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之道-中华礼义之学的重建》 - 翟玉忠著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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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礼之道-中华礼义之学的重建

書城自編碼： 223906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传统文化
作者：翟玉忠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11716248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02-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62/340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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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诸多知识分子一直希望通过移植西方“新伦理”的方式重建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然而他们的“道德革命”总是无疾而终。为何西方伦理道德不能移植到中国呢？究其原因，还在于东西方伦理的源流与内容大相径庭，在中国没有合适的移植西方伦理的文化土壤。
首先，从源头上说，中国伦理是以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而西方伦理是以上帝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关注现世，其伦理道德是内生的，而西方人的道德来自上帝的启示，并由上帝维系。
其次，从流变上说，二十世纪以前，儒家伦理道德在中国历史中有持续的影响，尽管二十世纪儒家受到很大冲击，但其仍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力。而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伦理道德却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几乎成为宗教道德的反动，其宗教超越感、神圣性消失殆尽。
最后，从内容上说，中国儒家主张符合人类本性的“因人情节人欲”的礼义之道。而现代西方文明则走向与人类清静本性相违背的“因人情纵人欲”的享乐主义。其结果就是人欲的过度膨胀，暴力贪婪成为社会常态，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

西方现代伦理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严重危机之中——它们不应成为中国人效仿的榜样，也不可能被效仿！

關於作者：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产业创意研究所研究员，国学专家，财经评论家。原《中国产经新闻》国际部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杂志社新闻部主任，现任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主要著作：《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2008年）；《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2010年）；《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2010年）。
译著：《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原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导言：中华礼义道德之基础
事实上禽兽的欲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规律的节制，而人类却可以无限制地膨胀自己的贪欲，从社会生活到经济金融都是这样。日本著名思想家梅原猛先生曾指出“欲望的无限解放”是近代文明的本质，其结果是现代人对外“破坏自然”，对内“破坏人性”。看看今天西方主流的生活方式，再看看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先哲“因人情节人欲”的礼义观念相比，究竟是野蛮还是先进呢？在这类关键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有明辨是非的基本能力！
让我们结束西方政治上的霸权主义和生活上的享乐主义，回归中华礼义之道吧！除此之外，在伦理和政治经济危机重重二十一世纪，人类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
1、礼之源
2、礼之义
3、礼之用
4、礼之殇
上编：内圣外王之道
中华有大道。大道不可以言传，却可以心感，于是有内圣之功；由体必有用，体用不二，圆融无碍，于是有外王之术。
那么，内圣与外王是如何具体关联的呢？从发生层面说，是以趋利避害的人情论相关联；从工具的层面说，是以名学，正名定分相关联；从思想层面说，是以静因、无为之道相关联。由此产生中国学术的两大支，一是名教（礼教、德教）之学，二是名法（刑名、法家）之学。前者诉诸诸德目，以德目判是非，作褒贬；后者诉诸诸法令，以法令判是非，定赏罚。
内圣外王之学是中国独有的学问，也是人类至高、至大的学问。自庄周“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之叹，两千三百年来，其不传久矣。于此大争之世，有心者当仔细参究，并身体力行！
第一章清静心的养成及清静世界的建立——内圣外王的现代意义
1、内圣——清静心的养成
2、由内圣至外王——静因之道
3、外王——清静世界的建立
第二章建立一个理性克制人类物欲的新世界——论中华礼义文明的现代性
1、节制资本，维系社会有机体的动态平衡
2、伦理上的约束，因人情节人欲
第三章内圣外王要在“息欲明制”
1、《傅子》非儒家，非杂家，具有浓厚的黄老色彩
2、《傅子》深得内圣外王的精髓：息欲明制
3、人皆知涤其器，而莫知洗其心
第四章中国行天道vs.西方行人道
1、经济学与天道
2、政治学与天道
3、生活方式与天道
第五章此次金融危机是西方文明范式的整体危机
1、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
2、私欲必须让位于社会价值
中编：大小戴记三纲礼义精华录
《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成书于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内容庞杂，形式编排上也比较随意。这里笔者以基本的社会伦理关系三纲（即上下、父子、夫妇）为主线，将其中有益于当世的部分提取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
从古至今，礼义都是社会组织良好运行，实现和谐的基础。孔子云：“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记礼运》）
——在此意义上，对所有人来说，礼义不可不学！
第一章总说第一
第二章上下第二
第三章父子第三
第四章夫妇第四
第五章杂说第五
下编：新辑圣学十图
古人修道进德，用心良苦。
据《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周武王刚登上君主之位时，曾在席子四周及日常器物上刻上铭文，以时刻警示自己。
在这样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世人最易受外物所牵。所以我们更当学古人，时时维持此心，处处防范此身，使敬慎战胜懈怠，公义战胜私欲。黄帝颛顼丹书云：“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吾辈敢不努力！
第一章太极图第一
第二章权氏大学图第二
第三章无名氏大学图第三
第四章无名氏心图第四
第五章无名氏操存图第五
第六章无名氏省察图第六
第七章程氏心图第七
第八章敬斋箴图第八
第九章夙兴夜寐箴图第九
第十章小学图第十
附录
一、重新评价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二、黄老之学才是中华文化的主干
三、郡县天下——论人类持久和平的实现
四、黄老之学思想体系的要点（答吕朴）
五、修习中国文化宜先读黄老诸书（答网友）

