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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这部最新结集的作品中，张郎郎以臻入化境、富有暗示性的文字，书写了他那一代中国人的残酷青春。我们会发现，《大雅宝旧事》里作为伏线的“大人”们的命运，如今成了他们自己的命运。因为他曾感受过最深刻的绝望，也因为他曾感受过人性最真挚的温暖，所以，不仅张郎郎的故事与众不同，他讲述故事的语调也是耐人寻味。
当年张郎郎和他的朋友们对于一种“新”的文学的可能性的探索，几乎从整个当代文学史中消失，甚至有人曾失去性命。这就是《“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有个后来大放光彩的名字——诗人食指（郭路生）。因为“太阳纵队”，也就有了《宁静的地平线》和《迷人的流亡》，作者以黑色幽默的笔触亲述坎坷人生，从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学传奇到死牢挣扎，从死里逃生到远走天涯，让人读来不胜唏嘘。
而《月洞门》、《金豆儿》诸篇，或描写美好事物被践踏，无辜者殒命，或写不可测的命运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其批判性与审美价值均远胜当年的伤痕文学。孙维世与关露，两位真诚的革命者，是张郎郎父母的同辈或朋友，她们和张郎郎的父母一样，在新中国的政治运动中经受命运的播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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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郎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生于延安，一九六八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中学时即开始诗歌创作，一九六二年底与友人成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一九六八年六月被捕，一九七八年元旦前夕释放。
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之后曾任《中国国际贸易》杂志编辑、《国际新技术》杂志总经理、《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华润集团中国广告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曾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康乃尔大学东亚系驻校作家，同时在语言学系教授汉语；海德堡大学汉学系驻校作家，同时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后又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著有《从故乡到天涯》、《大雅宝旧事》、《宁静的地平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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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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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月洞门
晓红
琴声
孙维世的故事
关露及其他
王庄
家书
金豆儿
“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
宁静的地平线
迷人的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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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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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洞门
十六岁那会儿，想学太极。
人们都笑了，说：玩假稳呀。随便说，我还是学，想：太极修身养性，练好了，一通百通。嗯，就颠颠儿地去景山公园。见天如每。千年暗绿，虬结古柏下，片片晨雾像蚊帐扯来扯去。我们忽而白鹤亮翅，忽而野马分鬃，气息渐顺，觉着天灵盖快会喘气了。
我问：“师傅，快了吧？”她说：“早着呢。”笑笑，又说：“一别性急，二别叫我师傅，难听。”
本想再说两句，看她那么认真地云手，就静静瞧着。尽管远方没人箫吹春江花月夜，看她凝重的风云流动，步步韵律，我心想：太极多咱才能练到这份儿上。
