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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黄土地与芬芳--山西女作家走山西·散文卷/小说卷(全二册)

書城自編碼: 211826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文集
作者: 蒋韵 主编
國際書號(ISBN): 9787537838528
出版社: 北岳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3-02-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全2册/993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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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为什么我的眼里充满泪水,因为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黄土地与芬芳--山西女作家走山西》这套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三晋女书,这是世界上独属于女人的文字。
怎样的热血和激情、怎样的珍惜与敬畏、怎样的勇气和担当,怎样自由、芬芳和直指人心的表达,才能无愧于一个新时代女性书写者的使命。
內容簡介:
《黄土地与芬芳--山西女作家走山西》分散文卷和小说卷,是由山西女作家协会会长蒋韵主编,集合山西当代著名女作家,用女性独有的视角,以诚实诚恳的态度,传达出我们对生命、对生活、对脚下的大地、对养育我们的故乡和亲人、对大美的山川河流,对这个世界和时代鲜活的颖悟、独特的思考、无限深沉的爱意、以及,永恒的灵魂乡愁。
關於作者:
蒋韵,女,1954年3月生于太原,籍贯河南开封。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太原市文联副主席、一级作家。已出版小说、散文随笔等近300万字。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隐秘盛开》、《栎树的囚徒》、《红殇》、《闪烁在你的枝头》、《我的内陆》以及小说集《现场逃逸》、《失传的游戏》、《完美的旅行》和散文随笔集《春天看罗丹》《悠长的邂逅》等。
葛水平,女。山西沁水县人。现为山西长治戏剧研究院编剧。创作有戏剧剧本等文学作品多部。曾出版诗集《美人鱼与海》、《女儿如水》;散文集《心灵的行走》;有中篇小说《甩鞭》、《地气》、《天殇》、《狗狗狗》、《喊山》等。葛水平是山西文坛的重要作家。其中《喊山》》(载于《人民文学》2004年第11期)获得第四届代表我国当代文学发展最高水平奖项的“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三等奖。
目錄
永恒的灵魂乡愁(总序)蒋 韵 
黄土地上的七色花
——序《山西女作家走山西?散文卷》傅书华 
——————古城寺庙篇——————
我的道观张雅茜 
晋风唐韵古汾城徐小兰 
跟关帝巡城 一 苇 
平鲁搜神记丹 菲 
云寺清凉忆旧游卢 静 
攀登飞虹的震撼李 霖 
云冈无声陆 霞 
汾上明珠卧牛城卢 静 
涑水河畔温公祠刘小云 
太山龙泉寺的前世今生陈 威 
峙峪遗址,挺立起中华文明的高度边云芳 
大 ——盂县的布达拉宫蒋 姝 
流韵的古城史 枫 
君临古寨我就是王王 芳 
七佛山的召唤李润湘 
五月?想念崇福寺唐雅婷 
凤城寻古张国娴 
雨游古栈道任兰珍 
寻找灵魂的栖息地——秋临狐偃山张国娴 
小西天散记段慧琴 
回望晋阳李 瑛 
大唐回声边云芳 
——————山川景物篇——————
锦绣长治葛水平 
女人走绛州张雅茜 
华夏第一渡——龙门刘锁爱 
平顺掠影珍 尔 
抱愧平陆林小静 
中流一砥柱刘月凤 
寂寞下川村丹 菲 
隐藏在黄土地下的村落刘月凤 
穿越城市的河流史 枫 
再寻骆驼道蒋 姝 
故乡丹峡的姿色刘锁爱 
人在舟中便是仙郭阳芳 
金风送我踏东峪李 霖 
秋游慕云山马坤茹 
悬空村张晓丽 
感受碛口李怡萍 
带回芦芽一片绿王灵仙 
祁县?古镇?梨花陈亚珍 
走读西厢张丽玲 
游走庞泉沟赵月琴 
蜃楼悬空寺 祥云没凡间付一春 
——————人物民俗篇——————
愧对王通徐小兰 
说解陈廷敬杨文秀 
生长传说的大地蒋 韵 
邂 逅郭剑卿 
河东幽兰溢芬芳牛晓珉
朔风吹,眼儿媚陈 威 
戏迷金朝晖 
旧时女子 一 苇 
捏花馍的母亲李淑君 
汾河与它的摆渡者任 琳 
木版年画曹向荣 
撩拨人心开花调 桃红杏白杨柳青刘小云 
我的秧歌情结邢秀琴 
花木千年李心丽 
荷叶坪缘分裴梅琴 
小村后沟东 黎 
儒雅的庄园王灵仙 
常家庄园游记林小静 
到沁水去看柳氏民居郭阳芳 
王家大院赏楹联任兰珍 
生活散记葛 平 
王庄的“圣经” 陈亚珍 
行走河沿子孙云苓 
奥治那些事儿王 芳 
千年梦醒弹指间王秀琴 
吃饭还是家常饭李润湘 
白人岩畅想游白人岩乔进波 
不朽的丰碑张晓丽 
昌盛游园赵月琴 
厚土千秋(节选)刘亚瑜 
內容試閱
心爱的树
蒋 韵

一八九零年,或者,九一年,一个人带着行装上路了。他离开海边的大道,沿灌木林里一条草木繁茂的小路,准备做一次环岛的旅行。后来他有了一匹马,是别人借给他的,他就骑着这马继续走向岛屿的纵深。一路上,不断有人向他打着招呼,说,“哈埃雷——马依——塔马阿!”意思是说,来我家吃饭吧。他笑笑,却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后来,有一个人叫住了他,是一个像阳光般赤热明亮的妇女。
“你去哪里?”她问他。
“我去希提亚阿。”他回答。
“去做什么?”
“去找个女人。”
“希提亚阿有不少美女,你想讨一个吗?”
“是的。”
“你要愿意,我可以给你一个,是我女儿。”
“她年轻吗?”
“年轻。”
“长得健壮吗?”
“健壮。”
“那好。请把她找来。”
就这样,欧洲人高更,在希提亚阿,找到了他的珍宝,他年轻健壮俊美、皮肤像蜜一样金黄的塔希提新娘。他用马把他的新娘、他幸福和灵感的源泉驮回了岛上的家。
两年后,这个男人离开了,他乘船离开塔希提回法国去。他的女人,坐在码头的石沿上,两只结实的大脚浸在温暖的海水里,总是插在耳边的鲜花枯萎了,落在双膝上面。一群女人,塔希提女人,望着远去的轮船,望着远去的男人,唱起一首古老的毛利歌曲:
“南方来的微风啊,东方来的轻风,你们在我头顶上会合,互相抚摸互相嬉闹。请你们不要再耽搁,快些动身,一起跑到另一个岛。请你们到那里去寻找啊,寻找把我丢下的那个男人。他坐在一棵树下乘凉,那是他心爱的树,请你们告诉他,你们看见过我,看见过泪水满面的我。”

