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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第1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经济发展的目标与路径选择进行了分析，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劳动关系和谐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第2章，对美日德等国家的劳动关系的发展与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对各具特色的劳动关系进行制度和历史原因的分析。
第3章，对劳动关系的趋同与存异的趋势与原因进行了探讨。对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的选择进行探讨。
第4章，进一步对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收入分配进行研究：一方面，对企业内部和社会的收入分配进行了历史梳理，并对原因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运用计量方法对影响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最后对中国构造和谐劳动关系的措施进行了探讨。
第5章，对构造中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措施进行了探讨，主要从防止社会的反正常状态、集体谈判、利润分成与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并进一步利用调查数据对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因素及具体措施进行了定量化的探讨。
本书的主要结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想取得一如既往的成功，必须加强经济发展的道德基础。经济发展应该使全民收益，否则会失去自身的动力基础，并不断陷于经济发展的悖论之中。第二，任何既定经济体制在形式上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其中历史与制度的作用重大。第三，尽管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压力的存在，各国在公司治理等制度方面存在趋同倾向，但劳动关系的差异依然存在。第四，分配是整个制度的重要内容，而收入是劳动关系协调与否的重要体现，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国家范围内，收入分配状况都在恶化，它甚至成为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的原因。只有解决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才有真正的和谐劳动关系可言。第五，中国为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加强工会力量，大力发展工会组织；推广、巩固集体谈判的范围和成果；建立组织学习的微观企业环境，加强产业民主，尝试一定范围内员工持股；可鼓励通过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来降低劳资双方的搜寻成本，建立有利于知识积累和组织学习的制度环境。
总之，尊重自身的历史与制度特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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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晓智
中国劳动关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领域为企业管理和劳动经济。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国务院研究室、商务部、北京市社科基金、教育部等项目十余项，参与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中国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该书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一项。出版《中国式营销的难与易》等专著3部。发表《缄默知识、产业集群及其技术创新》、《中国城市居民工资结构的统计考察》等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被CSSCI、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收录或转载。独立、合作编著《市场调查与预测》等教材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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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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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经济发展的哲学目标与路径选择
1.1经济发展的哲学
1.2经济发展的目标
1.3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1.4经济发展与劳动关系和谐
1.5金融危机的启示
第2章美日德劳动关系的历史考察
2.1德国的劳资关系
2.2日本的劳资关系
2.3美国的劳资关系
第3章趋同还是求异
3.1趋同的趋势
3.2各国劳动关系差异
3.3影响劳动关系差异的因素分析
3.4路径依赖还是模式与理论趋同——公司治理视角的研究
3.5中国的选择
第4章收入差距：改善还是持续恶化
4.1公司内部收入差距
4.2收入社会差距的扩大
4.3中国城市职工工资影响因素分析
第5章中国构造和谐劳动关系的措施
5.1防止社会的反常状态和社会的解体
5.2工会的力量
5.3关于集体谈判
5.4利润分成与员工参与
5.5长期而稳定的雇佣
5.6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影响路径分析
第6章研究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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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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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经济发展的哲学目标与路径选择
经济发展的哲学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目标设定和模式选择，而发展目标和模式选择又会反过来强化经济发展的哲学及其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因而，经济发展的哲学、目标与模式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
1.1经济发展的哲学
1.1.1对斯密的误读
对斯密经济理论的主流观点可以归纳为：第一，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第二，自私自利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而对社会和个人有益；第三，应该采取对“看不见的手”的尊敬的态度，经济发展中实行自由主义。其实，对人的本性、“看不见的手”的真正含义、作用机理以及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选择，一些主流观点可能与斯密的本意存在偏差，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对于经典文献的误读在学术界并不鲜见，如帕兹格和齐默尔曼把对泰罗的科学管理的四大原则与随机挑选出来的11本教科书中的陈述做了比较，发现其中有9本教科书的陈述不够准确，2本教科书的陈述方式极易引起误解。另外，还发现某些教科书漏掉了一些原则而有些却凭空添加了新原则。
一些学者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所罗门就认为“人们经常把亚当?斯密的人性论理解成全无道德、极度自私自利，几乎和霍布斯人性论相类似。”这样的理解存在着偏差，“首先，斯密在著作中从来没有提到‘贪婪是有益的’这一看法，而且‘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在《国富论》中只出现了一次，只是后来人对这个比喻比较关注。其次，斯密不是霍布斯哲学模式中的个人主义者。比起对人性自利的关注，斯密更强调机构、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当然，斯密没有完全否认人性自利。最后，斯密的‘自利’概念有别于通常意义的以自我为中心或是反社会情绪。”因而，“斯密的‘自利’概念显然不同于霍布斯哲学中的自利，也不是卢梭学说中的自利。它从本质上带有一定的社会性，认为做好事既不是出于职责，也不是被迫，而是为了让自己高兴。”
帕特里夏·沃哈恩认为，斯密对于人类动机的描述既不是利己的，也不是利他的。“尽管‘看不见的手’这个术语具有历史性的名声，斯密的经济哲学却反对把市场人格化，反对过分肯定市场的意图和控制，与此同时又避免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缺陷。斯密理想的经济活动者是一个具有良好意愿、谨慎、自我限制的人，他在以道德、法律和公正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领域既与人合作，又与人竞争。因此，亚当?斯密的分析属于18世纪情感哲学的传统，属于20世纪经济自由的精神，但并非自由意志主义。”
斯蒂格利茨也认为，“斯密的逻辑似乎认为，道德和情操（例如忠诚和信任）在市场上没有位置。然而，斯密本人对于市场的局限性看得很清楚，他知道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现代经济学也解释了以下现象：具有广泛道德观念的经济体系实际上要比那些道德缺失的经济体系运转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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