧毙敌酋，壮士报国仇
路见不平，烈女拔刀向日寇
为赵一曼看病的大夫
小站小事大英雄
有个地主叫黄有
赵一曼和赵尚志的妈妈
前进、前进：抗战胜利前后的史事点滴
祖国啊，我们回来了
抗联最后一名烈士
牺牲在日本投降后的情报人员
人必自救而天救之
日本投降后对中国人的两次屠杀
杨靖宇的警卫员和通化镇暴
自作孽，不可活
荡倭匪
抗联的历史意义
The end
|
| 內容試閱：
|
最危险的时候：九一八事变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独家公开预警
“九一八”事变虽是以“九一八”的日期冠名，但是真正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的部分，实际上仅仅只有一个小时左右。
等到在隆隆炮声中，沈阳城里人们清楚地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已是9月19日凌晨了。而此时19日的报纸内容早已排版好。于是，仅有极少当年的报纸于9月19日紧急出了号外，国内各主要报纸几乎都是等到了9月20日，才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日军在东北动手的消息。
当年有能力看报纸的国人们，9月20日那一天翻开民国的四大报纸《大公报》、《益世报》、《申报》、《民国日报》，这样的报道标题会映入眼帘，带给人们惊愕的同时，刺痛人们的心灵——
1-1 1-2 1-3 1-4
1931年9月20日的《大公报》、《益世报》、《申报》、《民国日报》
天津的《大公报》的报道标题：
望国民镇静以救国难
日军于昨晨突占领沈阳
同时占领长春营口安东
沈阳损失重大，长春死伤众多
我军全未抵抗，中央已提抗议
天津的《益世报》的报道标题：
日军侵占东省，形势益趋险恶
长春安东宽城子亦先后失陷
张副司令通电告日军侵入沈垣真相
外交部昨向日政府提出紧急严重抗议
日方仍称必要时武力解决
上海的《申报》的报道标题：
日军大举侵略东省
蔑弃国际公法 破坏东亚和平
沈阳辽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处均被侵占
上海的《民国日报》的报道标题：
违反国际公法 破坏东亚和平
日军昨晨强占沈阳
自毁满铁路轨诬我军所为 借口启衅
我军无准备无抵抗 沈阳全城遂陷落
日军杀人放火 荣臻被掳 王以哲殉难
长春营口沈阳等要地同日均告失守
《民国日报》的读者们那一天也许是最震惊的。该报另拿出报头旁边的版面用于刊登落款是“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的标语——
同胞们，日本已占据沈阳了！
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1-5 《民国日报》刊登的“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的标语
在无预兆的情况下，拿到了当天新出的报纸，即可以看到“已占据沈阳”这几个比新闻标题更粗黑的大字……过了八十年，我们仍是可以想像《民国日报》的读者当时心中的惊讶和迷惑。
与民国的“四大报纸”一样，作为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当天也以大篇幅刊登了有关的报道——
甘心破坏东亚和平
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
籍故实行其预定之侵略阴谋
在沈肆行焚烧掳掠备极惨酷
我军奉令未行丝毫抵抗行动
驻日英大使及各国代表深切注意
1-6 1931年9月20日的《中央日报》
然而，《中央日报》的读者们，和只看民国的“四大报纸”的读者们比起来，他们知道日军在东北动手时的惊讶程度，或许是会降低很多的。
作为国民党中央的喉舌，从一个月零两天前起，《中央日报》其实就在为东北即将发生惊天动地的事变，而开始进行连贯、持续的“预警”了。这在全国的各家报社中，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其余各大报虽也有关注中村事件且报道日方有武力解决之叫嚣的，但是到了“九一八“前夕几乎都没有起到“预警”的作用。例如：《申报》一直关注着“中村事件”，曾发出报道《所谓中村事件，日本阴谋叵测》，但是到了“九一八“前夕却报道称《中村事件形势渐趋和缓》。天津的《益世报》曾报道日本的武力叫嚣，“九一八“前夕的报道却称“欲对俄先对华，日本对华之无理行为完全是对俄作战计划”，在“九一八“前一天的9月17日还报道：“据目前之情形，中村事件，中日间可望得一和平圆满之解决”。
到了1931年9月20日这一天，各家报纸的新闻标题里面，也是只仅仅有《中央日报》一家，最为明确指出了日军是实行“预定之侵略阴谋”。
这一段史实，在今天已是鲜为人知了。只有翻开尘封的旧报纸，才能看到80年前字里行间那一段段含蓄的警讯——
1931年9月19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军彻底占领沈阳，继而侵占东北的多处地方。这一天的《中央日报》在沈阳的消息传到南京前已完成出版，未及刊登凌晨在东北发生的事件。但是，这一天出的《中央日报》按照原定计划刊登的报道，却称日军借口中村事件而发动的“武力侵略”已迫在眉睫了（此报道之中甚至已说日军“报复手段，已有具体协议；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而这样的“预警”，明显足以让第二天（9月20日）又从《中央日报》看到日军在东北动手的新闻的读者们，至少不会觉得那么惊讶和突兀。
1931年9月19日出版的《中央日报》上刊登的有关通讯，标题是《日人心中之中村事件》（副标题则是“竟欲藉口对满蒙积极侵略，帝国主义武力梦始终不醒”）。此篇通讯开头就是这样的一段话：
日本对于中村事件之故意张大做严厉之反宣传，以蔽天下人耳目，且藉此机会儆田中奏折，强占满蒙各种情形，业志前讯。今则益炽，报复手段，已有具体协议；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报道的结尾又写道：“闻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已将报复手段具体案制定……盖其内容不过暴力侵略与压迫也。”
这样的预警报道，其实从1931年8月16日起已连贯发出。
8月16日那一天《中央日报》的画报副刊《中央画刊》（107期）的封面是这样的：
1-7 8月16日那一天《中央日报》的画报副刊《中央画刊》（107期）的封面
封面下方有这句话“醉生梦死的人们，难道要等到那恶兽咬到你们头上才知道痛苦吗？”透过这句话，今天的人们分明可以觉察到，当年可以把《中央日报》当做喉舌的“某些”人，在获取到日军的情报时，胸中有一种难言的焦灼：
他们已知道了日军的侵略行动实际上正步步逼近，而不知情的国人大多仍是浑然不觉。
1931年8月16日的“预警”，甚至比日方8月17日公开发布带有恫吓性质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还早了一天！
从起，《中央日报》连贯刊发着各种关注东北的“警示”报道，而国内任何一家别的报纸都没有类似的连贯举动。这样的连贯预警，可以说是国民党中央的喉舌“独家”实施的。
到了9月17日，《中央日报》刊载了《呜呼！日人所谓七字胜诀》（副标题：“帝国主义者始终不忘武力，欲藉中村事件为出兵口实，飞机翱翔全国散步仇华传单”），又一次明确指出了日军“欲藉中村事件为出兵口实”。9月18日的当天还有一篇警惕日本在东北动作的报道，是《大可注意之日人侵略东省警权》。一直到1931年9月19日，含蓄“预警”了日军准备充分的军事行动“颇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日报》的“预警”到此结束，从第二天起和全国别的报纸一样，报道的都只能是日军实际已展开的军事行动了。
于是，从这些当年报纸上留下的证据，可初步判定出这样一个史实：
授意其喉舌连贯发出“预警”的国民党决策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若干天，实际上已经明确了这样的情况——
“意欲实行武力侵略”的日军，在东北进行某种程度的“军事行动”和为中村事件的“报复手段”，“有一触即发之势”。
那么，既然是已经预见到了日军的侵略行动，为什么九一八事变还是会以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而告终呢？这就得了解“不抵抗”政策的来龙去脉了。
背景介绍
中村大尉事件
1-8 1-9 中村震太郎的照片、中村震太郎和助手井杉延太郎的合影
1931年5月下旬，有“搜集对苏主决战方面及安屯垦区的作战资料的秘密使命”的日本“参谋本部部员陆军步兵大尉”中村震太郎，悄然成为中日关系史上一个关键人物。他和助手井杉延太郎等为了“调查帝国陆军纵断兴安岭时宿营、给养、供水以及行动的难易等情况，以编写军事要地志”，侵入了东北兴安屯垦区。
1928年11月，东北政务委员会批准东北军炮兵司令邹作华提出的率部殖边屯垦意见，在洮安成立兴安区屯垦公署。屯垦范围以辽黑二省的洮安、索伦县为主，次属蒙荒扎萨克图旗、镇国公旗、扎赉特旗，图什业图旗一部，管辖有三团屯垦军、军收场、垦殖局、无线电队、机器厂、汽车队等此处是东北军“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的军垦地区。“中村事件”前，哈尔滨特警处曾向屯垦公署官员通报：“有日人要求发给护照入贵区，本处未批准。”
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副团长董平舆曾回忆当天早晨的情况：
第一营营长陆鸿勋率领士兵正在团部门前操场操练，见有四人乘着大马，并驮载行装甚多，由团部西边大路上从北向南奔驰而去。陆以形迹可疑，遂令士兵将该四人追回到操场问话，但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不通，陆疑其为日本人，遂报告于我……我遂向他们说明要加以检查，当于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我检阅其笔记、地图，方知中村系在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他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翌日关团长回来，我将扣留中村的经过向他详细报告，并向他建议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以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
东北兴安区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回忆：
1931年5月24日，新编骑兵第六连连长宫品一报称，该连新招募骑兵编练完毕，我遂前往校阅。25日晚，团部中尉副官赵衡来报告说，三连连长宁文龙查获日本间谍四名，地点在四方台附近，董平舆副团长请我回团部处理。我据报告后连夜返回团部，凌晨方达。少校团副董平舆当即向我报告，捕获之间谍为日本人二名、俄国人一名和蒙古人一名，并呈上所搜获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的文件等多种……我就其文件译成中文后，证实中村震太郎确系‘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身份，即对他进行审讯。审讯中，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中国话企图推卸间谍罪责……
