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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管理学有太多的大师，甚至发明了“大师中的大师”这样的头衔；但这些大师成色如何？德鲁克忽视了中小企业？彼得斯的理论最多管用5年？
《管理大师》把近20年的管理大师、管理思想放在显微镜下，逐一观察和解剖；《管理大师》鉴定了大师们合理的部分，对“江湖骗子”和“忽悠”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
跟随《管理大师》，站直了与克里斯坦森、格拉德威尔等对话；了解“全球化”、“长尾”、“企业社会责任”等的真知与假话。
一本书理解过去20年管理精华，把握未来10年管理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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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96年，《经济学人》资深记者兼编辑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发表了《企业巫医》一书，对管理理论及其为数众多的布道者和追随者发起猛烈批判。这本书立刻成为畅销书，赢得评论家的广泛赞誉，对管理“行业”创造的种种术语及概念困惑不已的读者争相购买。当时，“再造”、“追求卓越”、“质量”、“混沌”等理念如日中天，充斥着整个商业界，一如今天的“长尾理论”、“黑天鹅”、“引爆点”、“人才争夺战”和“企业社会责任”。
《管理大师》延续了《企业巫医》“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风格，聚焦近20年的管理理论与实践，一方面揭示了管理理论的不成熟性——它的大门罕见地向江湖骗子或是准江湖骗子敞开着，并且先天倾向于一时的热潮；另一方面也肯定了管理理论也蕴藏着大批宝藏，正因为有目标管理、精益生产、节俭创新等管理创新理念，世界才变得更加美好。
《管理大师》探讨了互联网的兴起、新兴市场日益增长的实力、2008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对于管理的贡献与挑战，点评了管理理论的最新发展；从而造就了一部任何管理人、经理人都不可错过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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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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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是《经济学人》管理版编辑及该杂志“熊彼特”专栏作家。他受教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此前，他曾担任《经济学人》华盛顿分社社长及该杂志“列克星敦”专栏作家。作品有《企业巫医》、《管理大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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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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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引言 未获承认的“立法者”
第一部分
管理的历程
第一章 商潮历程：从企业再造到企业社会责任
第二章 管理理论行业
第二部分
先知与传道者
第三章 彼得?德鲁克：大师中的大师
第四章 汤姆?彼得斯：面向大众的管理
第五章 扁平化世界、引爆点以及长尾理论
第三部分
三大管理革命
第六章 重新思考公司
第七章 解脱束缚的创业者
第八章 颠覆世界
第四部分
大辩论
第九章 知识、学习与创新
第十章 战略之王
第十一章 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第十二章 董事会风暴
第十三章 管理巨兽
第五部分
工人世界
第十四章 普通癞蛤蟆
第十五章 人才争夺战
第十六章 管理你自己
