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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世界热议中国》由中外国家首脑、高级智囊、全球一流政治家、战略家、社会学家、国际关系专家告诉你，未来十年——
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中国会有怎样的大变动和哪些新觉醒？
中美的角力会有怎样的结果？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的统治力量？
中欧的合作又会是怎样的走势？中国将如何与全新格局下的全球相处？世界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中国如何与世界共赢？
全球变革是否箭在弦上？全球治理新体系何时建立？ 共同繁荣是不是幻想？
郑必坚、基辛格、希拉克、布朗、施罗德、佐利克、桑顿、河野洋平、吴建民、周文重、王缉思、黄仁伟、金灿荣、王志乐…...
中外国家首脑、高级智囊的思想交锋，预测未来世界大势与战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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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个拥有辉煌过去的古老国家，正在回到它已经坐拥了300年之久的地位，绽放出新的光彩与活力。在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引发新旧大国的冲突。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未来十年，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中国是否可能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的统治力量？世界各国该如何寻求合作共赢，避免战争和对抗？
《世界热议中国》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由中国资深战略专家郑必坚、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以及吴建民、周文重、王辑思、黄仁伟、金灿荣、王志乐等中外国家政要和国际问题专家联合撰写，详尽分析了中国和世界未来十年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以及中美、中欧等大国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关键点，试图寻找一条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的道路。
《世界热议中国》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全球性的问题只能由全球共同解决，必须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和平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郑必坚提出，中国需要和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扩大和深化
“利益汇合点”，构建
“利益共同体”。而基辛格也提出了构建“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指出中美冲突并非必选项；作为21世纪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必须战略合作，否则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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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郑必坚，中国资深战略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和平崛起理念的提出者，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整理执笔人，参与了1982年后历次中共中央大会文件的起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专家之一。
亨利·基辛格，美国知名外交家、战略理论家。曾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曾积极推动美国与中国改善关系。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曾著有《大外交》《白宫岁月》《论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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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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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大变动·新觉醒·两重性 郑必坚
一 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中国和平发展之路 郑必坚
二 美中关系的未来：冲突并非必选项 亨利·基辛格
三 欧中合作塑造全球变革 格哈德·施罗德
四 世界需要中国 雅克·希拉克
五 向建立全球治理体系迈进 戈登·布朗
六 欧盟与中国：一场必要的对话 费利佩·冈萨雷斯
七 中国与世界的双赢 肖卡特·阿齐兹
八 实现共同繁荣的机遇 罗伯特·佐利克
九 美中两国的合作是必选项 约翰·桑顿
十 “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寻求利益共同体 河野洋平
十一 寻找共同繁荣的道路：印尼视角 优素夫·瓦南迪
十二 从长城到长桥：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尼古拉斯·贝格鲁恩 内森·嘉戴尔斯
十三 通向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 吴建民
十四 致力于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利益共同体” 周文重
十五 破解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关于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 王缉思 仵胜奇
十六 中美共同利益发展的历史进程 黄仁伟
十七 中美“携手共进”：阻力与动力——写于尼克松访华40周年之际 金灿荣 董春岭
十八 发挥全球公司在促进中国和平发展与崛起中的积极作用 王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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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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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中关系的未来：冲突并非必选项
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
