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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凤凰卫视评论员杜平中国观察笔记
在这里，阅读：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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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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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致力探讨的主题是“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作者拥有独特的切入点对中国社会、变革、世象等给予多层面的阐释。作者兼具中国背景和国际视野，对中国问题的深刻理解和长期关注，与西方政要的广泛接触和对西方世界的亲身观察，对当代国际问题长达二十多年的深厚积累和深入研究，使他的评论理论和实际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言过去所未言，视他人所未视，既能由中国大陆而及台海、东南亚、欧美，又能反其道而行之。这种中国和世界、世界和中国的互相观照，不仅加强了分析的力度和深度，也令身居中国内外的读者都能从他的真知灼见中获益。同时，这些评论和分析字，都糅合了作者浓厚而又宽容的中华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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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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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1962年生于安徽。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先后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和国际新闻专业。现任凤凰卫视评论员，擅长于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评论。曾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时政采访部主任、驻欧盟和北约首任记者；在加盟凤凰卫视之前，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担任社论主笔、评论版主编达十四年。曾获首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首届“中国广播奖”特等奖、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等。著有评论文集《现代中国的面孔》及译著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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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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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
未来中国五十年
国宝、面子和实力
中国亮出“信誉牌”
国家大剧院的传统包袱
一个人代表一个国家
洋教材里的新中国
期待一幅水墨奥运图
在北京感受“911”
为何留不住一座四合院
世博会、选美赛与势利眼
从英雄赞歌到宇宙飞船
现代中国的洋面孔
变革的媒体
球迷的越位现象
文化之美在艺术节之外
别慌，韩流没那么可怕
世界杯颠倒国际秩序
任何外来的都能变成中国的
浮躁表象下的沉静灵魂
中产阶级和布尔乔亚
成功的香港模式应该走出实验室
变与不变
学会与未来的中国打交道
回家过年：中华文明的神奇力量
停滞与流动
如何看当下的躁动心态
重塑民族性格的集体记忆
关于爱国主义
皇城根下的新式聚会
百年机遇与百年教训
感受世界重心的移动
也谈“民主”和“科学”
自信和不自信
所谓社会诚信
辑二
八国集团更需要中国
从朝鲜半岛看台湾海峡
中国和世界：究竟谁在变
妖魔化中国的季节
中国国际角色的划时代转变
世界新格局将始自欧亚大陆
中国影子下的七国集团
伊朗问题与中国和平崛起
“改变中国”与改变自己
柔性力量在崛起
中国外交新视野
全球视野里的能源安全
中日关系的症结何在
美国学生亚洲学生
能否找到自己的模式
中国崛起是一种文化现象
崛起与外部挑战
只有现实主义者才能走到中国
要持续崛起还缺什么
传统外交受到非传统挑战
学新加坡该学什么
中国本身就是世界大舞台
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支撑点
跻身“世界领导层”之后
尚未告别“靠天吃饭”
“中国特色”到了关键时刻
中国全球战略崭露头角
重返世界舞台的六十年
中美之间的操控与反操控
中美“共治世界”新诠释
辑三
谁来为记者掏粪
欧洲当代政治的书签
带你走一趟北约总部
库尔斯克号的沉没
澳洲这个马前卒
多一份公报又有何益
悲壮的太空之旅
可怜的看客
那美妙的“骑士之吻”
战争的意义在战场之外
鲍威尔外交的最后印记
美国百年外交新课题
美国姗姗来迟的“颜色革命”