“超华，”刘老师脑瓜锃亮，黑洒鞋，白小褂，密门紧扣，嗽嗽嗓子：“这哪儿是打拳呢，纯粹跳舞，快不如这孩子了。”说着使下巴指指我，转身四方步，蹬蹬向别处走去。
她做个鬼脸，笑了：“瞧，师傅怎么说？”拿白手绢轻轻拍拍脸，说：“走人。”出了景山东门，沿着大红墙根儿往筒子河边慢慢溜达。她一路连哼带唱，蜻蜓点水：
“一道黑，那个两道黑，三四五六七道黑……”我慢慢跟着。按我们学校的传统，该叫她大姐姐。本来么，她已经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了。她不让，让我叫她名字。在我们这伙中学土匪眼里，她是双重的崇拜对象，又是艺术家，又是美女。
其实，她并不是流行的漂亮 ,只是精彩。浑身是戏，浑身灵气。伶牙俐齿，思路敏锐，话不饶人。这辰子正修着民间曲艺课呢
,满口鼓词，穿着紧身黑毛衣，头发扎成一束马尾，干净利索。
“呀！瞧这孩子，好看死了！”她嚷。一个傻乎乎的孩子，糊了一脸鼻涕泥，看得我两眼发直。“这类孩子，可人疼……谁不知是哪一家的大掌柜的吧？”话音未落，自己笑得捶胸顿足岔气。最烦别人说她好看，可还好说别人。一天，看照片，指着她俩妹妹，说：我成歪瓜烂枣了。
“怎样？出落得特别漂亮吧？一比，”我笨嘴拙舌：“她们有她们的漂亮，你有你的。别自卑……”简直不知所云。“废话！”狠狠瞪我一眼，“哪跟哪儿啊？再胡说不带你玩了……象牙的烟袋乌木的杆儿，掐头去尾是一道黑……”吓得我不敢吱声。
其实她小妹我见过——欧阳永华，在我们学校就打眼得出名。身条修长，匀实。冬天好戴着大白口罩，光露着两只浓眼，就能气死明星。脖子跟天鹅一样，洁白而高抬。两眼永远朝前，和男生不过细言，高不可攀。
一天，我还露个大怯。下午跟超华去瞧大夫，那是梅花针祖师爷孙惠卿的闺女。她说：“孙大夫忒灵，有病治病，没病健身。让她也给你敲两下。”
一进候诊室，阳光耀眼。超华说：“这是我妹妹蜀华，这是郎郎。”蜀华微微一笑：“我见过他，还介绍什么。”她嗓音沉稳，两眼温和地直视你。我张口结舌，说：“是挺面熟，好像见过……”超华一笑横断：“嘿，玩《红楼》啊
?”我愣那儿了。蜀华腾地脸红了，缓缓地说：“人家没看过那书，别乱说。”
超华爽朗大笑，问我：“看过《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吗？”“没有……”“回去好好看看，再说话。别闪着。”
我整个莫名其妙。蜀华说话至少比她姐慢三拍，笑笑说：“别当真，我们姐妹好胡说八道……”
“是你自己胡说八道，”超华利索抢断，“郎郎，走……二姐姐打鬓又描眉，左照右照是两道黑……”
回到家，翻《红楼》，恍然大悟，敢情。
来回转腰子，蝎里虎子喝烟袋油，坐不是，站不是。几天不敢去她家。这超华哪儿哪儿都抓哏，急不得恼不得。
她突然来电话，命令式现在进行时：
“立刻来，有苏联回来的朋友。”
那是东四头条，文化部后身有三个小院，北京罕见的小洋楼。第一家是茅盾先生，第三家是钱俊瑞先生，超华她们家在中间。我想，她说的“朋友”准是原本借住在钱家的刘振惠，他从列宁格勒回来一掠而过，山呼海啸然后就泥牛入海了。没准他从老家回来了……
兴冲冲走进小院，春光普照。
蜀华，红毛衣，靠在竹躺椅边，看大厚书。永华，白毛衣，刚洗了头，慢慢拢呢。超华，还是黑毛衣，斜靠在月洞门边。粉皮墙，灰瓦檐，一丛金迎春花，斜刺里扑出。屋里谁在弹钢琴。没法喘气。
虽说我来前擦了把脸，可刚在三尺浮土胡同里，踢了场球。这会儿后脊梁的粘汗又冷又硬，盘球熟练的双足，此时只会挪横步。
她们家的人，把我震晕了。她们家的景，照样震，赛过电影。我们是在胡同里弹球、逮老儿、拍洋画的土匪，这会儿离了眼、散了魂，六神无主。
超华一蹦一跳过来：“嘿，我哥回来了。永华，带他去听听哥带回来的新唱片……粉皮墙上写川字，上看下看是三道黑……”还黑呢，我都两眼发黑了。她是一道黑闪。
小妹一摆头，我像让她拍了花子，走哪儿跟哪儿。那厚重的木楼梯，那清雅的阁楼，真是个“带阁楼的房子”，我仿佛直接走进了电影。
她放上一张《天鹅湖》，好像那是她们家的湖，不时自言自语似的轻声说：
“白天鹅出来了……这是黑天鹅……这是王子……”这时候，你说你自己就是那位公主，我也信。没什么新鲜。音乐和空气混成一锅粥，洒落的花瓣是锅里的葱花，点点全是清香。那天，那地，那曲，有点儿超自然，反正不像北京，不像我们活的这块地儿，不是我们的日子口。
转眼间，天寒地冻。上边说了，超华她爸得批判批判。一个黑白电影——《北国江南》，不够歌功颂德的五彩缤纷，太没色彩了。接着又说，得批判批判我爸的画，太有色彩了。
一天，在隆福寺，有人叫我。回头，是永华。她一身军装，好像刚从战场归来，两颊消瘦，浑身硝烟。相顾无言。她吐了口气，说：“那天，在北工大批斗你爸，你陪斗。我在下边……挨打了么？”
“没事儿，就几下。你爸呢？”
“没回家。” “超华呢？”
“进了精神病院……”
如声炸雷，她绝不是那种人，那不是她，怎么会是她？这不像北京，不像我们活惯了的这块地儿，不是我们见天如每的日子口……一道黑，两道黑，三四五六七道黑。满天满地全是黑。
一晃十年。出狱后，还是春天，去那曾经仙境的小院儿。小院儿只是在，什么都改。住成了陌生的奇形怪状，又钉上补丁般的烂木板。人们看我还在瞎问，都笑了，说：
“超华死了多年了，遗体都没让家属见……你真是两眼漆黑。”
是么？真让人恍惚。
那月洞门不是还在么。
哦，那是黑洞。
“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节选）
十一
那时候，我哥哥正在“哈军工”上学，他在党内还是个干部。戴晴开玩笑说，他是我们上级。他们暑假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玩。他们听说我爱朗诵，晚上在颐和园
