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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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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宝华文集·第9卷：永远的怀念》为十卷本，汇集了作者在解放初期恢复东北工业，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赴苏谈判156项工程，三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国民经济调整，建立新中国物资管理体制，“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运行，改革开放期间国民经济管理，企业整顿和改革，制定《企业法》，开创职工教育和MBA教育工作，开拓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建民间经济类社团，建设中国企业家队伍，以及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工作中的理论著作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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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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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对我国物资工作的关怀
1980年5月15日
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缅怀李富春同志
1985年6月2日
痛悼郭影秋同志
1985年10月31日
地质战线上的一位优秀领导干部
——关于宋应同志的片断回忆
1985年12月8日
劫后题刻在，临风思陶公
1986年3月10日
挚友与战友
——回忆胡子云同志
1986年7月25日
《关士聪地质文选》序言
1987年3月3日
向胡华同志学习
1987年12月25日
《英汉双解钢铁冶炼词典》序言
1987年12月
我国物资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重温刘少奇同志有关物质工作指示的体会
1988年7月15日
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几件事
1988年11月4日
悼胡耀邦同志
1989年4月20日
悼秦锡瑜同志
1990年4月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光辉的一生
1990年6月25日
忆乡司浩平先生
1990年11月19日
李益闻先生纪念碑碑文
1991年4月15日
《朱理治金融论稿》序言
1992年5月
垂范千古，遗爱人间
——沉痛悼念王震同志
1993年3月26日
永远的怀念
——缅怀李先念同志
1993年6月3日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1993年12月26日
深切缅怀吴老，把教育事业办好
1993年12月28日
一位勇于探索真理的人
——深切怀念蒋一苇同志
1994年2月2日
怀念李雪三同志
1994年7月1日
不尽的哀思
——深切怀念陈云同志
1995年6月23日
怀念彭戈同志
1995年6月25日
纪念康世恩同志
1996年3月25日
《宋尔廉文集》序言
1996年5月31日
千秋功业永世流芳
——深切缅怀一代伟人邓小平
1997年2月21日
《父辈三人的革命斗争生涯》序言
1997年4月1日
怀念匡亚明同志
1997年5月25日
《侯义方纪念文集》序
1997年7月1日
《缅怀林华》序言
1997年10月19日
致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人民政府的信
1997年10月28日
百年话沧桑千秋颂楷模
——纪念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
1998年3月5日
深切怀念周仲英同志
1998年9月5日
《黄泛区写生》画集序
1998年11月27日
怀念高铁同志
1999年1月19日
深切怀念许言同志
1999年4月18日
怀念刘玉柱同志
1999年5月10日
非凡的胆略和气魄
——深切怀念余秋里同志
1999年8月7日
出于污泥而不染
——怀念张了且同志
2000年1月23日
一位豪情满怀的人
——深切怀念雪垠同志
2000年2月11日
我国经济建设的杰出领导人、组织者和实干家
——纪念李富春诞辰100周年
2000年5月20日
彭真同志与《企业法》
2000年5月31日
深切怀念胡昭衡同志
2000年7月27日
怀念钱之光同志
2000年10月10日
回忆刘彬同志
2000年11月7日
铭记李薰同志
2001年6月16日
《冬日的思念》序言
2001年9月1日
深切怀念孙陶林同志
2002年9月8日
深切怀念季崇威同志
2002年10月12日
怀念柯岗同志
2003年1月10日
深切怀念同窗好友孙思白同志
2003年清明节
怀念老友武衡同志
2003年11月20日
深切怀念王士光同志
2004年2月1日
深切怀念老友陆平同志
2004年2月20日
深切怀念吕东同志
2004年8月12日
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
——回忆小平同志领导我们进行整顿和改革
2004年8月
深切怀念段君毅同志
2004年10月1日
深切怀念老友刘淇生同志
2005年3月3日
读《白头惟有赤心存》后
2005年3月9日
怀念韩宁夫同志
2005年3月17日
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2005年3月
回忆陈云同志对我的教诲
——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
2005年5月
怀念薛暮桥同志
2006年2月22日
深切怀念郭峰同志
2006年6月20日
致河南省教育厅老干部局的信
2006年11月9日
怀念艾思奇同志
2006年冬
深切缅怀薄一波同志
2007年5月21日
严师诤友六十春秋
——怀念王鹤寿同志
2007年6月27日
革命一生浩气长存
——纪念朱理治同志诞辰100周年
2007年7月25日
怀念叶志强同志
2008年3月1日
《曾克文集》序言
2008年11月6日
深切怀念郭洪涛同志
2008年11月18日
致陈明智同志治丧委员会的信
2009年3月20日
经济特区而立之年忆谷牧
2010年11月16日
深切怀念苏静同志
2010年12月16日
《胡华文集》序言
2011年4月12日
《段云书法集锦》序
2011年8月29日
深切怀念刘炳华同志