总结 掌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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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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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为一本小说，“如果高中棒球队的女经理读过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学’”很难算得上吸引人的书名。但在2010年，《如果》一书成了日本最畅销的出版物之一，销量超过100万册。岩崎夏海的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十几岁女孩川岛南为棒球队管理事务的故事。由于震惊于棒球队员如此缺乏进取心，她着手增强其集体凝聚力，并将棒球队的目标设定为进入全国高中棒球锦标赛。但她怎么做才可以把乌合之众变成获胜团队呢？在寻找方法时，她邂逅了彼得?德鲁克1973年的巨著—《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南很快懂得了设定明确目标的重要性。（德鲁克写道：“目标不是命运，而是方向。”）然后，她接受了德鲁克的各种管理理念，这体现在那本书的章名上：“南着手进行营销”、“南尝试发挥队员的长处”、“南着手进行革新”、“南对于真诚的思考”。
作为一位教导日本管理人员如何经营企业（以及向世界推销日本）的人物，德鲁克在日本一直备受崇敬。南的特立独行在日本迅速引发了一股德鲁克的热潮，《管理》一书在2010年上半年售出约30万册，3倍于其之前26年的总销量。岩崎夏海将部分稿酬捐赠给日本德鲁克研究会和德鲁克管理学院。但这部小说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还促进了对日本商业模式的讨论，日本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凭借一系列管理创新—如“精益生产”和“即时交付”—撼动了商界（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德鲁克），但它已深陷一场长达20年的衰退中。日本的企业是否应该为自己设定明确的目标，而不再执迷于随大溜？它们是否应该采用更明确的业务结构，而不是漫无计划地扩张至数十项业务？在德鲁克逝世5年后，他仍然显得如此重要。
1996年，我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出版了一本关于管理专家的书籍，《企业巫医》。这本书的销量虽然不如《如果》，但还算不错。我们很幸运，在过去的十余年，管理理论行业迅速扩大了其帝国疆域。企业再造专家们以提高企业效率的名义撕裂着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解雇。慷慨激昂的大师—如汤姆?彼得斯和加里?哈默—关于“如何跟上最新管理理论潮流，否则就会面临毁灭”的讲座不断赢得管理人员的满堂彩。商学院和管理咨询机构持续甄选着世界上最优秀及最聪明的人才。
但正如《企业巫医》指出的那样，管理理论帝国几乎在每一条战线上都遭到抨击。《商业周刊》揭露，一个主流的企业再造咨询机构涉及一项推动其书籍进入畅销书排行榜的造假活动，该机构自行购买了数千册书，就存放在牵引拖车上。当公司意识到备受企业再造专家们指责的“脂肪”实际上对其生存必不可少时，它们开始抱怨得了“企业厌食症”。与此同时，日本—一个被认为是管理理论伟大成果之一的国家—深陷一场经济衰退（可悲的是，它一直未能摆脱衰退）。
《企业巫医》试图完成两件工作。其一是评估管理理论：在数以百计的管理理论中甄别出有益的，即在泥沙中发现宝石。我们确实认为这里面蕴藏着宝石，如德鲁克著作这类有助于解释现代社会一些伟大变革的思想瑰宝。许多人之所以购买《企业巫医》这本书，是因为他们把它当作一个有用的过滤器：既然我和阿德里安已经审视过所有的理念，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再做一遍了。而《企业巫医》的另一个意图是，描绘这个销售这些管理理念的庞大产业。我们指出了这个现象，许多评论者都对该产业的规模大为吃惊。由于书名的缘故—将顾问和专家贬称为“巫医”—我们迅速为人熟知，也迅速地（而我们很难称其为不公正地）得到了另一些质疑大师的书籍的支持，诸如艾琳?夏皮罗的《会议室里的流行语：即时解答时代的管理》、詹姆斯?奥谢伊和查尔斯?马迪根的《危险的公司：咨询巨头与它们拯救并毁灭的企业》。此后还有更多的跟随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菲尔?罗森茨魏希2007年的《晕轮效应》—该书客观地批评了《企业巫医》过于善待ABB集团及其前总裁珀西?巴内维克—以及马修?斯图尔特的《管理咨询的神话》。
数年前，阿德里安向我提出关于推出《企业巫医》新版的构想。过去这些年发生了什么？是原有的大师仍在制定律法，还是有新的大师取代了他们？在再造理论崩溃后，管理理论是克服了其追赶潮流的不良嗜好，还是发明了新的理论来更新自身呢？互联网革命的兴起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发展如何？又是哪些大师推动了这些重大改变呢？
倾听了阿德里安的建议后，我认为其中既有明智之处也有不足之处。明智之处在于，《企业巫医》的新版应该更注重对管理理念的评估而不是攻击大师行业。有太多的理念—包括互联网及新兴市场—有待检验，相比之下，“咨询顾问可能是贪婪的”这一理念现在倒是易于理解。而不足之处在于，他把这件事想得太容易了。阿德里安认为，这只不过要做一些移花接木及偷梁换柱的工作而已。（他的卖点之一是，“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删去‘微软’一词并代之以‘谷歌’”。）我不是第一次意识到他在说胡话了—考虑到商业界改变的步伐，续作所需的工作量将远比他想象的要多，而且考虑到我在《经济学人》杂志的正职，我确实没有时间去做这项工作。因此，我给予他祝福并建议他独自去完成这项特别的工作。
