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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蒙者:西方思想家群像》不仅是对这十五位启蒙者的记叙和评论,更重要的是对那些时代的总结,他们以思想启蒙者的身份引导着世界,推动着历史,对当代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趋势有重大意义。
2.《启蒙者:西方思想家群像》所选的十五位西方思想家具有代表性,尤其是对中国读者群来说,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对了解整个西方社会历史和结构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当下和未来的社会思想有借鉴和参考作用。
3.散文随笔的语言,摒去生涩而严谨的理论文字,读者可以轻松愉悦地与书中的那些优秀灵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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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他们(启蒙者)仿佛是东方天际线上那颗明亮的启明星,看到它,那就是意味着,天,就要亮了!”书中讲述这样十五位了不起的启蒙者,他们有艺术家,有诗人,有政治家,也有经济学家,作者以他们留下的让世界为之动容的、启蒙一个时代的思想为中心,以随笔的形式刻画他们的巨大形象:熊彼特简洁而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的全部活力所在;杰斐逊对自由的追求,托克维尔对平等的全新认识,让他们在现代文明史上彪炳千秋;普希金选择用自己鲜活的生命之血洗刷自己的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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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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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战争
杰斐逊的民主
普希金的忧伤
托克维尔的平等
林肯的悲悯
赫尔岑的往事
福泽谕吉的智慧
威尔逊的风范
韦伯的社会
斯蒂芬斯的良知
爱因斯坦的世界
熊彼特的创新
帕斯捷尔纳克的忏悔
哈耶克的救赎
伯林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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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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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救赎
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再次将世界经济学的两位领军人物——凯恩斯和哈耶克——推到了台前。
这是两位有着各自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大师。在对待自由经济和市场规律的立场上,他们很少有相同之处。简言之,凯恩斯主张,既要运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更要发挥政府掌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在出现经济波动,甚至是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哈耶克从来就是自由场经济的坚定提倡者和拥护者,他始终认为,任何经济上的计划体制,必将导致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并最终将人类社会引向被奴役、被压迫的恐怖境界。挣脱“奴役”枷锁的唯一希望,就是完全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哈耶克曾经用最清晰的语言表述他的上述思想:“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的,最终将使人类融合为一个整体的,人人互相依赖的状态,只能是市场秩序的产物,而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手段实现。”
自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经济体系诞生以来,人们就对运用哪一个理论框架去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一会儿这一个被奉为圭臬,一会儿那一个被尊为法宝。事实上,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之间,早就暴发过公开论战,最终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驳倒谁,倒让一帮看客过足了“坐山观虎斗”的戏瘾。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似乎重新夺回了战略主阵地——此话本身就有偏颇。何谓“似乎”,何谓“重新”?不可否认的是,自从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尤其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联手同盟,确定了以哈耶克理论为指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以来,哈耶克一直是世界经济学界的马首。金融风暴骤然降临,各国政府大惊失色,凯恩斯主义的大旗又被重新祭起,政府干预市场,大肆举债投资,减免税收,扩大就业,一时风生水起,好不热闹。然而,三年过去了,收效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好。而且,政府的过度干预,甚至埋下了更多经济问题的隐患:大举投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的风险就在眼前,削减福利引发的社会动乱层出不穷。到底是前期哈耶克的理论掩盖了他的缺陷,还是眼下凯恩斯主义运用过头?各派经济学家又开始了无休无止的争吵。结果怎样没有多少人关心。政客们要政绩,要选票,要权柄;百姓们要生活,要稳定,要温饱,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思考、判断。只是有一点让世人兴致大开:哈耶克是如何在他九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对市场经济的真谛孜孜以求的?也就是说,哈耶克的执著令人感佩。