2012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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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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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对我国物资工作的关怀本文是袁宝华、李开信同志合写的，载于1980年5月15日《工人日报》。李开信，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局长。
1980年5月15日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大快人心。全会公报指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的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联系我国物资工作曲折发展的历史，我们对此尤其感慨万千，体会深切。
物资工作，是指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中的工业产品的流通管理工作。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就已基本完成，但是，生产资料的流通，应当按照什么原则，采取什么形式和做法，在我国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条件下，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解决的重大课题。大家知道，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长期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和做法，即认为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范围内，生产资料已经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价值规律已经不起调节作用，交换方式已经由“产品交换”代替了商品流通。这种观点和做法，也对我国有相当影响。少奇同志根据党的八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和政策，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共同研究，指出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也应采取商业的办法，有计划地组织流通，物资部门就是管理和经营生产资料的商业部。他亲自具体指导，从机构设置、人才选拔、经营方式，以及资金筹措、仓库建设等方面，对生产资料流通管理进行了巨大的改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当时，虽然未能明确在全民所有制内部生产资料是商品，仍然是实行计划分配和调拨的方式，但是，开始打破旧的观念，把物资部门作为相对独立于生产部门之外的管理和经营生产资料的商业部门，开始注意采取经济办法，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组织生产资料的流通，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是少奇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巨大贡献。
下面，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在决议中指出，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的，但是，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应当有一部分产品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根据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国家计划的补充；商业则应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一定范围的国家指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这时，我们党实际上已经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应由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设想。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就此做了精辟的发言。1958年末和1959年初，毛泽东同志多次驳斥了陈伯达取消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的谬论，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它曾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服务，也完全能够而且应当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当时，这还是指就集体所有制内部以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交换而言。至于在全民所有制的范围内，生产资料是否属于商品，应否发展商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1959年秋，针对当时生产资料产需脱节、流通混乱的状况，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认为，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有必要专门设立负责管理和经营生产资料流通的物资部门，并责成国家经委提出方案。1960年4月，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提出《关于加强物资供应工作和建立物资管理机构的请示报告》，少奇同志亲自组织研究修改。当年5月18日，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这个文件从生产资料的特点出发，论述了供应采购和销售的客观经济联系：从一个生产单位或部门来看它们是两回事，但是从社会生产的总体过程来看它们又是统一的。这种购和销的统一性，说明社会流通环节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必要建立物资部门承担这一社会经济职能。此后，国家经委设立了物资总局，各省、自治区、市的物资管理和经营机构也开始建立。