法国：重新寻找国际角色的时代
新加坡：社会资本与和谐社会
美国有三亿人口了都
你为什么不讲法语
古巴对美国，向左走向右走
国际秩序进入“后西方时代”
美国政治风景的历史性增色
从罗斯福到奥巴马
世界新秩序从伦敦峰会开始
面对“拉美开裂的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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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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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与杜平有缘
仓立德（《中国日报》评论部顾问）
“缘份”这个词，过去在北京不大听得到，内心里也不大相信有这回事。自从在新加坡与杜平相识相知，才知道“有缘千里来相会”确非虚妄，虽然我这里讲的不是儿女私情。
那是十多年前了，我刚刚结束在英国利兹大学的国际关系学位课程，应聘到新加坡联合早报担任外电编译，不久就听说北京的一位记者也即将来工作。我当时是该部门唯一的中国人，自然对这位新同事心生期待。
彼此相识，都有一见如故之感。我们有着太多的相似甚至相同。
我们都来自北京的中央级新闻媒体－－杜平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我曾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多年。
我们都从事国际新闻报道－－杜平曾派驻欧盟和北约总部所在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我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做过常驻记者，时间大约都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因而也都报道过当时中国和世界一系列大事变。
我们都采访过中央领导人的外事活动－－我在1980年代中期报道过邓小平等领导人与外国政要的会见，杜平则在1990年代采访过江泽民、李鹏等领导人的国事访问。
我们的教育背景也差不多－－杜平毕业于名牌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先后主修英语和国际新闻专业，苦读了六年；我是三年“工农兵学员”，三年国际新闻研究生，前后也是六年。
我们两个都属虎，我长他一轮，比他多经历了“文革”的蹉跎岁月（我曾在内蒙古下乡、上学、工作十一年）。
我的原籍是北京，杜平虽老家在安徽，但也是我们“北京女婿”－－他娶了北京姑娘力力作终身伴侣。还有一个小秘密：杜平竟和我的一个表弟同名同姓！
如果说我们在异国他乡初遇还属偶然，那么，此后在新加坡的共同事业、共同命运和共同的兴趣爱好，终于使我们结为心灵相通的挚友。
在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除了同个屋檐下伏案奋斗，记不清我们有多少次在海滨、餐桌、花园、球场一起海阔天空，畅叙心曲。烦恼忧思快乐，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包，无事不谈。从素昧平生到结为知心的十几年，我最看重的就是我和杜平这种坦诚相待、推心置腹。
我们为何不约而同前往新加坡？这是个我们问过自己无数遍而难有满意答案的问题。应该说，自从踏上这个岛国的第一刻，我们就抛弃了过去的全部－－相对稳定的工作，相对安逸的生活，相对确定的前途，一切“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开始，前程漫漫，后无退路，开始几年，苦闷和失落感常常袭来，又不足与外人道。这时候，我们的相互理解和相互鼓励，对彼此都是雪中送炭，至今忆及，犹觉弥足珍贵。
说到底，我们不过是中国改革大潮中涌起的小小浪花。以我来说，新加坡真正进入视野是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其中提到中国要借鉴新加坡的发展模式，由此开始注意《联合早报》。杜平则比我“捷足先登”－－1994年随团采访江泽民主席的新加坡之行时，对这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已有了第一手观察和深入了解。此后这些年，我们都深深感到，祖国的发展和变化仍时时影响着我们的命运，祖国的一举一动都时时牵动着我们的心。
《联合早报》为杜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杜平也以笔墨和心血为早报增添了光彩。在国际部，杜平除编译外电，也常撰写述评或分析类的深度报道；在邓小平逝世时，他专程到北京做实地采访。我不久后调到编辑部，也时常编排到杜平的文章。短短三年间，杜平以出色的表现连升三级，职务由中级而高级而执行级。他的作品多次获华文报的最佳评论奖。
后来十多年，杜平一直担任评论员。除起草代表报社立场的社论，读者更熟悉的应是他的署名国际评论。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文章是《联合早报》的一个招牌，其影响已远超新加坡本地，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欧美华人世界有广大读者。杜平更被郑州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应邀前往讲学，赢得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杜平的每篇作品我都是仔细阅读、认真品味的。国际评论的对象是国际关系，而谈论当今国际关系当然离不开举足轻重的中国。从本质上说，国际关系就是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互动，其要害是国家安全；而各国软硬实力的消长和发展趋势，又时时影响和制约着国家安全。杜平常常论及的中国问题之所以全球瞩目，就在于中国的崛起和发展路向不断改变着亚洲乃至世界的力量平衡。杜平国际评论的魅力，就是在纷纭复杂的国际事件中，见微知著，由表及里，寻找其中变化的推力，梳理内外原因，指明未来大势。