內容試閱：

作为中华文化的灵魂，礼（后世重礼的伦理功能，亦称礼教或名教）为什么在上个世纪会够迅速解体呢？难道仅仅是当时救亡图存的时势所趋吗？
不是的，因为经过东汉礼教的极端化和宋明礼教的绝对化，礼早就成了一大堆形式上的繁文缛节和老生常谈的德目，其真正的教化功能则越来越弱——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十九世纪末亚瑟亨史密斯介绍中国的的名著《中国人的性格》，你就会马上清楚这一点。作者甚至专辟一章，题目就叫“缺乏同情”，中国人道德上的冷漠并不是今天才有的。
东汉政府重礼治，士人重名节。当时社会所首重者为孝悌。孝出了名，可以当官，可以免赋役，可以扬名乡里，于是出现了“卧冰求鱼”、“割股疗亲”的苦孝。只要孝，甚至连起码的国家责任都不用负担。
据《后汉书》，汉安帝时汝南薛包十分孝顺，母亲去世，他的父亲娶了后妻，因而逐渐憎恶薛包，让他分家出去住。薛包就日夜痛哭流泪，不愿离开，以至被父亲用棍棒殴打。薛包不得已，只好在家门外搭间庐舍住着，每天早上都回家清扫。他的父亲十分恼怒，又把他赶走，于是薛包只得在里巷外间搭了一间小屋住着，但每天早晚仍不间断地向父母请安。这样就过了一年多，他的父母也感到惭愧，让他搬回家。当父母逝世后，薛包守孝六年，超过一般守孝三年的礼法惯例。建光年间，政府特意征聘他，直至任用他为侍中。薛包生性恬淡，不愿做官，就声称自己卧病在床，快要死了，乞求回家养病。皇帝只好下诏书让他保留官衔回家了。但同时赐米千斛，命地方官每年八月清理户口时登门问候，送羊酒——这类人可以有官而无责。当时的政治腐败，吏治黑暗则完全与他们不相干，好个清流！
将道德极端化不会产生好的社会效果，更不会使风俗淳厚，只会多欺世盗名的假道德。东汉民谣说“察孝廉，父别居”，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第二次礼教的异化发生在宋朝。自宋代理学家罗从彦（1072-1135年）提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有人便把三纲间阴阳互系的关系绝对化了，甚至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事实上这与儒家的基础精神是相违背的。《孝经》更是明确指出，父母的话不能盲从。《孝经谏诤章第十五》载，曾子曾问孔子，做儿子的一味遵从父亲的命令，就可称得上是孝顺了吗？孔子回答说∶“这是什么话呢？这是什么话呢？从前，天子身边有七个直言相谏的诤臣，因此，纵使天子是个无道昏君，他也不会失去其天下；诸侯有直言谏诤的诤臣五人，即便自己是个无道君主，也不会失去他的诸侯国地盘；卿大夫也有三位直言劝谏的臣属，所以即使他是个无道之臣，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家园。普通的读书人有直言劝诤的朋友，自己的美好名声就不会丧失；为父亲的有敢于直言力诤的儿子，就能使父亲不会陷身于不义之中。因此在遇到不义之事时，如系父亲所为，做儿子的不可以不劝诤力阻；如系君王所为，做臣子的不可以不直言谏诤。所以对于不义之事，一定要谏诤劝阻。如果只是遵从父亲的命令，又怎么称得上是孝顺呢？”（原文：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另外，孔子曾教训曾参“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而在我们的时代，还有的父母相信“棒头出孝子”。宋朝对三纲关系的绝对化阐释在今天仍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大家不得不警醒的事实。
如果进一步探究导致上述礼教异化的更深层原因，其中两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一是礼早已失去了道家哲学基础和名学逻辑基础，二是儒家化对“法生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自西汉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礼学的名学逻辑基础就被极大地削弱了，上文我们已经论及。这里我们主要谈一谈礼学被剥离了道家哲学基础之后的结果。
礼同大道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又因为古人根器高，故儒家心法同禅宗相似，大体都是直指人心。《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六祖慧能指示慧明也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但后世在解释“中庸”的“中”字时，却被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熹《中庸章句》题注），这种解释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在先秦，“中”有心之意。郭店楚简《老子》中，今本“致虚极，守静笃”写作“至虚，恒也；守中，笃也”。这里的“中”即代表了我们的清静本性（心）。所以说，中者心也，庸者平也，也就是佛家所说的平常心。但这个平常心并非我们日常的思想情绪，我们日常的思想情绪都在不平与无常中，它只是平常心的作用——平常心才是我们的真心，是体，是道。
离道释礼，使后世儒家在解释经典中“格物”、“慎独”这些关键概念时大大偏离原意（关于儒家对慎独的误读，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2~300页），这相当于割断了礼的哲学之根，极大了影响了先秦以后礼学的健康正常发展——直至宋以后，儒家才开始重新关注心性之学。与此同时，许多儒者却将道家视为异端——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具有难以名状的讽刺意味！
导致礼教异化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中华法系中“法生德”原则弱化。据《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周初每一种道德原则后面都有法律作支撑，包括针对不孝的刑罚，针对不和睦九族的刑罚，针对不亲爱姻戚的刑罚，针对不友爱兄弟的刑罚，针对不信任朋友的刑罚，针对不救济贫困的刑罚，针对制造谣言的刑罚，针对暴乱之民的刑罚等等。（原文：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