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官兵愤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为了保守边疆的军事机密而就地正法了中村等军事间谍，这是边防军人捍卫主权、守土卫边的一次爱国主义行动。
7月中旬关东军获悉中村震太郎被击毙后，日本方面隐瞒了其身份军事间谍的事实，将“中村事件”作为口实，挑起了外交争端。
日军虽企图借“中村事件”进行军事挑衅，但是其档案里却早已记录了中村是军事间谍的事实。1931年5月31日，日本驻满洲里领事馆事务代理丰原在致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电报里有此记录：
自上月下旬以来，我参谋本部、陆军省，为从军事目的出发调查呼伦贝尔地区的地形和实情，秘密派遣军人化装成商人等身份，往来于该区……关东军派遣的新妻少佐、参谋本部派遣的中村大尉，各自称作研究地质学，潜往呼伦贝尔地区。
在日本外交人员也早知道了中村震太郎身份的情况下，为了借机寻衅，日方的军队和外交官仍是不惜编造事实，甚至将“中村事件”的日期推迟了一个多月。1931年9月9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以第576号电报向日本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说：“关东军顷商本馆欲将中村大尉被拘留日期定在6月27日，被害日期定在7月1日，以期与他事相配合，职已应允，请对外声明时注意此日期”。这样罔顾事实、蓄意挑衅的手段，着实是令人发指的。
“中村事件”当时给中方以不小的外交压力，如前文述及，中方报纸当时也多关注此外交争端，认为其导致了中日关系紧张。
“不抵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已成为刻在历史耻辱柱上不可磨灭的一笔了。但是，几十年来，围绕着“不抵抗”的由来、背景和具体责任，却一直有颇多的争议。
近年来，网络上关于“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责任的讨论之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鼓噪：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不抵抗”完全是张学良下的令，而与身处长江中“永绥”军舰上、不知道日军已在沈阳动手的蒋介石彻底无关。
实际上，学界早先有论述：“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的7、8月份，张学良与蒋介石早已达成了‘不予抵抗’的基本共识，待事变发生时，请示与否便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为大的应对方针早已确定了”。
就“不抵抗”的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只有完全从史料出发，才有希望得到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前文《“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独家“预警”》曾提到的1931年9月19日那一天的《中央日报》。那一天的报纸不仅是有日军“报复手段，已有具体协议；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的“预警”式报道，同时还刊发了一篇题目为《日军队横行东北》的报道。
这报道开门见山也写了这样一句话：“日人野心勃勃，意欲实行武力侵略”。文中则具体记载了三件事，一个是日方报纸报道“参谋本部近发一命令”。日军参谋本部借口“近来东北地方多匪”，下令“满铁守备队采取相当之防卫行为”，《中央日报》一针见血指出这一个事情的本质：“日人藉口匪徒，竟派兵横行于我领土，直侮视我国权如无物。”
另两个是两个日军在东北袭击中方军警的事件，分别发生于9月13日和15日：
本月十三日晨，在抚顺之日守备兵一队四十名，突入抚顺附近操演，我方巡警及驻抚顺保安队见日兵在我领地内操练，立即警告日兵退出，日兵竟撕毁我方警告文，且突向我军警包围，并以机关枪威胁，我方巡警派出所人员仅有四人，保安队人数亦仅十三名，众寡不敌，且毫无准备，仓促之间突被四十名武装日军包围，未加抵抗，日兵竟将我方军警一律解除武装，一哄而去。
让人唏嘘的是，这一次抚顺的日军袭击中国巡警和保安队的过程，和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在多地袭击的情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中方“未加抵抗”，给日军“一律解除武装”。
而另一次日军的袭击行动，则引起了中国军队的有力还击——
……更有一事，足证日人对我武力挑战之积极态度，十五日，距长春十英里之杨森站突来日兵三十名，荷枪实弹，测量地形渐向满铁道域外我国屯垦军营地推进测量险要，我方阻止其测量，日兵竟向我方军队发炮，我方军队为自卫计亦还击，此役据日方宣传有日兵一名被轰毙，恐又将无理要求之张本云。
从“我方军队为自卫计亦还击”的记载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前三天，东北军面临日军袭击时，还是会随即予以自卫还击的。
而《中央日报》在谈及“据日方宣传有日兵一名被轰毙”，唯一的评论竟是这句“恐又将无理要求之张本”，可以看出九一八当夜的“不抵抗”之令，究竟是出自怎么样的考虑。
这样的考虑是：日军会借口“中村事件”采取某种报复的军事行动，为不给于日军更多的口实，对于日军的挑衅仍是需采取“不抵抗”方针（若有抵抗的行动，“恐又将无理要求之张本”）。
根据前一篇《“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独家“预警”》展示的《中央日报》报道，现在已可以知道，事变前国民党决策层确已知道日军会有军事行动。那么，国民党决策层是不是仅仅含蓄“预警”，而不制定任何有关方针，放任张学良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他们在开始在授意喉舌《中央日报》“预警”的同时，百分百也会形成一个如何应对日军军事行动的具体预先方针。而这样的一个方针，也明显会是可以约束到即将面临日军袭击的东北军的。若是约束不了东北军，成为一项“方针”则毫无意义了。
那么需讨论的关键问题则是，这个方针又究竟是什么？若是“不抵抗”方针，在九一八事变前是否已明确是国民党决策层的“国策”？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的日记这样写到：
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话绕了几道弯，“忍耐至相当程度”的意思，却仍然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的“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也仍是这个“不抵抗”的意思。
九一八事变的明确讯息让国人知晓的第五天（9月24日）之前，蒋介石给中国军队具体下令实施了“不抵抗”方针。纠缠于9月19日凌晨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的人们，常常略掉了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史实，他们更略掉这样一个事实：
张学良9月19日凌晨下令不抵抗，是出于日军只是寻衅、不能给日军更多口实的判断；而蒋介石19日到24日前的某一天下令不抵抗，已可以知道日军志在占领东北了。
1931年9月23日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很巧妙地用“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这一句表示了已下令军队“不抵抗”的事实。时任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的王化一，写于1931年9月23日的日记，则是明确记载了这一天（或之前）有“不抵抗”的命令下达给张学良等：
到协和医院，负责诸人均在此，楚囚对泣，无相当办法。已请示南京，命令关外不准抵抗，静候交涉，大好河山，行将断送倭奴之手。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王化一是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王化一担任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他是义勇军的发起人之一）
9月19日凌晨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蒋介石则是到9月22日明确下令“不抵抗”。
那么第一个“不抵抗”是张学良独立决断的，还是某个“不抵抗”方针的具体体现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打着“忍耐”、“求公理之战胜”旗号的“不抵抗”方针，是不是九一八事变前已有的既定方针？
1931年9月27日《民国日报》有一篇报道《孔祥熙谈对日方针》——
1-10 《孔祥熙谈对日方针》
国民党决策层的成员孔祥熙在此次采访中，说“漏嘴”了这样一句关键的话：“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早已决定。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这句话进入研究视野之后，很多问题随之迎刃而解了……
究竟何谓“早”呢？
孔祥熙是9月26日接受采访，仅仅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的第七天（距蒋介石到南京“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更是只有五天），若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才有了方针，孔祥熙又如何会使用“早有”这个词呢？
况且，这一段时期，孔祥熙都是在上海养病，他可没有参与南京方面的讨论。
可见，国民党决策层的喉舌透露出已经掌握日军的“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的时候，国民党决策层的“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决定”，同时“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与孔祥熙说法呼应的另一个证据是，1931年9月26日，张学良发布了《对东北陆海军全体对日不抵抗之训令》：“此次之所以命令采取不抵抗主义，乃欲诉诸国际公裁，以外交求最后之胜利……此次不予抵抗，即出于主张公理，且不欲荼毒生灵之微衷也。然彼虽百端挑战，我皆不予其口实。”