——取材自《诺阿.诺阿》


一、梅巧和大先生
梅巧十六岁那年,嫁给了大先生。大先生比她大很多,差不多要大二十岁,所以,梅巧不可能是大先生的结发妻子。大先生的发妻,死于肺痨,给他留下了一双儿女。迎娶梅巧时,大先生的长子,已经考到了北京城里读书,而女儿,也快满十三岁了,一直跟随祖母在乡下大宅里生活。
嫁给大先生,梅巧是有条件的。梅巧本来正在读师范,女师,由于家境的缘故辍了学,梅巧的条件就是,让她继续上学读书。
“让我念书,我就嫁,”她说,“七十岁也嫁。”
这后半句,她说得狠歹歹的,赌气似的。其实,和谁赌气呢?梅巧就是这样,是那种能豁出去的女人。当然,从她脸上你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她一脸的稚气,两只幼鹿一样的大黑眼睛,很温驯,嘴唇则像婴儿般红润娇艳,看上去格外无辜。她坐在窗下做针线,听到门响,一抬头。这一抬头受惊的神情,就像幅画一样,在大先生心里,整整收藏了五十年。
甚至是“范君”。她们几个要好的朋友总是彼此以“君”相称:张君、李君、范君的。女师学堂设在一座西式建筑里,是那种殖民风格的楼房,石头基座,高大的罗马柱、哥特式的尖顶,走廊里永远是幽暗的,有着很大的回声。从前,梅巧不知道自己是爱这里的,现在,她知道了。
生下第一个孩子,还没有满月,梅巧就跑去参加期末考试了。在七月的暑热季节,她的两只大乳房,涨得生疼,乳汁在里面翻江倒海,不一会儿她的前襟就湿透了。巡堂监考的先生关切地停在了她面前,犹豫着要不要递给她一块手帕。那一刻,她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她吞咽下羞耻的眼泪,在心里发誓说,再也不要生小孩了!
可是,这事哪里由得了她?那些不知情的小生命,那些孩子,还是接踵而来了。有了老二、老三,说话间肚子里又有了老四。她的身板,真是太好了,年轻,肥沃,漫不经心撒下种子,就有好收成。她折腾自己,在学堂操场上,一圈一圈跑步,在沙坑里练跳远,两条腿磕得青一块紫一块,可是那一团温暖的诡异的血肉,就像吸附在她体内一般,坚不可摧。她吃巴豆吞蓖麻油,甚至,还在身上藏了咒人流产的符咒,一切,都没能阻挡那血肉们一天天壮大、成熟。大先生的娘,她婆婆,在她生下老二时从乡下来看她就发了话,说,“凌香她妈,快别去学堂现眼了,拖儿带女的,就做了女状元,又能咋?”她自己的亲娘也劝她,说,“闺女呀,别犟了,认命吧,人谁能犟过命去?”大先生呢?大先生嘴里不劝,可是那些劝阻的言语都写在了眼睛里。梅巧就回避着大先生的眼睛,坚持着,那坚持可真是需要耐力啊。本来三年的学业,她休了念,念了又休,到第六个年头,这场艰苦卓绝的坚持才见分晓:梅巧终于拿到了盖着鲜红大印的女师的毕业证书。
她捧着那证书,跑回娘家,一进门,哈哈大笑,热泪狂流。
大先生吁出一口长气,心想,该消停了,安静了。
老四在她肚子里,一天一天长大,她果然安静下来,或许,太安静了些。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多言多语的人,现在,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哑巴。她使尽了气力似的,眼神变得涣散和呆滞。北方的夏季,已经临近尾声,却又突然来了秋老虎。她搬一把躺椅在树下乘凉,肚子像山丘一样耸立。那是一棵槐树,说不出它的年纪,枝繁叶茂,浓荫洒下来,遮住半座院子。槐树是这城市最常见的树,差不多是这城市的象征。梅巧不喜欢这树老气横秋的样子,她就在画上修改这树,她恶作剧地解气地把树叶涂染成了蓝色。一大片蓝色的槐林,有着汹涌的、澎湃的、逼人的气势,乍一看,就像云飞浪卷的大海,翻滚着激情和——邪恶??????
临产前不久,一天深夜,大先生被梅巧的惊叫惊醒了。原来她做了 梦。她惊恐地抓住了大先生的手,说,“我要死了!”说完,就哭了起来。这么多年来,她还从来、从来没这样子哭过呢,当着大先生的面,哭得这么软弱、无助、放纵和悲伤——她一直都像敬畏父亲似的害怕着他。大先生被她哭得手足无措,心里发毛,嘴里却在说,“别胡思乱想,哪能呢?胡大夫是最好的妇产科医生……”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这不是她想要的许诺。
分娩果然是不顺利的,胎位不正。留学日本的胡医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最后,动了刀剪,下了产钳。梅巧在产床上忍受了两天一夜的煎熬,生死的煎熬。接下来就是产后忧郁症,厌食、低烧、不说话,莫名其妙地流眼泪,哭泣。孩子被奶妈抱去了,她一滴奶水也分泌不出来,倒省了以往回奶的麻烦。孩子是那么小的一个小东西,还不足五斤,剥了皮的狸猫似的,头被产钳夹成了长长的紫茄子。她一看到这孩子就厌恶地战栗,又厌恶,又怜悯。
大先生接来了岳母,让岳母陪伴她坐月子。岳母盘腿坐在炕上,小心翼翼地,跟她说东说西。说一百句她也不理不睬,说一千句她也不理不睬。她不说话,也吃不下东西,喝一碗沁州黄小米汤也反胃,倒象害喜似的,人一天天瘦下去,憔悴下去,枯萎下去。岳母无计可施,哭了。
“梅巧呀,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这是自己作死哪!”
这话,可谓一针见血,让人惊心,也只有亲生亲养的娘,说得出口。她娘说完这话,叹着气,回家了。也是眼不见、心不烦的意思。可是大先生不行,大先生不能“眼不见”啊,大先生不能落荒而逃啊。终于,有一日,大先生回家来,叫过大女儿凌香,给了她一样东西。六岁的凌香拿着这东西进了母亲的房门。凌香喊了一声“妈”,爬上炕,把这东西递了过去。
梅巧接过来,先是一怔。渐渐地她的手颤抖了,她一把抱过凌香,把她紧紧揽在怀里,她感到凌香的小身子那么温暖、柔软和芳香,她感到这小生命那么温暖和芳香。生活得救了。
那是一张聘书。
国民小学校的聘书。