中国背景和国际视野兼具，杜平的优势就在这里。对中国问题的深刻理解和长期关注，在欧洲几年与西方政要的广泛接触和对西方世界的亲身观察，对当代国际问题长达二十多年的深厚积累和深入研究，使他的评论理论和实际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言过去所未言，视他人所未视，既能由中国大陆而及台海、东南亚、欧美，又能反其道而行之。这种中国和世界、世界和中国的互相观照，不仅加强了分析的力度和深度，也令身居中国内外的读者都能从他的真知灼见中获益。
文如其人。从我们的多年交往中，我感到杜平是个性情中人，嫉恶如仇，敢爱敢恨，男子汉的爽朗笑声尤其富有感染力。他的政论文章既渗透理性思考，又“笔端常带感情”，讴歌赞颂进步和光明，讽刺揭露丑恶和阴暗，蕴含一种善恶分明、崇尚正气的力量，这很大程度是他的个性和人品使然。
我印象尤深的是，杜平勤于思考。不管是中国还是国际问题，他从不得意于一知半解，常常追根问底，以求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得益于地利之便，他时常寻找各国原版好书，或历史，或社会，或外交，或文化，每每一书在手便通宵达旦阅读。有幸的是，他每有心得，常与我讨论。这种令人愉悦的交流探讨，有时会撞出思想火花，有时会增加观察角度，有时也会有助于激发他的写作灵感。
可以说，我对杜平的敬重，不仅仅是因为欣赏他的文采，他的力透纸背的洞察力，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国内外所取得的专业成就，更多的来自日常生活中交流，来自共同的精神追求，来自他对中国发展变化那份感同身受的深沉的情怀，他对各种国际问题的不懈探讨。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沟通，一种心灵上的惺惺相惜。所谓“同声相求，同气相投”，也不过如此吧。
演艺界有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写国际评论又何尝不是如此。一篇文章，一句话，甚至每个词每个字，无一不是作者学识、经历、感情、思想、见解的写照。我的这篇文字意在从我和杜平交往的侧面，描绘本书作者的心路历程，可让读者在掩卷之余，窥见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人品、气质乃至内心世界。
2010年初，杜平职业评论的生涯进入一个崭新的起点，他加盟香港凤凰卫视，成为该台评论员队伍中的生力军，从而让亿万海内外观众得以从屏幕上领略其温文尔雅、敏锐深刻、宏观大气、高屋建瓴的观点和风格。从电台到报纸再到电视，杜平历经传统媒体的三大平台，始终不懈地自我更新，自我进取，自我超越，难怪被广大读者和观众誉为“超级媒体人”。而我本人后来也重返北京，被英文《中国日报》聘为评论部顾问。虽然相距千里，但我们如同往日，依然相互关心，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愿借此机会，盼望作者与我的缘份历久弥新。
身归故里，心系天下。处在历史巨变中的中国，处在世界大潮中的中国，你从何处来？你往何处去？我相信，杜平将一如既往地上下求索，在新的平台上源源不断地奉献出他的真知灼见。
2012年5月于北京
未来中国五十年
适逢世纪之交，新中国迎来了五十周年国庆。对全体中国人而言，这是一部光荣史诗的延续，也是追逐新梦想时代的序曲。在继往开来之际，正确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展望未来，应该是中国国庆最具现实意义的内涵。
回眸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十二亿中国人有足够的理由倍感骄傲和自豪。在结束了长期的内乱与外侮之后，中国人民开始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短短二十年里，一举完成了通常需要数百年时间才能实现的发展目标。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上，这种发展速度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但中国的进步并非仅仅表现在经济成就上。与过去数百年历史完全不同的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文明古国如今已真正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它不仅彻底告别了孤立和封闭，而且还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逐步融入主导世界潮流的国际社会。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健康、最具进步意义的社会大转型。
现在，当新中国迈入第二个五十年的时候，这种转型还会继续吗？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扩大，中国所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猛烈，社会内部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不可预测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今后五十年，中国如何才能把握正确的方向？重温过去的教训，也许更有助于清醒地走向未来。