长廊，我先朗诵老马的，然后朗诵艾吕雅的《自由》、《贝里》……他们大为惊奇，可能我们接触的文学不是他们熟悉的，而是另类。戴晴当时也喜欢文学，正在熟
读《红楼梦》。那是，我们的趣味是有些差别，似乎我们那伙人太“现代”了。我估计那会儿，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位法国诗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关心与
宽厚，使我感动。但我并没有给他们念我那些“不合时宜的”怪诗，也没告诉他们我们有那样的沙龙。
我们那时有两套系统，一套对付社会，一套是我们自己的游戏。
有一次，在展览馆餐厅门口聚会，吴尔鹿和牟敦白与我谈起，到底我们写的东西，到了什么水平？是文学青年的习作，还是已经可以算是成熟的文学作品？
我们争来争去，后来决定，一个月后，每个人拿来一篇新作品，既要有自己的风格，和自认为有艺术性的作品。同时，也不触怒社会，然后投给《人民文学》，投石
问路。一个月后，我拿来了《进军号角》，很受老马未来派风格的影响，是首政治抒情诗。但是艺术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在那时，必然要先批判西方没落的艺术。同
时，也写了毛泽东，但没有从感恩的角度来写，而是试图从一个人、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赞颂一个质朴的人。
我忘了别人写了什么，总之，大家同意投我写的这篇。
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对抗当局。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我们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从我们自身角度，诗人是天生的革命者，天生的叛逆。但和无产阶级的集体性的团体革命，是不一致的。可以说《进军号角》，是用老
马式的语言，阐述我对文艺必须革命的愿望。当时，有个错觉，认为党内官僚系统是下面搞的，而毛是诗人，周是智者，他们心里是清楚的，可改变不了整个官僚系
统。
我这首诗，没有通过任何关系，而是像千百投稿者那样寄给《人民文学》的，未曾想到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大概两个星期后，我的干爹朱丹伯伯来电话找我去。先插一句，朱丹伯伯是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因为他自己没有小孩，就计划把我过继过去。后来，他妻子有个亲
戚的孩子也过继了过来，我就成了哥哥。后来就改为“干儿子”了。他原是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特别爱开玩笑。知道我去看他，传达室问我和他什么关系，我张口
结舌。他说：下回再问你，你就说“太子干天下”！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豪爽与幽默。
我一到他家，看见冯牧先生也在。朱丹伯伯见了我激动地说：怎么你写东西也没告诉我，也不拿来让我们看看就直接寄出去了？我
嗫嗫嚅嚅不知如何回答。后来鼓起勇气说：自己写的东西，好不好还不知道，不想借您的力量去帮忙。冯牧先生淡淡地一笑说：
现在年轻人真厉害。
他们告诉我，这首长诗在文艺界上层引起很大震动，下期《人民文学》就要全文发表。发表以后，很难想象是什么影响。朱丹伯伯又兴奋，又担心，因为当时文艺界正处在一个进入敏感时期的关键时刻。
后来《人民文学》一位姓雷的编辑找我谈了谈，他见我这么年轻，颇为感慨。说让我改一些小错。
这个消息，不知从何途径也传到中央美术学院。那时候对能够凭自己冲入社会，得到承认，就觉得是“天才”了。于是人们开玩笑，把我也列人美院十大才子之列。
“太阳纵队”的人，也都兴高采烈，认为我们这几年的苦学苦练也终于被社会承认，所谓也够“公认水平’了。可见，那时我们也并不刻意与社会相左，还有年轻人
的虚荣心。
可这一段如果真的“如愿以偿”，我们会不会也登堂入室，弹冠相庆，就此被收编为“御用文人”？是有那种可能性。其实，党组织没有我们自己那么天真。那首诗，始终未能发表。
第一，正好文艺界开始批判“中间人物论”、“人性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而邵荃麟首当其冲。后来才知道，是邵荃麟签发我那首诗的。第二，
后来听当时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的女儿告诉我，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把我描绘成一个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
我的名字和“坏人”相等。
你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被他们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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