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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百读文库：河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最重要的作品。“人微不足道，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

書城自編碼： 215499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小說→社会
作者： [英]V. S.奈保尔
國際書號(ISBN)： 9787544737173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3-11-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84/229000
書度/開本：大32开釘裝：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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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V. S. 奈保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誉为“当代康拉德”
《河湾》：奈保尔扛鼎之作，最受关注且最受争议的作品
《河湾》，它写给世事变乱的疾风骤雨中飘摇的生命
★社科院外文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一流学者阵容
★不同语种部分均由精通此语种专家撰写
★《河湾》附作家作品名索引，便于检索

內容簡介：

《河湾》是现当代后殖民文学的名著。奈保尔也因此被称为康拉德的继承者。
主人公萨林姆是在非洲出生的印度人。他努力在异乡寻找归宿，在非洲中部一个河湾小镇买下一家店。当地正摆脱殖民统治，但独立后的国家却陷入新的动荡。在这个前途渺茫且不属于任何人的地方，大人物控制了一切，使他和无数像他这样的芸芸众生被卷入时局和命运的漩涡……

關於作者：

V. S. 奈保尔（V. S. Naipaul，1923 ）
英籍印度裔作家，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雄”。
他惯以辛辣诙谐的语言表现后殖民社会的世态人心，记录非洲、印度、加勒比等地区的时代乱象，在西方享有盛誉。主要作品有《灵异推拿师》《米格尔大街》《毕司沃斯的房子》《河湾》《抵达之谜》等。曾获毛姆奖、布克奖、大卫柯恩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

