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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圆桌内参（正和岛内参。王石、吴敬琏、任志强、周鸿祎、陈志武等中国顶尖商业人群亲手推荐和亲自点评的重要文章，覆盖改革、商业大势、思维和生意的本质。）

書城自編碼： 2171808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管理→创业企业与企业家
作者： 正和岛
國際書號(ISBN)： 9787510066863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 2013-12-03
版次： 1
頁數/字數： /188000

售價：HK$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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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圆桌内参》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
中国的一线企业家、学者选定他们认为值得阅读的文章，亲笔写就推荐理由，并针对文中的具体事例和观点，随文批注。《圆桌内参》内容覆盖中国商业人群最为关心的三个部分：经济大势、思维革命和生意本质。
推荐者的学术声誉和挑剔精准的眼光，极大降低了寻觅有价值信息的成本。推荐不意味着赞同，点评给出的也会是一个不同于文章的思路。一篇文章有多种读法，在这部多链接的书中，你看到的绝不止是那些值得阅读的文章，你可以知道，这些中国商业精英人群当下关心的问题，试图解答的方式，以及寻找解决方案的路径。因此，它值得一读再读，深看细磨，必能得出非同一般的阅读心得。
內容簡介：
《圆桌内参》的内容为19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有推荐人，提出推荐理由和在文中做批注。它的来源是正和岛邀请的诸位学界、商界和政界的知名人士，包括王石、吴敬琏、任志强、周鸿、陈志武、田溯宁、郭广昌、张维迎、钱大群、卫哲、刘永行等，向正和岛的岛民推荐文章，并做私家批注。
全书通过各界大家理性地批判、建设性地表达，实现了各方思想和观点的对话与交锋，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发掘更具创造性的价值。读者从这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清晰看到企业家们当下关心的问题，试图解答的方式，以及寻找解决方案的路径。在互联网深度影响的出版时代，内容本身的价值下降，但选择内容的价值在凸显，而这本书正呈现了这种价值的实现。
關於作者：
正和岛，国内第一家专注企业家人群的高端网络社交平台、最低信任成本的人脉金矿，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原《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于2011年创办，旨在通过把有信用的企业家聚在一起，共同构筑一个更值得信任的商业世界。《决策参考》作为“越重要的人越需要”的正和岛月度特供读物，最大的特点是所有文章均由相关领域最具判断力的重量级人物推荐、点评、批注。
目錄：
大势：
王 石 推荐《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
陈志武 推荐《年轻人口迅速萎缩，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钱大群 推荐《迎接大爆炸式颠覆》
任志强 推荐《国家为什么失败》
沈国军 推荐《马云、王健林“1亿赌局”背后的内部对话》
吴敬琏 推荐《国企改革下一步朝哪儿走？》
田溯宁 推荐《大数据，一场管理革命》
思维：
刘永行 推荐《重温王永庆经营理念：为何平凡却出奇伟大》
鲁冠球 推荐《稻盛和夫论不景气：在萧条中飞跃的大智慧》
郭广昌 推荐《芒格论决策：永远别愚弄你自己》
蔡洪平 推荐《当心！那些围剿财富传承的天然陷阱》
伊格纳修斯 推荐《伟大的公司如何思考》
王文银 推荐《扒开李健熙的头脑》
生意：
周鸿 推荐《遗失的乔布斯访谈》
张维迎 推荐《一个买卖人的爱与怕》
卫 哲 推荐《李艾科是怎么搞垮惠普的》
何享健 推荐《郭台铭不愿公开的150分钟谈话》
姜汝祥 推荐《华为内部的“十大隐性杀手”》
李天田 推荐《如何把产品做简单》
內容試閱：
推荐人：王石（万科集团董事长）
推荐语：社会迁跃仅仅靠“运气”吗
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E?O?威尔逊的研究对象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膜翅目昆虫蚂蚁。在对它们的社会结构进行多年研究之后，威尔逊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次社会平衡的被打破，都只是为系统提供了一个再次建立平衡的机会。但很遗憾，这些新的平衡相对于老的平衡，大多数都是次优的，比以前还不如。能实现向上迁跃的新平衡非常少，是难得的运气。
张维迎教授的演讲里多次提到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历史，论述了既得利益者回应甚至引领社会变革的原因和结果。在这个话题上，我们中国人也有切身的喜悦和悲哀：一百多年前，由既得利益阶层主导的清末洋务、维新和立宪运动以失败告终，国家走向冲突和战乱。三十五年前，由邓小平主导的以界定产权和市场竞争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让中国首次真正融入世界，成为现代化国家。如果从西方坚船利炮敲打国门开始算，这个历程已经足足走了一百七十年之久！
再想想我们的北方巨邻，如果当年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能克制一些，与沙皇达成和解与合作；又如果当年的孟什维克运气能够好些，俄国或许能够避免近一个世纪的残酷清洗和动荡，避免社会和许许多多个体本不必付出的代价。一个开放、稳定的俄国，显然大大有利于全球安全，对俄国、中国甚至全世界人民来说，上个世纪本可以有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我们人类社会的近代历史，或许能够为威尔逊的蚂蚁社会的“运气”提供一点解释：自上而下的、全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变革，运气就好些；自下而上的、过程中要掀桌子的变革，运气就差些在这里，我不愿意将这种进程简单描述为“革命”或“改良”，因为这种二元话语体系其实规制并束缚了我们对社会进程的想象。我们需要有更包容、更含蓄、更容易说服其他人的话语方式来讨论“社会转型”问题。
张维迎教授说理念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我很同意。参与到他人中间也好，引领他人到我们这边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认清我们所肩负的使命，并且正视它、理解它、响应它，改善作为社会细胞的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身处的单元、组织和社区，从最基本的公共生活开始，建设开放自觉、训练有素的公民社会。
正如我在亚布力论坛上提及，在金沙江漂流时，我沿途目睹，滔滔江水是如何由一股股细流汇聚而成。如果希望中国的明天更加民主、公平、光明，就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个小处参与和建设公共生活，承担责任，面向未来。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