阅读这本新版著作有点儿像是故居重游—但这不是对故居的简单整修，而是由新房东重建过了：许多房间被大规模地扩建，有些房间被改小了，而另一些房间则是被完全拆除了。有了楼梯，门的位置变了，窗户不见了。一切都被翻新过了。这显然是一次大规模改造，而不仅仅是换个名字而已。当然了，我并不喜欢这一切—总有股将沙发摆放回原位的冲动。但即使是从我任性自大的角度来看，其改善也是显著的。阿德里安让它再次跟上了时代，而且它仍然保留了原作大部分优秀内容及灵魂—诚恳客观的评判。
那么发生改变的是什么，而保持不变的又是什么呢？总的来说，行业保持不变，而理念发生了改变。
大师们的影响力贯穿始终。这并不仅限于彼得?德鲁克，迈克尔?波特仍然是哈佛商学院之王，汤姆?彼得斯继续发表有关“解放型管理”及“疯狂的组织”的重要性的演讲。更普遍的情况是，管理大师们依旧像我们在1996年时描述的那样—是“未获承认的立法者”。他们仍然在协助塑造着形形色色的机构—从企业到政府再到慈善机构，他们仍然定义着现代组织生活中不时令人生厌的语言。咨询机构变得更加活跃了，而商学院的数量远比我们写作时多得多。乔治?布什是美一位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总统，他聘请了5位商界人士进入其第一届内阁。2002年6月20日，他授予了彼得?德鲁克总统自由勋章。
企业界发生的一切令本书更加值得关注。自从我们撰写《企业巫医》一书以来，大师们遭遇了两大尴尬事件。其一是安然事件。这家于2002年破产的石油贸易公司之前一直是管理行业的宠儿：它充斥着世界一流商学院的毕业生，在众多经典案例研究中担当主角，与麦肯锡有着密切的联系（安然的首席执行官杰夫?斯基林在进入公司前原本是一位麦肯锡顾问）。其二是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处于危机核心的许多金融工具都是由商学院一手炮制的，而且许多垮台的金融界巨头领导—包括雷曼兄弟公司的迪克?福尔德和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的安迪?霍恩比—都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鉴于此，管理业界一直在进行深刻反省，并期望彻底摆脱某些过度推销及过分炒作。但管理理论仍然是一个大杂烩。虽埋藏有宝石，但也存在大量的泥沙—最明显的是满篇术语的伪科学文章以及赶时髦的口号。对于一针见血地击中了管理行业的要害，阿德里安感到很开心，该行业已经成熟，正以我们曾经在“企业再造”上所见过的相同方式推销“企业社会责任”。即使是最优秀的大师们也有过分吹捧自己的癖好，而最差劲的简直跟沿街叫卖的小贩没什么区别。管理理论行业仍然是一个松散的行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为何该行业得以持续呢？答案与我们17年前给出的相同。商务人士急需具有竞争力的真知灼见（越来越多的官僚也同样需要）。他们需要答案、帮助。而且他们也知道两件事：其中有一些理念是有效的，完全忽略它们可能是致命的。尽管我们可能会嘲笑“企业社会责任”的潮流，并对在此旗号下产生的大量空洞套话感到厌恶，但背离了诸如环境及其供应商用人习惯等议题的公司往往会被突发事件击溃。而且商务人士即使不需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道歉，也可以向社会企业家学习。
所以管理理念的基本市场并没有改变。但理念本身呢？在此我认为理念有了更多的转变。我们曾在《企业巫医》一书中谈及相同的理念如何反复出现—尤其出现在通常旨在省钱的“硬性”管理工具（因此往往会涉及解雇）与着眼于利用人才和机会的“软性”管理工具之间的辩论上。这种状况仍然存在。本书有关于战略、组织和全球化的章节，但令我关注的是其发展速度改变了多少。例如，与1996年相比，如今利用全球市场而避免被它摧毁似乎已成为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创业革命已经渗透到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人才也是一样。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同时也越来越普遍：在新兴市场国家，公司陷入了一场争夺最优秀人才的残酷战斗中。关于如何自我管理的问题已经从自助领域移至学术殿堂。在今天更为灵活的经济体系中，普通美国工人为现任雇主工作的时间只有两年，员工别无选择，对于职业发展只能自己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两个事件解释了《企业巫医》与本书之间众多更加惊人的变化。其一是互联网的兴起。在1996年，网络主要应用于学术界，而谷歌尚未创立。今天，超过80%的美国人已经在使用互联网，谷歌已开始担心自己正在遭受中年危机。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已经大大加快了我们在这本书中所讨论的许多变化，包括从全球化到企业的拆分；它还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网络大师及其独有的网络潮流，例如当前的“共同创造”热潮。