內容試閱：

非洲是我的故乡，我们一家几个世纪以来都生活在这里。不过我们属于东海岸，这就有所不同了。海岸那里不能算地地道道的非洲。那是一个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杂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其实是印度洋人。真正的非洲在我们身后，连绵许多英里的丛林或沙漠把我们和内地的非洲人分割开来。我们把目光放在东边的土地上，比如阿拉伯、印度、波斯。我们和这些地方的人做生意，我们的祖先也是从这些地方来的。不过我们不能把自己说成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或波斯人。和这些地方的人比较起来，我们感觉自己是非洲人。
我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我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不同于阿拉伯人和非洲海岸的其他穆斯林。按照习俗和思想，我们更接近于印度西北的人，我们的祖籍就在印度西北部。到底是什么时候从那里迁过来的，没有人能告诉我。所以我们也不算那里的人。我们只是过着日子，守着本分，沿袭着先人的活法。我们从来不问为什么，从来不记录。在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自己的民族很古老，不过好像也没有办法测算时间的流逝。我父亲和祖父讲故事的时候都说不出时间。这并不说明他们忘了时间，或者搞不清楚。在他们看来，过去就是过去。
记得祖父说过，他以前曾运过满满一船奴隶，是当成橡胶来运的。他无法告诉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它只是在他的记忆当中飘来飘去，没有日期，也没有背景。祖父并没有把它作为一桩恶行或恶作剧或玩笑来讲，他只是觉得这是他做过的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不寻常的地方不在运送奴隶本身，而是把奴隶描述成橡胶。要不是我还记得老人说过这故事，这段往事就永远石沉大海了。后来我看了书，才知道橡胶交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个大买卖，后来又成了中非的大丑闻。祖父想必是在橡胶成为大买卖的时候了解到“橡胶”这个概念的。这些事实我后来都了解到了，不过祖父却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
非洲有过一阵动荡期，阿拉伯人被扫地出门，欧洲势力迅速扩张，非洲大陆全被瓜分。在动荡期间，祖父说的往事是我所听到的惟一一个家族故事，别的事再也没人说了。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自己家的历史以及印度洋的历史我都是从欧洲人写的书上了解到的。我可以说我们阿拉伯人当年是伟大的冒险家和作家，我们的水手在地中海上张起三角帆，为后来发现美洲大陆作了铺垫；我可以说印度导航员带着达伽马从东非航行到加尔各答；我也可以说“支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就是我们波斯的商人之所以能说出这些，都是因为我看过欧洲人写的书。但这一切都不在我们自己的知识范围内，也不能引发我们的自豪感。我觉得如果没有了欧洲人，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那片沙滩上渔人的印迹一样。
沙滩上有一处围场，围场是用砖砌起来的。在我还小的时候，围场就只剩下遗迹了。热带非洲的建筑都不长久，所以围场就算是珍贵文物了。运送奴隶的车队从内地赶到这儿后，就把奴隶们悉数关在围场里，等着单桅帆船来带他们漂洋过海。要是你不知道这情况，围场就什么也不是，最多也不过是普普通通、摇摇欲坠的四面墙，出现在以沙滩和椰子树为背景的明信片上。
阿拉伯人曾统治过这地方。后来欧洲人来了；欧洲人现在又打算离开了。但是不管怎么变，人们外在的举止和内心的思想都没什么改变。人们照旧过着日子，过去和现在合为一体，而过去发生的一切都随风而逝。永远只有现在。这就好比天上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天刚拂晓，又立刻回归黑暗，结果所有人都生活在永恒的拂晓。
东海岸的奴隶制和西海岸有所不同。不会有人被贩运到种植园；从东海岸离开的人有的到阿拉伯人家里当用人，有的和当地人家结成姻亲，成为他们的家庭成员。有的自己找到了好的出路。非洲人是森林的孩子，如果要跑几百英里，从内地出来，远离自己的村子和部落，那么投奔在外国人家里，受他们的保护还是不错的，总比孤零零地落在陌生且怀有敌意的非洲人中间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欧洲国家很早就禁止奴隶制了，私自贩运的交易还不停止。因为这个原因，当欧洲人在做一种橡胶生意时，祖父偶尔还能做做另一种橡胶生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秘密奴隶交易在东海岸屡禁不绝，一直到不久以前。奴隶和可以称为奴隶的人都想维持原状。
我们家的大院里住着两个奴隶家庭，他们已经连续三代住在那里了。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事就是让他们离开。这些人的正式身份是仆人，但他们希望别的人比如其他非洲人、贫穷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知道他们其实是奴隶。这并不说明他们以奴隶制为荣，他们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和名门望族有联系。要是他们觉得你比不上这些人家，他们就会对你很粗鲁。
我还小的时候，老仆人穆斯塔法常带我沿着旧城区的小巷散步。小巷狭窄幽深，两边的墙刷成白色。穆斯塔法还给我洗澡，把我穿得整整齐齐，在我的眼圈上涂上墨粉，在我的脖子上挂上幸运符。然后，他就让我骑在他肩膀上。我就是这样散步的：穆斯塔法把我架在肩膀上炫耀着，炫耀着我们家族的价值，炫耀着他在我们家受到的信任。有些孩子故意嘲弄我们，遇到这些孩子，穆斯塔法就把我放下来，怂恿我骂他们，然后自己也骂。有时还怂恿我和他们干架。要是我招架不住，可能要受这些孩子的拳打脚踢之苦，他就把我抱起来，重新架到自己肩膀上。然后，我们继续散步。