“欲诉诸国际公裁”无疑即下文中“请世界各国主持正义”，和孔祥熙的说法是完完全全一致的：“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决定。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现在第一步与其讲理。请世界各国主持正义。谁是谁非，想世界各国必有公理，当然不至无是非……”
那么“欲诉诸国际公裁（而）采取不抵抗主义”明显就是之前已有的政策。
实际上，这样早先已制定的政策方针，在已披露的事变前电文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九一八前两个月又6天，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很明确的指示“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1──中华民国二十年 辛未”的部分，有明确的记载：
７﹐１２（五，二七）
乙、蒋中正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７﹐１３（五，二八）
乙、于右任电张学良，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应加体会。
如果以这个指示为分界线，细细琢磨当时的各种史料，可以清晰看得出，1931年的那一个夏天，张学良的思想变化是有一个明确脉络的。
张学良一直认为东北军无力独立与日本开战，且为此觉得深深焦灼。张学良曾提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于是，他也一直寄希望于汇集中国各方的“武力”一起保卫东北的国土。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记载有张学良大约在1931年8月份给蒋介石的两个请示电（日本特务机关当时在中国获取的密电）：
“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
在知晓了日本“有急侵满蒙之意”的背景下、张学良做出了“非藉武力无以确保”“东北之安全”的判断，他需向蒋介石表达的心意是非常明显的。
张学良跟蒋介石说了他知晓了日本“有急侵满蒙之意”，同时痛陈“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他期望对日本采取何种态度呢？
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一度考虑的甚至已经是“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的问题。
《顾维钧回忆录》中明确记载，1931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国民党决策层的会议，讨论张学良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政策：“……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顾维钧的回忆，为这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史实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张学良在1931年的这个夏天，确实是曾经明确向国民党决策层提出“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
可是，到了事变前几天的9月6日，张学良却给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
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不难看得出，张学良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没有得到国民党决策层的支持。而曾跟蒋介石讨论着“我方亦应有所自省”、“吾人自应早为之计”的张学良，到九一八前夕，思想也已统一到国民党决策层的“早已决定”的“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准备”的“一切应付办法上”了。
至此，“不抵抗”政策已被国民党决策层推行到东北的土地上。
蒋介石曾在庐山上开会，讨论张学良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要求，这一段史实的具体情况，至今鲜为人知。但否决张学良的提出的要求，选择不抵抗，体现在一个在有关不抵抗的文章中常常会提及的历史细节上：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明确提出了“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
随着做过著名的“攘外应先安内”政策的出台，“九一八”事变的结局究竟会如何，实际上已成为了定局。在1931年那一个夏天，庐山上的蒋介石开会否决张学良等提出的“直接抵抗日本侵略”政策时，东三省由于“不抵抗”而迅速沦陷的结局，就已经是悄然埋下了伏笔。
关于“不抵抗”的鲜为人知内幕
1-11 “九一八”事变前在北平医院养病的张学良
九一八事变发生近50年后，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回忆了事变时他的反应：“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如何理解“判断错误”这一句话呢？究竟是张学良推脱责任的言辞，还是当时他内心深处的实际情况？
前文曾提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国民党决策层已经明确了这样的情况：“意欲实行武力侵略”的日军，在东北进行某种程度的“军事行动”和为中村事件的“报复手段”，“有一触即发之势”。
事变前驻守着北大营，身处最前沿的东北军第七旅，也明显感觉到日军的“报复手段”，“有一触即发之势”。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曾回忆说，当时东北的有识之士都预感到到日寇对东北的侵略战争就要爆发了。
日军攻打北大营的军事行动是被预见到了，第七旅具体的应付计划也在事变前制定好了，旅长王以哲和军官们决定，“在南、北、东三面待敌军进到北大营营垣八百米时，在西面待敌军越过铁路时，即开枪迎击。万不得已时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集结，候命行动”（东北军的中下层军官还没有完全不抵抗的想法）。
甚至日军的军事行动会是武力夺取沈阳城，也是曾被预见到。
《顾维钧回忆录》中记叙，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前，已经预见到“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或许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
当时，并不在东北的顾维钧，都可以成功预见：日军一旦发动军事行动或是就会“武力夺取沈阳”。那么，沈阳有可能被日军占领，明显不会很出乎掌握了更多情报的蒋介石、张学良等人的意料。但是，顾维钧也有一个严重的“判断错误”——他认为日军武力夺取沈阳，仅仅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恫吓”。
类似这样的“判断错误”，也明显是蒋介石、张学良犯下了的。他们认为，日军的军事行动，哪怕是“攻城略地”的性质，也只是挑衅和吓唬性质的。于是，在日军发动军事行动时，实施“不抵抗”的政策，是为了不给日军进一步扩大其军事行动以具体的口实。
曾经是日本政友会第二号人物的床次竹二郎，接收了张学良的政治献金，他很有可能也给予了张学良一定的含糊保证：
《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一书的《五十万元的政治献金》章节有记载，（1935年）山口义一议员在帝国议会上进行质询时，攻击床次为了回报张学良50万元的政治献金，有卖国行为：“床次虽未说到要抛弃我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但至少我们不得不相信他做了软化我国对支那强硬政策的承诺。事件至此，已不仅仅是单纯的金钱问题或纲纪问题，而必须说是一种卖国行为”。
书中也记载，关于这次事件，张学良接收NHK采访时曾这么说：“我可以说，床次倒是见过我，我们谈得很好。提到中日的悬案。他说，假如我能够执政，我很愿意把中日悬案解决。他说现在要竞选政友会的总裁，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说你是不是愿意我给你帮点忙。他很不好意思地说，你要能帮我忙，我很需要……”
收到了贿赂的床次竹二郎，他的某一些话语，也或许是张学良坚信日本政府暂不会发动战争的信心来源之一了。
不管是中国的政府还是日本的政府，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日本关东军的几个中级军官发动了一次军事冒险，采取“下克上”的方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事变的直接策划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他们都还是佐官或尉官，没有一个将军级的军官。其中，板垣征四郎是大佐军衔、石原莞尔是中佐军衔、花谷正是少佐军衔，今田新太郎甚至还不是佐官，仅仅只是个大尉。
而中国方面悲剧的软弱和退让的政策，使得几个日军佐官“下克上”的行动一举得手。
从今天已披露的史料看，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府和日军将领确实没有短期夺取东北的计划，甚至没有支持关东军发动大规模挑衅行动的计划。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的中佐桥本欣五郎，曾回忆到一段鲜为人知的情况。《桥本大佐手记》记载：
满洲事变突然爆发前的四五天，在满洲正计划着重大事件的消息暴露了。其经过如下：黑龙会的某壮士到外务省说，从满洲回来的头山满（注：日本黑龙会创办人）扬言，有人把钱交给板垣，让他在满洲搞个重大事变，所以，板垣用钱很阔绰。于是，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当时还得势到陆军省来询问。由此，事件就暴露了事实上，还不是真相。于是，陆军三长官立刻在参谋本部开会，决定派建川少将到当地去，想防患于未然。
“日本的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是所谓的中央三长官，地位相等，都是大元帅（天皇）的幕僚，也都有帷幄上奏权”。陆军的这三个长官召开的会议，其权威性毋庸置疑。正是这“陆军三长官”召开会议后一起决定，派8月份刚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建川美次少将，到东北向关东军转达军部的意见，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挑衅事件。有如此权威的“三长官”决议，使得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的任何图谋，都成为完全得不到上级支持的行动。