1961年，中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高指标、瞎指挥的错误。少奇同志审时度势，认为调整国民经济，不抓生产资料流通这个环节不行；纠正高指标、瞎指挥，又为建立生产资料流通的正常秩序创造了条件。他指示国家经委抓紧进行改革物资工作的试点，并亲自派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和自己的秘书，参加和检查石家庄、无锡等地的试点工作。仅在石家庄一地，就蹲点十个月，少奇同志每个月都要直接听取汇报，研究情况。1962年3、4两个月间，少奇同志根据试点情况，对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连做了三次指示。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国家经委党组在当年5月提出了改革物资工作的初步方案，少奇同志亲自修改后，经过中央讨论批转了这一方案。随后，国家经委物资总局改为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同时建立各级物资公司和供应网点，着手组织全国管理和经营生产资料流通的体系。1964年，国家物资管理总局改为物资管理部。当物资部门建立起来并开展工作以后，少奇同志及时研究新的情况，吸取新的经验，解决新的问题，督促物资部门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在1962年6月和10月、1963年1月、1964年9月、1965年9月，他和中央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一起，听取了物资部门的汇报，又对物资工作做了指示。仅据物资部门直接听到的，少奇同志从1962年到1965年，先后对物资工作有八次重要讲话。其中，在1962年3月到10月的七个月间，少奇同志就曾五次亲自听取汇报，进行具体指导。少奇同志身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日理万机，还如此关注物资工作，重视生产资料的流通，使物资部门的同志至今想起来仍然十分感动，深受教益。
少奇同志在1962—1965年间的八次讲话，对物资工作指出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有：
第一，阐明了物资工作在生产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指出物资部门是“先行部门”，而不单是“后勤部门”。国民经济计划必须有物资保证，不掌握物资，计划就是空的。物资留有余地，生产建设计划才能够兑现。
第二，指出必须有一个统一管理和经营生产资料的部门，这个部门就是生产资料商业部。要集中管理重要的物资，在主要供货地点设立调运机构或驻厂员，保证产需衔接，严格执行供货合同。同时，要广设网点，把重点放在经营业务上。经营网点要按照经济区域和物资流通的客观需要来统一设置，而不能按行政部门、行政层次来设置。
第三，规定物资工作要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起保证生产和促进生产的作用。要尽力帮助生产企业解决厂外物资供应的困难，以便工厂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同时，还要帮助生产企业按照社会需要生产，制止盲目生产。要求发展定点供应、直达供货，推广开办生产资料服务公司，设立供应站、前站后库，搞门市供应，以及组织服务队上门服务等各地创造的经验，提倡向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内行人学做生意，做到用户来一个电话就能随时供货，并开展展销，像“百货公司”那样，便于用户自由选购。
第四，要求物资部门办工厂，开展加工成型、修配改制、回收复用、综合利用等多种服务活动，充分利用一切物资资源，反对搞供应只坐办公室开条子、大而化之的作风。例如，对木材的供应，强调除少数特殊用项外，一概不得供应原木，而要按用户需要，加工成材，并对加工剩余物和木材加工厂统一管理，搞综合利用。对机械厂加工的剩余角料也要管起来，合理利用。
第五，强调物资人员必须懂技术。要求设立物资院校，培养识货工作师、技术员、理货员以及其他物资管理人才，建设一支精通生产资料流通业务的职工队伍。
第六，强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经济监察、经济纪律和法制。指出不执行供货、订货合同的，必须承担经济责任。对贪污盗窃者、隐瞒物资者和擅自动用国家重要物资者，必须严肃处理，严重的必须绳之以法。
总之，少奇同志在指导物资工作中，既十分强调物资管理必须集中统一，又指出必须把服务搞好、生意做活；既十分强调执行计划和合同的严肃性，又指出要有适应市场的灵活性；既运用行政手段，坚决克服分散主义，又重视运用经济手段，讲求经济效果。在1962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物资工作为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有力的物质保证作用。
实践证明，少奇同志对物资工作的八次讲话，党中央对物资工作的指示，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是正确的。当然，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是随着实践而逐步深化的。历史条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那时物资部门怎样发挥经营生产资料商业的作用，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前进的，许多工作还只是开始，不少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1965年9月10日下午，少奇同志在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听取物资工作汇报时，曾经亲切地勉励说，物资部门成立起来，就要同各方面发生关系、发生矛盾，物资工作包括整个国民经济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要承认有问题没有解决，才有前进的可能性。他还特别指出，就是对于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执行一段以后，你们也应该根据实践情况，提出修改意见。这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使我们毕生难忘。
令人痛心的是，我国经营生产资料的商业部门——物资部门，在还处于成长的初期，就横遭林彪、“四人帮”的野蛮摧残。他们出于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对少奇同志及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少奇同志生前对物资工作亲自指导，关怀备至，因而物资部门也就更成了被诬蔑攻击的目标。少奇同志对物资工作的八次讲话被诬蔑为“修正主义的八次黑指示”，中央的指示被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中央决定成立的物资部门被诬蔑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列为彻底砸烂的机构，各级党委分管物资工作和各级物资部门的许多领导同志，被扣上“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黑线人物”、“黑干将”等大帽子，当作打倒的对象。在一段时间，全国有24个省、自治区的物资局厅被裁并，许多物资专业公司、服务公司和供应网点被撤销，服务队被解散，大批熟悉物资专业知识的干部被调走，全部物资院校被停办，不少物资加工服务工厂被改行转业，有些优秀的服务队员、劳动模范横遭株连。