说了这么多穆斯塔法、阿拉伯、单桅帆船和奴隶，好像我是在讲一个《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不过每当我想起穆斯塔法，甚至当我听到“奴隶”一词时，我总是想起我们家那个大院子的肮脏情形。这里既算学校又算后院，里面的人形形色色。总是有人在扯着嗓子叫；总是有许许多多衣服晾在绳子上，铺在漂白石上；总是有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漂白石的酸味，茅坑的臭味，在角落里用东西围成的小便处散发的骚味；院子中间的冲洗池里总是堆着肮脏的瓷碟子和铜盘子；院子里总有孩子窜来窜去；被熏黑的厨房里总是有人在做饭。我想起了一群吵吵闹闹的女人和孩子，想起了我姐姐们和她们的家庭，以及女仆们和她们的家庭，两边的孩子经常在一起比拼高低。我还想起了我们屋子里的争吵，想起了仆人们为了比拼而进行的争吵。小小的院子里挤了太多人。我们不想把那些人都赶到仆人的住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仆人，不可能把他们赶走，我们和他们拴在一起了。
这就是东海岸的情形。奴隶们在不止一个方面反仆为主。住在用人屋里的人不再是纯粹的非洲人。家族里不肯承认，但他们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混杂了亚洲人的血，有可能混了好多次了。穆斯塔法的血管里就流着印度古吉拉特人的血。墨迪也是，这小伙子后来横贯大陆跑到我这里。不过这种混血是主人混到仆人身上的。而在海岸的阿拉伯人中情况恰恰相反，仆人的血混给了主人。作为主人的阿拉伯种族其实已经消失了。
阿拉伯人原本是伟大的探险家和战士，他们一度是统治者。他们深入到大陆腹地，建起了城镇，在森林里种植了果树。后来他们的势力被欧洲人打破，他们的城镇和果园一起消失了，被丛林吞噬。他们不再惦记着自己在世上的位置，不再有闯劲。他们忘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们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按着穆斯林的风俗，接二连三地娶老婆。到了后来，他们和阿拉伯半岛的渊源就断了，只能娶非洲女人，而在以前，非洲女人只能做他们的用人。所以，没过多久，阿拉伯人和自称阿拉伯人的人就和非洲人难以区分了。他们对自己原来的文明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还看《古兰经》，还遵守《古兰经》上的律法，也还穿着特定样式的衣服，戴特定样式的帽子，蓄着特定样式的胡须，但也仅此而已了。他们不知道祖先在非洲都做过什么。他们只是沿袭着权威的习惯，却没有与之相应的能量和教育。阿拉伯人的权威在我小的时候还真真切切，到后来就退化成单纯的习俗，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走。而世界亘古不变。
我为阿拉伯人担忧，我也为我们自己担忧。因为就权势而言，阿拉伯人和我们差不多。我们都生活在大陆边缘，都是生活在欧洲国旗之下的小群体。小时候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讨论我们自己以及海岸的未来。大家似乎觉得一切都会照旧延续下去，在可以通婚的范围内，大家该结婚的还会结婚；生意和贸易会继续开展；非洲也会像以前一样是我们的非洲。
我的姐姐们是按照传统方式结婚的。大家觉得我到了时候也会结婚，把家族的香火传下去。不过当我还是一个上学的小孩时，我就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过时了，快结束了。
一些小事物能够启发我们的新思维。给我启发的是本地区的邮票。英国执政当局发行了很多漂亮的邮票，邮票上画的都是本地的风土人情。其中有一张邮票叫做“阿拉伯独桅帆船”。这些邮票里好像有一个外国人的声音：“这地方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东西。”要不是看过独桅帆船的邮票，我会对这种船习以为常。由于这些邮票，我就开始注意这种船。每次看到它拴在码头边，我都觉得它是这一带特有的东西，有些古怪，外国人看了会评论，而且不太现代，绝对不像停泊在现代码头的那些大客轮和货船。
所以我很早就养成了观察的习惯。我尽量从熟悉的情景中跳脱出来，从一定距离之外打量它。正是由于这种观察习惯，我发现我们这个群体已经落伍了。从此我就开始有了一种不安全感。
我以前认为这种不安全感是个弱点，是我性格的缺陷，被人发现了我会感到难为情的。我总是把我对未来的想法埋在自己心底。这在我们的宅院里也不难办到：我说过，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去讨论政治之类的东西。我们家的人不傻。我父亲和他的弟兄都是跑贸易、做生意的。他们照自己的方式跟随时代的步伐。他们能审时度势，敢于冒险，有时候胆子还很大。但他们过多地陷在自己的生活中间，不能退一步来考虑生活的本质。他们只是本分地生活着，要是时运不济，他们就从宗教中寻找安慰。这不是听天由命，而是他们坚信人类活动全是虚妄无益的。
我永远达不到这个高度。我自己的悲观和不安全感更世俗化，我不像家里人那样有宗教意识。我的不安全感也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宗教归属造成的，它就像是对我们信念中那种崇高的悲观主义所做的小小改变，这种悲观主义能够促使人做出异乎寻常的事。我比较唯物，追求中庸，力求在生活和超脱之间找到平衡，不安全感正是这一切的代价。
如果说我对海岸处境的不安全感是性情造成的，那也没什么办法让我平静下来。非洲这一带局势的发展开始千变万化。北方一个内地部落发动了血腥叛乱，英国人好像没办法把他们镇压下去。在别的地方，起义和暴动也此起彼伏。虽说疑病生病，但我的有些感觉也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紧张造成的：我感觉我们所熟悉的政治体制已经到头了，会为新的制度所取代，而新的制度不会好到哪里去。我害怕谎言黑人套用白人的谎言。