2011年1月19日，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之际，胡主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宣告，两国将致力于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美中关系”。双方均对彼此的重大关切做出承诺：“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
此后，两国政府着手将上述目标付诸行动。两国高层展开互访，并将他们在重大战略和经济问题上的交流制度化。两国重启军方接触，打开了一个重要的交流渠道。在非官方层面上，所谓的第二轨道团体也在探索美中两国关系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在加强合作的同时，两国之间的争议也日益凸显。双方国内均有一些重要组织声称美中争霸在所难免，或许已然展开。从这点来看，呼吁美中合作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幼稚。
双方国内都进行了不同但平行的分析，都出现了对彼此的指责。一些美国战略智囊认为，中国的政策追求两项远期目标：一是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力量；二是将亚洲整合成一个排他性的、符合中国经济和外交利益的阵营。在这样的设想中，虽然中国的绝对军事实力不能和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北京有能力在与华盛顿的冲突中对后者构成难以承受的风险，此外中国正在发展军力以抵消美国的传统优势。中国无懈可击的核二次打击能力最终将配以不断丰富的反舰弹道导弹及其在网络空间、太空等新领域的非对称战力。中国可以沿着周边岛链完成主导性的海军部署。有人担心，这一屏障一旦形成，中国的邻国将有可能必须根据中国的喜好调整自己的政策，因为它们都依赖于对华贸易，同时也不确定美国的反应能力究竟如何。这一切可能最终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阵营形成，并由中国主宰西太平洋地区。最近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多多少少反映出了这样的不安，至少是含蓄地点到了。
尚未有中国官员声称这一战略即是中国的真正政策。事实上，他们强调的正好与之相反。然而，中国半官方媒体和研究机构有足够的资料说明，中美关系将走向冲突，而非合作。
与整个“非民主世界”开战的意识形态倾向放大了美国的战略关切。一些人士声称，专制政权有其内在的脆弱性，不得不通过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论调与手段聚拢民心。这一理论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均源于中国的国内结构，而这样的说法在美国左、右阵营中均有拥护者。有人宣称，世界和平将通过民主制度在全球的胜利来实现，而非通过各国对合作的呼吁来实现。例如，政治学家亚伦·弗里德贝格这样写道：“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几乎没有理由惧怕其他民主国家，更不可能与它们擦枪走火。”因此，“剥去温文尔雅的外交掩饰，美国战略的最终目标应是加速推动和平革命，一举扫除中国的一党执政，代之以自由民主”。
在中国方面，与美国相对抗的解读遵循的是截然相反的逻辑。他们将美国视为受挫的超级大国，决意要阻止任何挑战者的崛起，而中国最有可能成为这一挑战者。一些中国人认为，无论中国多么热心地寻求合作，华盛顿的既定目标仍是通过军事部署、条约承诺等方式抑制不断强大的中国，阻止其重新成为历史上的“中央之国”。从这一角度讲，任何与美国的长期合作都不可能成功，因为合作只会服务于美国改变中国的最高目标。有时，中国人认为系统性的敌对行动甚至包含在美国的文化和技术影响中，这些影响力时常被描绘成旨在侵蚀中国国内共识和传统价值的恶意压力。最为强硬的说法是，中国在敌对逆流面前过于被动（比如在南海的领土领海争议上），中国应直面那些主权诉求与之有冲突的邻国，借用战略分析师龙韬的话说就是：“冷静分析，抓住机会，在形势逐渐失控前先下手，……小仗打几下，大仗就可以避免。”
历史并不必然重演
那么寻求合作的美中关系还有什么意义？制定政策实现这样的关系又有什么意义？诚然，在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引发新旧大国之间的冲突。但现在世殊时异了。那些在1914年杀入“一战”的领导人如能预知战后世界，还能否如此义无反顾？当今领导人万不可再心存幻想。核大国之间的大战只会酿成与任何精心确定的目标绝不相称的灾难与动荡。“先发制人”几无可能，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多元民主政治国家。
如果面临挑战，美国将为维护自身安全而采取必要的行动，但它绝不应将对抗作为备选战略。美国将会发现，它遇到的中国这个对手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擅长打持久战，而且崇尚在精神上拖垮对手。在实战中，美中双方均有实力和智慧给对方造成灾难性的破坏。等一切关于冲突的假想都告一段落，所有的假想者都会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届时，他们就会重新面对今天所面临的状况：构建一个双方都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际秩序。
双方在冷战时期为阻止苏联扩张而采取的“遏制”政策已不再适用于当今时势。当时，除军工产业外，苏联经济非常虚弱，不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中国与苏联断交，苏联顾问撤出中国之后，除个别被逼进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之外，几乎没有国家在经济上与莫斯科有太多牵扯。然而，当今的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活跃分子，是其周边国家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如果美中长期对抗，将改变世界经济，导致全球动荡。
中国也会发现，其用于对抗苏联的策略并不适用于对抗美国。只有少数国家（而且其中没有亚洲国家）会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必须被“砍断”的“手”（邓小平对苏联扩张的形象描述）。甚至那些并非美国盟友的国家也希望美国在该地区保持政治存在，并在其近海驻军，以维护它们已经习惯了的世界。印尼某高官对其美国同僚的一番话表达了这些国家的立场：“不要离开我们，但也不要逼我们二选一。”
中国近年的军事发展本身并非惊人之举，若世上第二大经济体及第一大自然资源进口国不将自身经济实力转化成军力的增强，才更加反常。问题在于这样的军力增强是否没有止境，以及增强兵力是出于何种目的。若美国将中国军力的每一点进步都视作敌对行为，那么美国将很快陷入无休止的关于中国隐秘目的的争论之中。但是，从本国的历史出发，中国也应意识到防御型军力与进攻型军力之间的微妙分界，以及军备竞赛失控可能带来的后果。
诚如中国公开宣称的那样，中国领导层有过硬的理由拒绝国内那些采取敌对态度的要求。历史上，中国封建时代的扩张曾由“融合”而非“攻克”实现，还有一种情况是入侵者改投中华文明旗下，然后将其疆土并入中国。靠军事实力主宰亚洲绝非易事。冷战时期，苏联的邻国大都是一些在战争和外国侵占中国力消耗殆尽的弱国，它们的国防依赖的是美国的军事承诺。如今，中国北邻俄罗斯，东邻美国盟友日本和韩国，南接越南和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也相距不远。这样的地缘格局并不适宜军事征服，反而更容易引起被围困的恐惧。上述各国都有悠久的军事传统，如果自身领土或是实施独立政策的能力受到威胁，则可能形成强大的抵御力量。如果中国在外交上实行“大棒政策”，那么所有这些国家，或者至少其中的一些国家将加强合作，让中国再次经历历史噩梦，正如2009~2010年间所发生的那样。