似乎在子思（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时代，世人还认为“法生德”是常识。据《孔丛子》记载，鲁国一个人认为同姓的人死了不宜去吊唁，别人就对他说：“按礼法，应当免服的不免服，应当吊唁的而不吊唁，官吏都要惩罚他们，为什么你不去吊唁呢？”这个人回答说：“我是觉得他与我的宗族的关系太疏远了”于是子思就认为此人不讲恩情。（《孔丛子杂训第六》原文：鲁人有同姓死而弗吊者。人曰：“在礼当免不免，当吊不吊，有司罚之，如之何子之无吊也？”曰：“吾以其疏远也。”子思闻之曰：“无恩之甚也。）
郭店楚简多思孟学派文献，其《语丛一》对法（刑）德关系作了很好的概括，上面说：“其刑生德，德生礼，礼生乐，由乐知刑。”
但自汉化起，就有了将治国中相须而用的礼（德）与法（刑）截然对立化的趋势，当时许多儒者认为，秦亡的原因是单纯依赖法律，“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无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恶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大戴礼记礼察第四十六》），他们这样从理论上论证说：“为人主计者，莫如安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安危之萌，应于外。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倍，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异。或导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哀戚。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大戴礼记礼察第四十六》，大意是：为做君王的人来筹划，没有比确定和明白取舍的原则更重要了。取舍的恰到好处，是在内心确定的。可是取舍以后，安危的预兆就在外界相应发生了。安定不是一天造成的，危险也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都是一天一天累积而成的，这道理不能不先看清楚。善事不多做不足以成美名，罪恶做得不多也不足以招杀身之祸，而每个人的所行所为，都取决于他们内心的取舍。用礼义来治理国家的就积累着礼义，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的就积聚着刑罚，刑罚积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礼义积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所以历来做君王的都希望人民善良，可是用来使人民善良的方法却并不相同。有的用德教去引导，有的用法令去强制，用德教去引导的，德教就会流行而人民安康快乐。用法令去强制的，法令就会极多而人民悲苦忧愁。人民悲哀或快乐的感觉，正和灾祸或幸福是相应的！）
《大戴礼记礼察第四十六》还没有否定礼、法的交互作用，上面还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但到了汉以后，以法生德，以德固法的法律原则被严重破坏了。具体表现为，在儒家化的法律中，私德极大地压制了公德，中国人的公德观念受到极大地抑制——无原则地亲亲相隐成了基本的法制观念，并且这种观念至今仍在学界有着很大地影响。
在亲情的名义下，他们干了多少坏事啊！
而今天那些西化了的法律“专家”们，则引用一万本翻译过来的西方学术著作，证明“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的“伟大”原则了。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贸然将‘见死不救’入罪，很可能在对公民自由的限制之中，进一步压缩公民自由的底线。穆勒说：‘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自由。’……”（杨涛：《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访问日期：2011年11月5日。）——在一个没有宗教背景的族群中，道德怎能失去法律的依托——这些法律专家能看到天外的世界，就是看不到脚下中国。
在自由的名义下，他们干了多少坏事啊！
让我们回归中华民族伟大的礼义道德吧，否则，我们永远无法阻止前不久刚刚发生的“小悦悦事件”那样的悲剧。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广东佛山广佛五金城里，2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上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随后肇事车辆逃逸，随后开来的另一辆车辆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女童身上再次开了过去，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都对此冷眼漠视，只有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2011年10月21日0时32分，小悦悦经医院抢救无效离世。
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读书人，冷眼看着那些“道德家们”的反思，禁不住作此文，献给那个本不该如此早逝的灵魂……
因为希望还在——一个人灵魂走了，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个民族灵魂的复生！
归来兮，中华礼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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