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国务院为整顿和加强物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并进行了部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深入地批判了“四人帮”肆意歪曲和践踏毛泽东思想，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谬论，全面地系统地论证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还是商品，应当进入市场，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仍然发挥着调节作用。在这个社会主义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上，突破“禁区”，拨乱反正，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党的八大所做的正确决议，也使少奇同志为发展我国生产资料商业所做的巨大努力，从理论上得以阐明。党中央明确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都要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充分重视市场调节作用的原则，同时，决定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和地方管理经济的权限，开始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试点。四川、上海等地试点已取得显著的成绩。生产资料的流通空前活跃，并有许多新的发展。
我们回顾少奇同志对我国物资工作的巨大贡献，应当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流通环节薄弱，产需脱节，积压浪费，经济效果差，仍然是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应当像少奇同志那样重视生产资料的流通，克服盲目地只重视生产而忽视流通的倾向，采取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大力加强生产资料流通环节，力争用尽可能少的生产资料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果。我们要重新学习少奇同志有关物资工作的指示，发扬少奇同志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认真总结建国30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并吸取国外的经验，在搞好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流通这门学问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是袁宝华、段君毅、吕东共同发表的文章，载于1985年6月2日《人民日报》。李富春，曾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夫人蔡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曾任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段君毅，曾任铁道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吕东，曾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冶金工业部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缅怀李富春同志
1985年6月2日
富春同志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事业中，他既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又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高大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几个人，从40年代起，就先后在富春同志领导下工作。今年是他逝世10周年，今年的5月22日又是富春同志85岁诞辰。回忆往事，缅怀故人，富春同志的伟大形象和慈祥音容，又历历展现在我们眼前。它们激励着我们踏着先辈的足迹，为推进改革、为四化建设、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永远前进。
一
在我们缅怀富春同志的时候，我们首先回忆起1941年他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那种团结干部、爱护干部、关心干部的崇高风格。他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使我们终生难忘。
那时候，富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助陈云同志主持组织部工作。组织工作是做干部工作的，而中共中央组织部则是大家公认的“干部之家”。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的干部，不分天南海北，不论是从革命根据地来的，还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不论是前方的，还是后方的；不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不论是新的，还是老的；也不论是谈工作的，还是谈私人事情的，组织部都乐于安排接待，富春同志均一视同仁，亲密无间地交谈，耐心地听取其意见，在可能的范围内满足其要求或帮助其解决困难。因此，大家有事都愿意找组织部，找富春同志。这样，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关心和爱护，各方面的同志都感受到我们党的温暖，一心向着党，一心向着延安，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信心百倍地奔赴各自的岗位，一心一意地把工作搞好。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挥了团结全党干部的重要作用，不愧是党的组织工作的模范。
