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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更“差”的车为何卖得更好？技术领先的公司为何会倒闭？这些事实是否直指质量的本质问题？
☆既想享受高品质产品所带来的快感，又不愿意付出相应更高的价格，如果你是老板，你愿意给消费者提供这样“免费”的午餐吗？
☆美国、德国真的存在零质量安全事故的神话吗？中国质量真的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吗？
☆政府的质量监管该不该向淘宝网取经？是应该万能得面面俱到，还是部分放权于民，让市场来决定优胜劣汰？
咱们真的了解质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中国的质量究竟谁说了算？质量安全问题频出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到底是质量的奴隶还是质量的主人？来自武汉大学质量战略发展研究院的程虹教授的精品力作《中国质量怎么了》将悄悄告诉你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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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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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直面中国最真实的质量真相，深挖质量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秘密，揭示企业与质量之间不可不说的“爱恨情仇”，扯下政府质量管理欲说还休的面纱，让读者亲眼目睹中国质量的前世今生，与读者共同理性地思考质量事件的深层治理，从质量安全事件的受害者变成治理质量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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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程虹，最权威的质量专家，中国知名高校中最具影响力的质量机构院长，大型企业高级顾问。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专家组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科技部多项科技攻关项目的负责人，“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专家组成员。
为国家质量发展战略提供重要的智库支持；研究成果受到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的高度赞扬，为国家质检总局的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质量培训课程受到质量各届的一致肯定，为湖北、北京、广东、深圳等20多个省市地区的党政机关干部、质检系统干部、企业家做过质量专题培训。
曾担任过中国最大的财经资讯网站与移动财经服务提供商证券之星董事长兼总经理、世界500强企业青岛啤酒高级顾问等多个大型企业的高级职位，为多个知名大型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高级服务。
参与创建了国内知名高校中最具影响力的质量研究和教学的实体性机构——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并担任院长。开创了“宏观质量管理”学科领域，出版了《宏观质量管理》、《质量统计与分析》等多部专著，在《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等权威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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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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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差的时代
一、质量的背后有什么
为何一流企业做标准
顾客满意才是好质量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价廉”可以“物美”吗
质量的底线在哪里
好质量的秘诀
二、中国质量的真相
一个国家三个质量
城市与农村：两个世界的质量
计划还是市场
都是全球化惹的祸
中国企业的战略失误
历史都是相似的
三、国外质量的神话
从苹果公司看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
苹果公司的宏观启示之一：需求管理只是经济发展的短期政策
苹果公司的宏观启示之二：供给是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
苹果公司的宏观启示之三：质量是供给的核心因素
“马肉风波”警示录之一：质量没有神话
“马肉风波”：警示录之二：供应链的全球化风险
“马肉风波”警示录之三：没有万能的监管
质量是科学更是信仰
四、信息与数据：质量治理的基础
市场为何会消失
质量进入大数据时代
我们为什么要做质量观测
我们为什么要做质量监测
质量信息与数据到底从哪里来
市场永远需要有信用的质量数据提供者
质量技术机构靠什么跑赢GDP
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发展机会
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转危为机的抉择——集团化
五、我们就是质量治理的关键
我们是谁
从莫言获诺贝尔奖说起
有形的眼
我们为何不能行动
社会组织对行动困境的破解
质量文化不是一天建成的
六、释放质量体制改革的红利
政府在质量监管上是万能的吗
北京为什么
小电梯，大道理
理论创新是质量改革的前提
思想解放空间无限
质量为何可以优胜劣汰
走向质量的共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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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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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当几乎全民都在义愤填膺地指责中国质量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现象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那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和进步，然而在质量方面，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大大地退步了，甚至在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早晨起来，买根地沟油油条，吃个苏丹红鸡蛋，喝杯三聚氰胺牛奶。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吃卤注胶牛肉，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硫黄馒头。晚上买瓶含氯的可乐,难受了就吃几粒皮革胶囊。吃完这些发现自己居然还神奇地活着，恭喜你，你是中国人！”从这个段子中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质量问题似乎不仅是退步的问题，而是上升到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生存的大问题。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必须要问一个最常识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质量到底是什么关系？