1899 年5 月8
日,哈耶克出生于维也纳。他的全名冗长,透着奥匈帝国的呆板和严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哈耶克的父亲算是一名公务人员,是维也纳市卫生局雇用的医生,但他真正的兴趣是植物学。父亲痴迷于这一领域,几十年如一日,远足野外考察,精心采集标本,撰写了大量专著,真不好说哈耶克的父亲在医学和植物学这两个领域当中,哪一个的成就更大一些。哈耶克的外婆家富裕、保守,拥有可观地产,这让哈耶克家在若干年内衣食无忧。这也是哈耶克的父亲“不务正业”的物质基础。痴迷的专注终于带来了风险。在一次野外考察中,哈耶克的父亲受伤感染,患上了肾病,刚刚57
岁,便死于当时闻之色变的肾脏衰竭。一则讣告这样描叙哈耶克的父亲奥古斯特:“如果我们审视其献身科学的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只能钦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艺,他一本接一本地发表著作的速度。如果说他的研究有点肤浅的话,这并不是由于他不仔细或不准确,而或许是他总是匆匆忙忙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父亲去世那年,哈耶克已经29 岁,他当然读到了这些讣文。他不想犯父亲的不专注的错误,至少不能让人评价为“肤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哈耶克刚刚15
周岁,还不够入伍的条件。奥地利举国上下,弥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王储被刺杀,是容易激发起狂热的民族情绪的。1917 年,距18
岁生日还差两个月的时候,哈耶克终于成为一名奥地利军人,走上了战场。此时,一战已接近尾声,参战各方疲惫不堪。当初狂热的爱国主义激情,已被死亡、伤残、衰退和破坏销蚀殆尽。个子高大、笨手笨脚的哈耶克,似乎不缺乏战斗的勇气,但总是少那么一点点对战争和伤痛的敏感。在一次战斗中,他被炮弹削掉了一块头皮竟不自知。弹片贴着他的肩膀划过,紧身军服和衬衫都被撕开,灼伤了皮肤,并连带着头发削掉了一块头皮,这所有的过程,哈耶克居然一无所知。还有一次,他升空作战担任机枪手,他们的飞机被对方击中了螺旋桨,不知所措的哈耶克,解开安全带,爬出机舱,手抓横梁随时准备跳机逃生。在坠地的一瞬间,驾驶员不可思议地控制住了飞机,最后竟奇迹般地安全着陆。
恐怖战争带给哈耶克的唯一收获,是让他迷上了经济学。哈耶克回忆说,在前线,大部分时间处于无所事事状态。先是闲极无聊,然后是突然一段紧张的时期既危险,又刺激。为打发寂寞的时光,他从战友那儿拿来一些经济学书籍,并认真系统地读了一遍。那些书的水平实在不高,“但奇怪的是,这些书竟然没有让我对经济学失去兴致”,相反,更坚定了哈耶克战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决心。
所有的英雄,都会为自己的成长寻找不可思议的奇特经历和无法解释的偶然因素。在战斗间隙培养了对经济学的挚爱,这是哈耶克的传奇。看来,高贵如哈耶克者,也是没能免俗。
战争一结束,哈耶克便进入了维也纳大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经济学。那时的绝大多数学生视经济学为畏途,课程艰涩、深奥、枯燥无味自不待说,经济学的学生还被要求掌握高等数学,制作数学模型,甚至还要到医学院的解剖室去,打开尸体的大脑,研究人类思维的方式和功能。哈耶克那聪慧的大脑,对于这一切似乎应付裕如。
美国思想和经济史研究学者布鲁斯?考德威尔善于从历史的和宏观的把握上,勾勒一个经济学家成长的足迹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他那清新的笔触令人耳目一新:“这样便来到了多事的1883
年。这是经济学承前启后的一年。卡尔?马克思去世,约瑟夫?熊彼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刚出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才两岁。卡尔?门格尔发表了一部标题不太讲究的著作:《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以政治经济学为特别参照对象》。施莫勒也会放下架子,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对此书发表评论。‘方法之争’一触即发。16
年后才来到人世的哈耶克,必须与所有这些人的思想打交道。”
事实上,正是在这些大师们的搀扶和引导下,哈耶克才一步步走向经济学的神坛。
在维也纳大学经济系,哈耶克首先师承于大名鼎鼎的维塞尔。维塞尔是一位慈祥严谨,够得上做哈耶克爷爷的著名经济学教授,他著作等身,桃李遍布,亲炙熊彼特,点拨米塞斯,他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当中效益高于一切的观点,影响了他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哈耶克大学毕业时,本想去德国就教于马克斯?韦伯门下,可惜韦伯已经去世,德国大学的高昂学费也令哈耶克却步。
哈耶克选择了美国。他甚至没有去申请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便匆忙上路。是美国大学的一位教授推荐他去的。更重要的,哈耶克的底气来自熊彼特的数封介绍信。维塞尔让哈耶克去找熊彼特。战后,熊彼特办了一家私人银行,亲任行长,利润丰厚,财源滚滚,那一段时间的熊彼特,早已将经济学理论抛在了脑后,他过着花花公子般纸醉金迷的奢糜生活。在他那间豪华的办公室里,他在大开的纸张上为哈耶克写了数封推荐信,以至哈耶克必须专门去买一个大文件夹收好这些信件。当然,到了美国之后,这些推荐信的神奇作用令哈耶克大吃一惊,它就像“芝麻开门”的咒语一样,为哈耶克打开了任何他想进去的大门。
第一次留学美国,哈耶克只待了15 个月,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博士论文,