应对新兴中国
中国至少应在中期未来保持克制，另一个原因是它所面临的国内调整。在中国社会中，发达沿海地区与落后西部省份之间的巨大差距令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十分引人注目却又难以推进。文化方面的改变也是挑战的一部分。未来的几十年将首次见证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影响，这必将改变在传统上由大家庭照顾老弱病残者的社会文化模式。当四位祖父母争着得到一个孩子的关注、对满堂儿孙的殷殷期许只能寄托于独苗单传时，一副家长望子成龙、对孩子的期待大到可能无法实现的景象或将浮现。
所有这些事态使中国2012年换届挑战更为复杂，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绝大多数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职位及数千个重要的国家级和省部级职位进行了交接班。新领导层中的大部分人是过去150年来出生于和平年代且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第一代中国人。他们面对的主要挑战将是：应对因经济情况变化而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前所未有而快速发展的通信技术、疲弱的全球经济、数亿从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口。由此形成的政府模式很有可能是现代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对这种结合的探索将呈现出中国变革的流动画卷。
中国社会与政治的转型必将在美国引燃兴趣与希望。美国直接出手干预既不明智，也不会奏效。美国将会，也应继续在人权与一些个案上阐明自己的观点。其一举一动将彰显自身对民主原则的推崇。但是，有组织地借用外交压力及经济制裁来改变中国的制度很有可能事与愿违，并陷美国本想支持的自由人士于孤立的境地。在中国国内，大多数中国人将透过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这样的举动，让人想起早前中国经受外国干预的岁月。
然而，当今局势并非要求抛弃美国价值，而是应该将可实现的目标和绝对的目标加以区分。美中关系不应被理解为一场零和博弈，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之崛起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战略性失败。
对合作道路的选择挑战了双方对彼此的成见。中国在国土面积、自信程度、经济成就和国际影响力上都与美国相当，但文化和政治体系却和美国迥异。美国历史上还鲜有同这样的国家和谐共处的先例。中国历史上也难以找出应对这样的大国的先例。而美国将在亚洲长期存在，其尊崇的普世理念与中国的理念迥异，还与中国的一些邻国是盟友。在美国之前，所有试图获得大国地位的国家都曾与中国的邻国结盟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
制定战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坚持用优势的资源和物质条件来击败潜在对手，然而这在现代社会中几乎行不通。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对方的继续存在将难以避免地成为一个长期的现实。两国都不会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对方身上——长久以来，也没有大国会这么做——它们会继续追求各自的利益，有时还会牺牲对方的利益。但是，两国都有责任考虑到对方的关切，并且充分认识到它们的言辞确实能像实际政策那样使对方产生怀疑。
中国最大的战略关切是某个或几个外部力量在中国周边地区进行军事部署，有能力侵犯其领土或干预其国内制度。以往，当中国认为自身受到这种威胁时，就会开战，而不想冒险承担外部势力集结所带来的后果，例如1950年参与朝鲜战争、1962年与印度开战、1969年与苏联在北部边境开战、1979年与越南开战。
美国担心被一个排他的集团排挤出亚洲，这种担忧有时只是间接地表达出来。为了防止这种后果，美国与德国、日本进行了一次世界大战。出于同样的目的，无论美国由哪个政党执政，都对苏联实行了最有力的冷战外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事件中，针对一个明显存在的霸权威胁，两国进行了大量合作。
其他的亚洲国家会出于其自身的原因，坚持发展自身实力，而不会加入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它们不愿意回到一个复活的从属秩序中，也不会成为美国遏制政策或是改变中国国内制度的计划的一部分。它们希望和中国、美国都保持良好关系，并抵制任何要求它们站队的压力。
对霸权的担忧和对军事包围的恐惧可以解除吗？是否可以找到一个空间，使双方不必实行军事化的战略，就能实现各自的最终目标？对于具有全球竞争力，但目标各异，有时甚至部分矛盾的大国来说，发生冲突与放弃争夺之间的回旋余地有多大？
中国会对周边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这一事实渗透在中国的地理概念、价值观和历史之中。然而这种影响的范围取决于环境和政策决策。这就决定了对影响力的必然追求是否会转变为抵消或排斥其他独立的力量来源。
近两代人以来，美国的战略依靠的是地面部队进行本地区域防御——主要是为了避免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近几十年来，国会和公众舆论却使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终结了这方面的努力；现在，出于预算上的考虑，又进一步限制了这种做法的范围。美国的战略从领土防卫变成了以无法接受的惩罚来威胁潜在的挑衅者。这需要军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快速干预，而不是建立包围中国边界的军事基地。美国不应该把有限预算基础上的国防政策和无限意识形态目的上的外交结合起来。
正如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影响力会引发他国被控制的担忧，美国对于传统国家利益的追求也会被看作一种军事包围。双方都应该认识到某些微妙差别，这种差别会使表面上看起来传统而合理的做法引发对方最深切的担忧。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定义一个范围，在此范围中限定和平竞争。如果能巧妙处理这个问题，双方就可以避免军事对峙和控制；否则，就难以避免紧张局势的加剧。外交的任务就是寻找这个空间，如果可能还要扩大这个空间，并防止两国关系被战术上和国内的需要压倒。
共同体还是冲突
当前的世界秩序很大程度上是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建立的，所以中国有时会感到并不需要像其他国家那样遵守世界规则。当中国认为某种秩序不符合自己的喜好时，就会进行另一种安排，比如与巴西、日本和其他国家建立单独的货币渠道。如果这种方式变成惯例并且延伸到其他活动领域，那么就会发展出不同的世界秩序。缺乏共同目标和一致认同的克制规则，制度性的竞争可能会加剧，其程度将超出竞争参与者的估计和本意。在如今这个进攻力量和侵入技术大幅提高的时代，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可能是难以挽回的。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如此国际化，又受到两国国内和两国之间的各种压力困扰，单靠危机处理已难以为继，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并希望两国至少可以在某些广受关注的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目标。但是，如果任何一方认为这个计划主要是击败或破坏对方的一种更有效的形式，建立这个共同体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中国和美国都不可能不注意到对方对自己发出了系统性的挑战，一旦发现这种挑战，它们都会进行抵抗。两国都需要致力于真诚合作，寻找一种方式把自身的目标传达给对方和世界，并与之形成关联。