春节过后,梅巧就成了一名国民小学校的教师。她先教四年级的算学,后来就教了美术。这教职,不用说是大先生替她谋来的。别人谋职,大约要费一些力气,可是在大先生,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只是,这一句话,说,还是不说,却一定是个折磨大先生的问题。大先生是清楚这女人心病的症结的:她是害怕四合院里这平常人家主妇的日子,她年青茂盛的身子和心抵抗这日子!有什么办法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天气还没有转暖,梅巧就脱去了棉袍,换上了春装:阴丹士林布面的大褂,上身罩一件开司米绿毛衣,那绿真是又清新又理直气壮,春草似的嘹亮霸气。生育了四个孩子之后,梅巧的身材,竟然没有太大的改变,站在那里,仍然是,玉树临风似的一个人,一个新鲜的人,出淤泥而不染。这新鲜的人,清早出门,傍晚回家,手上沾了粉笔灰,或是水彩,甚至还有墨渍,衣襟上也蹭了粉笔灰,却仍然是新鲜的,明亮的。外面的世界,一个阔大的天地在滋养着她呢。说起来,她倒并不是多么热爱教书这职业,她热爱这外面的世界。
国民小学距离她的家,走路也就十几分钟的样子,课业也不重。还有一桩意外的高兴事,那就是,当年,她在女师读书时的好朋友,她们称作“张君”的一位,竟也在这所学校里任教呢!张君比梅巧,早毕业几年,(梅巧不是因为一次又一次怀孕、生产耽搁了吗?)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一个离这城市近百里、盛产葡萄和陈醋的小县份,一来二去的,就失去了音讯。不想,竟在这里撞上了,还做了同事!梅巧真是高兴坏了。
“哎呀哎呀,”她叫着,“还以为你在哪儿呢,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了呢,原来你就在我家门口啊!”
“是啊是啊,我埋伏在这儿,守株待兔呢。”张君回答。
两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泪光,流露出了女学生的天性和情状。可她们终究不是女学生了。就在这一刻,她们突然感觉到了时间,就在耳边,呼呼地,如同大风一样呼啸而过,刮得她们心里一阵茫然。
“我结婚了。”张君说。
从前,张君是那么英气的一个少女,宽肩、长颈、浓眉,身板像杨树一样永远挺得笔直。她们开玩笑叫她“美男子”。这狂妄的“美男子”曾经叫嚣,要一辈子守住她洁净的处子之身。如今,似乎是,一切如旧,肩还是宽的,颈还是长的,身板仍然是挺的,可从前的誓言,灰飞烟灭了。
那一天中午,这两个重逢的好友,在校门外一间山东人开的馆子里,吃了午饭。是梅巧做东。她们甚至还喝了一点酒,竹叶青。那真是用竹叶泡出的好酒,清澈而碧绿,喝在嘴里,有一股奇特的异香。她们把着盏,彼此诉说着别后的经历。梅巧的经历,三言两语就道尽了,那就是,生孩子,接二连三地,一口气,生出四个。而张君,则要复杂得多,有戏剧性,那就是,抗婚,私奔,和心爱的人,一路出逃——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哎呀哎呀!”梅巧连连叫着,因为酒,也因为兴奋,双颊变成了桃腮,灼灼燃烧着,“张君,你真是不平凡哪!”
张君在国民小学,只教了短短一个学期,就辞职了。她丈夫突然接到了武汉某所学校的聘书,暑假里,最热的伏天,她离开了这城市匆匆前往长江边那个火炉里去。临行前,她来向梅巧辞别。她给梅巧留下了通信的地址,说,
“给我写信啊。”
梅巧点点头,心里翻江倒海。
“若有机会,就来南边看我啊。”
梅巧不再点头了,泪水一下子涌上来。这样的机会,怕是永远也不会有的,永远也不会有啊。她背过了身去,再回头时,朋友已经不见了,院子里空荡荡,洒满树荫,唧鸟的噪声,像突然浮起似的,遮蔽了一切。知了——知了——知了,那是先知的声音。

二、来了个席方平
这天,大先生回家来,对梅巧说,“让人收拾出一间客房吧,有个北京来的先生,一时没找着合适的房子,我留他住几天。”
梅巧家,头道巷十六号,两进的四合院,外带一座小小的跨院,大大小小的房屋,二十几间,虽说是孩子多,人口多,红红火火的一大家人,可闲着的空屋子,总还是有的。梅巧吩咐佣人们把后院的一间西屋拾掇了出来,那屋子里,没有盘炕,而是架了一张时新的铜架子的弹簧床。
来人就是席方平。
一听这名字,梅巧就忍不住想笑,这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聊斋人物吗?样子也有些像呢,清秀疏朗的眉眼,人生得白白净净。起初,梅巧还以为,这“从北京来的先生”,不知是个多威严的老先生呢,不想,竟是这样一个年轻、文雅、像女人般俊美的书生。
说起来,这席方平,原来还是大先生的学生,弟子,得意的弟子,家道贫寒,寡母扶孤长大,后来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如今,刚毕业,就收到了大先生的聘书——不用说,大先生是很钟爱这个弟子的。
那一晚,大先生在家中,设了家宴,算是给这弟子接风,请来作陪的,也是几个亲近的弟子。大先生拿出了他珍藏的好酒,一坛“花儿酒”,是他家乡的特产,用柿子酿出的一种奇异的果酒佳酿,大先生甚至还详尽地给大家讲了这“花儿酒”的妙处。一餐饭,宾主尽欢,席间,梅巧走进来,给大先生添茶,也是提醒他不要过量的意思。这时,只见那个席方平,红着脸,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端起了面前的酒杯。
“大师母,”他喊了一声,脸越发红了,人人都看得出,他是不胜酒力的,“给你添麻烦了,我,敬你一杯。”
他一仰脖,一饮而尽,亮了下杯底。他眼睛里,似乎,汪着许多的水。这哪里是男人的眼睛?梅巧抿嘴一笑,说,
“有什么麻烦的?房子空在那里,不也是空着?”
是啊,房子,就是要住人的,人不住,鬼就要住了。梅巧这么想着就又笑了。怎么今天总是想到鬼呢?大概,都是“席方平”这三个字招惹的吧?梅巧端着灯,不觉又走进了后院里,前边,酒宴还没有散,可是后院人却都已睡了。奶妈带着孩子们,沉入了梦乡,北房、东房、南房,一片漆黑,只有西房里,一灯如豆,悠悠地,在等待着夜归的客人。梅巧轻轻推门,走进去,似乎,想看看,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她自己的影子,巨大的黑影,一下子,投在墙壁上,倒把她吓了一跳。
这一夜,梅巧做梦了,梦很乱,飘飘忽忽的,梦中的梅巧,还是从前的样子,出嫁前的样子,十六岁,梳着齐耳的短发,白衣,青裙,站在葡萄架下,一个人走过来,说,“原来你在这里呀,原来你藏在这里呀,让我好找!”那个人,那说话的人,原来就是,就是现在的梅巧。

第二天,在早餐桌上,席方平看到梅巧,脸又一下子红了,??????