建川美次出发的同时，通告建川行程和目的“其任务系阻止事变”的电文发到了板垣征四郎等人的手上。他们本来是9月28日晚发动军事行动的，载入史册的惊天事变，本来应是“九二八事变”。在陆军“三长官”一致决议“防患于未然”的情况下，事变的直接策划人慌忙讨论下一步“是否断然实行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的日军直接策划人之一花谷正，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记录：
（9月）15日晚，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二楼，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对策……参会的坂垣、石原、我、今田（今田新太郎大尉，是1931年4月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的助理，他担任爆破铁路工作）之外，还有来自执行部队的川岛、小野两个大尉，小岛、名色两个少佐等……
围绕是否断然实行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我的主张是：不知建川带来了什么样的命令？如果带来了天皇的命令，我们就成了叛臣。即使那样，是否还有断然实行的勇气？不管怎样，等待建川会面后再作决定怎样？
但今田却慷慨激昂地说：这次计划已暴露到各处，在与建川会面、气势还未消之前，务必要断然实行。大家争论不休，最后以划拳决定接受我的意见。
可是第二天，今田到我的住处说：“无论如何也要在建川到来之前行动。”
这样，一次完全“下克上”的军事行动，以不可遏制之势开始了急速实施。就在历史被改写前，尽管国民党决策层也已判定日军有军事行动，可是无法知道“下克上”的这批日军佐官们的用意。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都不会预见到日军在东北会突然以这样规模动手，发动旨在占领东北的事变。于是，“九一八”事变的结局渐渐接近了。
1-12 1-13 1-14 1-15 1-16
“九一八”事变里，日军在北大营东北军第七旅司令部上升旗；日本《满洲事变特辑》封面上被占领的沈阳北大营；日军眺望被占领的沈阳北大营，硝烟仍未散尽；经历了“九一八”之夜，沈阳北大营的墙壁上留下了累累弹痕；沈阳北大营的部分建筑遭日军摧毁，这是其断垣残壁
从上述事件背景来看，事变在9月18日深夜猝然发生，本质上是为了避免军事行动被建川美次制止。但是由于这个日期之前，“中村事件”交涉的局势恰恰也变得紧张起来，于是在当时，“九一八”事变一度被认为是关东军就“中村事件”而进行的武力挑衅和摊牌。即使是关东军的军人也有是这么认为的——
日本独立完备队第二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回忆，1931年9月14日，抚顺守备队队长临时警备会议上，“当会议将结束时，大家转换话题，相互交谈起来。因为有的人问中村事件的答复期限是什么时候，我就此指出，第一回调查以失败告终，第二回已奉命出发，陆军也持非常强硬态度。这次按照中国方面报纸所载，第二回调查员将在九月十五、六日回到奉天。对此，陆军当局业已考虑了在各种场合如何应对的问题。因此，如果十五日返奉，十六日中国必须做出答复。据我想象，日本方面如不满意，必将在十七日左右做出实力解决。所以我认为十七、十八两天，关于当前的中村事件，必有热闹好瞧。”
按照建川美次到达前实施事变的计划，本来的“九二八事变”有可能改称是“九一六事变”或“九一七事变”。可是，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是说动手就可以动手的，事变到底未能在建川美次到来之前发动。于是，建川美次到达沈阳的当晚（9月18日），成为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最后的机会。
与日军佐官们这样“下克上”的行动同时并行着的，是中日正常的邦交活动。中国新任的驻日公使蒋作宾，当时正在经沈阳到朝鲜，准备到日本东京赴任。他9月16日晨6时抵达沈阳，9月17日晚10时55分从沈阳登上列车（17日中午还到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那里赴宴，“席间颇尽欢好”），9月18日晨6时才到达鸭绿江边的边境城市安东，中午2时到达了平壤。当他于9月22日晨7时船抵日本下关，以外交官身份踏上日本的国土时，那场惊天事变都已尘埃落定了。若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有能力提前一天动手，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身处沈阳，或会在事变中遇难或受阻，这将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罕有的丑闻——虽然日军开始了侵略，但是中日仍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蒋作宾当年10月5日继续按正常外交礼仪坐“礼车”到日本皇宫，入正殿向日本天皇“呈递国书，颂词、答词”，且按照了礼仪“又入另一殿谒见皇后，谈论家事及风景气候等”。10月10日，他还赴日本播磨造船厂，出席了向日本订购的“宁海”号的下水典礼。
蒋作宾躲过了一劫，他离开沈阳没过几个小时，带着“阻止事变”任务的建川美次到达了沈阳。而建川美次踏上沈阳土地的1931年9月18日，终于成为了载入史册的一天。震惊了世界的事变，最终以“九一八事变”的名称，闻名于天下。
九一八事变当中访问沈阳的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一课课长守岛伍郎，曾这样回忆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完全像被关在禁闭室里，三宅（参谋长）又没有统制部下的能力，致使板垣、石原、花谷占据了主导地位。”
“占据主导地位”的这三个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在日本政府、日本军部都没有予以同意的状况下，擅自策划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佐官的身份就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建川美次的同事，也是1931年8月刚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今村均，在《自述：一个军人六十年的哀欢》中回忆说，9月22日，建川美次从中国返回东京后即一再强调：
（关东军方面）简直愚蠢得像是在骗小孩子一样。我一到奉天，就向前来迎接的坂垣大佐传达了中央的意志，当晚就在下宿的地方和他一起吃饭。睡着以后，就闹出那件事来，就想立刻赶到现场去看一下，哪里知道下榻地方的门口已经配置了卫兵，据说“出去有危险”，不让通过。看来是害怕我去干涉他们，因而把我软禁起来了，真是不懂道理的做法。不过，这样地让火势蔓延开去，这可不能怪消防员不负责任啊。
王辅先生的著作《日军侵华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里的《“九?一八事变”之前前后后》章节，记叙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下克上”计划的实施过程：
九一八事变的具体侵略计划，在1931年5月已由石原莞尔中佐和板垣征四郎大佐订出。关于在沈阳制造侵略借口，爆炸城北柳条湖边铁路，由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负责；进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的军事行动计划，由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负责；关于在吉林市、哈尔滨挑起事端，造成日本占领的借口，由吉林市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和日本浪人、原宪兵大尉的甘粕正彦负责。整个侵略计划的特点是：要求行动迅速，必须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成事实，以防本国政府的干扰和外国的干涉。
在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29联队已投入战斗，沈阳地区炮火连天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尚不知道这些具体情况。直至夜间的11点45分以后，花谷、板垣才向在旅顺的本庄和三宅报告：中国军队破坏南满柳条湖铁路，并袭击守备队，现正对北大营及沈阳的中国军事机关进行出击。同时要求本庄对这一行动予以认可。
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在长期侵略目标上，实际是一致的。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这几名佐官“下克上”的军事行动，一夜之间取得出乎意料的胜利时，日军的将领们的跟进就一步步开始了。
1-17 1-18
中国方面的刊物当时以图文形式报道“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北大营向外搬运我方之主要军用品”、“日军在沈阳商埠地大马路布置电网之情形”
但这样的跟进先是“谨慎”，作为最早跟进行动的日本驻朝鲜军的出兵支援，并不如有些看法认为的那样了个，是蓄谋已久且按计划进行的。在一江之隔的东北大地已炮火连天时，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一直“观望”到9月21日下午，才下令朝鲜军“越境”：
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接到关东军要求派兵支援的电报后，经神田正种参谋的具体建议，同意按年度作战计划，派出由20师团组成嘉村达次郎少将所率的混成第39旅团及驻平壤的飞行第6联队两个中队至东北，归关东军指挥。
混成第39旅团19日乘火车到达了新义州，但却不能过鸭绿江桥。因日军有规定，调动这样规模的部队越过战区，须有陆、海军大元帅——天皇的命令。所以一直在新义州等待到21日下午1时。由于林铣十郎的擅自决定，嘉村所率旅团的5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中队、2个炮兵大队、1个工兵中队才通过鸭绿江桥到达东北。（见《日军侵华战争》的记叙）
林铣十郎在没有天皇敕令的情况下，调兵越过国境“跟随”关东军“下克上”的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越境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看到关东军发动的事变已经得手，“跟进”的队伍渐渐已扩大到决策层了。9月22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决议虽是说“没有人表示积极赞成”，但是，“鉴于驻朝鲜军既已出动这一事实，结论是承认此事”，“既已承认事实，亦决定支付经费”。