另一个变化是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的崛起。我们在《企业巫医》一书中讨论的大多数亚洲商业思想家是日本人，而本书一些最精华的章节涵盖了新近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一波又一波创新浪潮。阿德里安明确指出，亚洲新兴市场不仅仅是在复制，它也在做出改进。新兴国家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创新中心以及廉价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的来源地。公司—无论是当地的还是西方的—正在重新思考一切，包括从人才管理到核心竞争力。阿德里安指出了一个全新的管理理念—“节俭创新”。他主张，就像日本的“精益生产”，这一理念将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世界。节俭创新从根本上重新设计产品和服务，使它们更加便宜，以迎合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然后再把产品及服务出口到西方。其案例涵盖了多种不同的对象，如汽车、电话银行以及心脏手术。
由于上述这些领域的发展，这本书已经是大幅改写后的作品。有一些章节完全建立在我们1996年所没有提及的主题上（企业社会责任、人才争夺战、创业理想的传播、新兴世界的新典范），书中的案例也有了大幅修改。但在其核心处—我想声明的是—总体论点都是基于相同的三个论点。
其一，管理大师是至高无上的。如同古典文化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精英，管理理论造就了今天的全球精英。其二，管理理论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它的大门罕见地向江湖骗子或是准江湖骗子敞开着，并且先天倾向于一时的热潮。其三，管理理论蕴藏着大批宝藏。正因为有目标管理、精益生产、节俭创新等管理创新理念，世界才变得更加美好。因而你需要去了解它们。
所以管理专家就像卡利班，好坏参半。在《企业巫医》中，我们选择一个强调管理专家黑暗面的书名—事实上，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他们是巫医。也许这有点儿不公平。这一次阿德里安决定强调其更令人振奋的一面：管理专家有时会是管理大师。你也许会认为这太过于宽宏大量了，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写在这里的文字，那么请向阿德里安而不是向我抱怨。现在，这是他的书。我觉得这是一本好书。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总编辑）
书摘
管理理论悖论
大师们的影响力—他们显然具有未获承认的“立法者”这重身份—是否合乎情理？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管理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管理很重要。简单地说，它改变公司以及人们的工作方式，而在这个某些公司的规模甚至超过一些国家、绝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清醒时间是在工作而不是待在家里的世界，这种改变也就是生活的改变，并且往往是以激烈的方式。大多数学者，即使是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必须等上数十年才能看出他们的工作是否拥有任何实际影响力，而管理大师们的理念常常能够被即时检验。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学科能宣称自己如此具有“活力”了。
然而这其中潜藏着一个问题。管理理论持续受到一个悖论的困扰：它与其他学科同等重要，却远未获得尊敬。许多备受敬仰的管理理论家同样承认这一点。已故的彼得?德鲁克曾嘲讽道：“人们之所以使用‘大师’（guru）一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拼写‘神棍’（charlatan）。”亨利?明茨伯格的墙上有句座右铭：“猴子爬得越高，你就越能看到它的屁股。”管理理论行业明显存在太多自吹自擂的江湖神棍（如“用1万美元在3天内改造你的公司”），他们之所以爬上管理理论的游行彩车，是因为兜售性爱及减肥建议的彩车已没有空
位了。
管理理论还存在更多的悖论。管理理论行业有其受人尊敬的一面：由美国管理学会发行的期刊，仅仅被当作学术性的—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认为是乏味的—如其他学术机构发行的期刊那样。当谈到研究的专业性以及艰苦性时，许多管理学家能与最好的学者一较高下。
而管理理论行业的真正问题在于，人们对管理理论的严肃准则存有深刻的怀疑。它似乎严重缺少某种约克郡人称之为“根基”的东西。管理理论行业的规则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蓝图没有经过适当的检验就被实施，堂皇的理论可能突然间被揭穿，留下骗局的败象。与从未得过该行业好处的学者交谈时，你很可能会听到各种对管理学家资历的质疑。观察一下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及其相关学术研讨会的企业家，你便会发现他们的眼神在游移。迟早，“胡扯”一词会出现在几乎每一个案例中。