新中国建立后，富春同志先后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等领导职务。他虽然不再专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了，但他仍然保持和发扬了延安时期在组织部工作的传统和作风，在抓政治、抓思想、抓业务的同时，关心和支持组织工作，注意抓干部队伍的建设。他的办公室仍然是“干部之家”，他始终是干部的贴心人，干部有什么事可以无拘无束地向他倾诉，讲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富春同志待人诚恳、亲切，对同志热情爱护。他的这些高尚品德，在广大干部中有口皆碑，不少老同志都齐声尊称富春同志是“大哥”，蔡畅同志是“大姐”。富春同志是一个忠厚长者，但绝不是一个“老好人”，他在政治上有高度的原则性，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对干部是非常严格的，谁犯了错误，就谆谆教导、耐心说服，帮助其改正；谁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又不能自觉改正，他就严肃批评，绝不姑息宽容。
富春同志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抗战初期，延安有个中央医院，由富春同志主管。他对在医院工作的知识分子非常重视、关心、爱护，生活上给以合理的必要照顾。由于党的关怀和信任，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党的温暖，一心一意跟党走，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医院仍然保证了战争和陕北人民就医的需要。全国解放后，富春同志更重视人才的培养。他提出，搞建设有三条：一是资源，二是资金，三是人才。人才最为重要，搞建设要靠有技术、有管理能力的人才，大量培养人才是国家建设的根本。在他主管经济工作期间，对重大的经济决策和重大建设项目方案的审批，事先总要走访专家，先倾听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的意见。他自觉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尊重人才，是我们的表率。
富春同志非常信任干部，爱护干部，放手让干部工作。在长期的工作接触中，我们深深感到，他既讲原则，又通情达理，为人正直，作风正派。特别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从来不整人，不赶浪头，也不人云亦云、伤害干部，总是实事求是地尽可能地保护干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在对右派定性时，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提出，看一个干部要看本质，不能单看一时一事的表现。会议开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富春同志就赶到国家计委党组会上作了传达，避免了计委机关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这对当时中央工交各部的反右派斗争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在干部的使用上，富春同志坚持五湖四海，不分亲疏，任人唯贤。
富春同志爱护干部、关心干部，还表现在干部有了成绩和进步，他高兴、鼓励和支持，同时指出继续努力的方向；干部有了错误，他耐心说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给你一种积极向上的勇气和力量。跟他工作过的同志，都有这种深切的感受。由于富春同志平易近人，关心干部的疾苦，所以人们有话都愿意找他谈心，他总是热情接待。干部思想情绪不稳定时，他从爱护角度出发给以安慰、启发。对同志提出的合理要求，他总是热情地给以解决；不合理的想法，他则给以耐心的说服教育和必要的批评，使人心悦诚服。有一次在延安，一个干部因为工作调动不合自己的心愿，正在闹情绪，满腹不高兴的时候，富春同志就亲自同这位同志谈了个把钟头话，结果使这位同志心情舒畅地服从组织的分配，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对党中央领导同志衷心地爱护和尊重，这是富春同志具有坚强党性和深厚阶级感情的重要表现。记得，在我们党的七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同志从国民党统治区到了延安，富春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具体负责七大的组织筹备工作。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是完全可以让工作人员去办的，但富春同志怕万一有误，影响中央领导同志的身体，也为了使恩来同志得到较好的休息，亲自过问了恩来同志的食宿。他考虑到住新窑洞潮湿、寒冷，特意安排恩来同志住到老窑洞内。少奇同志到延安，在路上为冲破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把衣物什么的都丢了，只有从华中带来的一小口袋种子没有丢，他把它交给了富春同志。富春同志非常重视这件事，他亲自把这些种子送到由徐特立字师陶，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于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同志负责的光华农场培养，使之发芽、开花、结果。富春同志深深懂得，这些种子来之不易，是少奇同志对延安、对党中央表示的深情厚意，也表达了少奇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必胜信心。
富春同志对革命烈士子女十分关心、爱护，对有的烈士子女，他还担负起抚养任务。如项苏云同志、李群同志等革命烈士子弟，都在富春同志和蔡畅同志的家居住、生活过。在这些烈士遗孤住在他那里的日子里，富春同志不但关心他们的生活，更注意他们革命精神和革命品德的培养，常常鼓励他们要不愧为革命的后代，勉励他们要继承父辈们的遗志，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孩子们在富春同志和蔡畅同志身边生活感到温暖、亲切，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后来有的出去学习，有的出去工作，每逢节假日，总要回到家里来看望李伯伯和蔡妈妈。那时，老同志们常说，富春同志的家真正成了革命后代的家。
富春同志是做党的组织工作的模范，又是做经济工作的模范。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较早从事经济工作而做出了出色成绩的带头人。抗战初期，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对八路军、新四军停发军饷、弹药，并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政策，给我边区军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党中央号召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号召做经济工作，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把争取国家和民族免于沦亡的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调富春同志主管经济工作，富春同志立即服从党的分配，并且很快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称赞。