在1949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曾一直在变与不变之间摇来摆去。由于长期处在封闭和孤立的状态之下，中国不仅失去了与外部世界共同发展的条件，而且还使国家的管理者缺乏广阔的视野、先进的治国理念和切合实际的发展目标。从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到脱离现实的“人民公社”；从异想天开的“赶英超美”，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全国大炼钢铁……所有这些都无一例外地以灾难性后果而告终。一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和幅员辽阔的国家，就这样在封闭的环境里自我消耗，最后被世界潮流抛在后面。不论从什么角度去分析，中国社会过去之所以反反复复地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思想僵化，无视世界潮流。
直到今天，各种违背全球大趋势的思潮仍然束缚着中国前进的步伐。要么是不顾时势，安于现状，夜郎自大；要么是墨守成规，作茧自缚，画地为牢。在过去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这些不健康的心态一直存在，只要碰到合适的环境就会迅速膨胀起来，致使中国失去了许多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凡是傲视群雄、领导世界潮流的强盛时代，无不善于自我更新，善于吸收外来的文明，并将其融会贯通，发扬光大。时至当今世界，凡是能够崛起并且保持常盛不衰的异邦列强，也无不如此。对中国而言，若要在今后五十年里重圆强国之梦并且屹立不倒，那么，它就必须不断地调整心态和眼光，以更加开放的胸襟面对世界。
未来五十年，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人民的整体素质。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中国既要顺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又要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但是，只凭这些还远远不够。在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民主政治的潮流不应该继续受到忽视和回避。只有在真正民主的环境里，民智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执政者的素质才能经得住考验，人民的整体素养才能得到全面的提高。
未来五十年，中国国力的持续发展有赖于先进的政治体制。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宽松和富有弹性的体制，既能培养出忠实和高效率的管理者和实践者，又能不拘一格地产生出杰出的思想者和战略家。
未来五十年，中国的形象决定于人民的精神面貌。中国社会的整体架构必须让所有人都能弘扬自由的个性，最大限度地体现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应该让每个人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和释放。中国更应该是一个多姿多彩的社会，五千年文明的基因应该表现在每个人的脸上，展露在人们的举手投足之间。
在过去五十年里，中国人实现了两次解放，一次是国家的解放，一次是思想的解放。未来五十年，中国人还应该不断地解放自己，在平稳和没有暴力的变革中，彻底摆脱历史留下来的贫穷、落后和愚昧，并打破思想的禁区和枷锁，自信地融入世界。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走上复兴之路。
学会与未来的中国打交道
在新加坡生活十多年，很少有机会与教育部门接触。虽然我一直在用心观察，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认识和看法，但大多时候都是隔着花玻璃看窗外，所得景观都不够清晰。但是，在过去一个星期里，因为要陪同来自郑州大学的朋友周文顺教授，我有幸直接参与了教育部主办的首届“双文化课程研讨会”以及“中国通识”讲座，阅评了三所中学提交的总共三十篇有关中国的调查报告，并且“客串”了一场关于中国外交的专题讲座。其间所见、所闻与所感，自然要比过去更为直接和深入。
“双文化”课程在2005年开始实行，基本思路是在保证英语教育质量的基础上，从中学时代开始，就着手培养一批对中华文化和现代中国都有深刻了解的双文化精英。整套课程为期四年，首先在华侨中学、德明政府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实施，立化中学不久之后也很快加入。虽然各校整体方向一致，但教学方式和内容却各具特色，并且都卓有成效。关于这一点，我在阅读同学们的调查报告时，所得印象尤其深刻。
最初，当教育部课程规划司的朋友委托我评阅这批学生的“论文”时，我心头立即掠过一丝惊讶。这批学生在前往中国开展社会调查之时，都是初中四年级学生，撰写论文时也刚刚升入高中。十六、七岁的新加坡学生，对自己所生活和成长的社会尚有很多不甚明了之处，他们又何以用“论文”的方式，对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社会进行观察、分析和评论？
