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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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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在我社出版六卷本《张鸣精品集》之后的又一本全新的历史文化随笔集。张鸣教授在六本精选集的梳理和沉淀之后，取得了写作上的很大进步，更加关心现实，社会责任感更强，叙述视野更开阔，也正因此，其社会影响力持续上涨。本书精选其2007年大量新随笔当中的数十篇精华，展示一个更开阔、更热血、更有担当的教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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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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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后涉历史，现在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均遗憾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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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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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到现实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有关五四的一点乱弹
失败的自治话柄和古老的大一统难题
给西太后讲立宪
明君的昏事
政治里的巫术
官家大戏场
金字塔习惯性颠倒
风月与官场
两个糊涂丞相的故事
马屁也不易
铁面法官手里的“冤案”及其他
廉吏酷吏与忠狗
一根筋的人出故事
中国式会议的基本法则
关于选举的乱弹
民意何如官意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文人有什么用
美国人的“中国戏”
关于洋人跪拜的那点事儿
那座中西合璧的牌坊
马桶与茶壶的旋律
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
古人的选美比赛
弄不好，自己被自己忽悠了
富不出三代的魔咒
从现实到历史
哭笑不得的姓氏
荣誉和面子的闲话
市场世界与封面美人
正常社会的不正常话题
廉租房与黑社会
“遭人喜欢”的黑社会
速成病及其经济
大赌伤身
“好人好事”是一种大家浪费的稀缺资源
高处的拥挤
马屁与露丑
“派头”迷幻药
神不迷人官自迷
非常态的“政治学”
权力的栅栏
监督与分肥
胥吏、积极性和高薪养廉
“摆平”“摆平术”和“摆平文化”
个人记忆
那一夜，童年走了
读书：从饥渴到惯性的轨迹
有这样一位右派
决斗——并非人类的故事
猪的聪明以及谋略
一个厚道的儒者和他的文字
走马观花看凤凰（上）
走马观花看凤凰（下）
冷寂的共乐园和热心的唐绍仪
心平气和说历史
品评教育
梨子和橘子的奇遇
“手搏状元”及其他
科举不能走
武夫军汉办大学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不识字的好处
高校大跃进的困局与危境
学界知识官僚的幸福生活
学者变脸：官僚与市侩
目光如豆的大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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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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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想法，至少这种想法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地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而前者，五四运动应该不会在他生活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总能联系到他。五四运动发生时，他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愤过一次。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的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但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间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运动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一次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五千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他写道：“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发挥说：“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制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这番热闹指什么，应该就是指五四。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纲上线。当然，我相信，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一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1920年4月19日）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有这种念头。
从表面上看，吴宓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班儿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的冬烘的国粹派老朽们，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不过，吴宓的牢骚，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其骨子里，大抵因为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在中国人看来，太多离婚通奸、寻妓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自己，却什么都不敢做，若干年中，“不得与女人相见，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因此夜思梦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却发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结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
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当口，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
按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但是却攻击说，徐母的死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他还崇拜关公，但是对时事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
然而，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的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发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而到了6月28日，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其实不确），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胡的自称，笔者注）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1919年10月15日）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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