控方的证据
最有力的反管理理论实例是：它的信徒们纯粹是经济破坏者以及满嘴术语之徒。看看这场21世纪最大规模的经济灾难，从安然公司的破产到全球信贷危机，你会发现管理理论的杰作不仅出现在作案现场，而且在所有证物上都留下了指纹。
安然公司破产时的总裁杰夫?斯基林，是管理理论产业两大引擎—哈佛商学院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产物”。安然公司雇用了来自全球最大商学院—哈佛商学院的250名工商管理硕士，由此成为最新管理潮流的追捧者。麦肯锡为安然提供了为期10年的咨询服务，使安然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天然气管道公司转变成商业巨无霸，涉足从水处理到互联网业务的所有层面。在数十名永驻安然休斯敦总部的麦肯锡人之中，斯基林最先引起了安然前高管肯尼思?莱的关注。资深管理人员引用《追求卓越》一书来为“松—紧管理”体系辩护，这给予缺乏经验的年轻工商管理硕士们充足的自由来试验各种各样“打破陈规”的理念。管理人员也利用由三名麦肯锡顾问提出的“人才争夺战”理念来为安然公司热衷的“评级—淘汰”（rankingandyanking）体系辩护，即开除最后10名，重奖最成功的员工，奖励方式包括斯基林的私人邀请：巴塔哥尼亚高原冰川远足或墨西哥越野摩托之旅。
管理理论行业对以上做法给予了赞赏。《麦肯锡季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鼓吹安然公司的“轻资产运营策略”和“打造了一群更聚焦、更专业的新石油企业家”；哈佛商学院也发布十余个吹捧安然公司的案例研究；伦敦商学院的加里?哈默在《领导企业变革》一书中，赞扬安然公司开创了一场管理革命（在安然破产之前，哈默打算与肯尼思?莱一道出席名为“革新者舞会”的高端管理大师聚会）；《财富》杂志曾连续6年将安然公司列为“美国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公司”。
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往往被归咎于过度演绎经济理论，而非管理理论。然而许多被重点攻击的对象，包括雷曼的迪克?富尔德、美林证券的杰克?图恩以及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的安迪?霍恩比，都毕业于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在鼎盛时期，美国一流商学院中超过40%的毕业生都涌入华尔街工作。这些年轻的工商管理硕士们投身到高度复杂的金融技巧中，凭借他们从世界上最有智慧的金融智库中学习到的知识大显身手。他们把抵押贷款拆分成小额可交易证券，然后再卖给全世界的金融机构。他们还首创了降低风险的新途径，但自始至终，他们都没看到自己将金融城堡建立在沙子上的事实。索伊费尔咨询公司董事长雷?索伊费尔同样来自哈佛商学院，他甚至创造出了一种通用的金融灾难指标：如果超过30%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选择了“市场敏感型工作”，包括投资银行、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那么这将会是长期卖出股票的信号。
这一切都令管理大师们尴尬。然而不能依据安然和雷曼兄弟的案例来控告管理大师，因为这些案例看起来跟大师们习惯引用的那些案例一样随意。大多数工商管理硕士并没有对安然和雷曼等徒有其表的公司做过什么，实际上早在颁发首张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之前，金融领域的兴衰起落就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
少数知名工商管理硕士的恶劣行径会抹杀掉成千上万位无名人士的优秀工作。简单地说：管理理论可以是有用的。两位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的尼克?布卢姆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范?伦宁在众多国家范围内深入调查了管理理念对生产率的影响。结论是：广泛接受管理技术（即商学院所传授的那一套）的公司在生产率、销售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等方面都要胜过其同类公司。然而你也可以通过观察管理理念的循环流通得出同样的结论。日本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超越西方企业是因为拥有更佳的管理体系，尤其是注重精益生产。而西方企业通过复制这些理念赶上了日本对手，并提升了自己的生产效率。