在这个方面，两国已经采取了一些实验性的行动。比如，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共同发起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是一个连接美洲和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安排是走向太平洋共同体的一步，因为它可以在共同推进的项目中减少世界上最富有生产力、最有活力、资源最丰富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并连接大洋两岸。
奥巴马已经邀请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是，正如美国的简短声明和评论人士所说，加入该协议的条件有时似乎要求中国对国内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说，该协议可能会被中国认为是孤立它的一种战略。从中国方面来看，它也会提议进行另一种安排。中国已经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协商了一个贸易协定，并向日本和韩国提议了一个东北亚贸易协定。
对于各方来说，重要的国内政治考量也不容忽视。如果中国和美国把各自建立贸易协定的努力当作孤立战略的一部分，那么亚太地区就会陷入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当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中国满足了美国的诉求，按照最近一次五年规划的要求，把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上述问题将极具挑战性。这样的趋势不利于美国继续担当中国的出口市场，即使美国鼓励其他亚洲国家与中国建立更多贸易联系。
北京和华盛顿都需要做出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两国究竟是要走上一条真诚合作的轨道，还是要进入又一轮历史性国际斗争。两国都声称要建立共同体，甚至还为此确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高级别论坛，并一年召开两次会议。在一些现实问题上，这一论坛颇见成效。但要实现建立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这一最终目标，该论坛依然任重道远。如果在经济领域中未能形成国际秩序，那么在诸如领土和安全问题等带有更多感情色彩和拥有更少赢家的领域，阻碍因素或将更加变得难以逾越。
言论的风险
在两国往积极方面努力的同时，双方都要认识到表达看法和估测的言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美国领导人偶尔会对中国展开猛烈抨击，包括采取敌对政策的具体提议。甚至当政客们的最终目的是采用一个温和政策的时候，也许尤其是在这种时候，这样的情况也会发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具体的某个指责，因为这些都可以就事论事，关键在于美国政客对中国政策的基本动机的攻击，比如宣布中国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被攻击的对象必然会问，这些要求采取敌对立场的国内力量，是否最终也会要求采取敌对行动。同样，中国方面的威胁性言论，包括那些半官方媒体上的言论，也有可能会转化为他们所说的行动，无论国内的压力或催生这些言论的意图是什么。
在美国国内的辩论中，两党都经常把中国描述成一个需要变得“成熟”，并学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履行责任的“崛起中的大国”。而中国并不把自己看成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而是一个回归中的大国。中国认为自己已经在该地区辉煌了两千年，只是暂时被殖民统治者借用其国内的争斗和腐败而取而代之。在中国看来，强大的中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事务上影响着世界，对世界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反常的挑战，而是让一切重回正轨。美国人不需要完全同意中国方面的分析，凭借常理也能理解，告诉一个千年古国要“长大”并且“负责任”是多么刺耳和没有必要。
在中国方面，政府和民间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宣言在中外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百年耻辱之后，中国近年来在重塑国家使命感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中国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但几乎没有其他亚洲国家想要回到对中国这个宗主国俯首称臣的时代。作为刚刚经历反殖民斗争的国家，大多数亚洲国家在面对外部强国时都极其敏感，想要保持国家的独立地位和行动自由，无论外强来自西方还是亚洲。上述亚洲国家寻求参与到尽可能多的经济、政治活动的交叉领域中来；它们请美国在该地区发挥作用，但是希望美国能够平衡该地区的力量对比，而非欢迎远征军和对抗。
相比其自身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崛起更多的是美国竞争地位下降的结果。导致美国竞争地位下降的原因包括：基础设施陈旧、对研发关注不足，以及明显不畅的行政流程。美国应该做的是拿出创造力和决心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指责一个假想敌。美国必须注意，不要重蹈以往对华政策的覆辙。过去的对抗政策一开始都有雄心勃勃的目标，都能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但结果往往是美国挣扎着挣脱对抗的泥潭，促使它对之前宣布的目标做出或多或少的背叛。
中国一向忍耐力很强，事实也证明，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能够改变中国是世界大国、主要经济体和强大文明的事实，在这方面中国吃了定心丸。美国人应该知道，即便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美国并驾齐驱的时候，这些财富也要分配给4倍于美国的人口，而且中国人口面临着老龄化问题，以及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而来的复杂转变。很有可能，中国拥有的大量能源仍将被用于满足内需。
双方都应开放思想，将彼此的行为看作国际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要因此而神经紧绷。只要双方都能够保持独立并根据情况调整自己的行为，那么虽然双方的碰撞难以避免，但这并不等同于双方应当有意识地遏制和主导对方。两国不一定能超越传统的大国角力的模式，但双方都应该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给自己，也给世界一个交代。
五
向建立全球治理体系迈进
英国前首相 戈登·布朗