改革开放的核心是要建立市场经济，而如果搞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甚至连每一个产品的交易中都离不开的质量都搞差了，那市场经济还有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们还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国内为何现在对中国的质量问题表现出如此的全民性不满，是质量本身退步了，还是人们对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实际上就涉及对“质量”本身的认识。质量是一个街谈巷议的话题，对于这个话题，每一个人谈起来都滔滔不绝，甚至连文化程度极低的人也都认为自己懂质量（这里没有任何精英主义的倾向，只是很诧异，对于其他领域的问题，并不是所有文化程度的人都如此热衷并有自信参与讨论）。如果“质量”真的如此简单，那么，全世界有那么多专家研究质量实在是显得有些多余，而且全世界的政府，包括欧盟现在正在爆发的重大质量安全事件“马肉风波”，似乎也都不需要政府那么卖力到穷于应付。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无论是我们的专家，还是政府，面对质量问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似乎都特别地囧。因为他们面对普通消费者的诘难，却很难回答为什么在科技发展到现代化的今天，却连一罐奶、一袋牛肉都管不住？实际上，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质量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人类虽然非常聪明，
但是对质量现象的认识依旧还是非常肤浅，需要专家们花更多的功夫研究质量的规律，去科学地解释全球质量问题都频繁爆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还有必要接着问的问题是，质量到底怎样才能得到有效治理？真的是只要政府行严刑峻法，多花一些钱，多制定一些法律，更加强一下监管，甚至多杀一些人就能解决吗？实际上，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质量安全问题，就是政府不尽责，官员不尽力而导致的。难道我们的政府真的不愿尽责，官员真的不愿意尽力，都甘愿被大众骂，被处分、问责，甚至“下课”吗？在这质量问题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候，他们还以为可以侥幸脱罪脱责吗？我想，无论谁来做政府官员，但凡有一些常识，也不会如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实，早在2003年“非典”期间，中央政府就曾掀起“问责风暴”，查出了包括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特别在温家宝总理这届政府，问责制被积极推行，不仅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将行政问责制写入《国务院工作规则》，而且将此作为制度建设的五项重点工作之一。仅2011年一年，在大众眼中“不作为”的政府，给予党纪处分就有118006人，给予政纪处分有35934人。这里绝对不是想为政府洗白，而是这样实实在在的数据、法律规章告诉我们，我们的政府并没有不愿尽责，而是已经在短期内，连续地对涉及质量问题的大批量的官员进行问责。所以，就我了解的情况是，这些管质量的政府官员们唯恐在工作中有半点疏忽，每天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因为即使他们工作很尽力，可一旦在他们的管治下出了质量问题，那他们同样要被问责，轻则被处分，重则被法律制裁。
既然政府非常愿意管好质量，也启动了大批的“问责风暴”，那么为什么我国的质量仍然出现了那么多问题呢？那只能说，质量管理的制度有问题。而这种制度的根本问题就是，质量不应该也不能单靠政府。说到底，现在质量体制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政府没有尽责，而是管得太多，管了太多本该由市场、社会该管的，所以一方面质量问题频频发生，另一方面政府官员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卖力却被问责而感到抱屈，实际上，目前的问责已经导致很多人不敢干这份活，可见问责的力度已到了什么程度，如果再加大问责，恐怕再找不到人来干这份活。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质量的治理真的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仅仅靠政府的领导重视，齐抓共管就能解决，它还有着更复杂的治理环境。
最后，我还想问一下，当我们每个人都在指责质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这里面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质量消费者，还是说我们本身也是质量好坏的一个因素？市场经济的常识是供求关系的变动决定市场的运行。质量的“供”是谁？企业。所以指责企业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质量的“求”是谁？当然是我们消费者，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会什么都不问，拿着产品就走吗？还是说我们只问价格呢？我们又是依据什么来支付价格的呢？在这样一个供过于求的市场中，我们支付价格的时候，难道会从来不问产品的质量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低端。因为实际上每个人在买东西的时候，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会关心质量。那么，我们对质量关心的程度，我们对质量的专业化程度，以及由此我们对质量的选择，难道不会对企业的质量生产行为产生影响吗？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所以，当我们去指责质量的时候，我们实在非常有必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是否也是那个应该被指责的对象和因素之一。
问了这么多的问题，我只是想讲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质量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质量问题的治理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轻松，质量背后的原因，也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复杂。所以，我们有必要看一看当今中国质量的现状。
2006年11月12日，央视《每周质量周报》播报了北京市个别市场和经销企业售卖来自河北石家庄等地用添加苏丹红的饲料喂鸭所生产的“红心鸭蛋”，并在该批鸭蛋中检测出苏丹红。同年11月15日，卫生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紧急查处红心鸭蛋。北京、广州、河北等地相继停售“红心鸭蛋”。
2008年，据媒体报道，很多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质检部门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在奶粉中发现化工原料三聚氰胺。根据公布数字，截至当年9月21日，因使用婴幼儿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咨询且已康复的婴幼儿累计39965人，正在住院的有12892人，此前已治愈出院的有1579人，死亡4人。事件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和对乳制品安全的担忧。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疫总局（以下简称质检总局）公布对国内的乳制品厂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的三聚氰胺检验报告后，事件迅速恶化，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内的多个厂家的奶粉都检出三聚氰胺。