当时，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战士烧炭非常困难，须组织人力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运输，往返一趟需要两天，仍不能充分保证供应。后来，富春同志想了个办法，由以前的不计时不计数、运多运少一个样，改为“二八”分红，结果运炭效率提高一倍。这个办法很见效，不但解决了中央机关的烧炭紧张问题，还能节省大量人力，从事机关其他工作和从事大生产。后来，毛主席曾评价说，“二八”分红解决了机关的一大困难。富春同志在担任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期间，注意开源节流，处处精打细算，组织和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工作很有成绩。他常说，我们不能只顾眼前，更重要的是今后，不搞好经济工作，将来人民吃饭靠什么?并且说经济工作不但在眼前的战争中重要，在战后的建设中将会越来越重要。毛主席曾号召中央机关干部都要像富春同志一样学会做经济工作。
二
在我们缅怀富春同志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想起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倾注的心血和做出的重大贡献。建国以来，我国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工业结构和地区布局日趋合理，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现在，当全国人民齐心协力进行改革、建设四化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要想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李富春同志。一部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史，是同李富春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
李富春同志是党内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党内杰出的经济专家、工业专家。如上所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从事经济领导工作。从纺线种地到边币发行，他都一一加以筹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曾一再显示他的领导才干，做出了成绩。富春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中，就树立了“期望以渺小的实践，来做全国的观摩”的信念。可以看出，他的眼光是多么长远，抱负是多么深广。他就是抱着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坚强的胜利信心，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且锻炼和培养了大批经济工作干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富春同志带领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在开辟和建设东北根据地、恢复和建设东北工业基地、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和支持解放全国的战争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要职。从1946年开始，富春同志就集中主要精力抓东北的财经工作。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在中央“让东北工作先走一步”的方针指导下，富春同志艰苦奋斗，由缺乏经验到积累经验，使东北成为关内各地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观摩学习的对象。例如，在进城后如何使不断上涨和波动的物价相对稳定，应当怎样把恢复经济，特别是城市的工业生产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等方面都创造了很好的经验，为以后全国物价的稳定和财经的统一，起了试点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富春同志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协助陈云同志主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1951年2月中财委召开的全国工业会议，就是由富春同志亲自主持的。会议讨论了1951年工业生产、基本建设控制数字和实现这些任务的有关问题，同时对全国解放后的工业管理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对地方工业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而地方工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面向农村，为大工业服务，积极发展当地有原材料又有人力、资金的中小企业。又如对原有工业企业要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民主改革，逐步改变旧的管理制度，实行管理民主化；逐步进行生产改革，实行计划管理，推行经济核算制。又如在企业的生产行政管理工作上实行厂长负责制，把民主管理同厂长负责制结合起来；工业企业中的各项组织，包括党、政、工、团，均应以提高生产作为自己最基本的任务。会议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富春同志报中央批准后，亲自做了总结。第一次全国工业会议，揭开了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和建设的新篇章。
嗣后，富春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日夜操劳，废寝忘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计划工作方面做出了显著的功绩。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的建设是以156项工程重点工业建设项目为骨干的，成绩巨大，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李富春同志就是直接参与这一建设全部过程的领导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国内做准备的是他，到苏联参加谈判的是他，最后代表中国政府签字的也是他。回国以后，具体组织实施的还是他。富春同志善始善终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付的这一历史重任。他的感人至深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惊人的工作毅力，以及一幅幅动人的情景至今使人念念不忘。