三、凌香
所有的孩子里,凌香最依恋母亲。
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奶妈,凌香的奶妈是最费了周折的。月子里,她一直吃梅巧的奶,等到梅巧要去上学,把她交给新雇来的奶妈时,坏了,她死活不肯去叼奶妈的奶头。她闭着眼睛,张大嘴,哭得死去活来,哭得一张起皱的小脸,由红转青,她宁肯去啃自己可怜的小拳头,却饿死不食周粟。更要命的是,她这里一哭,隔了半座城,那边课堂上的梅巧,就如听到召唤一般,两肋一麻,刹那间,两股热流,挡也挡不住,汹涌着,奔腾而来,一下子,前襟就湿透了。
梅巧的眼睛也湿了。
有几次,她忍不住溜出了校门,雇一辆洋车就朝家跑,去搭救她的孩子。那凌香,到了她怀中,一头就扎进她胸口,凶狠地、仇恨地、以命相拼地擒住那奶头,两只小手,紧紧紧紧抱住她救命的食粮,像只疯狂的危险的小兽。
没办法,梅巧只好向这小小的女儿缴械。从此,每天清早,出门前,她喂饱她,中午匆匆坐洋车回家,再喂她饱餐一顿。晚上,倒是叫她跟奶妈睡觉,半夜里,听到她哭声,梅巧就爬起来,喂她一餐夜宵。梅巧的奶,真是旺盛啊!一年下来,那凌香,养得好精彩哟,又白又胖,两只小胳膊,一节一节,像粉嫩的鲜藕,可以给任何一家乳品公司做广告。梅巧却一日千里地瘦下去,直到后来,突然地,有一天,奶水奇迹般地失踪了。
有了这教训,后来那几个,一生下来,梅巧就交给奶妈去喂养了。后来那几个,谁也没再吃过亲娘的奶水,和亲娘,就总有那么一点点隔。???????

四、花儿酒、柿子树和其他
有一处地方,叫峨嵋岭。这峨眉岭,不是那峨嵋山,不在四川,在河东,河东最大的旱塬。河东盛产柿子,《西厢记》不是有这样一句唱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那霜林,其实,不是枫林,而是,柿树林。柿树在秋天,叶子一经霜打,红如血染,是河东的奇观。
峨嵋岭上,遍山遍塬,都是柿子树。峨嵋岭上的柿子,有种奇功,那就是,可用来酿酒——不是普通的酒,而是,花儿酒。什么叫花儿酒?你看,提壶把盏,细细地,斟满酒杯,盏中心,慢慢开出一簇酒花,花花相随,走马一般排着队,沿一线齐齐滚向杯缘,碰壁即灭,这叫“走马花”,那就是说,这酒,只有30度。若是那酒花,沿杯盏口,密匝匝,排满一圈,那就叫“满扣花”,就是说,这酒,要烈一些,差不多40度。倘若是,花堆花,层层叠叠,满盏花堆成一个花绣球,也有个名字,叫“楼上楼”,那这酒,就足足有55度!——这就叫做“对花鉴酒”,可说是,河东一绝。
酿造这花儿酒,是一门独门绝技。那手艺和秘笈,相传,是秘不示人的,代代一脉单传,传媳不传女。听来,就像一个武侠的故事了。那酿酒的原料,还必得是,峨嵋岭上,霜降之后的空心柿,这种空心柿酿出的酒,会拉丝,是“花儿酒”中的极品。
说来,这花儿酒,也是酒之一祖呢,可见其古老。它幽柔醇香,回味绵长,最妙的是,一口下肚,浑身的血脉,就像被疏浚的河道,流得分外通畅:是能用来做药引的,“引百药以入十二经”。若身上有跌打损伤,它还有着外用的奇效,一搽即好。总之,是一宗宝啊。
后来,有一个叫杨深秀的读书人,把这花儿酒,带到了京城。这杨深秀,正是峨嵋岭人,他携带着峨嵋古酿,每每自乡返京,必设宴招饮,款待同侪。谭嗣同一定是饮过这酒了,杨锐林旭刘光第一定是饮过这酒了。或许,康有为梁启超也饮过这佳酿呢!他们灯下把盏,盏中,走马花、满扣花、楼上楼,千万朵花儿滚着绣球,他们开怀畅饮,锦心绣口,商谈着变法的大计,何其快哉!
还有光绪皇帝呢,光绪皇帝想来也是饮过这美酒的。皇帝和他的红颜知己,对花鉴酒,分享着这琼浆中的奇观。那红颜知己,在月下,焚香奠酒祝祷,不是这样唱吗:“愿圣明天子福寿高,雨露承恩同偕老。”想来,那杯中的酒,也是这花儿酒呢!满盏的酒花,就如同,盛开的心事,用来祈天,真是再合适不过。这一对天真的男女,在心中,有着怎样美好的憧憬啊——只不过,那憧憬,比这杯中的走马花,破灭的还要快:随着六君子人头落地,花儿酒从此就在北京城绝迹了。
星移斗转,又过了许多年,日本鬼子来了。这一年,日本鬼子开进了峨嵋岭,开进了大旱塬?????