2012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的“毒胶囊”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哗然。河北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绍兴新昌一些企业制成药用胶囊，最终流入药品企业，进入患者腹中。这些胶囊，因为重金属铬超标，容易对人体的肝、肾等内脏器官造成损伤，在人体内蓄积，具有致癌性并可能诱发基因突变。经检测，修正药业等9家药厂13个批次药品，所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最高超标90倍。
此外，中国的质量安全问题不仅在国内被频频曝光，在国际上也时有发生。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在2011年的产品召回中，对中国产品的召回通报最多共188项，占该时期CPSC召回通报总数的60.6%。同年，在欧盟海关当局查获的价值13亿欧元的假冒伪劣商品中，中国大陆地区生产的商品占比为73%。2012年第一季度，欧盟非食品类快速预警系统发布了527项严重危险产品通报。其中，对华（仅限中国大陆地区）产品通报高达314项，位居首位，占通报总数的59.6%，同比增长113.6%。
面对如此之多的质量事件，很多人对中国的产品质量产生了很严重的怀疑，认为中国质量简直糟透了，甚至大有尚不如计划经济时期的趋势。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再来看一看下面这组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高达平均9.9%的增长速度发展，国民人均收入从改革开放前的185美元到2011年的5400美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2011年，中国的GDP以9.2%的增长速度超越其他国家，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比2000年提高了3.43岁。近年来，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保持顺差，近10年的增长速度均超过20%，出口结构也从传统的日用消费品转为主要以机电产品为主。2011年，中国出口总额达1.578万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0.8%，机电产品出口额达10855.9亿美元，增长达16.3%，高居世界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第一。2012年机电产品出口的增幅达8.7%，占中国外贸出口总量比重的57.6%。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目前市场上供应商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可供消费者选择的余地也越来越大。以前在计划经济时期，如果买了一台红旗牌轿车，可能几十年不会更换，但今天如果某汽车制造商在市面上新推出的车型在半年内还不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无法卖出一定数量的话，那就意味着它已经被市场和消费者所淘汰。
如果上面这些宏观数据不能说服你，那么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所（以下简称武大质量院）所的做面向消费者的全国质量观测数据也表明，中国的质量发展状况是稳定的，并且在某些领域出现了较大的进步，总体上呈现出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大家要注意，这是切切实实按照科学的抽样方法，在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由消费者自己选择而得出的质量评价数据。数据表明，全国的质量满意度总体得分为62.02分，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四大领域的总体质量满意度得分均在60分以上，处于一个低于“较满意”而高于“较不满意”的区间。即使在当前公众较不信任的乳制品领域，其满意度也达到了62.65分，并没有落入“不满意”的区间范围。在质量安全感受方面，60.22%的消费者认为质量安全风险的感受是介于“较高”和“较低”的“一般”状态，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对质量安全感到忧虑的情况。这都表明，我国的质量发展水平处于一个平稳的正常水平，没有整体性地陷入“不满意”的状态。
在我国质量水平总体趋稳的同时，也在一些领域出现了较大的进步。我国的家用电器质量满意度不论是在总得分还是5个分项指标的得分（除热水器以外）均超过了“较满意”的底线水平70分，这表明我国在工业产品质量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调查的5项产品中，消费者愿意选择国产产品的有2项（食品和日用消费品），国产与进口的选择比例接近的有1项（家用电器），进口选择比例超过国产的有2项（汽车和药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竞争，依然能够在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两大类商品中获得消费者的信赖，表明我国的质量水平取得了较大提升。在消费者质量素质方面，我国的消费者也基本呈现出市场经济中理性人的基本特征，如71.74%的消费者能够认识到质量安全事件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并且31.24%的消费者认为名牌产品的价格高是由于质量好，高出持相反观点的比例约9个百分点。这表明，从整体的产品质量、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质量的比较以及消费者素质等方面可以看到，我国的质量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以上分析，我只是从现象入手，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存在，那就是，中国的质量并不像我们说的那么糟，也不像理论上我们想的那么容易治理好。实际上，中国的质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巨大的产品总量面前，任何一个小比例的质量问题在绝对值上都会非常刺眼，尤其是再加上我们的总体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就更为苛刻，即使产品质量在进步，但这个进步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要求提高的速度，这种落差就是我们对质量产生诸多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当今中国质量的现象，我们借用英国19世纪著名作家狄更斯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是再准确不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首先要回答什么是质量，如果连质量本身都讲不清楚，那用什么去对当今的质量问题去做出评价呢?接下来，才是用理性而科学的质量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质量现实，尤其是要看一看，改革开放的中国，才搞了几十年市场经济的中国，特别是初级阶段要持续一百年的中国，质量真正的现实是什么？产生这一现实的背后原因在哪里？既然谈中国的问题，当然离不开与国外的比较，所以我们还要讨论一下国外的质量问题，分析国外是怎么治理质量，尤其是质量是怎么样促进发展的，这也是我们更全面地看中国质量问题的一个镜像。当然，无论谈国外，还是谈国内，真正地治理好质量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实际上，治理质量最好的方法还是市场机制，因而探索市场为什么会消失，这一消失和质量有什么关系，市场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市场消失的问题，就成了我们认识市场有效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当然，市场离不开消费者，消费者在市场的质量交易中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常识性的普及。而且，政府在质量治理中也是绝对不能缺席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理性地看待政府对质量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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