这一个内阁决议上奏天皇，天皇也“跟进”了，承认了林铣十郎不奉敕令而擅自调兵的行为。驻朝鲜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自行越境问题，已得到了追认而告终。“而且，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被誉为‘越境将军’，而获得了‘赫赫威武之名’”。
这样的“赫赫威武之名”，和关东军轻松得手的战果一样，是国民党决策层误判之下制定的软弱和退让政策，是中国军队“不抵抗“的具体行动，一起造就出来的。
然而，东北迅速沦陷的悲剧，其根源何在呢？仅仅是没有了解到日军中级军官“下克上”的阴谋这么简单吗？
1-19 日军到达吉林
即使不误判，又会怎么样呢？
会选择抵抗到底吗？
冯玉祥回忆九一八事变后的情景，说：蒋介石和他亲信的人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因为蒋这样说，何应钦、汪精卫说得更厉害了，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
直到1933年7月，蒋介石还公开发表了“不能抵抗”的演说：
我们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复兴民族呢？是否现在这时候，竭力来准备国防，拚命的来制造飞机大炮，就可以和他来作战吗？各位将领一定也知道，不仅是我们现在临时添置武器，整顿国防，已来不及，不能和他抵抗；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专在这一方面来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那还是等于做梦……
我们的军人，到处受敌人的胁制，得不到一点国防的掩护，敌人时时在监视着我们，随时来扰乱我们，可以制我们的死命！今天他要派兵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可以到什么地方，他要派兵舰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如其海陆军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就用他的飞机随时派来掷弹轰炸，制我们的死命！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方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
蒋介石上述演讲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意思很明显。而这种嵌入了决策层骨子里的软弱和退缩，才是“不抵抗”最深层次的根源。
1-20日军于“九一八”事变里俘获的中国士兵
近年来，有人寻找着蒋介石当时“准备抵抗的方针”的证据，常常以国民党党史会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里刻意收录的一份电文举例，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批复：
烟台刘师长：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委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中正养午。
实际上，国民党党史委在史料集里刻意收录的另一份电文，是与给刘珍年的电报内容矛盾的，9月25日蒋介石曾致电韩复榘：“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由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另颁发”。
这一份电文里，“与之抗战”的地方竟又变成了山东腹地了，本应是抗战第一线的烟台和青岛，都不再考虑“抵抗”的问题，直接当成日军的前进阵地了。而此前“下令”刘珍年在胶东半岛的烟台沿海“划出一地严阵固守”的情况却又只字不提，“容另颁发”的作战计划更是在有关档案里不见只言片语。
更值得注意的是，九一八失事变之后多家媒体都曾刊登过类似这样的报道：9月22日后，山东烟台龙口报告日军已登陆。例如有一篇《日军又在龙口登陆便衣队迫使我军移开》的报道：
日军便衣队百余人，已在龙口登陆，并迫使我军移开。又有日轮龙平丸号载日本陆军百余名有进口的模样。
又如这一篇《日便衣队在龙口登陆》的新闻：
【南京二十二日下午发专电】龙口商会电外（交）部，日军便衣队百余人，已在龙口登陆，并请我军移开。又有日轮龙平丸号载日本陆军百余名，有进口的模样。
各报纸的报道实际上大同小异，其主要区别在于是“请”还是“迫使”我军移开。在自己的国土上，给另一国军队驱离了防区，这样的军队难道还可以称之为是受了日军之“请”而移开了阵地吗？
更有天津的《益世报》直接发布了日军已占烟台的报道：
【南京二十一日下午十一时本报专电】（外）交部接烟台电（报）局急电，日本海军登陆，马（廿一）占领烟台，刘珍年率部撤退。
在日军肆虐东北各地的背景下，读者们突然看到日军已在山东登陆的新闻，其惊愕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而此类扑朔迷离的消息发出后，没有中国军队“划出一地严阵固守”，进行抵抗或是准备抵抗日军登陆的消息。倒是有这样的报道：
据报龙口发现便衣日军，停泊彼处之永翔军舰，开驶他往，以避冲突……
1-21日军逼近龙口时，为了“避冲突”而“开驶他往”的“永翔”号军舰
根据以上情况可见，当时实际的做法不是“固守”。在山东秘密实施的也同样是“避免冲突”的不抵抗政策。什么“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只是幌子而已，要求烟台守军必须做到的“忍耐、镇静”，明显都隐藏着“不抵抗”的含义，而“坚定”，倒是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坚定执行“不抵抗”的政策。
当时，各报纸亦有日军在青岛登陆的消息发布。天津《益世报》紧急发出的号外里也曾刊登了日军已占青岛的新闻：
【今日下午五时北平电话】外人方面今日（廿日）下午接青岛无线电报告，谓青岛已被日军占领。上午胡若愚来电，谓昨日下午，日本海军登陆，日人声明理由，谓是保护侨民。青市府与日军当局交涉，谓日侨民可由中国军队保护，但无结果。
胶东半岛的紧张局面，随着几天后有含糊其辞的报道称日兵并无“登岸事”，或是更含糊说一句“日方海军亦无越轨行动”，这一山东的“避免冲突”事件才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抨击。但是，日军在胶东半岛沿海的军事行动，不是这几个含糊的句子可以遮掩的，当时已有报道明确说“驻青美领事，因日军有占据青岛意，特函日领诘问”，称“如果有此事，希勿任意为此军事行动”。日本在沿海有登陆企图遭到英美干涉，9月23日上海的《导报》也曾有报道：
日军舰昨又到秦皇岛两艘，欲登陆，后面随来英美军舰各一艘，当干涉禁止日军登岸，现均靠秦皇岛停泊。
美国等明确反对日军在其势力范围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此才是日军在沿海的军事行动随即开始收敛的关键。日军虽没有大规模的登陆，但当时亦是有报道明确指出，日本军舰的兵士是可以在中国的港口“自由登陆”的。当然，在没有抵抗计划的情况下，这“登陆”是可以不被视为是“越轨行动”的。
不管怎么说，被英美遏制的日军登陆沿海港口的危机，通过媒体的掩饰还是渐渐在史册里面都没有留下痕迹。地方报告的日军便衣队、龙平丸号轮船等细节，其实际情况竟也在权威的报道里几乎都消失了，仅有《中央日报》在不起眼的版面发出一篇《龙口日军业已他去》的“一句话报道”，试图把影响降到最低：“据闻龙平丸载来日便衣军三十余名，未登陆，即他去”。
开始来自烟台的报告已明确告之是日军便衣队已登陆，龙平丸号轮船载来的是日本陆军。现在“一句话”报道悄然变成了在龙平丸号上的都是日军便衣队，且一直没下船。这随之就难以理解了。日本的便衣队登陆了，岸上的中国军民可以知晓其人数；龙平丸号轮船载来的是日本陆军士兵，则可以通过甲板和舷窗，大体上发现船上穿军装的人有多少——这都是符合常识的。而《中央日报》既宣布是便衣人员又未曾下船行动，如何知道船上的人哪些是日军的便衣队？又如何精确知道便衣队的人员是三十余呢？这用于遮掩的“一句话报道”，也着实是有些罔顾事实了。
就在日本军舰出现在烟台、青岛等沿海的同时，日本的军舰也自由行动于作为中国内河的长江水面上。9月21日，蒋介石坐军舰匆匆赶回南京。而那几天的媒体报道，竟是曾有这样的新闻标题《沿江各埠，满布日舰》，报道称：
沿江各埠，满布日舰，兵士自由登陆，驻汉口三艘，渝长各二艘，沪京芜浔宜沙万各一艘，佐世保尚有两艘来沪……
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宜昌、沙县、万县……一直到重庆，九一八事变后的日军不仅直接占领大片领土，军舰也是在长江漫长的江面上扬威耀武。中国的首都南京，其下关码头附近的江面竟也停泊了一艘日本军舰，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愤懑的情景：
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决策层开会，离他们几公里的下关码头附近，日军的军舰就虎视眈眈着中国的首都南京。
日本的军舰有资格出现在中国首都旁边的内河上吗？一些列强确实是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中国内河的军舰航行权。偏偏在这个军舰航行权的问题上，即使是根据中日不平等条约，也难以找到明确的依据。
《马关条约》只提到了“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说到的是中国内河上搭行客、装运货物的轮船，军舰在长江的通行权。随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更规定的是民船。
这样一个问题，民国时期的学者也有研究。《不平等条约概论》（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二章第七节《外国军舰驶入停泊权》明文有记载：
1871年《中日天津条约》第14条，是相互的，且有指定各口之规定，并不准驶入内地河湖。及甲午战后所订各约，虽无此项规定，日本借口于最惠国条款，实际上乃享有此权焉。
《不平等条约概论》明确说了甲午战争后各个条约都是无此规定的，而文中提到的1871年中日天津条约，即是1871年在天津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其中明文提到了：“……内地河湖支港，概不准驶入。违者，截留议罚。”
即使认为“日本借口于最惠国条款”，蒙混过关、强行获得了军舰自由通航权利。那么最惠国的待遇大概是怎么样的呢？以依靠《天津条约》获得军舰在中国内河航行权的英国为例，其具体获得权力的条款如下：
第五十二款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一切买取食物、甜水，修理船只，地方官妥为照料。船上水师各官与中国官员平行相待。
第一句话的意思明显也就是“没有敌意或进行捕盗的军舰可自由驶入”。日军于九一八事变后，其军舰气势汹汹的出现在中国的首都附近，不可以理解为敌意吗？！