2009年我参加《华尔街日报》纽约会议的时候，有人问我在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我没有人云亦云地重复美国民众往往会说的“因为现在是全球经济，蠢货”。我说的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共同解决。”而现在我要进一步指出：在未来数十年，国际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在面临巨大的全球性问题之时，我们能否搭建起足够大的国际性合作平台。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国际合作的核心问题将不再仅仅是美欧将如何适应新的世界，而同时也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将如何看待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正如我下文将要指出的，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不尽如人意。但我要指出，我们不能再把这种形式的合作简单看成可有可无的备选项了，也不能把它看成旁枝末节——相反，国际合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现代国家的必然需要。虽然近年来国际合作乏善可陈，但我认为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改变，进行体制改革，制定特殊的经济政策，这些举措不仅能够推动合作，而且还能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繁荣和可持续的世界。
背景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演说中，用最易懂的方式解释了国际合作。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残忍和艰难面前，我们不仅仅是命运的囚徒。我们的行动很重要，它能将历史的车轮摆向正义的方向。”正如我们所见，双边甚至地区性的行动已经不足以阻止核扩散，不足以面对恐怖主义挑战，不足以给剧变的中东地区带来希望，也不足以应对从流行病到信息安全的一系列全球性威胁。但在本文中，我想集中讨论五个当代重大经济社会挑战方面的全球合作问题：金融稳定、气候变化、全球增长、开放贸易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这些问题都是国际性的，都需要全球协协调全球金融的失败调行动；它们也都是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国际社会本该在这些问题上采取行动，但却效率低下。
当今世界的相互依存性是前所未有的，这点无须赘言。任何一个地区的金融体系一旦崩溃，其影响都将波及所有地区的稳定。一个国家的核灾难将波及每个国家，日本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虽然希腊经济只是世界经济的一小部分，但在这样一个小国发生的债务危机却可以影响整个世界的信心。一个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扰乱整个国际贸易。我们15亿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同胞每天所经历的，是疏离、不满和各大洲面临的潜在内乱。
在西方国家工业革命早期，各国已经发现区域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区域解决。因此，在19世纪和20世纪，欧美便设立了国家机制，与区域机制一道，建设基础设施，维护金融稳定，开展社会保护。随后，各国发现它们的国内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本国的力量解决。因此，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我们尝试着建立国际机制，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即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跨越国家界限，帮助各国解决其国内问题。这些跨国干预措施还涵盖本文的主题——经济领域，诸如平衡国际收支和解决银行危机等，这些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单一国家解决，而需要国际社会的干预。
但在21世纪的前10年，我们很明显地看到，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已然不仅是单一国家所面临的国内问题：我们不但需要通过国际行动解决国内问题，还要认识到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即现在出现了许多“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协调行动加以解决，需要国际社会所有的重要角色参与其中，而不是仅限于一些国家。
但我不是要将论述的前提设置成，我们面临的所有经济问题都要按照全球规则、全球制度或全球标准来解决：在每个问题上，我们合作之前都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是否需要国际互助才能解决。有些问题是纯粹的国内问题，比如教育或公路建设，这些问题往往不涉及进出口，对外影响不大，在这些问题上各国往往能够决定本国的出路。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确定一些纯属国际公共品的问题，如气候变化，因为全球只有一个气候体系。因此，无论一个国家想要做什么，其政策所产生的结果都会受到别国情况的影响，也正因此，我们才有必要建设全球协调的政策机制。弗里登、佩蒂斯、罗德里克和塞迪略指出，还有一组“中间”案例——“以邻为壑”政策（比如关税和经常账户赤字可能需要跨界监管）以及“以己为壑”政策（“关于透明度、代表性、责任感的规则和科学证据或经济证据的运用”）。
气候变化问题被认为是涉及国际公共品的绝佳案例，若不存在一个条约，或者至少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协定，那么任何小国都可能放弃自己的理性战略，而搭乘别国政策的顺风车。这样的情况在其他领域也可能出现，如贸易、宏观政策、金融稳定以及全球不平等问题的某些方面。当然，一些作者，如日内瓦国际经济学家查尔斯·维普洛斯就指出，即便存在全球公共品，也不存在干预的基本理由。他说，干预行动只有在这三种情况下才顺理成章：第一，存在非金钱的外部因素；第二，发现了确定的（以及特定的个案）失败；第三，市场效率低下，无法克服溢出效应。
我想说的是，各国相互依存的基本事实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道理：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危及其他国家的政策，甚至当这些政策的代价主要需由本国承担的时候，比如通过农业补贴设立贸易壁垒或不良的金融监管，仍有可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国运和财富。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到平衡了：在能够进行国际合作的领域，需要一些国家将其国家权力从国内领导层中让渡出来，而相比于国家主权的缺失，这些权力让渡政策所带来的利益是否是正当的？但当我们面对这一问题时，需要树立协调全球政策的基本共识，而不限于贸易和基本标准，如国际劳工组织的长期工作问题，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亦是如此。