五、大萍、还有山中岁月
起初,谁也不敢在大先生面前,提“续弦”这档子事。他明显地老了,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一头墨染似的乌发中有了星星点点的银针。夜里,常听到他咳嗽,吭吭地,声音很空,在寂静中传得很远,有一种,让人不忍的哀痛。当然,在白天,他仍然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大先生”,重创和耻辱,最深刻的羞辱,没有改变他端正肃穆的夫子仪态。
四个儿女,最小的,只有两岁,还不懂事,时不时地,会迸出一句,“妈妈呢?”除了这个幼儿,再没有谁,在大先生面前,提起过这个女人。那孩子出麻疹是半年后的事,不想,竟把他奶妈给染上了,原来那乡下女人没出过疹子。大先生只好从家乡接来了自己年迈的姑母帮忙照料,那时,大先生的母亲也已经过世三年多了,姑母想,若是等自己再一死,这世上,就再没有谁,能主大先生的事,这世上,也再没有谁,心疼这个男人。姑母这样想着心如刀绞,她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从家乡,为大先生,接来了一个女人,大萍。
这大萍,一切,都和从前的那女人,反着来。从前那女人,是女秀才,女先生,这大萍,没上过学,没念过书,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从前那女人,巴掌大的小脸,杨柳细腰,这大萍,却是脸若银盆,肥臀粗腰,敦敦厚厚,磨盘一样撼她不动。大先生哭笑不得,可这大萍,二话不说,进门来,先抱起了大病中的孩子,把这没娘的幼儿,裹在她肥厚温软的怀中,眼里流露的,全是怜惜的神情。这一下,把大先生要说的话,堵了回去。
那句话,拒绝的话,从此,再没有说出口,一辈子。
起初,这女人,大先生视而不见,只当她是没有。她出来进去,清早,用铜盆端来洗脸水,晚上,则是端来洗脚水。大先生在书房里看书,不管逗留到多晚,回到卧房,那一盆洗脚水,就悉心悉意地,等在那里了,并且,总是冒着热气。炕上,早已铺好了被褥,黄铜的汤婆子埋在棉被里,鼓鼓的,像孕妇的肚子。而几上,则是一壶热茶,那茶壶,套着保温的棉套,像穿了棉袄一样。棉套是用那种家织土布做的,红红的小格子,很拙,很亮,看着就让人一暖,是大先生家乡的风格。
渐渐地,这女人的气息,就无处不在了。先是三岁的凌天,有一天,突然穿上了虎头鞋,戴上了虎头帽,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把他写着“王”字、花红柳绿又拙又憨的老虎脚,伸给每一个人看。这只活生生的小老虎,在院子里,一晃,就晃了一个冬天。再后来,全家人,都换上了家做的棉窝或是俗名“踢倒山”的布鞋,千层底,刷了桐油,每一双鞋里,还都垫着花红柳绿的鞋垫,上面绣着,富贵牡丹、喜鹊登梅、月宫折桂,还有,万字不到头。餐桌上,常常会冒出一盘花馍,盘成各种花样,点着红绿的颜色,嵌着甜香的大红枣,这也是大先生家乡的面食。还有一碟红油辣椒,他们叫,油酥辣子的,喷香红亮的一小碟,是三餐都少不了的,用来夹热馍吃,那也是,大先生家乡最正宗的口味。这大萍,浑然不觉,却把这个家,这个宅院,用悉心悉意的日子,填成了实心。
腊月里,雪一场接一场,屋檐下的冰凌,挂了有一尺多长。耳朵都快要冻掉了,可是屋子里,却是暖洋洋。炉中的炭火,烧的哔剥响,上面坐着铜壶。酒枣开了封,“揽”好的柿子,也开了封。那酒枣,是她秋天里一颗一颗挑选出来的,每一颗,都端正漂亮。柿子则是她一层一层码在坛子里,码一层,中间放一个苹果。酒枣和柿子,都用白麻纸,严严地,封起来,如今开了封,满屋子,酒香,枣香,还有那一股温软奇特的果香,扑面而来,氤氲着,是专用来填那些还没填满的空隙的。酒枣和柿子,盛在大盘子里,摆上了大先生书房窗下条案上,人一撩门帘,走进来,熏风扑面。大先生一阵怅然,一阵心痛:从前,这个节令,那条案上,供的是腊梅,或是,水仙。他望着这些朴素的、红火的、实打实的果实,眼圈红了。
这一晚,她端来了洗脚水,转身离去时,大先生伸手拽住了她的胳膊。
“你不嫌我?”大先生开口说。
她鼻子一酸,石头终于说话了,铁树终于开花了。泪光慢慢蒙住了她的眼睛,她问道,
“嫌你啥?”
“老。”大先生哑着嗓子回答。
她摇头,眼泪流下来,她回身伸手抹了一把。这回身低头抹泪的动作,让大先生,心头一恸。傻女人哪!他怜惜地想,他知道他一辈子会对这女人好。
那一晚,是腊月二十三??????

六、告诉你一句话
但是,凌香是必然要走的。她一直、一直等待着这一天,从八岁的某一天起就一直等待着这一天,这是一个不能更改的命运,也是一个召唤。
她来到西安,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插进了高三年级,吃住自然都在学校,就这样,做了一名流亡的学生。读书在她,从来不算一件困难的事,许多隐秘的快乐是别人体会不到的。日子自然是苦的,流离失所怎么会不苦?可流亡学生千千万万,又不是她一个。她是很能吃苦的呢,这一点,连她自己原先也不知道!从家里带来的一点点钱,她花的十分、十分仔细,花每一分钱都让她又心疼又愧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开始给报纸投稿,再后来,竟在一家报纸开辟了一个小专栏:“流亡学生日记”,写那些,沦陷区的所见所闻。这一来,就有了一点小小的收入,虽然不多,可是积攒起来,也是能派大用场的。
父亲的学生,能托付子女的学生,自然,不会是泛泛之交。她不喜欢拐弯抹角,有一天,当这学生来学校探望她时,她忽然单刀直入地发难了,她说,
“你有我妈的消息吗?”
“妈”这个字,这个字眼,已经许多年,没有出口了。这个字,梗在喉头,堵在心口,吐不出,也咽不下。她从来没有管大萍叫过“妈”,尽管,她知道,大萍其实是??????

七、传奇的结局
入冬以来,席方平就一直咳嗽不止。梅巧想为他生一个火盆,却没有钱买木炭——木炭的价钱比黄金还要贵!梅巧就把厚厚的草纸烤热了,一层层,给他敷在脊背上,又把橘子在火上烤熟了,上面滴一滴麻油,让他每天空腹吃下去。她还用梨煮水,用白萝卜熬粥,总之,她把她知道的那些民间偏方验方,一一都试过了,可是那咳嗽的趋势仍旧是愈演愈烈。
夜晚,他咳嗽的最剧烈的时候,她就把他抱在怀里,就像抱一个孩子。
“好一点不?”她总是这样问。
“好多了。”他总是这样回答。
他在她温暖的怀里,那让他更加软弱。他们常常相拥着到天亮。有时,他会说,“要是能睡在一盘暖炕上,该多舒服啊。”她就把他抱的更紧一些,说,“是啊,南方哪儿都好,就这一样不好。”她知道,他心里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些话,他也知道,她知道。
他们都躲避着一个字眼,一个事实,那就是,结核,或者说,肺痨。可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遭遇了它,遭遇了这瘟神。他们彼此在对方面前掩藏着内心巨大的恐惧。失眠的夜晚,他们躺在南方阴冷潮湿的草房里谈论的,永远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关于北方的小事,比如,小米粥,比如,冬天的烘柿子,比如,一碗热腾腾的“头脑”,那是家乡冬季早晨最美的美食。他“空空”的剧烈的咳嗽像电流一样一波一波传导到她身上,让她害怕得发抖。她只有把他抱得更紧,她想,一遍一遍地想,上帝,这是我的,我唯一的,你不能把他夺去……
有一夜他突然讲起了他亡母的一件小事。他说,他们家乡河东有一个习俗,婚后的女人,要送丈夫一件信物,一件绣品,类似荷包的一只小口袋,可却并不是普通的荷包,不装钱,不装烟,而是——牙袋!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人老了,掉牙了,满口的牙,一颗一颗地脱落,那口袋,就是装这落牙的。一颗一颗的落牙,装进这小荷包里,到最后的时刻,是要携带在身上,一颗也不能少,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这样的荷包,牙袋,女人要绣两只,绣一对,一只给丈夫,一只给自己,那意思就是,白头偕老,那是对“白头偕老”的郑重承诺。
“我娘身上,就贴身系着一只这牙荷包,牙袋,红绸子底,绣着鸳鸯。另一只,让我爹带走了,只不过,我爹的那只荷包,里面是空的——他没活到掉牙的年纪,就撇下我们撒手去了,他辜负了那只牙袋……”
他搂着梅巧,他的女人,这么说。她浆果一样成熟的、温暖的、经血旺盛的身体,让他无限依恋和难舍。多么好的身子啊!他把脸紧紧贴在她的脸上,突然地,??????