带着一种好奇，准确地说是怀着很大的疑问，我非常认真和仔细地看完了华中、德明和南中三校提交的全部论文。在一般情况下，阅读学生的习作是一件苦差事。即便是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他们投给早报的某些文章有时候也难免令人头皮发麻。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稚气未脱的中学生的大多数论文，却经常在不经意之间让我感到一阵惊喜。
儒家文化对新加坡人和山东人的性格究竟有什么影响？中国人对中式快餐和西式快餐的不同态度，是否折射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和新加坡两国青年的择业观有所不同？山东威海人的环保意识为什么比新加坡人的环保意识还强？新加坡各类学府究竟对中国学生有多大吸引力？从中国青年的消费意识中，新加坡商家能否找到更多适合自己的商机？
无需看完调查报告的内容，这些有趣的题目就足以令人感到兴奋。坦白地说，在我们平时的印象中，此类课题并非是中学生的知识、见识和分析能力所能承担，更何况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本地学生。可是，令人惊讶和喜悦的正在于此。他们在调查中非常投入和认真，并且很善于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充分的数据，论述过程中图文并茂，透过各种现象去分析深层的本质原因，继而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提出解决某些问题的建议。
毫不夸张地说，有些调查报告所涉及的问题，恐怕连中新两国的有关学者和官员都未必完全了解。郑州大学的周文顺教授郑重其事地阅读了其中三篇比较突出的报告，然后感叹地说：说老实话，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在写论文时，也不一定有这么认真。虽然语带鼓励之意，但他对这批中学生以及“双文化”课程的高度肯定，显然是发自内心的。
在我看来，这批调查报告只是“双文化”课程在短短两年里取得的具体成果之一。在“双文化课程研讨会”和“中国通识”讲座上，上述四所中学以及部分初院同学们的表现，同样令人感到鼓舞。
周文顺教授的三场讲座，分别涉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和困难、中国的权威思想以及台海关系。还有我自己所讲的中国外交问题，这些题目本身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学生都不具吸引力，何况与新加坡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这几场讲座不仅获得了热烈的反响，而且同学们在问答时间里所提出的问题，不仅相当有水准，而且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与国际时事完全合拍。
令人感触最深的一次，是在立化中学举行的第一场“中国通识”讲座上。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年逾半百的资深教授面对满堂稚气的少年，侃侃而谈当代中国的思想权威。同学们倾听之认真，反应之热烈，恐怕连他们的家长都未必相信。
这是一个有趣的新现象，也许值得人们去深思。这么多年以来，我的耳边一直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包括一些家长口中的“华文无用”、“华文难学”，“孩子不愿学”，等等。可是，这几次讲座的过程以及学生们的论文，却给我以相反的印象。实际上，“双文化”和“中国通识”课程已经远远超出了学习语言的范畴，而同学们没有抗拒，反而如此欢迎，这该如何解释？
在与教育部有关人员、上述学校校长和老师们的接触中，我能非常清晰感地受到两点：一是他们对“双文化”课程充满热情；二是他们对培养适应未来世界的人才，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到目前为止，参与“双文化”课程和“中国通识”的学生虽然不是特别多，但人数却在增加之中。借用教育部课程规划司副司长余立信的话说，在传授有关中国的知识方面，要让一部分学生“先富起来”。在当前客观条件下，这是一个务实的步骤，并且已经跨越了“是否应该学习华文”的争论，因而是一项具有战略高度的决策。
面对不可阻挡的中国崛起之势，新加坡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必须采取更多相应的步骤，至少还应该有更多的学校和学生参与到“双文化”计划中，让新一代新加坡人与中国的同龄人同步成长，这样才能学会更好地与中国人打交道。
南大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吴英成博士曾经对我说：在学习华文和认识中国方面，学生的家长们应该有忧患意识，千万不要给孩子们的未来留下任何遗憾。对这句话，我非常赞赏。
面对“拉美开裂的血管”
在当代国际交往中，甚少听说政治领袖互赠书籍的事。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书是思想的载体，若不小心送错了对象，就会变得无趣；其二，在浮躁不安的当今世界，有心思且有时间看书的领导人大概不是很多。
不过，也有例外。在上星期的美洲国家峰会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把自己喜爱的一本书赠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际舆论中引起了一番议论。此书名为《拉美开裂的血管》（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副题为“被掠夺五个世纪的大洲”，作者是拉美最负盛名的左翼作家之一加连诺（Eduado