亨利·基辛格有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直到21世纪，世界才需要一个真正的全球体系。他指出，之前的时代，比如英帝国时代，并没有诞生全球治理体系，而只是出现了相互竞争的联盟。现在，他认为简单复制过去那种地区集团和联盟竞争的模式将是“危险的”，而“相反，我们最好的机会来自于全球协调机制的建立……”事实上，亨利·基辛格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我们现在并非纸上谈兵，我们所处的是从一个体系到另一个体系的转变时期，这样的转变或将再持续30年，而“主要的协调机制就是二十国集团”。在二十国集团机制中，每个国家都可以将自己的目标融入全球性的整合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经济增长的零和博弈”。
从被广泛讨论的当前五个国际经济挑战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虽然国际社会已经就建立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机制做出多项承诺，但如今欧洲、美国、瑞士和其他金融中心的金融体系各行其是，在金融标准上冒着竞次的风险。从2009年底开始，国际社会已经不愿达成一份新的全球性气候变化协议了。正如我所指出的，在欧元区经济危机的恶劣影响下，国际社会已经无法就如何拯救停滞不前的世界经济达成共识。新一轮的世界贸易回合谈判已经宣告破产，很可能导致40年贸易谈判以来第一次出现世界贸易一单未签的情况。虽然全球所有的领导人和国际机构都签署了消除贫困的千年发展目标，包括实现覆盖所有儿童的教育、大幅降低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实现两性平等和清洁水全覆盖等，但是这些目标大多都将无法实现。事实上，正当我们离2015年末这一期限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实现目标的动力却没有了。
协调全球金融的失败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首先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形势。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产出减少达4万亿美元，约2
800万人失去工作，许多国家债台高筑，赤字严重（许多国家、企业和个人并没有直接引发此次危机，却为危机付出了惨重代价）。大多数人也许会认为，在我们经历这样一场危机之际，协调国际金融已经刻不容缓，事实上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正如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马克·卡尼所说：“为了重建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心，我们必须让这个体系真正实现全球化，而方法之一就是重新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各国政府应该停止幻想金融市场能够自我调整和自我稳定，金融政策的制定不能再集中于国家层面了。鉴于全球金融的现实状况，各家自扫门前雪是不够的，除非我们都将自己与世隔绝——而一旦我们都互不沟通，我们最终将会变得更加贫穷。一个开放、有弹性的全球金融体系在全球经济转变当中将起到核心的作用。为建立这一体系，金融领域必须进行改革。”
那么各位领导人签署的改革议程进展如何呢？在2009年4月的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随后在2009年9月的匹兹堡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原则上同意在银行资本和流动性以及基本杠杆率上实施共同的国际标准。当然，领导人们也同意，损失将首先由所有的主要金融中心、债券持有人、股东和管理层来承担，而非纳税人承担。同时，由二十国集团重建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承诺成立纾困机构，制定《银行业救助及复苏计划》（预计2013年完成），并达成跨国合作协议。但在金融稳定委员会致力于加强金融协调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达成协议，解决影子银行的监管、证券化的条件、如何管理货币市场基金、如何处理被监管的银行部门和影子银行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管理变革还没有在国际层面达成一致，我们也没有实行切实措施，在全球范围内跟踪风险。但为了防范和降低未来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各国国内管理者和国际机制应当收集数据，衡量并监测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虽然二十国集团“数据鸿沟”项目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建立一个全球金融报告体系，监测国际资金的流动和储备，并且该项目已经开始实施，但还未见成效。由于卡尼先生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联合“预警”小组正在组建，该小组将为可能发生的经济和金融失衡提出明确的建议。但是若要将全世界的数据收集起来，并采取美国金融报告项目“金融研究办公室”（由《多德·弗兰克法案》设立）和欧洲的类似机制那样的工作模式，还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全球数据存储报告中心”。
当然，资产价格和信用的不断调整是金融体系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但当金融领域动荡较大和资产价格过分摇摆的时候，我们就有必要采取干预措施。为抑制金融体系中的过剩现象，我们需要针对关键资产价格，确定对非过剩价值进行定期监控的“指导性范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联合预警机制将和各国管理者一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协调员的角色。但我们还没有设立针对脆弱国家的压力测试机制，或是政策审核机制，而这正是新措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还需对多边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压力测试，同时还需测试重要国际体系和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独立评估办公室要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该角色类似于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一个组织，还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建议提供关于金融形势的总体看法。正如卡尼先生所说：“国际金融体系如重新以国家为单位分割开，将降低系统弹性，削弱推动投资和增长的融资能力。”
协调全球抗击气候变化行动的失败