欧洲让我们东海岸的人了解了一些自己的历史，同样，欧洲也教会了我们说谎。欧洲到来之前，我们那一带人从不说谎。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思想高尚，我们不说谎是因为我们从来不评价自己，没什么谎好撒的。我们这些人都守本分。欧洲人却能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出于欧洲文明的需要，但这样他们就让我们吃大亏了。欧洲人和其他人一样想要黄金和奴隶，同时又要给自己脸上贴金，说自己给奴隶带来了好处。欧洲人头脑聪明，精力旺盛，在他们势力的全盛期，他们能把欧洲文明的两面都表现出来，奴隶到手了，脸上也贴了金。
欧洲人能够评价自己，所以和我们比起来，更有办法应付变化。我把欧洲人和我们自己作了比较，我发现我们在非洲已经无足轻重，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欧洲人正打算离开，或者参加战斗，或者和非洲人狭路相逢。我们却还在因循守旧，盲目地因循守旧。到了这最后关头，我们家和我所知道的其他人家还是没有人讨论政治这类事情。大家都回避政治话题，我发现我也在回避。
我每周到朋友因达尔家的球场打两次壁球。因达尔的祖父原来是印度旁遮普邦的人，后来到这里的铁路上当契约劳工。这位旁遮普老人混得很不错。契约到期后，他就在海岸这里定居下来，成了集市放贷人，向集市店主提供贷款，每次二三十先令。这些店主都缺乏周转现金，要依靠这种小额贷款来进货，他们第一周如果贷了十先令，到了下一周就要还十二到十五先令。这种生意说不上有多光彩，不过如果人活络（而且手腕硬），一年内资本可以翻很多倍。怎么说呢？这只是一种服务，一种谋生手段吧。不过也不止是谋生。因达尔家发了，成了有实无名的商业银行家：他们投资兴办了一些小公司，发展得不错。他们还投资贸易，和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湾的人做起了生意（就像独桅帆船邮票所反映的那样）。
因达尔家是个大宅院，院子地上铺了柏油，中间是一片楼房。主楼在最后，院子两边有些小一点的房子，喜欢独门独户的家人就住在里面。其他房子是给仆人住的。（他们家的仆人很正规，能请来，也能送走。不像我们家的那些仆人，赶都赶不走。）还有球场。所有这一切都围在涂成朱红色的高墙内，正门有门房守着。大宅院坐落在新城区，在我眼中，这宅院说多高级有多高级，说多安全有多安全。
有钱人总不会忘记自己有钱：我看因达尔不愧是放高利贷者或曰金融家的儿子。他长相英俊，很重仪表，略显柔弱，看上去总是一本正经。在我看来，这种表情表示他很在乎自己的财富，也表示出他对性的渴望。我想他是个喜欢暗地里寻花问柳的人，又总是害怕被人发现，也怕染上花柳病。
因达尔已经开始担心体重了，所以和我一起打球。打完球，我们在一起喝冰冻橙汁和热红茶。他告诉我他要离开了。他要出门到英国上一所著名的大学，要在那里读三年书。因达尔和他家里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喜欢用随意的口吻宣布重大消息。这消息让我有些郁闷。因达尔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不单单是因为他有钱（我总觉得出国留学没有大笔钱是办不到的），还因为他在本地的英文大学里念完了书，一直念到十八岁。而我到十六岁就不念了，不是我不聪明，也不是我不想接着念，只是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念书念到十六岁。
我们坐在球场阴凉处的台阶上。因达尔用他那种平静的口吻说：“你知道，我们在这儿都被耗空了。要想在非洲站稳，不强大不行，但我们并不强大，我们连自己的旗帜也没有。”
他把不能说的话给说出来了。他的话一出口，我顿时觉得宅院的高墙毫无用处。我所见到的一切是他们家两代人经营起来的，我为他们的艰辛感到悲哀。因达尔的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能进入他的思想，能看到他看到的东西富丽堂皇在本质上是讽刺性的：宅院的大门也好，门房也好，都挡不住真正的危险。
我听懂了他的话，但是我不动声色。我的表现和别人一样这些人不承认我们这里会发生变化，他们的这种姿态曾经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达尔接着问：“你打算怎么办？”我就像没有看到问题存在一样，回答说：“我会留下来，去做生意。”
这根本就不是真的，我的感受恰恰相反。但我发现当问题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我却不肯承认自己孤立无助。我本能地退缩到家人的态度。不过我的宿命感是假的，我其实很在乎世俗的一切，我什么也不肯放弃，我能做的，也只是躲避事实真相而已。发现自己是这个样子，想着自己还要穿过燥热的小镇回家，我就觉得很烦。
下午的阳光照耀在淡黑色的柏油路和高高的芙蓉树篱上。一切都是那么平淡无奇。不论熙熙攘攘的人群，或是破败的街道，或是空荡荡的高墙之间的小巷，都还没有什么危险。但这地方我实在无法再呆下去了。
我的房间在我们家的楼上。我回去的时候，灯还亮着。我从上面俯视着家里的大院，我看到了附近院落和空地上的树木和绿地。婶婶正在喊她的一个女儿：好像是白天拿出去用石灰洗的铜瓶没有拿回来。看着这个虔诚的女人掩在自己的墙后，我突然发现她对铜瓶的关注是多么的琐屑。粉刷成白色的墙是多么单薄，比沙滩上奴隶围场的墙还要单薄，能给她提供的保护实在是少得可怜。她太脆弱她的为人，她的宗教，她的风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多少年来，这个吵吵闹闹的院子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天地，怎不叫人习以为常呢？又怎会有人去问它是不是真的给我们提供了庇护呢？
我还记得因达尔投向我的鄙视和愤怒的眼光。我当时下了决心。我要远走高飞。我保护不了别人，别人也保护不了我。我们不能保护自己。我们只能用各种方法回避现实。我要离开我家的宅院，离开我周围的人群。如果和他们绑在一起，自欺欺人地和他们一起过日子，只会跟着走向灭亡。我只有独立出来，才能驾御自己的命运。过去一段历史的潮流把我们带到这里，这段历史我们已经忘记，只存在于我后来看到的欧洲书籍中。我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敬奉神，服从神的诫命。但现在，用因达尔的话来说，新的历史潮流要到来了，将把我们全部冲走。