八、饥荒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饥荒年,大饥荒。不仅是乡村,城里人也在挨饿。所有的城市,也许,除了北京和上海,都陷落在了饥馑之中。在凌香的城市,许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皮肤肿得明晃晃,头脸都显得很大,像橡皮人。有许多年轻的女人闭了经。这些浮肿患者,有时,凭医院的证明,可以去购买一些“营养品”,比如,用麦麸和糠做的饼干。
人们都在为吃忙碌着,动着各种各样的脑筋,城郊的野菜,早就让人挖光了,豆腐渣,还有,喂牲口的豆饼,成了人们四处寻觅最抢手最热门的食物。发明了一种饮品,叫小球藻,是一种藻类的东西,养在大池子里,绿莹莹的,据说营养价值很高,幼儿园和小学校的孩子们,排着队,去领一茶缸小球藻喝。当然,供应浮肿患者的糠饼干,也是发明之一。
这一年,凌香三十七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两个孩子,一个十二,一个十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正是,怎么吃也吃不饱的时候。配给供应的粮食,自然不够他们吃的,逢年过节凭证购买的肉、蛋,不够他们填牙缝的。这就需要大量购买高价的粮食和高价的食品。好在,凌香还有这力量。她丈夫,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高工,她自己,则在一所高校任教,两个人的月入,还有,一些积蓄,一分不剩,全用来买吃的了。
每月,发薪水后的那个星期天,是凌香最忙碌的日子。一大早,她就携带着一些吃食,乘三十公里汽车,去看望父亲。她父亲大先生,解放后,就一直担任着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那学校,不在省城,却设在这个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小城里。大先生不光担任校长,还教书,还著书,他喜欢小城这种避世的安静的气氛。
学校坐落在汾河岸边,校园十分辽阔,有一种,跑马占地的豪气和奢侈。那里面的建筑,全都出自苏联专家的设计,笨拙,坚固,大,也是奢侈的。这样的建筑群里必定要有一座礼堂,上面耸立着,克里姆林宫式的尖顶和红星。大先生的家,是一栋独立的建筑,西式的平房,红砖,石头台阶,带长长的有出檐的前廊。院子很大,种着石榴、香椿和枣树,而那些空地,则被大萍一块块开垦出来,种各种蔬菜,甚至,还种玉米这样的粮食。
在一九六○年代,这样的开垦和种植,就有了拯救的意思在了。
大先生四个儿女,如今,天南地北,全不在身边,只有凌香一人,离得最近。一个月,至少,有一个星期天,是大先生的节日。这一天之前,前好几天,大先生和大萍就开始为这节日做准备了。大萍挎着篮子去排各种各样的长队,买凭票证供给的宝贵的东西:粮、油、一点点肉、蛋之类,大先生则去排另外的队,去买更加宝贵的高价白糖、糕点,还有,好一些牌子的香烟等珍稀物品。像大先生这样的人士,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供给,不多,大先生都攒着,是要将这好钢用在刀刃上。到了这一天,一大早,大萍就拌好了饺子馅,猪肉白菜,或者是,羊肉胡萝卜,香香的一大盆。大萍的饺子,是很拿得出手的,皮薄馅大,鼓着肚子,白白胖胖,排着队,整整齐齐几盖帘。一家子,三口人,食量再大,几盖帘饺子哪里吃得完?剩下的,也都煮出来,晾好了,一个个,码进饭盒里。大先生说,“带走吧。”
凌香从来都是吃罢午饭就告辞,大先生和大萍,也从不多留她。那些糕点、白糖,一样样地,全让大萍塞进了她的提包里。永远是,她带来的少,带走的太多、太多。若她推辞,大先生就生气,说,“又不是给你的,带回去,给明明亮亮吃。”
带走的,不仅仅是,糕点、白糖,煮好的饺子,常常还有晒干的各种蔬菜:茄子条、萝卜干、干豆角等等,也是一包一包的。还有一条烟,大前门,或者,凤凰。这烟,总是由大先生亲手拿出来,沉默不语地,给她塞到提包里。
是啊,大前门或者凤凰,总不能再拿明明和亮亮做幌子了。凌香的丈夫,也是从不抽烟的,这烟,就显得很没头没脑和突兀。凌香心知肚明,却从不说破,她拎着大包小包出门去,走出好远,回头看,大萍搀着大先生,还在那门前站着,朝她这边望呢。
现在,现在,凌香该到她的第二站了,三十公里外的省城。