没有明确条约依据的权利，就在中国东三省被其占领的同时，增派出的日本军舰在南京段的长江上航行。而中国的南京方面没有任何表示。这种情况的出现，某种意义上其实和不敢抵抗的表现一样，是源自骨子里的软弱和退缩。
1933年4月，蒋介石曾跟麾下这么说大片国土沦陷的“损失”问题：
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
今天回顾历史，站在中国任何方面的一个立场来说，损失，其实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九一八事变前，军国主义势力还没到无法无天的地步。而九一八事变之中，日军几个佐官“下克上”，以很小成本得手，也就此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化铺平了道路。此后，从“五一五事变”到“二二六兵变”这个过程里，一步步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的日本，继续成为战争的策源地之一……
1-22 1-23日军在沈阳城头摆出进攻的姿势；占领沈阳的部分日军合影
从这个意义上看，决策层骨子里的软弱和退缩，不仅仅是东三省沦陷的悲剧之根源所在；在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近六年中，也成为了把把战争恶魔放出牢笼的关键原因之一。
不抵抗的最后一幕：锦州撤退前后
1931年12月底的“锦州撤退”，宣告了中国正规军在东北大规模作战的终结，是东北抗战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今，各种与之有关的指责而今多汇集在张学良身上。这一次撤退常常被认为是张学良“不抵抗”的又一个表现。
1-24 锦州之战前，东北军在战壕内瞭望警戒
笔者根据史料具体分析，认为“锦州撤退”需进行重新审视。下文结合手上收集的史料记载，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1931年10月，东北军向锦州一带陆陆续续增兵，且直接支援义勇军的战斗。
日军的战史《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于此有很明确的记载：
锦州方面的中国军当局，10月以来逐次增加兵力，活动甚为积极，甚至嗾使土匪及别动队扰乱南满各地治安……
11月下旬到12月初，“锦州的军政当局更加积极地充实战备的同时，还嗾使土匪和义勇军积极活动”。
东北军的作战行动也是甚为积极，例如，日军混成第四旅团、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11月27日向大凌河一带进军。日军方面的记载“装甲列车前面开道，午前9时左右，在青岗子和敌装甲列车遭遇，敌人顽强抵抗，战况无进展。战斗到午后3时才勉强击退敌人……”（关于东北军装甲列车的战斗，萨苏先生的《战锦州——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这一篇文章有更多的记录。）
1-25 1-26 东北军“中山号”铁甲列车东北军“中山号”铁甲列车和车上的官兵照片两张
可见，在日军注意力集中于马占山部的时候，锦州的东北军并不是无作为的（而且，东北军以官方的名义参与组建的义勇军，也正向日军发起猛烈反攻），东北军在锦州附近的备战架势，实际上已是给予了关东军沉重的压力。
张学良固守国土的战斗决心，在来自日方的资料中也有明确记录。日本关宽治等编著的《满洲事变》一书有这样记载：
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即使到12月初，距锦州战事发生只有半个月左右时，企图进攻锦东义勇军的日军关东军，仍是不觉得其有实力可以挑战锦州一带的东北军。关东军甚至认为与锦州的东北军开战，会“陷我军于危急状态”。《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记载——
（关东）军虽痛感有迅速讨伐这些匪贼的必要，但顾虑以现有兵力不但不能迅速受到效果，而且会因讨匪和锦州中国军队主力发生冲突，以致陷我军于危急状态。
关东军随之开始求援了——
为此12月13日向中央部申请增派兵力。中央部也关切关东军的苦衷，12月4日及17日经天皇批示准予增加兵力。
12月13日关东军申请增派兵力前，12月4日日军实际已第一次“经天皇批示准予增加兵力”，而关东军12月13日申请仅仅过了四天，日军于12月17日已经又一次“经天皇批示准予增加兵力”。
日本决策层于支援关东军的积极程度，根据这段记载可见一斑。
日军第二次“经天皇批示准予增加兵力”之后一个多星期，随着日军援兵滚滚而来，张学良认为日军的进攻即将是“倾全国之力”。于是，东北军也开始向南京的国民政府求援了。
然而，出乎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意料的是，东北军的求援和日军关东军的求援，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1931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致电张学良，提到了“积极抵抗”——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本日决议，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据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仰即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
日军大军压境，国民政府仅仅以连落款才八十一个字的电报，给东北军发出指示。
电文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作为给张学良下令具体依据，却又甚至都没有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里面，应“积极抵抗”的，是仅仅东北军，还是国民革命军？是只有东北军“应尽力之所及”，还是中国军队都“尽力之所及”？是不是只需张学良“积极筹划自卫”，就万事大吉了？
12月25日的当天，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12月15日刚就任这个职务），介绍了当前的战况：
日军大举西进，已自马二十一日开始实行，北路则进攻法库，以窥彰武，经我保安队及援军竭力抵御，死伤甚多，不得已退出法库；南路则由营口攻取田庄台，我甲车与日军甲车正激烈冲突中，日方遽增多数骑步兵，向我甲车两侧猛攻，经我竭力奋斗，并增兵应援，激战甚久，伤亡甚多，田庄台卒被其占领，我军犹电集车站，力图恢复；中路沿北宁干线，虽尚未积极前进，然彼集中新民之军队，约在一师团以上，一二日内势将向西猛烈出动。至其军队屯驻沈阳附属各地，以备随时应援者，为数尤众，情势迫切，良以迭令前方各部队，严加防范。
根据当前的战况，张学良又表达了两个忧虑——
第一个忧虑是严重缺乏军饷和弹药。
现在网络上有人对东北军当时缺乏军饷和弹药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东北军独立了几十年，跟‘中央’打内战的时候倒不担心饷弹械，外地入侵了要抗战了就没饷弹械了？”
这样的指责是没有考虑到史实的。从九一八起，东北军失掉了东北大部，没有了绝大部分的军饷来源，军工厂和主要弹药库更是已落入日军之手。经历这样猝不及防之变，到了1931年底，弹药和军饷补给明显会出现问题。
国民政府哪怕只是曾稍稍关心一下东北军的话，不会到锦州开战之时，依旧是不知道其补给发生困难的情况。但是，张学良还是先详细介绍了一下补给困难的背景和实情：
……东北根据，既已全失，枪炮弹药，极感缺乏，稍一支撑，即难为继。至饷项一端，尤无办法，此间收入，以之供平时开支，尚属不敷；战时需款浩繁，更何以筹措？
此间官兵对日方暴行，极为愤慨，但值此冰天雪地，冬服尚不完备，郊寒侵迫，言之痛心！凡此困难情况，谅邀鉴察。
叙述了以上那些很明显的困难情况，张学良才列举出了具体需求（从张学良开出的军饷和弹药需求清单来看，他确实是准备在锦州打一场大战的）：
伏乞俯鉴愚忱，洞察真相，火速饬拔现款100万元，用发目前伙食饷需。亦知中央财政同感困难，然对士兵饱暖，不得不请。并请速拨枪弹某口径者1600万发，某口径者800万粒，某生的重炮弹1万发，某生的野炮弹7万发，某生的某野炮弹3万发，某生的野炮弹8万发，某生的某山炮弹3万发，某英寸迫击炮弹23万发（注：这一份电文公开发布时为保密，隐去了口径大小），步枪1万支。所有弹款，务请于一星期内发到。而子弹需用最急，尤请日内照拨；步枪如一时不便，稍缓亦可。
张学良的第二个忧虑，则是日军或会在华北其他区域也发起进攻：
且自锦县以西，如秦皇岛、塘沽、天津，地处滨海，门户洞开。锦县一带，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证以昨得日方大兵轮三艘，开进塘沽之报告，知此种推测，必无错误，顾此失彼，必不能免。
东北军虽有20万的兵力，可是需守备华北的广大区域。日军在华北另有“支那驻屯军”，而且可随时在华北沿海登陆。东北军面临的局势是——日军在锦州拉出了架势，在华北其他地方也是虎视眈眈。一旦锦州战事胶着，日军明显会在华北沿海别的地方出击以牵制东北军。
于是，张学良提出：“……仍乞调遣大部援军，以厚实力，而资抵御。”
张学良只用这一句话具体提到援兵的问题。国民政府以举国之力进行抵抗，更多只是他的期待而已。这一份电文最关注的，其实还是军饷和弹药的补给问题。
次日（1931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回电张学良，电文简短且口气很“公事公办”：
限即刻到。张主任汉卿先生勋鉴：有寅电悉，已由府秘令财政、军政、参谋各部，迅即筹发，并分送特种外交委员会矣。特复。国民政府印。
大敌当前的关头，国民政府回电的仅仅表示军饷和弹药处于“迅即筹发”之中，而关于援军的问题、日军在华北调兵的问题则只字未提。
1-27东北军守卫锦州城的第一道防线
得到了国民政府军饷和弹药“迅即筹发”保证的张学良，于26日当天立即致电国民政府，首先即提到了决心：“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
这一份电报中，张学良进一步具体提到了最关注的两个问题——
“战端一开，非一时所能了；关于补充增援诸项，必须筹有确切办法”。“再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
随之再次向国民政府表达了决心和担忧：“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据此提出了“善后问题，不可不预加筹计”。到了这一份电文的结尾处，张学良以这样的口气询问国民政府：“…究应如何处理之处？敬请统筹全局，确切指示为祷！”
这一封紧急电报发出后，在27日一天战事趋紧的情况下，得知张学良宣布“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的国民政府竟没有任何回应。
1-28 向锦州进发的日军
到了28日，张学良才接到了回复，却居然只是国民政府的文官处一封打官腔的简单回电——
限即刻到。北平张绥靖主任汉卿先生勋鉴：宥酉电奉悉，已分交参谋军政两部核办矣。奉谕特复。
国民政府文官处。俭印。
26日发出的电文中，张学良又一次陈述了“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彼则军实充足，器械精良，陆空连接，大举进犯；我则养饔不充，械弹两缺，防空御寒，均无准备。实力相较，众寡悬殊……”的情况，而国民政府文官处的电报中，于东北军的困境却是没有任何表示。张学良25日即提出“子弹需用最急，尤请日内照拨”。三天过去了，这个最急切的要求也继续是“核办”之中。