记得在出国之前，富春同志对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建设，同各工业部部长及国内外专家不断地反复研究讨论，了解情况，掌握资料，为谈判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出国谈判的是以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为首，包括李富春同志等在内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在周、陈回国后，具体谈判任务就落在富春同志的身上。在长达10个月的谈判中，富春同志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对对方的意见和提问认真听取并亲做解释。在谈判中，富春同志对于我们自己可以办得到的或者虽然有某些困难但有利于“练兵”的任务，都争取由自己动手，而不是依赖别人的帮助。如全部项目的设计工作总量和设备制造任务，就由我们担负了相当的比重。他告诉我们，这样做，从长远来看，对于锻炼和壮大我国机械工业有极大的意义。
富春同志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非常重视。他利用谈判机会，带领代表团的全体工作人员听了40多天的课。为了做好计划工作，他老老实实地向一切内行学习。
在谈判中，富春同志对遇到的重大问题，尽管有所授权，也仍然坚持提出自己的意见后要向国内请示，甚至派人回国向中央汇报请示。最后，经过中苏双方友好的反复协商，终于取得谈判的圆满结果。
回国以后，富春同志对于156个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从头到尾，一抓到底。从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编制设计，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亲自过问。每个项目都经他主持讨论，做出决定，签报中央。可以这样说，156项，项项都倾注着富春同志的辛劳和智慧。156项中的许多建设工程，有的安排在东北、华北，有的部署在洛阳、西安、兰州这一线。1953年冬，苏联专家来中国后，富春同志率领有关部长、专家奔走于荒原旷野，实地勘察，选择厂址。他认为选择新建企业的厂址，不仅要考虑到国防安全，而且要考虑到是否经济；不仅要考虑到工业的布局，而且要考虑到每个企业本身所要求的各种具体条件资源、人口、交通、土壤、水文、气象、地形、卫生、供水、排水、地震等；不仅要考虑到本厂的生产情况，而且要考虑到与其他工厂的协作和配合；不仅要考虑到工厂的今天，而且要考虑到明天的发展远景，等等。总之，厂址的选择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必须审慎对待，富春同志的这一十分正确和重要的论断，到今天对指导我们的工业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正是富春同志做到了科学态度和苦干实干精神相结合，使156项工程真正发挥了我国工业建设的骨干作用。实践证明，156项工程建成投产以后没有失误，许多经济技术指标也是好的，至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相信，经过技术改造，它们将起到更大的作用。
富春同志在领导工业工作中，要抓企业经济核算的思想是十分突出的。他强调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成本，节约原材料和燃料。同时，他指出认真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品种、规格是对工业生产的根本要求。他批评那种只图生产方便，缺乏为用户服务的思想。他强调精打细算，讲究企业化，反对“供给制”思想。他坚持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号召勤俭办一切事业。156项工程建成竣工投产时，他甚至不赞成搞大规模的开工典礼和剪彩仪式。在审核156项工程中，对非生产性的投资，他不兴照抄照搬，强调要从国情出发，降低标准，因陋就简，尽可能地节省建设资金。
随着历史和形势的发展，今天的工业建设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但富春同志在工业化中身体力行，给我们留下的高尚的思想品德、崇高的理想，是我们十分宝贵的财富。我们要继承和运用这笔财富，激励自己，教育干部，为今后的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事业服务。
三
富春同志处处以大局为重，自觉维护党的团结，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他几十年如一日，表现出共产党人高度的党性和原则性。我们这些在富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从来没有听过富春同志在背后议论过哪个同志，也从未听到过他谈论中央开会时不该让其他同志知道的事情。凡是组织上、人事上的事情，党中央没有公布之前，他总是严格保密，从不透露。1954年，在我们党内，“高饶反党联盟”被揭露出来了。当时，富春同志受命协助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处理这一事件。但因为一时还不能对外公布，所以富春同志同往常一样，对事件和事件的查处情况，即使是对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也都守口如瓶。
在处理所有重大问题上，富春同志从不擅自做主。全国解放后，他在主管经济部门工作期间，经常对我们讲：我们这些机关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办事部门，不经请示批准，不准擅发文件；决定什么，都要向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在我们记忆中，凡是大事，关系全局的事，他总是事先请示中央，请示周总理或陈云同志，从不自作主张，擅自处理。上面曾经讲到，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富春同志在苏联长达10个月的谈判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都向国内请示或派人回国请示，得到中央批准后再提出谈判。毛主席曾赞扬说，富春同志是党内最守纪律的人。
富春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毫不苟且，坚持党的原则立场。记得在十年动乱初期，一些群众组织起来“造反”，夺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权，甚至宣称“要开除一批党员的党籍”。富春同志听到后非常气愤，严肃地说：“这不行，哪有这个规矩，党员的党籍只有党组织管”，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富春同志对一些受到不公正批评的同志，从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1959年庐山会议时，彭德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有的同志讲了违心的话。富春同志在当时的环境中，不为别人不负责的议论所影响，不为会上不正常的气氛所动摇，他对彭总什么批评的话也没有讲。