便被欣赏他的老师召回奥地利,组建经济研究所。此次留学美国的最大收获,是哈耶克从纯经济理论的象牙塔里走了出来。他在美国认识到,抽象的理论是弱不禁风的,纯理论其实没有用处。他确信,在正统的经济理论和可以用来解释现代经济生活过程的理论之间,必定有一个中间环节。他下定决心,要找到并解释这个“中间环节”。
欣赏哈耶克的老师是米塞斯。也是维塞尔写信向米塞斯力荐哈耶克的。维塞尔在信中,不顾偏爱与友情,将哈耶克描绘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哈耶克,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
玩笑过后,米塞斯吃惊地发现,他与哈耶克有着不可思议的天然精神联系。哈耶克从来就不是凯恩斯特别推崇的“稳定论”者。稳定论者试图通过内部的、国内的货币安排来稳定国内物价。哈耶克青睐的是通过某种国际金本位制而实现固定的国际汇率制度。米塞斯强烈地厌恶通货膨胀,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商业周期理论:货币供应增加的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导致生产结构扭曲。
米塞斯和哈耶克结成的联盟,极大地张扬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声威。穷其一生,他们将理论和研究的方向,标定在用市场经济战胜计划经济,用法治社会打败专制体制。哈耶克将他与米塞斯的观点坚定地表述为:“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全权计划体制的观念。如果我们打败了全权计划体制的观念,如果人们终于认识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的必要性,那么,全权计划体制就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1931
年。这是哈耶克漫长生命历程中的第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的1 月底到2
月初,哈耶克就“价格与生产”问题发表了四次极受欢迎的演讲。熊彼特在他的重要著作《经济分析史》中,毫不吝啬地将赞美之辞冠于哈耶克的头顶:哈耶克在这些演讲中所阐发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英美经济学界流传,并获得了任何严格的理论性著作都无法媲美的巨大成功,这个理论包括了计划和政策建议,论证极为严密,他们简直挑不出刺儿来,他们也知道,读者的好恶丝毫无损于它的说服力。随后倒是出现了强烈的批评性反应,但无非是想削弱它的巨大影响而已,而后来,经济学界干脆置之不理,转向了其他领袖人,不讨论这方面的话题了。这种社会心理实在有趣,大可值得研究。有些人的成功看起来维持时间较长,最终似乎也很伟大。然而,它们却没有哈耶克的著作那样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位经济学家约翰?斯特拉奇撰文指出,1931
年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发表,就像“冲入英美经济学家视野中的一颗新彗星”。
哈耶克与凯恩斯在商业周期,或者说经济衰退的问题根源上观点截然相反。哈耶克认为,“在某种条件下,最终需求的增加,反而抵制投资,因为这时重要的是迅速产出以获取利润,即使成本上升也在所不惜,而在需求下降的时候却迫使企业增加投资以压缩成本”。凯恩斯的观点简洁而明确:“你每省下5
个先令,就让一个人失去一天的工作。”
冉冉升起的新星哈耶克,终于引起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关注,他们邀请哈耶克去开讲座。
哈耶克的第一讲是货币理论史。这是他的“社会经济概论丛书”书稿中第四章的内容。尽管哈耶克的英语讲得非常不好,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但是讲座还是引起了巨大轰动。现场听众之一莱昂纳尔?罗宾斯记录的当时情景是:“他的讲课既难懂又令人兴奋。它们给人的印象是既十分博学,又有分析入微的创造性。”以至于大名鼎鼎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贝弗里奇当即决定,请哈耶克担任经济与统计学讲座教师。这个提议得到了一致通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延聘哈耶克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此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凯恩斯,刚刚完成了他的巨著《货币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诸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赞同凯恩斯的理论分析,而又苦于无法进行系统的理论反驳。于是,他们想到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哈耶克。从某种意义上说,哈耶克是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当枪使了。
哈耶克不在乎这些。他知道,论战是不可避免的。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久,年轻的哈耶克便以无畏的勇气,冲入了论战的疆场。哈耶克先写了一篇短文,评析《货币论》的理论基础。他想投石问路,听听反响后再继续评论下去。这篇短文发表在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版的著名专业期刊《经济学》1931
年8 月号上。
哈耶克在他的评论中指出,虽然借助了维克塞尔,“凯恩斯先生却完全忽略了维克塞尔理论的一般理论基础”。哈耶克尤其指责凯恩斯没有把资本理论同他对经济机制的解释结合在一起。
不难想象,凯恩斯对受到的挑战明显不快。他抓过那本《经济学》杂志,在哈耶克文章的边缘愤然写道:“哈耶克在读我的书时,没有怀着作者有理由期待于一个读者的一定程度的‘善意’。在他能做到这一点之前,他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是否正确。他显然怀着对我吹毛求疵的热情,但我搞不清楚他这种热情原因何在。”
凯恩斯甚至等不到哈耶克发表其评论文章的第二部分,便在《经济学》杂志的下一期(1931 年11
月号)上反击。凯恩斯先是大体上同意哈耶克有关资本理论的观点,虽然他认为哈耶克没有领会他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接下