1-29、1-30进攻锦州的日军在进行战斗准备
于是28日的当天，张学良再次直接把电报发给国民政府主席，电文的开头增了这样的语句：“万急，限即刻到。”
此次电文的内容完完全全是催促“款项械弹”“火速照拨，以济眉急”了，已经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援兵和华北全局如何处置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钧鉴：
前为防守锦县，恳请筹拨款项械弹，旋奉电示，已饬主管各部分别照办。仰见关念边陲，保国卫民之至意。惟迩来日军着着进逼，锦县危急万分，我军誓死抵御，敌人迄未得逞，然士气虽壮，款弹两缺，敌如大举前进，即举东北士兵尽数牺牲，亦难防守。事关全国，钧府既迭责其尽职，自应即援以实力，事出急迫，惟应仍恳俯赐查照前电，迅饬主管各部，火速照拨，以济眉急。
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叩。勘印。
第二天1931年12月29日，却还仅是国民政府的文官处给张学良回复了电报，回电也仍是继续跟张学良和东北军打着官腔：
限即刻到。北平绥靖主任汉卿先生勋鉴：勘秘电所陈各节，已妥密交各主管机关迅速办理矣。特复。
国民政府文官处。艳酉印。
实际上，在往来电文的遮掩下，国民政府给予东北军的也只有官腔而已——26日已明确表示“迅即筹发”，29日又说是“妥密交各主管机关迅速办理”（这次不止说是迅速，多用上一个形容词“妥密”）的“款项械弹”补给，从东北军战后的申辩来看，到1932年元旦之后，都还没有下发到东北军手上。
即使东北军从锦州撤退后，参谋长荣臻对《大公报》记者还是这样抱怨：
东北军为国难牺牲亦无不可，而饷、弹、械均无接济，如何作战？中央仅下令死守，不见补给岂欲军士徒手搏敌耶？
12月30日，无声无息三天了的国民政府，终于致电张学良（也终于不是以“文官处”名义），继续说“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
1-31 日军增援攻锦州的新兵从大阪登船
结合实际的战场局势，再联想到日军从国内增援锦州前线之迅速，当时国民政府姗姗来迟的这一份电报，是足以让东北军上下都觉得悲凉的——
国民政府在这份电文中说“御敌情形，殊堪嘉许！”“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
可是，抗击着日军侵略的东北军，让国民政府“嘉许”的东北军，为国民政府“深悉”困难的东北军，他们急需的补给呢？在国民政府的文官处前几天打了两次官腔之后，到30日这一天国民政府终于又有了动静的时候，反复催促的补给，还是一枪一弹、一毫一厘也没有送到东北军手上。
26日张学良就在询问“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的“预筹应付策略”，到30日在这一份电文中，国民政府才回应天津一地的问题，且居然拖了好几天才给出的“预筹应付策略”，就是叫东北军“须预先防止”而已：
“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
于是乎，东北军如果下决心全力在锦州作战，那也得独立照应着天津的局势。而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回答和没有给出任何回答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张学良就是傻瓜，也知道天津的“异动”是“须预先防止”的。张学良连续发电报给国民政府，是需国民政府再告诉一遍他“须预先防止”吗？
张学良当年看到这一句话，怕是连哭笑不得的心境都没有了。
更为关键的是，东北军在锦州面临日军重兵的进攻，日军会“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顾此失彼，必不能免”的问题，国民政府却连一句具体的回应都没有。
日军当时增兵华北，频繁进行军事调动，确实呈现咄咄逼人的架势。当时担任中国驻日公使的蒋作宾，在其日记里就记录了日军增兵华北、扰乱东北军后方的实例——1931年11月9日的日记记录：“日本又在天津等处骚扰，所谓便衣队者，即彼收买之流氓。”11月27日的日记记录：“今晨阅报，知日军又攻天津。大炮已攻中省府及市府，我方要求停战而亦不许。”12月17日的日记载：“迩来又决定派第十师及近卫军第一师等特种部队赴东省及天津……”
此类情况在这一时期张学良致马占山等将领的电文里，以敌情通报的方式有很多记载。例如记录了此时期日军在天津直接开枪开炮的情况，在12月29日的两份电报里即分别有记载：“俭早二时至八时，津市接近日租界各处，敌方时以机枪向我方扫射并放炮数发……”“艳早五时许，津市南关下头及海光寺两方面，又有开枪向我方射击者……”
1-32 1-33 锦州之战期间，从塘沽登陆、威胁东北军后方的日军大举开进天津的照片两张
而日军增兵华北、频繁军事调动的情况，记载的更多了——
12月11日的电文记载：“秦皇岛于佳日，又到日军舰一艘，载水兵约八十……蒸日军官十人，兵士一百十人，由津赴山海关”。12月26日的电文记载：“敬酉天津日军部代表中川，持驻屯军司令部致函北宁路局，要求借车三列，共头等三辆，二、三等二十四辆，棚车、平车等三十五辆，于寝早六时至十时，分次由塘沽开津。并云，第一日运军官约七十员，兵约一千九百名，马匹六十匹，炮四车，输送约四日，兵数不详……”12月30日的两份电文分别记载：“昨日阁议决定，取消由日本内地添派一混成旅赴津之令，改由关东军派一部队急赴天津”，“三十日早三时半，据秦皇岛报，由东南开来日本鱼雷舰二艘，一名幕竹，一名若竹，每艘载官兵八十余人，大炮十二门。前开来之府怨舰，于早十一时半开向西南去。又，早七时余，开来日兵舰一只，舰名巴云，载官兵五百余人，大小炮二十一门，距码头二三里下锚。又，十一时来日本大兵舰一只，距码头二十余里，该舰上空有飞机二架，旋向东飞去。又，距南海四，五里外，有日舰三只”。
后一封电文显示的日本海军施以的军事压力，长期为史学界忽略。其中“若竹”不是小小的“鱼雷舰”，是日本海军的“若竹”号二等驱逐舰。而舰名“巴云”的军舰，看似是日本海军“八云”号巡洋舰舰名之误，实际上“八云”号巡洋舰当时已编入训练舰队，不会出现在中国沿海。此艘“距码头二三里下锚”的军舰，根据日本海军的档案的记录，实际上竟是那艘著名的“出云”号巡洋舰。当时，连日军的“出云”舰都已出马，开始威胁东北军后方了——
可见，东北军即是在其后方如何紧张的背景下，进行了锦州一带作战的。
1-34 锦州之战期间，装运日本军火来津之日舰与日轮
难道说，一切都是东北军的责任？国民政府无需统筹全局也无需给东北军补给，他们的“抗战”就是给东北军发几封电报（这电报还可以有几封让文官处发），足矣……
虽确是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情况下从锦州撤退，可是在这样孤立无援背景下的撤离，东北军是否带有无奈和痛心的心境呢？
12月31日和1月3日，撤出锦州的东北军以“东北军下级军官”名义，两次发出了联合宣言。
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事已进行这么多天了，东北军发出的两次联合宣言，竟还是需继续提到25日国民政府就保证“迅即筹发”的军饷和弹药补给问题：
“乃自一中全会开会之后，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12月31日）。“对东北前线将士之呼吁，迄无一弹一钱之助”。
“六日以来，数电中央，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回视枪中炮中则弹药仅存数发，而中央所持为死守者，又只电文数纸……”（1月3日）
到1931年12月31日，从国民政府保证“迅即筹发”起已有六天了，东北军仍是“无一弹一钱之助”。到1932年的1月3日，东北军还是只有无奈地说“请械请弹无应”！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台湾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还收录了一份12月9日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电报：“航空第一队已令期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
12月9日前就被“下令”须
“3日内”赴援东北军的航空队，到了12月下旬还需东北军再次请求，到了1932年1月还是处于“无应”的状态。
上述的这么多的情况，发生在日军大举来袭之际，是怎样触目惊心的史实。
1-35 1-36锦州之战期间，扰乱东北军后方的日军在天津构筑的防御工事；当时日军在天津日租界公开设置的哨卡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锦州撤退”，明显是不能简单视之为东北军“不抵抗”的表现。日方的分析也认为：“从军事上说，他（张学良）可能可以这样认为，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关东军的武力，因而企图保存实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则是，张学良当时在华北的处境要比想象的更不顺”，“……张学良既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没很好地控制华北将领”，“彻底抗战对张学良来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也许是实际情况。 ”（关宽治等《满洲事变》）
结合史实来看，以上来自日本方面的看法，是颇为客观的看法。
1-37 日军进攻锦州的铁甲列车
东北军上下在撤退途中，也曾经不平则鸣。
荣臻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出了缺乏补给的东北军的困境：
此次日军进攻，我军损失极大，弹药无济，死亡约千余人，最可痛心者，受伤军士均无医药，只有听其呻吟……
而东北军下级军官的两次联合宣言中，记载了更多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今天再看当年东北军愤懑的心声，于历史事实当有新的认识。
1-38 进攻锦州的日军在树上眺望侦察
择其一部简介如下——
1931年12月31日第一次宣言首先是东北军与日军曾激战的战地情况：
日军三路取锦，血战五日死伤枕藉，营沟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通线白山等处，尸骨暴露，鹰犬争食，触目伤心，无以逾此。
然后揭露的是：当日军在华北摆出进攻架势，国民政府甚至连抗议都没有——
日方增兵津沽扰我后方，其军舰十余艘，分赴秦皇岛葫芦岛等处，窥我方防地，其航空队又在兴城连山毁我铁道，绝我后援，迄今一周，末闻中央向日提一抗议。其归路断绝，而锦州前线，尚有取胜之理？
宣言用讽刺的口气质问国民政府，即使和日方达成妥协了，“亦何妨在表面上作一度交涉，以励我前方将士之心乎？”
1-39 1-40 1-41 1-42日军空袭锦州：造成的损害照片3张日军在锦州空投下的传单照片1张
文中提到东北军近期闻外交部长“在沪更与三井洋行行长秘密接洽，意在假借总理十年实业计划，向日方大举借款……”
于是，东北军愤怒地问道：