然而即便去掉“末日传道士”的罪名，在对管理学的诉讼清单上仍留有大量程度较轻的指控。以下四宗罪名尤其突出：该学科天生缺乏自我批评机制；相比传授知识的专业术语，它更偏爱于混淆视听的用词；它传授的知识罕有超出基本常识的范畴；它是短暂流行、变幻无常以及矛盾重重的，这在严谨的学科中是不被允许的。以上这四宗罪都暗示：管理大师不是满嘴行话的经济汪达尔人（文化破坏者），就是江湖骗子，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巫医，靠玩弄商务人士的焦虑来兜售万灵药。其实现代管理理论并不如原始部落的医药值得信赖，毕竟巫医们凭借好运气和直觉或者通过试错积累的经验，有时也能医好病。
第一项针对管理理论的指控—它缺乏自我批评机制—并不完全正确。即使最好的管理大师也曾受到猛烈的批判。麦吉尔大学的亨利?明茨伯格拥有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他既是一流的管理大师，又是世界一流的管理大师批评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教授菲尔?罗森茨魏希曾表示管理理论类似于货物崇拜（cargo-cult）。大师们发现一家碰巧运作良好的公司—诸如ABB集团和安然公司—就大肆渲染其管理体系的先进以及它们首席执行官的睿智。然而数年后这些公司纷纷破产，大师们仍然在对其他类型的公司摆弄着“晕轮效应”。
当谈到管理教育时，批评之声尤为猛烈。2005年，伦敦商学院的苏曼特拉?戈沙尔在逝世后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针对他的商业学者同人们—特别是那些迷恋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发出了愤怒的“指控”（J’Accuse）。“要避免安然事件的重演，商学院其实并不需要做太多事情，”他提出，“只要停止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就行了……在过去30年，各商学院学术圈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是最近诸多公司产生劣行的根源。”斯坦福大学的杰弗里?普费弗和亨利?明茨伯格一样，都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同样的理由。哈佛商学院的拉凯什?库拉纳则对商学院教育发起一轮范围更广的攻击，悲叹其缺乏严格的专业标准，并不合时宜地将它与医学和工程学等其他专业相提并论。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更加动摇了管理理论界的自信心，并让该行业的许多重量级人物不得不重新审视管理理论的本源。哈佛商学院选出了新院长—尼廷?诺里亚，并授权他对商学院进行彻底改革。管理学著作中也充斥着饱含感情的认错以及精心设计的改革计划。随着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美国各地的商学院学生都信奉了“工商管理硕士誓言”，这是一个为了践行“更高尚的善意”以及其他道德行为的自愿宣誓。
管理理论行业周围也环绕着那种一边批评该行业，一边从中取经的“亦敌亦友”者（我乐于承认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菲利普?德尔夫斯?布劳顿和马修?斯图尔特以为哈佛商学院及某家匿名咨询公司撰写文章为职业。露西?凯拉韦则在《金融时报》的管理版面公开抨击管理者制造了如此多“可耻的、骇人的胡言乱语”。
然而迄今为止，以上做法全都没能治愈该行业的顽疾，因为出现一个有悔改之心的罪人，就必定存在成千上万个更热衷于犯罪的人。管理学作家继续沦为“晕轮效应”的受害者：雄心勃勃的管理人员已合上《Google将带来什么？》（杰夫?贾维斯著），改为阅读《ABB：跳舞的巨人》（凯文?巴勒姆与克劳迪娅?海默合著）之类的书籍。管理学教授继续向商学院学生兜售他们热衷的理论，仿佛那就是普世真理。各种管理潮流不断地兴起衰退，管理专业的学生始终是大学校园中最迷恋金钱之流（即使在“工商管理硕士誓言”提出的鼎盛时期—2009年—也只有20%的哈佛商学院学生宣誓遵守誓言，自那以后这个比例更是每况愈下）。而管理类文章也继续以更加丑陋的方式扭曲着通俗语言。
这就引出了对管理理论行业的第二项指控：管理学著作充斥着令人费解的管理语言。显然，这是一项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指控—本书的目的之一便是将管理语言翻译成通俗语言。似乎在商学院或者管理研讨会的氛围中，潜藏着某些能摧毁人们明明白白说话或清清楚楚写字的东西，在管理学著作中可以看到令人费解的比喻、连篇累牍的行话、复杂糅合的句式。而书写风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风格会影响内容的表达，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发表的《政治与英语》一文中所言：语言“之所以变得丑陋及不精确是因为我们兜售的思想是愚蠢的，而杂乱无章的语言更容易让我们得到愚蠢的想法”。