来,凯恩斯笔锋一转,另生枝蔓,提笔抨击哈耶克刚出版的《价格与生产》一书。对于这本获得广泛好评的经济学专著,凯恩斯毫不留情地予以贬斥:“在我看来,该书是我读过的包含着最可怕混乱的著作之一,前面的45
页几乎没有站得住脚的前提。但它还是有点儿意思的,有可能给读者留下一定的印象。一个冷峻的逻辑学家从谬误起步,最终能造成什么混乱,此书可以作为一个难得的范例。”这实在有失大家风范,不但小肚鸡肠,而且有点胡搅蛮缠的意味了。
凯恩斯对年轻的哈耶克“不厚道”远不止于此。1932 年2 月1
日,凯恩斯在写给他在剑桥大学的朋友理查德?卡恩和皮埃罗?斯拉发的信中谈到了哈耶克,他问:“下面该是什么动作了?我觉得要打个大哈欠——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凯恩斯对与哈耶克的争论及书信往来很厌烦。凯恩斯在哈耶克1932
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道:“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在写于1933
年的一封信中,他说:“哈耶克周末都待在这儿(指剑桥)。私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的理论全是垃圾……我今天觉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东西了。”在另一封信中,凯恩斯又说:“天知道奥地利学派说的‘生产周期’是什么意思。反正我是无话可说。”
哈耶克坚定地认为,他与凯恩斯的争论事关重大,甚至牵涉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为了反驳凯恩斯的观点,哈耶克重新研究基本的资本理论,尤其是在资本扩张——主要是指资本的“拓展”还是“深化”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哈耶克认为,后者是最精确的概念,它也最容易受到利率调整的影响。
积极的思想交锋和理论争辩总会让人受益匪浅。哈耶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事的大量专业经济学研究,都是他与凯恩斯交锋的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凯恩斯成就了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高度。
哈耶克及其他的老师米塞斯最令人感佩之处,在于他们的坚守。熟悉米塞斯和哈耶克思想风格的想必都会同意,“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的信念,最可用来解释这两位思想家数十年坚持不懈的思想勇气。哈耶克反复强调自己与其对手之间的分歧,不在于道德目标,而在于对一个高效而自由的社会组织方式的认识论差异。
英国思想家阿兰?艾伯斯坦曾指出:十九世纪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英国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其不朽之作《论自由》中写道:“比起个人来,时代更不容易出错——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种看法,在随后的时代不仅会被认为是错误的,简直就是荒唐的;同样,有很多如今被人普遍接受的看法,以后将会遭到拒斥;也有很多过去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看法,却遭今人抛弃。”密尔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写的话,今天依然正确。哈耶克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几乎从一开始,他就是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在与不同阵营毫不妥协的论战当中,他没有个人思想,他所牢牢记住的,是时代赋予他的责任。
经济史学家考德威尔调侃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论战是“故事始于一声巨响,终于一声叹息”。这是史家两面讨好的调和之词,没有原则和是非,不足为凭。哈耶克对专制怀有深深的恐惧和警觉。他人在英国,却始终关注着希特勒的喧嚣和发迹。1932
年9
月,哈耶克从伦敦返回维也纳,一群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又一次欢乐聚会。这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大家可以就最新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做无拘无束的探讨与沟通。期间,米塞斯突然发问:“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欢聚?”众人莫名其妙,不解其意。米塞斯解释说,他确信,再过12
个月,希特勒就会上台,德国将陷入专制的黑暗之中。众人听罢,轰然大笑。谁也不相信一个刚刚迈入政坛的社民党小人物,会在一年之后执掌国家政权。哈耶克支持米塞斯的结论,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以后的历史进程,完全印证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一页终于掀了过去,人们从战争的血腥与恐怖中走了出来。正义最终埋葬了邪恶,文明毕竟战胜了野蛮,世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而哈耶克却莫名地焦虑起来。他放下手头的其他研究工作,于1941年至1943
年埋头写作,完成了他的一部划时代的巨著《通往奴役之路》。阿兰?艾伯斯坦中肯地谈到:《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是个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而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他成为全球知名的人物。《通往奴役之路》是并且看样子将继续是他最广为流传的著作。
《通往奴役之路》的主旨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哈耶克坚定不移地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