Galeano）。从书名看，该书的反西方立场跃然纸上，而查韦斯又是反美急先锋，赠书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试图影响奥巴马的拉美政策。
此事经过媒体报道之后，美国保守派眼中的“社会主义者”奥巴马，想必会感到一点尴尬。因为在此之前，有共和党议员就指责说，奥巴马在峰会期间对查韦斯过于友善。在后来的记者会上，奥巴马在被追问之下解释说:“我想，赠书给我是个好姿态。我毕竟是读书之人。”
这一充满政治含义的花边新闻，使《拉美开裂的血管》在全球畅销。笔者也喜跟风，在书店里竟然找到了唯一一本英文版，由纽约的“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1971年首印，距今近四十年。
在为该书的序言中，拉美女性小说家阿兰德（Isabel
Allende）把加连诺称为“超级天才”，一旦翻开这本书，人们就必定不能掩卷。笔者也有这种感觉，并非是因为赞同书中观点，而是被其独特的风格所吸引。而其诗一般的语言更使人觉得，其他人的政经著作实在是索然无味。
加连诺1940年生于乌拉圭，早年在拉美最具影响力的政评周刊《前进》任总编辑，《拉美开裂的血管》就是在那时写成，前后只用了三个月。1973年，乌拉圭发生政变，《前进》周刊被关闭，加连诺流亡到阿根廷；1976年，阿根廷也发生政变，他又流亡到西班牙，并将该书予以充实再出版。1985年，乌拉圭独裁政权终于被推翻，加连诺得以回返故国。
该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评述拉美几百年以来连番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的历史，始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政治干预和“经济入侵”。与此同时，作者更对拉美各国的右翼独裁政权和政商利益集团，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挞伐。
阿兰德在序言中说，她花了两天时间读完此书，历史留下的痛楚使她心潮起伏难平。而作为局外人的我们，阅读之时当然也会受其感染，但对笔者来说，感受最为深刻的，是其理性的愤怒、冷静的诉说和令人称羡的思想内涵。作者不仅让读者耐心地听其诉说，而且更把一种愉悦的阅读体验回馈给读者。至于这方面的例子，书中触目皆是。例如：
海地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洗脚工多于擦鞋匠：为了一枚硬币，男孩们愿意为无鞋可擦的顾客们洗脚。我们的失败总是在别人的胜利中彰显；我们的财富总是通过培育别人的繁荣来为我们自己制造贫穷。（对我这本书）最为正面的评价并非来自于有威望的批评家，而是来自于军事独裁政权，他们用禁书的方式对它予以赞美。这位老妇人躬着身子，用手扇着火。她的背部弯曲，满是皱皮的脖子伸得直直的，看上去就像一只古老的黑乌龟。拉美工业资产阶级的遭遇如同侏儒：它无需成长就会衰老。在拉丁美洲，把游击队消灭在子宫之内，要比在森林和街道上消灭他们，更加卫生和有效。
此书的英文翻译非常出色，译者是英国记者贝尔弗雷基（Cedric
Belfrage），早年移民美国，就职于好莱坞并加入美国共产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麦卡锡主义的恐怖时代，贝尔弗雷基被驱逐出境，随后便成为加连诺所有著作的英文译者。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系行伍出身，看上去毫无文气，但实际上却是勤奋的阅读者，过去在伦敦接受记者专访时，对英国名著广征博引，妙语连珠。因此笔者相信，查韦斯必定看过奥巴马的两本著作，对他当选总统之前的政治思维是比较了解的。英国《卫报》有文章就断言说，查韦斯给奥巴马送了一件“完美的礼物”。
抛却政治身份不谈，作为年轻知识分子的奥巴马，也许会对书中的某些部分产生共鸣。几年前，奥巴马在谈及古巴时曾经表白说，当他从书中知道古巴有良好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制度后，便开始对该国有了新的看法。因此，他担任总统后不久便试图改善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显然并非是一时兴起。
从奥巴马自己的两本书中，笔者也感觉到他是一个广泛的阅读者，而且也是一个高智慧的写作者。《拉美开裂的血管》不一定能影响他的拉美政策，但其独特的论述风格和诗一般的语言，至少会引起“读书之人”奥巴马的阅读兴趣。
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中，不公平、不公正和不道义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而我们听到、看到和读到的反应，很多都是浮躁、肤浅和嘈杂的“自我表述”，以为声音越大态度越狠，就越能吸引眼球和耳朵。那些声嘶力竭的叫嚣谩骂，那些极端褊狭的行为举止，还有那些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固然能够让外界知道有一群人在那里“不高兴”，但却不能让他们静下心来耐心地倾听，更不能赢得他们的理解和尊重。
但加连诺却非如此，他是一个高超的“表述者”。毫无疑问，在西方殖民史上，拉美地区是饱受欺凌的弱者，是世界旧秩序的长期受害者。可是，《拉美开裂的血管》却让我们发现，弱者在表达不满和向外发声时，更应该展现出智慧、理智、优雅和尊严，否则就无人愿意倾听。
实际上，当今国际事务中的所有“弱者”，无论是正在崛起的，还是继续受到压迫的，都应该对照《拉美开裂的血管》，反思一下自己的“表述”方式究竟差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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