那么，第三项指控的真相又是什么呢?在混淆视听的云雾之下，大师们的多数言论其实是极其平淡无奇的吗？在外界看来，管理大师们似乎太过于频繁地使用普通常识（如“顾客即是上帝”），许多为人熟知的名言（如“全面质量管理”）现在看来已显得陈腐。管理大师们常常声称要预测未来，但他们所做的一切却只是在描述现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年）一书中预测了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在三年前发生了。管理大师永远在预言一个早已到来的未来。正如幻想破灭的前管理顾问马修?斯图尔特所言：“壮志熊熊的大师们似乎都明白，通往财富的道路是用混乱的陈词滥调和无事实根据的伪理论铺就的。只要使用一两句行话并加上一个感叹号，就没有哪一种包含管理智慧的观点会显得平淡或者陈腐。”
以上这些指控都没有错，但管理理论行业的毛病并没有批评家们指出的那么多。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普通的事，在目光远大的管理理论家开始探讨它们时，并非是平淡无奇的。例如，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彼得?德鲁克曾预言了蓝领工人的衰落以及“知识工作者”的兴起，但当时的工会盛况空前，共产国际更是计划创造一个工人的天堂。另外，人们不再提“全面质量管理”的说法，并不是因为它已过时，而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已在为此而努力。对管理理论行业的第三项指控，事实是叙述浅显道理并没有什么本质错误。之所以要招聘管理顾问，一个原因便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再次引用奥威尔的话来说明：“要看清自己鼻子前面有什么，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然而，对管理理论最常见的批评集中在第四项罪名上：它是短暂流行的。管理理论家具有永远追求革命的激情，甚至会让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都为之羡慕。他们永远在揭示理念，以某些缩写词为之冠名，以科学语言作为装饰，以自信愉悦、乐观进取、征服世界的措辞加以表述，以保证这些理念“在竞争中取得成功”。（卢?格洛因甚至曾发明过一个“系统术语制造器”，它有一个包含30个术语的词库，能让你打造自己的管理潮流：有人需要提高自身灵活性，或者需要平衡的逻辑能力吗？）然而数月后，随着这些理念被一一实践，“在竞争中取得成功”的目标却依然虚无缥缈，于是理论家们又去揭示一些新的理念。以下这些名词足以说明一切：目标管理、头脑风暴、T群组、精益生产、平衡计分卡、逆向创新、客户关系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等等。
理论的潮流反映了企业的趋势。大师们永远能发现那种在竞争中得到获胜秘诀的公司。然而几年之后，那些成功公司变得举步维艰，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罗森茨魏希公正地批评了我和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因为我们在《企业巫医》中支持ABB及其总裁珀西?巴内维克的炒作行为）。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一度被奉为卓越的典范，而现在丰田公司恰恰在它理应精通的全面质量管理方面地位不保，英国石油公司声称要“超越石油”（BeyondPetroleum）的豪言也成了笑柄，如被仿造为“超越模仿秀”（BeyondParody）等。曾经追捧丰田公司及英国石油公司的那些大师们，现在转而追捧诸如谷歌和百思买这类企业。这些充满奇迹的现代公司犯错并衰落之前，能维持多长时间的成功？而那些一度著书称赞它们的大师们又是在哪里犯错以及原因何在呢？
这些理论尽管会使大批管理人员困惑，却仍然能继续支配他们。2009年，一家主流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咨询公司—调查了在25种主要的管理技术中，管理人员最常使用哪几种。结果是平均使用了11种技术，而欧洲的公司比美国的公司更热衷于此。随着新管理方法在各地爆炸式地涌现，管理潮流似乎越来越变幻莫测。客户关系管理等管理工具会收集数量庞大的客户信息，然后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做出业务决策。这些工具往往在某一年横空出世，到下一年便抢占潮头。
谦卑的企业家试图跟上最新的管理潮流，但每当他们开始推动某种改革时，往往发现此改革理念已经过时。而唯一胜出的人是管理理论家，因而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确实，我们不难构建一种阴谋论来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已成名的大师享受着奢靡的生活，他们总是在寻找方法来更新自己的论点；而那些想要成为大师的人—过度操劳但梦想花些时间陪伴家人的管理顾问，或是薪金微薄但梦想坐头等舱旅行的商学院教授—总是试图创造能树立名声的革命性理念。所有人都在管理理论行业里拼命转动车轮。因此，该行业的核心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悖论：太多过度炒作的新理念与缺乏冷静思考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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