五十年代初叶,席方平和梅巧,带着他们唯一的女儿,回到了这里,这个悲情城市。
他们回到北方,当然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席方平再也不能承受南方阴冷潮湿的冬季。所以,当他终于接受了家乡省城一所中学的聘书时,他想,他这是向自己的青春缴械了。
他在那所中学里,教数学,梅巧也一样,仍旧是,教小学,做孩子王。他们的家,就安在离那所中学不远的一处四合院里,租住了人家两间东屋。自己动手,搭建了小厨房。这一住,就是十年,他们的女儿,从这四合院里,考入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一下子,被分配到了甘肃,支边去了。
饥荒到来了,让人措手不及。前两年,还红红火火闹大食堂呢,吃饭不要钱,仿佛到了,共产主义。可饥荒一下子就来了,说来就来了。要说,梅巧其实是很会过日子的,很会精打细算,可任凭她再会过日子,也没办法让一日三餐都吃饱肚子了,再精打细算,也调度不开那有限的、可怜的三五斤细粮,以及每人每月的二两棉籽油了。还在三年前,由于肺病的缘故,席方平就病休在家,吃了劳保,而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又实在是有限,买高价粮的钱都捉襟见肘,何况营养品?梅巧就把所有的细粮省下来,给席方平吃,自己吃掺干菜、掺糠的窝窝,把油省下来,给席方平炒菜,自己吃腌制的酸菜、咸菜。逢年过节那区区一斤肉,则是买来肥膘,炼成猪油,油渣做馅,配上萝卜白菜,给席方平蒸包子。
“你呢?你怎么不吃?”席方平端起饭碗疑惑地问她。
她抽着一支劣质的香烟,最便宜的白皮烟,这是她从年轻时就染上的嗜好,也是从前的日子留在她身上的唯一遗迹。她深深地吸一口烟,回答说,“你先吃,我还赶着判作业呢。”要不就是说,“刚才包子出笼,我趁热先吃过了。”席方平不相信,审问地,盯着她的脸,她面不改色,说,“你看你这个人,就这点讨厌,婆婆妈妈,我现在饭量大,饿不到时候嘛。”她还说,“这些日子我比从前能吃多了,都吃胖了。”
她的脸,真的是胖了,明光光的,晃人眼。席方平知道,那是——浮肿。
他愤怒了,他说,“梅巧,你当我是傻子呀!你当我瞎了眼呀!”
梅巧的脸,突然之间,变得十分严肃,她盯住了他,慢慢地,开了口,她说,“我身体好,吃什么,都抗得住。你不行,你全靠营养来撑着,没有营养,你活不了几天!你听好了,我不让你把我扔到半路上,那样我也活不了——你要救你自己,救我!所以,你必须闭上眼,狠下心,吃!”
她恶狠狠地、一字千钧地,说出那个“吃”字,眼圈红了。
有一天,凌香来省城参加一个会议。晚饭后,会议上没有安排什么事情,她就到梅巧家去了。说来,这些年来,凌香姐妹兄弟四人,只有她一个,和梅巧保持着联络。凌寒、凌霜、凌天,对梅巧,就当世界上没她这个人。只有凌香,月月给梅巧写信,寄一些钱,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不宽裕的。有时,去省城出差或开会,就到她那里去看一看:当然,从没有过夜留宿过,因为有席方平在,毕竟,是很不方便的。席方平一直让凌香感到局促和为难,不知道拿这人怎么办。这一生,凌香只听到父亲提到过一次
“席方平”这名字,那还是很多年前,除夕夜,全家人在一起吃团年饭,那一晚,大先生喝了酒,喝醉了,他忽然用筷子指点着大家,没头没脑冒出一句,
“你们要记住,记好了,席——方——平,这个人,是咱们全家人的仇敌!”
那时,凌寒、凌霜、凌天,全都回过头来,同仇敌忾地,瞧着大姐,他们的眼睛在说,你听听,你听听,你居然认贼作父!他们都知道这些年来凌香和梅巧来往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凌香舍不下梅巧。这让他们不愉快,觉得这人背叛了全家,背叛了父亲。他们是将“梅巧”和“席方平”合而为一了。不过凌香这个人谁又能拿她怎么样?不是就连日本鬼子的炸弹也没能把她“怎么样”吗?凌香没有生气,只是,很意外,这么多年了呀!她以为那件事对父亲来说,已经“过去”了,可原来并没有——过去。
她很惊讶。
这一天,凌香从会议上出来去看梅巧,进了那日益拥挤混乱的四合院,一看,梅巧家厨房里亮着一盏昏灯,就进去了。一推门,就看到,梅巧正坐在灶台边小板凳上,吃着一个——糠窝窝。听到动静,梅巧一仰脸,凌香吓一跳,那张脸肿得,就像戴了一张橡皮面具!凌香呆了半晌,走上去,从梅巧手里,夺过那黑呼呼团不成团的东西,咬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
下一个星期天,凌香又来了,背了大包和小包,也不说话,大包里,是粮食,都是高价粮:挂面、小米和玉茭面,小包里则是,白糖、水果糖还有鸡蛋。她一样一样往外掏,绷着脸,像是和谁生气。这些东西,救命的东西,则摊了半炕头。梅巧用手摸摸这样,摸摸那样,哭了。
一月一次的探望,就是始于这个时候。从前,凌香每月是必要去探望大先生的,现在,她延长了这路线,延长了三十多公里,大先生那里,就成了一个中转站。从前,她背包里带去的东西,是要卸空的,现在则是,卸一半留一半;从前,在大先生家,她呆的很从容,现在则是,撂下午饭的碗筷就要匆匆出发。起初,她不知道怎样跟大先生解释,她想了一些笨拙的理由作为提前告辞的借口,比如,明明不舒服,要不就是,亮亮不舒服,或者说,家里有点什么什么事。这样说的时候,她从不去看大先生的眼睛。忽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不需要再找任何借口了:那一天,大先生把一条凤凰牌香烟,悄悄塞进了她提包里。她如雷贯顶,知道了,大先生,父亲,心里是明镜高悬的啊。
只不过,她不说,他也不说,都不说破,很默契。不同的是,她从父亲家里带走的东西,比从前,多了许多。这叫她不安,可是父亲不由分说,父亲指挥着大萍,装这个,带那个。凌香想拦,拦不住。拦紧了,父亲就叹息一声,说,“又不是给你!”她知道,她当然知道这个,七十多岁的父亲,在饥荒的年代,饥饿的年代,从自己牙缝里,节省出、克扣出这一点一滴的食物,这恩义,是为了谁。所以,她才尤其地不安、难过。
她逼迫梅巧,当着她面,一个一个地,吃下她带去的饺子。她像阎罗一样不留情面地逼迫着她,吃下一饭盒,一个不许剩。这是她能为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她能为白发苍苍的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

九、心爱的树
三年的饥荒过去了。更大的灾难,还没有到来。一段和平的丰衣足食的日子来临了。那每月一次的探望,仍旧继续着,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到了那一天,梅巧也能张罗着为凌香包饺子弄吃的东西了。
梅巧的饺子,是另一种风格,很细巧,精致,像她这个人。凌香一边吃一边称赞,梅巧坐她对面,抽着香烟,说,
“你包的饺子,也很香啊,就是样子笨了点。”
“那是大萍包的。”凌香脱口说。
梅巧怔了一怔。香烟在她指间,缭绕着。许久她笑了一声,说,“你父亲,还那样吗?”
“哪样?”
“古板,霸道,不通情理,狭隘,脏,留那么长的黑指甲,吃饭吧唧嘴。”
凌香放下了筷子,狠狠地,严厉地,盯着梅巧,父亲从前的妻子,说道,
“我从来,几十年来,没从我父亲,我爸爸嘴里,听到说你一个‘不’字,几十年来,他没说过你一个不好——”
“他嘴里不说,心里可是在诅咒我!”梅巧打断了凌香的话,“他在心里,一天要咒我八十遍!他亲口跟我说过,他说,梅巧,你这么背叛我,你这么走了,我一天咒你八十遍——”她哽了一下,眼圈红了,长长一截烟灰,噗地落下来,落在饭桌上,她背过了脸,“你爸爸,他还好吧?”她声音变得伤感,温存。
“好。”凌香回答。
他并不好。凌香却一点不知道。儿女们,他谁也没告诉。他怀里揣了一张前列腺癌的诊断书,医生让他住院,开刀,他不。他从不相信西医的刀和剪,不相信现代医学的神话。他确实是个古板的人。他在一个老中医也是他的老朋友哪里接受治疗,老朋友给他开出一剂剂汤药,丸药,他勤勉地、恭敬地吃下去,老朋友说,“大先生啊,这世上的药,从来都是,只治能治好的病的。”
他笑了,哪能听不懂?他回答说,“老弟,我知道你不是神仙,开不出一剂起死回生汤。”
他躲进书房里,清理一些东西,书稿、讲义、讲稿,他一生的心血,点点滴滴,全在这里了,他一生的时光,也在这里了。他抚摸它们,爱惜地,一张一张掀动,和它们,做着告别。他清理架上的书,线装的,简装的,一本一本,都是老朋友,知己知彼的,不离不弃,陪伴了他几十年,也是恩深义重的。他心怀感激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再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又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忽然,一张纸飘下来,大蝴蝶一样,翩翩地,落在了地板上,落在他脚边。
是一张信笺,宣纸,上面有水印的字迹:不二斋,那是从前,他书斋的斋号。
他拾起来,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这样几个字,
“梅:你这可恨的女人,你还好吧——”
是一封,没有发出的信,永不会发出的信,不知什么时候,藏在了那里,他的手,抖起来,他站不住了,几十年岁月,像浩荡长风一样,扑面而来,思念,扑面而来。他的眼睛潮湿了。
下一次,凌香来探望他和大萍时,他告诉凌香,下周,他要去省城,参加一个会议。他问道,“你能不能陪我去?”
那是一个可开可不开的会,务虚的会议,平时,大先生是不喜欢开这样的会议的,可这一次,他很踊跃积极。这踊跃的态度让凌香生疑。当他们父女俩终于坐在了开往省城的火车上时,凌香发问了,
“爹,你到底,有什么事,说吧。”
大先生沉吟了一下,把眼睛望向了车窗外,
“我,想见你妈一面,行吗?”