我们已经指出，由于整个世界共有一个气候系统，因此气候变化是最纯粹的全球公共品。无论一个国家追求何种目标，其政策实施结果都会受到他国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禁止或限制一些气体的排放，对它来说也许没有什么直接的国内利益。但事实上，所有的国家都将从成功的干预措施中受益，没有国家会独享采取措施所带来的好处。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各方无法达成任何协议。事实上，各国在四个重大领域达成了共识，它们是：制订国家降低碳排放计划、提高工作透明度、尽快帮助贫困国家适应和减少气候变化的危害、制定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转移资源的长效机制。但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们无法达成一项协议，甚至是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以稳定可再生产业，并顺应其迫切需求，鼓励对其未来进行投资。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我们在南非德班召开的大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达成了一份关于透明度标准的协议。随后在墨西哥的坎昆，我们制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标准。但事实是，我们在达成一个关于未来的整体性框架上依然举步维艰。众所周知，“德班平台”承诺在2015年完成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气候变化协议，并从2020年起生效。但这一计划现在看来似乎不太可能实现。事实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的第一次气候会议中，富裕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更加无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弱国形成了三个阵营，在会议举办地德国波恩展开了激烈交锋，与会国指责美国、中国、印度和石油出口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不情愿联盟”。
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将为贫困国家提供1
0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它们实现“绿色”经济并减缓气候变化。在2009~2012年间，它们每年提供1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但在2012年12月，该协议就到期了，而尚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对今后的援助行动做出表示。“在援助最为贫穷和脆弱的国家应对越发严重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上，我们依然止步不前。”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主任西林·查尔韦利亚特说。而正当我们的努力失败时，国际能源机构报告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协调增长战略的失败
2009年，各国领导人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增长战略。在“二十国集团全球行动计划”中，二十国集团成员国承诺协调财政、货币、贸易和结构性政策，并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互评程序作为其工具。根据匹兹堡会议中通过的“二十国集团全球行动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对各经济体和世界经济整体的增长和就业潜力做出年度评估。随后，这一评估会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商讨如何实现更快增长的基础。接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准备一份年度报告，报告中附有对每届二十国集团年会的建议。近年在韩国、法国和墨西哥举办的峰会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峰会呈递了内容翔实的报告。在第一份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论证，通过全球协调，全球增长率可以提高3%，增加2
500~5 000万个就业岗位，使9
000万人脱贫。但采取全球协调行动的协商进程一直没有启动。在提交给2010年墨西哥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一份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其预想的通过全球协调实现更高全球增长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事实上，世界的经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09~2010年度的悲观预测一致，增长3%，低于预期，并且有2
500万~5 000万人失业。
各国非但没有对增长议程展开广泛讨论，还因为“货币战争”而使增长进程迅速停滞。众所周知，由于韩国领导人无法就充分增长条约与其他与会者达成一致，他们在2010年的峰会上准备采用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其思想就是贸易顺差和逆差必须有一个限度，大概在4%左右，这样便能明显限制中国的顺差和美国的逆差。这一提议成为众多私下交谈的话题。当美国将提议公开化之后，中国从所有可能的方案中退出了。结果无论是在增长提议还是在限制顺差或逆差的提议上，都没有达成协议。最近，主要经济大国的争论已经再次集中到了汇率问题上，结果，本来已被认可的全球行动化为泡影。当然，如果评估程序要起作用，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对增长潜力做出更多深度评估，并通过这些评估与世界银行、地区性发展银行以及有关国家合作，但这一进程需要最高层面的政治承诺。
我们集体性协调失败的结果就是：全球增长低于预期；失业率大幅提高，失业人口超过2亿人，其中年轻失业人口已达8
000万，并且毫无下降趋势；势在必行的全球性项目纷纷夭折，如旨在调动私人存款以推动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等。
如果到目前为止都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阻碍未来行动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危机结束后，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要求甚至更加强烈。弗里登、佩蒂斯、罗德里克和塞迪略在关于未来全球宏观经济协调的范围和局限的报告中说：“我们预测，未来10年左右最重要的事务可能将集中在全球宏观经济问题上。”他们说：“在未来的20年内，国家间可能会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产生重大冲突，更高水平的政府间合作将非常重要……由于放任自流，世界的主要经济中心将走上宏观经济政策冲突的道路。”正如他们指出的，发生货币战争的可能性加大了。他们认为，现在的全球合作应该围绕最大的问题展开，即整体经济政策，而不是诸如贸易这样的次要问题。宏观政策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了，因为人们将会认识到“跨国溢出效应”源于货币和财政政策，正是这些政策造成了别国的政治紧张和政府间的冲突。全球性经常项目失衡有可能持续或是再次出现，而这正是危机的重要推手……在可预见的将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迥异或将成为全球经济问题的核心。