试问一方面向人举债，而一方面又严电我东北将士向人拼命，岂我党国诸公之意，欲此日方借来之金钱，转以供给我前方将士对日作战之需乎？
到1932年1月3日的宣言，东北军的揭露更加犀利，文中的愤懑之情也更见诸于字里行间。例如——
揭露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李文范“妄称锦州问题中央除嘱我主官死守以外只能战而不宣，以为抵抗云云”。
东北军的宣言谈及此处，怒斥李文范：
“夫以堂堂内长，岂不知不宣战则无以巩回津榆后防，更无以死守锦州乎？乃既不宣战何必高唱抵抗？既高唱抵抗矣，又何为而不宣战？”“凡此矛盾之谈只能昏夜独自言之”！
这几句话带有讽刺，更是蕴含着痛心。
1932年1月3日宣言更为明确地指出，从九一八起一直受各方指责的东北人民，是“实际抵抗之人”：
……六日以来，我前线将士之在锦东，出生入死，努力杀敌，非敢抗中央之命，违民众之意，欲以血肉之躯，为捍卫中央所认为已失之地土而已。
今以血肉当人锋镝者，无论为义勇军，或为正式军队，皆为东北人民，如是不抵抗者，乃系实际抵抗之人。
宣言的结尾，以这样的语句为东北军的不公平遭遇而呐喊：
如此而谓共赴国难，岂不令生者寒心，而死者不瞑目乎。
这两次联合宣言，不仅是东北军官兵的申辩，更记录下一些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史实。
翻开尘封的史册，走近这些现在几乎没人提到的史实，才可以促成于“锦州撤退”的重新审视：不抵抗，归根结底是源自于决策层面骨子里的怯懦和放弃。
1-43占领锦州的日军在东城门上欢呼
这也是从九一八事变起一直延续的东北“不抵抗”的最后一幕。正规军“不抵抗”致使国土沦丧，人民的“抵抗”就此成为东北国土上抗战的主旋律。
锦州沦陷十余天之后，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宣布“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24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他宣布，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地随之迅速沦陷，原来是“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
随后，蒋介石又讲了他曾提出过的“三日亡国论”的委婉版说法——现在一旦和日本绝交、宣战，三天之内就“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了：
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总理孙先生所谓：“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为危辞耸听也。
面对着举国上下的舆论一片“抗战”、“绝交”、“宣战”的呐喊之声，蒋介石在这一次讲话中，还以“开战必败”作为论据进行着“苦口婆心”的“劝说”：
以中国今日之现状与国力，如果与日绝交，则必出于军事战争，无备而战；必至战败，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丧权者也……万不可逞一时之快心，轻言绝交宣战，而断丧我四万万人民与中华民族之命脉。
日军的铁蹄，正践踏着东三省土地，应付政策却是以不绝交、不宣战为前提。这宣告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言抵抗，必须全国以整个力量赴之”的期望破灭了。
1-44占领锦州的日军在桥栏杆上挥旗，指示军队继续前进
不绝交和不宣战的决定，也宣告了锦州的短暂的枪炮声，成为了正规军在东北进行抗战的绝唱。
就是从这一时期起，东北大地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重任，已彻底转到了东北民众和爱国官兵组成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身上。
1-45锦州沦陷之后，1932年的元旦，从锦州开进到山海关附近的日军
得陇望蜀的日军，兵锋直抵山海关下之后，又窥伺着关内的中国国土。日本侵略军没有料想到的是，他们身后东三省黑土地上，即将遍地飘扬起抗日义勇军的战旗……
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于何时何地打响？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不抵抗”的种种恶果，使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整整80年过去了，回顾那一段历史，仍能体会到当年亡国灭种的担忧，曾怎么样沉甸甸压在了国人的心头。
然而，尽管“不抵抗”是“九一八”之夜普遍的情况，那一夜，中华民族的十四年抗战第一枪，也仍是在沈阳打响了。
这枪声象征着不会泯灭的民族魂，正是这样的民族魂支撑了十四年抗战。
十四年的抗战，在中国军民的角度，也是从这抗战第一枪打响起，一直贯穿着“抵抗”的主旋律。
那一枪，是一部民族抗争史的里程碑！
前文详细描述的关于“不抵抗”的种种事实和表现，更多是为了凸显了勇于抵抗侵略的可贵。在1931年那个“不抵抗”政策的大背景下，从“九一八”之夜已自发开始的抵抗，又在东北黑土地上一直持续了十四年的抵抗，是多么的悲壮，又是多么的伟大。
关于“九一八”之夜抵抗日军侵略的更多细节，早已尘封于历史的尘埃里了。而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在重新翻开尘封的史册，了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且为“不抵抗”而叹惋和压抑之时，我们更想知晓十四年抗战第一枪打响的具体情况。
此前许多文章，都把第一枪打响的地方当成是北大营，称“北大营突围战打响了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
1-46 九一八之夜，日军占领的沈阳北大营
日本“满铁”土木建筑公司经理曾说：
“北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1．2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
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其实没有那么多人，但是敌寡我众，敌我兵力悬殊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七旅620团团长王铁汉的司机李明德回忆，1948年4月，王铁汉陪同抗日名将马占山等参观北大营。王铁汉当时很激动地说：“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8000人，敌方仅有不到700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
《孙子兵法》有云“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九一八”之夜，中国军队的人数反倒不止日军的十倍（武器装备亦是胜于日军，营区甚至还有12辆坦克），那么有什么“围”可以突呢？
即使认可北大营突围战的枪声，也是“抵抗”的枪声，这也并不是”唯一的一枪”。只有确定最早反抗侵略的那些枪声分别来自于何处，当晚中方抵抗侵略的“第一枪”才可以进一步根据时间先后来确认。
为“九一八”事变而紧急出版的书籍《日军侵据东北记》（民众书局1931年版）19日傍晚即出发、20日上午出关的北平记者，采访人力车夫得到的讯息——
余在途中与车夫闲谈，详询日兵暴行情况，彼乃劳动者，又不知余为何如人，其言真实不欺，实最有价值也。
车夫叙述“九一八”之夜的情况，提及中国军警在进攻之下的反应，列举了两个实例。反映了人民“旁观”视角的究竟是怎么看待“九一八”之夜中国军警的。东北军第七旅的“抵抗”，人民根据了解到的粗略情况是不予认可的：
日兵向北大营进攻，东北第七旅将士虽气愤填膺，因旅长王以哲之竭力镇摄，始终未还一枪，在日兵机关枪之扫射下退走。
而人民眼中实施了“抵抗”的中国武装，是沈阳的一些中国警察们：
商埠警察第六驻在所，不愿缴械，发生冲突，相持一小时，终因众寡悬殊，死二十余人。
日方的记载里面，和中方民众的见解一样，也是把“第七旅”和中方警察部队，分别作为“不抵抗”和“抵抗”的代表。
时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的林久治郎，其在《九一八事变》（王也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记载：
中方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王以哲旅长所部的第七旅，突然遭到我军的袭击，异常震惊，也许是受到上峰不抵抗的命令而有意避战，竟然被兵员仅有600人的我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穷打猛追……
进攻省城的第二十九联队，也在进军途中荡除了巡警队等的抗阻……
中国警察的英勇事迹，在当时的报道和书籍中有记载——例如9月28日《民国日报》报道，追记“九一八”之夜的情况时，曾专门介绍了中国警察的抗击日寇情况：
工业区公安六分局，于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曾有激烈之对抗，局内警察仅三十余名，以与日军数百相敌抗，两方肉搏，几亘三小时，日军殊受巨创，死伤颇重。徒以军队势重，前仆后继，增加无穷，未至败退。然亦不敢积极压迫，只为四面包围之困门。所惜局内警兵，子弹告罄，外无应援，敌围数重，实力已绝，遂被日军攻入。然持械杀敌，无不以一当十，拼命抗拒半小时，卒以力竭，于是忠勇健儿数十人，同时被害矣。日人为泄愤计，将此数十人，悉皆碎首、折肋挖胸、洞腹，肝胃涂满地，心脏映天日，血渍殷红，润遍沙土。今尚暴露于署门内外，无人收拾。为我华人，增光不少，死有余荣。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也有类似的记载：
工业区之六分局，于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该局警察仅三十余名，与日军死力抵抗，双方肉搏亘三小时之久，后因子弹告罄，外无应援，遂被日军攻入。于是此数十健儿，悉被日军杀害，碎足折肋，挖胸洞腹，肝脑涂地，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状极惨酷。
十四年抗战里最早殉国的这一批英雄警察们，被肢解了身躯，失掉了头颅。当笔者行文至此，把1931年9月18日深夜，这个“抗战第一夜”里的抵抗和牺牲事迹，拂掉历史的尘埃，重新展示出来时，随之又想起了郭汜和创作这本书的初衷——
从“九一八”之夜的此时开始，在东北黑土地上持续十四年的抵抗中，在与丧失了人道的日本侵略军的作战里，不计其数的殉国者也是被肢解了身躯，失掉了头颅。
东北十四年抗战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段殉国的英雄们抛却了头颅，以粉身碎骨为代价，换取这一片国土完整的历史。
重新还原这样的历史，是我们创作这本书的本意。我们努力用这样一本书发出呼唤：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