六十年代中叶,一九六五年,这个地处内陆的北方城市,没有咖啡馆,也没有茶座。他们两个人,大先生和梅巧,见面的地点,约在了——火车站。
火车站候车室。
这个城市,交通不算发达,它不在那些重要的铁路干线上,每天,从这城市过往的车辆,不算很多,下午,两三点钟的辰光,几乎没有列车在这里停靠,是候车室里比较安静的时候。
梅巧来了。
凌香推了推大先生,把远远走来的梅巧,指给他看。他看见了一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径直朝他们走来,逆着时光,朝大先生走来,十六岁的梅巧,嘴唇像鲜花般红润,两只大大的清水眼,吃了惊吓,就像,鹿的眼睛。这幅画,在大先生心里,不褪色地,收藏了,四十多年,一时间他很糊涂,不知道,这两鬓霜染的老太婆和梅巧,有什么相干?
他听到凌香叫“妈”,站起来,他也站起来。现在他们面对面站在了一个车站上。那永不再年轻的脸,衰老的脸,刹那间让他大恸。四十多年的时光,呼呼地,如同大风,刮得他站不住脚,睁不开眼。他们愣愣地,你望我,我望你,对视了半晌,身边是来来往往的旅人。凌香说,“坐吧。”他们就都坐下了,左一个,右一个,中间隔着一个凌香。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还是凌香先开了口,凌香说,“热吧?”
梅巧摇摇头,说,“不热。”
“我去买汽水。”凌香站起了身,走了。
头顶上,大大的几个电风扇,旋转着,发出嗡嗡的响声。一时间,有一种奇怪的安静,笼罩了,午后的车站。所有的声音都远去了,人声、车声、广播声,一切,一切,如退潮的水一样渐行渐远。只有他们裸露着,像两块被岁月击打的礁石。大先生摸索了一阵,从衣兜里,掏出烟来,是一盒凤凰,他夹出一支,递到了梅巧面前,说,
“抽一支吧?”
梅巧接了过来,说,“好。”
他自己,也夹出一支,然后,摸出打火机,打,打,却打不着。梅巧就从他手里,把打火机,接过来,一打,着了。蓝蓝的小火苗,悠悠的,那么美,那么伤感,楚楚动人,梅巧把它举到大先生脸前,他凑了上去,猛吸两口,竟呛出了泪似的。梅巧自己也点着了,他们就坐着,吸烟。
“你还好吧?”大先生开口了。
“还好。”梅巧回答道,“你也好吧?”
“好。”他说。
梅巧吐出一口烟雾,那烟,有一种辛辣的熟知的浓香,那是梅巧喜爱的味道。
“那些烟,都是你让凌香捎来的吧?”梅巧忽然问出这么一句话。
大先生愣了一下。
“还有那些东西?”
“不全是。”大先生忙纠正。
原来,梅巧心里也是明镜高悬的呀。知道得清清楚楚,那些救命的食物,那些粒粒赛珠玑的粮食,那些糕点、白糖,是出自哪里。她没有拒绝,心里是领了他这深恩厚义的。
“大恩不言谢,”梅巧眼睛望着别处,轻轻地,却异常清晰地说,“大恩不言谢。”她声音哽了一下。
“梅巧,不要这么说。”
“大先生,我不说。”
他们都不知道,此时此境,再说些什么。两个人,默默望着。他们要说的话,都化做了,袅袅香烟。他们跨过了三十四年的岁月,来在一个车站,好像就是为了在一起抽一棵烟。一根烟抽尽了,大先生捺灭了烟头,说道,
“昨天,我去了趟头道巷,转了转,十六号院子——”他顿了一顿,头道巷,十六号,那是他们从前的家,“十六号院子还在呢,做了小学校,不过那棵树,大槐树,多好的一棵大树呀,不在了,让人家锯掉了。”
从前,很久以前,她总是把大槐树的叶子,涂染成汹涌的澎湃的蓝色。那时她心里是多么不安分啊。梅巧笑了一笑。
“我知道,”她回答说,“锯掉好几年了,说来也巧,那天我刚好有事路过那里,成年八辈子也不路过一回,就那天,偏偏路过了——看见工人们正在那里伐它呢,两个人,扯着大钢锯,滋拉,滋拉,扯过来,锯口那儿,就流出一大串眼泪,滋拉,滋拉,扯过去,又是一串眼泪,我看得清清楚楚,老槐树哭呢……”
她不说了,别过了脸。
这脸,刻着时间的痕迹,岁月的痕迹,有了真实感。是梅巧,唯一的梅巧,老去的不能挽回的梅巧。午后的阳光,从阔大的玻璃窗里,照射进来,她整个人,沐在那光中,永逝不返的一切,沐在那光中。那光,就好像,神光。远处,有一辆列车,轰鸣着,朝这里开来了,是大先生就要登上的列车,是所有人,终将要登上的列车。他眼睛潮湿了。
他想说,梅巧,下辈子,若是碰上了,还能认出你吗?却没有说出口。

2005年10月20日草成
2005年12月24日二稿于太原
原载《北京文学》2006.5
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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