富春同志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忠于职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中取得成绩，受到表扬时，他总是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干部、群众的努力，从不表现自己。记得60年代初，富春同志针对三年“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调整、巩固、提高”六个字，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重要建议，周总理看了后说好，并加了“充实”两个字，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看后也都表示赞成，最后，由党中央通过，成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富春同志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提出这一建议，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八字方针在1963年至1965年期间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富春同志从未流露过自己在中央制定八字方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富春同志工作有成绩，不邀功；工作上有了过失，甚至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他总是严格检讨自己，承担责任，抱有则改之的态度，决不诿过于人，或者有什么委屈的情绪。有时候，富春同志和其他同志议论的事情，或是在国务院会议上许多同志赞成的事情，后来受到非议或批评时，他总是以大局为重，主动承担责任，严于律己，从不推诿。富春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一生中忍受了许多误解和屈辱，但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从不因计较个人的得失而耿耿于怀。八大时，富春同志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国家计委主任，可是在逝世前，什么职务也没有了，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那时，富春同志的牙齿都掉了，镶上的假牙又不合适，磨得牙床发了炎，每天用消毒水漱口，什么东西也吃不下，真是骨瘦如柴呀!我们这些富春同志的老下级，请求见见他，看望一下这位老首长。但富春同志鉴于当时的环境，一反往常，谁也不见。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一句怨言，没有向任何人讲过一句委屈的话，直到心脏停止跳动。他以共产党人高度的党性，背着莫须有的诬陷，横眉冷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默默地与世长辞了。他用沉默向他们进行了愤怒的无声的声讨和鞭笞。
富春同志生活俭朴也是尽人皆知的。富春同志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时，有一次工作晚了，招待所给他准备了饭。富春同志一看是“四菜一汤”，就问这得花多少钱，工作人员说不知道。富春同志笑着说，吃饭哪有不给钱的道理；吃饭就得收钱，不收钱就是照顾；我今后吃饭一荤、一素，“两菜一汤”就行了。富春同志进北京后，也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好传统，每次吃饭，饭桌上有什么就吃什么，从来没见过他点过饭菜。如果问他想吃点什么，他总是笑着说：“米饭、辣子，如果可能，搞点苦瓜。”这就是富春同志点过的唯一菜谱。
富春同志经常说：“我是湖南长沙人，住在三五街，我家里是做纽扣的小手工业者，我自己也当过工人。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我是开火车的，当过司机。白天做工，晚上学习，每天赚来的钱，除了生活费以外，其他都交给党组织做活动经费了。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不仅生命有危险，而且常常是中午吃了饭，还不知道晚上能不能有饭吃。”“现在人民还很苦，我们生活不能特殊，每天能吃上热饭热菜就不错了。”富春同志就是这样经常想到人民，并且以过去的艰苦生活激励自己，教育周围的同志。
富春同志衣着也十分朴素，平时在家总是穿一套蓝色平纹布衣裤，脚穿一双灰面平纹布鞋。衣服破了就补补，然后再穿，一穿就是多少年。只有在接待外宾、参加国宴的时候，才穿那套穿了多年的呢料中山装。富春同志到外面视察工作，总习惯于戴一顶旧草帽、穿一身灰布衣，走在群众中间，就跟普通人一样，谁也看不出这是一位革命多年、功劳卓著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富春同志对住房也不讲究，进北京后，曾经先后在王府井、中南海等几个地方住过，每一处都是旧房子，富春同志搬进去后从不让修缮。富春同志住在中南海，工作人员看到富春同志的办公室和卧室在一起，不能很好地休息，就建议他在办公室的旁边盖一间卧室。富春同志听后说先预算一下，看要花多少钱。当他知道要花9000元时大吃一惊，说要花这么多钱，不修了。就这样，直到他逝世，富春同志的办公室和卧室始终没有分开。
富春同志廉洁奉公，从不请客受礼。一些老同志、老部下来看望他，带点土特产品，他总是婉言谢绝。那时东北局主要负责人每月的生活费报销，富春同志从来没有超支过。
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好坏是由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体现出来的。富春同志的一生，身体力行，处处体现了我们党的革命思想、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光荣本色，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富春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一辈子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
10年前的1月9日，李富春同志与世长辞了。但他作为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是永世长存的。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鼓舞着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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