为此，如果主要国家想展示自己的勇气，它们最好关注那些迫切需要合作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很可能“二十国集团国家无论有什么转变能力，都应当致力于提高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我们可以预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方面的冲突将会恶化，还可以预见到延续10年并导致大萧条的全球失衡将会再现并持续。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前所未有的集体行动……我们认为加强经济政策合作有重大而合理的原因，也有可能付诸实践……在主要国家中，合作方针获得支持的机会真实存在。他们指出，二十国集团具有达成共识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这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二十国集团可以在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的情况下，为恢复全球增长和稳定做出最大的贡献……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进行一次重大协调。
维护世界贸易协定的失败
贸易谈判的失败现在已被记入史册。一些人也许会说，各国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上达成一致意见，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每一轮成功的贸易谈判都是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达成的。第一轮贸易谈判的背景是，分裂的欧洲需要进入世界经济当中。当1973年东京贸易回合谈判开始的时候，人们面对的也是一个新世界，当时石油危机结束，固定汇率体系崩溃，日本崛起。
乌拉圭回合谈判试图让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遵守与工业化国家类似的规则，旨在改进过去那种双重标准的方式。随后，中国、东欧国家和诸如越南等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当这些以农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对国际贸易实行开放的时候，世界再次改变了。所以对于世界的每一个节点来说，贸易回合谈判都需要将利益不同的各国聚拢在一起。如今，世界正经历着又一次改变。当前，亚洲区域内贸易量是欧洲的13，但在2030年之前，亚洲将超过欧洲。中国如今的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的比重还不到5%，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会达到15%，印度的份额也将从不到2%提高到5%，而美国的份额将从现在的11%下降到7%，德国将从7%下降到低于4%。虽然包括金融服务和农业在内的服务行业扩大市场开放这一问题是如今停滞的回合中的一个议题，但制造业（或称非农业市场准入）也至关重要。如今，中国制造的商品占日本进口的35%，占欧盟进口的约30%，占美国进口的份额略高于25%。而2011年，巴西向世贸组织提议，要求对来自汇率低估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实行保护主义措施。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努力的失败
2000年，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和所有主要国际机构都同意，在2015年之前让所有孩子有学上，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婴儿死亡率降低23，将产妇死亡率降低34，并将所有大洲的贫困人口减半。他们承诺在2005年实现两性平等。然而这些大胆而高尚的目标没有一个得以实现。由于中国取得了让4亿人口脱贫的历史性成功，我们将会看到全球范围内的赤贫人口（即每日生活费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口）减半，但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贫困人口事实上却比1990年有增无减。现在仍然有6
000万儿童失学。虽然产妇死亡数量从50万降到了30万，但我们与当初设定的目标还相去甚远，而我们在婴儿死亡率上的目标也无法在2015年之前实现。两性平等依然遥遥无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通向成功之路的起点是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但增长从未足够强劲和普及，还在2008年遭受了经济危机的打击。除此之外，非洲每年得到的援助比我们承诺做出的要少200亿美元。如果这次我们无法如数兑现承诺，那么下次我们设定目标的时候就很难让发展中国家相信我们的好意。
中国的回答所以在必须实现政策协调的五个中心领域，国际社会并没有使出足够的力量向前推动；而近期，在一些重要方面反而出现了倒退。弗里登、佩蒂斯、罗德里克、塞迪略以及其他人士的观点是：“国际经济合作的进程中至少有四个主要的障碍。第一个障碍是提供任何全球性公共品本身的难度，以及在分析超国家经济治理是否合适的过程中必须涉及的其他规范考量……第二个障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危机之后面临着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挑战，这些挑战让各国政府内忧重重，无法在政治上分出精力，履行新的国际承诺。阻止国际合作扩大的第三个障碍是主要经济体目标之间的分歧巨大且越发严重，尤其是当这些主要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时，它们的环境和喜好与西欧和北美国家之间存在巨大不同。实施新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的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障碍，就是过去10年积累下来的令人失望的合作记录……乐观的预测往往都变成了空谈。”
现在我要问，我们能做什么？
中国的回答
各国如何回答？郑必坚先生的著作非常有意思，这位中共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指出，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利益汇合点”。在之前关于中国“和平崛起”观点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和深化与别国的利益汇合点。随着利益汇合点的积累，各国的共同利益便有了坚实的基础”。那些“利益汇合点”将推动21世纪的全球公共福祉。他说：“应该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其中包括‘对话磋商和协调’。”这意味着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现在我们需要“扩大和深化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并推动“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建立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但正如郑必坚先生所指出的，当前的挑战是，在没有一个主导力量或一套利益体系推动的情况下，全球治理是否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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