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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青史鉴古今》分为改革篇、史鉴篇、经济篇、制度篇、争鸣篇，时间从春秋到晚清，地域跨越中外，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族等多个领域，通过对历史故事的叙述，紧贴时下的经济社会现状，力图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给人以深深的震撼与难得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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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剑锋，作者简历可以用“2433”来概括：
毕业于两所学院：清华大学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学习了四个专业：核工程、管理、会计、金融；
获得了三个学位：一学士、两硕士；
先后供职三个行业：审计、投资银行、国有企业管理。
尽管作者简历均与历史学无关，但作者最大的个人爱好却是研究历史，特别是喜欢从所学专业方面以独特的、多方位的视角来审读历史，发现别人所未曾看到的历史。
作者曾在《学习时报》《民主与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发表历史类文章四十余篇，其中部分作品被人民日报社《思想理论动态参阅》《新华文摘》等数百家平面及网络媒体转载，部分作品被选为高中联考现代文阅读理解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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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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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历代改革多以失败告终。这究竟是为什么?古代改革者们的酸甜苦辣能够给我们今天的改革提供哪些经验教训?
如果慈禧太后背上“黄金降落伞”——不要把改革做成革命
释放阀还是导火索——从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看改革的时机选择
为什么是明治维新而不是幕府维新——再谈改革的时间窗口
民不加赋，国用能不能饶——谈改革的制度瓶颈
天变到底足不足畏——改革的权力也需要制约
从削藩到推恩——改革者应当学会与各方共舞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是唐太宗的觉悟。今天的我们对以史为鉴的理解又是什么?是否应该超越一千多年前的古人?
刑鼎的奇怪与不奇怪
霸王别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
和亲与“巧实力”
蜀汉何以亡耶
假如马岱感冒了——从锦囊妙计说起
桓温北伐与《星球大战》
盛世危言
世人都晓战略好唯有近利忘不了——谈李密为什么不先入关中
黄巢与朱温——挑战者的启示
静静的高梁河
张邦昌该不该判死刑
牢记历史应该记住些什么——从“海上之盟”和“联蒙灭金”谈起
柯尔培尔：17世纪的法国郑和
俺答求贡
雍正式的官员与乾隆式的官员
胜利的教训——萨英战争启示录
回到原点谈辛亥
无畏舰的启示——要学会战略性思维
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今天的制度建设提供哪些启发?
“八毛”事件与扁鹊见蔡桓公——谈信任从哪里来
干部为什么能上不能下
从雪夜取蔡州到杯酒释兵权
朱元璋反腐败的教训
从考成法改革看微观机制的重要性
驻京办、掣签法与“影响成本”
授人以“渔”一定比授人以“鱼”好吗——对雍正“火耗归公”改革的反思
从辉煌到衰落，中国古代经济一直给人以谜一般的感觉。因为难以归类，马克思专门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名词。我们今天是否能够破解这个千古谜团?
青苗法改革为什么会失败——谈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
从交子到会子——谈政府需要自我约束
宋朝经济发展的秘密何在——对中国传统“抑兼并”政策的反思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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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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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阀还是导火索——从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
看改革的时机选择
中国和日本，是人们在研究亚洲国家近代化进程时最喜欢拿来进行比较的两个例子。在受到西方影响之前，两国文化相通、国情相若，随后又在大致同一时期面临西方势力的严峻挑战，并且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境遇不可谓不似。然而，这一切的结果却几乎有天壤之别，日本成功完成了近代化进程，从此脱亚人欧，顺利加入了列强的俱乐部。中国却步步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甚至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相似的境遇和如此不同的结果，自近代以来，就中日改革从各个方面进行比较的文章早已是汗牛充栋，也提出了不少见解。然而，不管怎么比较，说来说去都逃不过两个字——太像！如果说洋务运动主要集中在“器”的层面而缺乏制度上的改革，戊戌变法由于后党与帝党之间的倾轧而很快中途流产，因此在这两个阶段中日两国改革的情况还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话，清末新政的内容就与明治维新几乎是如出一辙了。日本搞殖产兴业，中国搞奖励工商、振兴实业；日本搞文明开化，中国搞办学堂、废科举、选派留学生；日本搞富国强兵，中国搞改革饷制、编练新军。就是在中国最经常被人诟病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从清末新政开始，中国走的速度也并不比日本慢。日本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17年后（1885年）才实施了内阁制，23年后（1889年）才颁布宪法，24年后（1890年）才开设国会，30多年后（1899年）才完成各项主要新式民法的立法。而中国从1901年慈禧宣布实施新政开始，7年后（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同时计划再过9年（1916年）〔后来缩短到5年（1912年）〕就正式颁布宪法，召开国会。10年后（1911年），完成民法典（《大清民律草案》）的起草。很明显，像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不论是与日本还是与大多数西方列强相比，都是只快不慢的。
双方改革的内容相似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本来明治维新就是清末新政的一个重要效仿对象。但同样的改革内容在社会上所引起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以及结果，就着实让人费解了。明治维新的反应和结果自不待言，除了西南战争这一不大的插曲之外，日本社会对改革基本上都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各项政策顺利得到执行，使得日本很快就走上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然而中国却恰恰相反，借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几乎都“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政府改革的用心，并且用激烈的反抗来表达他们的不满，直到把政府和改革都埋葬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之中。政府要禁种罂粟，农民们认为是夺了自己的饭碗，纷纷起来反抗，许多人因此而投向革命阵营。政府要办新学堂，农民却“宁欢迎私塾，不欢迎学校”，各地都掀起了毁学风潮。政府要编户口，老百姓“或日将以抽丁当兵，或日将以按人勒税”，纷纷起来反抗。至于政府为了推行新政、编练新军而征收的捐税，自然是毫无悬念地遇到了普遍的抵制。而在改革过程中免不了要出现的一些营私舞弊的现象更是被当成了政府“假改革真剥削”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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