作者：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大家普遍认为既得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边注）
如果既得利益者
不能成为改革者，
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为什么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

观念引领变革

第一，理念的力量。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物质利益支配的。两百多年前，大卫?休谟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人类本身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观念所支配的。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我举几个例子：
华盛顿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两任，是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邓小平在“文革”之后发起改革，包括废除终身制也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我们讲到法国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启蒙运动是贵族性质的，知识阶层当中好多人来自贵族，《百科全书》的160位作者中有30位来自老贵族，几乎所有的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家庭中进行的，都是来自贵族阶层。最初大革命是贵族自身努力的结果，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他们就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
再看，创造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很多人是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孩子，他们接受了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再看一下历史上废除黑奴运动，好多是由白人发起的，最早反对黑奴制的是天主教会。在18世纪，1775年，美国费城成立了第一家反黑奴协会；1781年起英国成为反黑奴的一支重要力量，英国内部的飞鹰派就是推动废除奴隶者的重要力量，1783年英国贵格会向议会请愿废除了奴隶制，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了殖民地的贩奴贸易。

最不安全的人，其实是特权者本身

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我们一谈到既得利益，大家好像经常觉得它们是一个整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其实不是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分成好多小团体，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首先，现代民主制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教分离，即教会和统治者斗争的结果。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宣布收回国王任命主教的权力，而这时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罢除了他教皇的职位。这个斗争一直到格列高利七世的继任者最终在1122年与皇帝达成协议，教皇有任命教主的权力，而教皇也承认皇帝有世俗统治权，因而形成了政教分离。
（边注）
既得利益者
分成好多小团体，
他们之间的
利益冲突可能
远大于统治者
和被统治阶级
的利益冲突，
他们之间的
斗争可能是
生与死的问题。
法国大革命是贵族相互斗争的产物。革命前，法国最重要的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而贵族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比如亲王与宫廷贵族的矛盾、老贵族与新贵族的矛盾、乡村贵族和城市贵族的矛盾、军事贵族与司法贵族或叫穿袍贵族的矛盾。即使在革命时期，保守派、君主派和共和派都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
英国在19世纪之前的宪政建设，主要是贵族和国王、国王和教会，以及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我要特别举一个例子：在19世纪中期之前，西方国家创办公司都是一种特权，也就是说你只有得到国王的授权，或者议会的授权，才能建立公司，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建立公司的。那么，这时在精英当中就形成了不平衡，最后通过精英斗争，任何人都有权注册公司，英国是在1844年完成，法国在1867年完成，美国在1850年完成。
（边注）
在专制体制下，
既得利益者
虽然有特权，
但是他们
没有人权，
真正感觉
最不安全的人，
是特权者本身。
西方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施的，也就是说贵族内部有了法治，有了民主，然后才推动了整个社会。他们那时先贵族内，后贵族外，为什么贵族要实行法治和民主？因为在专制体制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是他们没有人权，他们其实在相互摧残，普通百姓在专制体制下感到不安全，但真正感觉最不安全的人，是特权者本身。他们有时候是人上人，而突然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他们认识到，还是应该用权力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的安全，实行法治后，统治者换了，被换下来的统治者，仍然需要安全感；但在旧体制下，即使你能够平安着落，着落之后你仍然没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治，要实行民主的理由。

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

第三，改革是避免革命最好的办法。英国真正的民主化是从1832年通过的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此前英国爆发了持续的暴乱和群体性事件，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卢德运动。历史学家一致认为，1832年法案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大的社会动荡，“议会改革”并不能满足大众对民主的要求。1838年之后，英国工人阶级就发起了改革议会的宪章运动，提出了男性普选权，废除议员薪酬制等建议。这个运动持续到1848年，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之后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到1867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将选民人数从136万扩大到248万，从而使得工人大众成为城市选区的主体。这一改革的法案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使得政府认识到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1884年通过的第三次改革法案，使原来只适用于城市选区的投票规则，适用范围扩大到乡村选区，使得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有60%的成年男性有了普选权。“一战”之后，英国在1918年通过了《人民代表法案》，这个法案将投票权扩大到年满21岁的男性和年满30岁的女性纳税人，这一法案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因为十月革命之后英国也担心发生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化改革。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英国的民主化过程尽管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社会不稳定的威胁是英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驱动力。也正因如此，英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次的让步只是满足威胁者、闹事人的要求，1832年只要买通了中产阶级就可以有和平，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当新的威胁出现之后，再进一步地让步。
（边注）
既得利益者
是否真的
能变成改革者，
取决于他们是否
有足够的聪明智慧，
是否有足够的
勇气和领导力。
我讲的这三个理由，统治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第一个因素是理念，后两个因素是利益，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聪明智慧，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对老百姓的民主化要求，有些非民主国家的政府习惯于用武力镇压的方式，或者一开始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开始改革，但为时已晚。
华盛顿去世前，他要求他的妻子玛莎去世之后，把他所有的277位奴隶都解放了，但是玛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有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解放黑奴，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解放黑奴是因为利益，她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她有危机感。历史证明，在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应该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事情就麻烦了。
（边注）
如果既没有
华盛顿的理念，
也没有
华盛顿太太的
危机感，
事情就麻烦了。

本文为经济学家张维迎在2013年2月22日亚布力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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