哈耶克开宗明义,在此书的导言中写道,本书是“个人亲身经历的结晶”,“作者差一点两度生活在同样的时期——至少是两度看到了同样的的演变过程”。年轻的时候,哈耶克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奥地利,在那个时候,人们曾经非常认真地考虑过要对生产资料实现国有化。德国和奥地利都相继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就是受当时这些举措的刺激,米塞斯愤而发起了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如今,哈耶克担心,英国也可能滑向传统社会主义经济。
哈耶克自己曾说,他之所以撰写《通往奴役之路》,是想澄清一点:纳粹主义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而是社会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由于他的同事们都加入了德国、奥地利战时政府机关,因而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而这样一件事也是迫在眉睫的。哈耶克认为,这本书是他自己为战争做出的努力,他觉得这是“我绝对不能逃避的使命”。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发出的最关键信息是:全权计划体制与自由不能相容。他的论点不是说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维持,而在于强调,社会主义与自由势不两立。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强调人的平等和人的活动结果的平等,因而很容易理解为,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的制度——是最恰当的治理形态。传统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生产资料由政府所有,并通过民主手段进行管理。但哈耶克尖锐指出,社会主义者的意图是纯洁的,其目标是崇高的,他们认为人人平等,他们也鼓吹民主。然而,他们却喜欢由政府强制性地对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进行直接控制。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的是,“能够防范权力变为专断的,不仅是权力的来源而且是对权力的限制”。七十年前哈耶克这个斩钉截铁的结论,一再被世界民主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不受限制的权力必定走向专制和腐败,最终走向它自己的灭亡。
哈耶克指出,集体主义恰恰就是专断的,因为它一切以多数意愿为转移。认为民主是好政府好社会的唯一必要条件,这种看法既不合乎逻辑,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哈耶克强调的重点是,他不是在搞民主崇拜。他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确实对民主谈论、思考的太多了,而对民主所要维护的价值本身,却谈论、思考的太少了。从根本上说,民主是手段,是维护国内稳定和个人自由的有用的工具。因而它不可能永不出错,不可能总是有效。以为只要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序授予的,就不会是专断的,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范权力的专断,但其存在本身却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哈耶克相信,民主本身不是目的。
哈耶克对民主的看法不同于传统民主派。传统民主派看重多数人的权力,多数人可以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为多数而多数。源自于希腊城邦中的直接民主,受到了现代民主理论的诟病。密尔就说,100
万人中,即使只有一个人持有某种另类的看法,压制他也是不对的,因为他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哈耶克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大体上是可取的。在这里,哈耶克延续的是英美民主传统。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民主制度是“各种政府形态中最不坏的一种形态”。詹姆斯?麦迪逊曾问:“政府除了是最大多数人的人性的反映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在创建将由人治理人的政府的时候你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得让政府能够控制它自身。”哈耶克指出,问题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是多么的可取,问题在于,人们还没有想出更好地实现一定的个人自由、政府和平更迭、维护市场秩序、教育公民的办法而已。
为了让《通往奴役之路》有更广泛的市场和更大的读者群,哈耶克有意放弃了专业经济理论的深奥语言,而写成了一部大众的通俗读物,实证的例子就来自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自每一个读者身边。关于书名,哈耶克说,他是从托克维尔那里得到的灵感。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过度平等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他指出,平等可能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使人们径自独立,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走上被奴役的状态。哈耶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托克维尔“被奴役”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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