我不能再听天由命下去了。我不想因循传统做个好人，我想干一番事业。但怎么做呢？我可以奉献什么？除了家里传给我的非洲贸易技能之外，我还有什么才干和本领呢？焦虑噬咬着我。纳扎努丁提出把他的店铺和生意转让给我，我立刻如获至宝地接了下来。他的店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但还在非洲大陆之内。

在我们中间，纳扎努丁算是外乡人。他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但看上去比父亲年轻，而且更见多识广。他打网球，喝葡萄酒，说法国话，戴墨镜，穿西服西服的翻领很宽，翻领的顶端微微向下卷。他在我们中间以欧化风度而著称（不过我们有时也在背后嘲讽两句）。他从来没有去过欧洲，那些欧化举止并不是在欧洲学的，而是在非洲中部一个小镇上学来的。他在那镇上住过，在那里有自己的生意。
很多年前，纳扎努丁一时兴起，把海岸的一些生意停掉，开始往内陆跑。非洲各殖民地的边界使得他的活动多了一层国际化色彩。不过纳扎努丁也只是沿着原来阿拉伯人的贸易路线往内地走，到了大陆中部的大河湾，他就不再前进了。
那就是阿拉伯人上一世纪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从另一个方向赶来的欧洲人。对欧洲来说，跑到这里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对中非的阿拉伯人来说，已经是竭尽全力了。驱使阿拉伯人跑到这里的那股干劲在其源头就耗尽了，他们的势力就好比星星的光星星已经死亡，它的光还继续行进。阿拉伯的势力已经消失了。河湾兴起了一个欧洲而非阿拉伯的小镇。纳扎努丁不时从这小镇上回到我们中间，把外乡的举止、品味和各种商业成功的故事带回来了。
纳扎努丁是外地人，但和我们的社区难解难分，他要在我们这里给儿子娶媳妇，给女儿找婆家。我一直都知道，他看中了我，想把一个女儿嫁给我；这情况我早就知道了，所以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喜欢纳扎努丁。我喜欢他来串门，喜欢和他说话，喜欢他坐在我们楼下客厅里或者走廊里和我们谈论远方奇闻逸事时表现出来的外乡模样。
纳扎努丁是个热情饱满的人。他喜欢他做的一切。他喜欢他买的房子（总是物超所值）、他选的饭店、他点的菜。他事事顺心，他常说起他接连不断的好运，要不是他描述得好，他这些运气都让听的人受不了。他让我渴望做他做过的事，去他去过的地方。他成了我的榜样。
除了这些以外，纳扎努丁还会看相，他只能在情绪好的时候看，所以大家都很重视他看的相。我十多岁的时候让他看过，他说我的手相很不寻常，我很尊重他的判断。他后来还不时给这次看的相增添一点新内容。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坐在摇椅上，在地毯边缘和水泥地之间晃来晃去。他突然中断他的话题，要我把手伸给他看。他摸摸我的指尖，弯一弯我的指头，看了看我的手掌，然后把我的手放开。他想了想他刚才看到的情况他总是停下来思考他看到的情况，而不是一直盯着我的手掌看。接着他说道：“你是我见过的最可信的人。”这话我听了并没有什么欣喜的感觉，因为他好像并没有给我指出一条人生道路。我问他：“你会看自己的手相吗？你知道你的命运是怎样的吗？”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时他的声音有些异样，我对这人有了新的发现：他什么事情都顺心（按照他的说法），但实际上他看到的总是事情的不利结果。我想：“这就是人应该做的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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