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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内容广泛，知识满目，书评涉及人文社科各领域好书，不啻为一读书指南。
2、读书有所思，所论纵横捭阖，联系实际，具有问题意识，颇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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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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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近十年来作品的汇集，按照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辑《寸铁杀人》，为读书笔记，所涉书目多关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第二辑《谈文论艺》，亦为读书笔记，涵盖中外古今热点或经典文学作品；第三辑《知故识新》，此辑既提书也谈人，更显得血肉丰满；第四辑《序和跋》，包括作者自己所编所著的书，以及为他人所作的序文；第五辑《其他》包含有作者的写作感言、读书目录、访谈录和一些回忆性文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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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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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敦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生，浙江永康人氏。“文革”后第一批高考大学生。十年前求学于金庸先生门下。现供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喜读书，也写一点文字。第一次公开发表文字即刊于《读书》。不惑之年后，渐重学思兼行，自觉略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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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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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敦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生，浙江永康人氏。“文革”后第一批高考大学生。十年前求学于金庸先生门下。现供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喜读书，也写一点文字。第一次公开发表文字即刊于《读书》。不惑之年后，渐重学思兼行，自觉略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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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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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铁杀人
十多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拿到硕士学位上班工作，一天偶然说到他自己不懂经济学，管他的副处长大喜，道：“我懂，我在党校学过政治经济学。”
我的情形，跟这位朋友相似。由于专业，更由于天性愚鲁，数字过目基本上记不住，说得坦率一点，是点钞票点到十后就必须从头来：“一、二、三、四……”所以至今我收到的稿费不多，这都是为了便利本人盘点。经济学的书，我历来也看不懂，法律、教育等等，也是敬而远之。拉得远一点，这简直有点像林语堂。当然，林语堂岂是随便可比的？只是在此，可能见出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一贯软肋。
不过，经济学的书，我还是从头到尾读过一本的。那便是香港张五常教授的《卖桔者言》。
读《卖桔者言》，转眼已过十来年，往事依稀，不必再提。但是最近逛书店，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下推出张五常随笔集三种。当时怕不懂，只买了一种：《学术上的老人与海》，回家丢在床头。夜入子时，为催眠用，随手拣出一读，结果是越读越警醒。半个时辰，大功告成，徘徊室内，深感一失足成千古恨：当时为何不把三册一起购齐？
半夜无眠。
近年来，我对中国杂文界完全失望，对随笔界三分之二失望。中国杂文，由鲁迅开创，创始即是高峰，而后马上风光不再。究其原因，作者有无直面现实的勇气是一个问题，但是更关键的，是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一个文人如果只读过一点文学哪怕再加上一点古书，又有何能力透视当今世界之风起云扬？如果再没受过说理的现代科学训练，“也许”“大概”一大堆，诛心是够了，但结论有何证据？推理有何途径？至于随笔，有段时间流行女人的，这有关女权，不好乱说，但在当今社会，文学已经退隐到人心深处，随笔如果不面对现实种种错综复杂，基于学识，出以快刀，一剑封喉，那又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读张五常先生之随笔，脑袋里只剩四个字——寸铁杀人。
张五常是中国罕见的可与世界最高水准社科学者对话之人。他有不少厉害的师友。雅伦老师曾跟他说：世界很复杂；后来老友弗里德曼跟他说：世界很简单。张五常说：“这两者看来是各走极端的看法，其实是同一回事。雅老是说复杂的世事，不容易解释；弗老是说若有可取的解释，必定是简单不过。这两者加起来是说，复杂的世界以复杂的理论解释，其成功机会近于零；复杂的世界是要以简单的理论才有机会解释的。”我没学经济学，不敢妄议张先生的经济观点，但是这两句话，一下廓清理论界千里迷雾，一切玄而又玄、故作高深的借以蒙人兼作秀的学术，可以休矣。
张五常另有一篇随笔，是谈毛润芝的词的。因为我上大学中文系的第一堂课就是“毛主席诗词”，跟朋友的那个副处长一样，也算是学过这门课的，所以有时不免谈谈：毛词好，毛诗就差得多了。张五常则说：毛词好，但有一点不好：没感情。这也是寸铁杀人。尽管毛是大政治家，本不必效小儿女辈哭哭啼啼，但指出没感情这个特点，也没关系。尽管张不弄文学，但凭这一点，也已是锦心绣口了。
张纵论古今经济学，以为亚当••斯密的《原富》为经济学第一好书。没有办法，我找出前两年买的《原富》（今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字一句读读看。奇怪，读了前三十页，居然很好懂。这也再一次证明，好的理论
确实常是简单的。
（《学术上的老人与海》，张五常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希望市场的逻辑能战胜强盗的逻辑
近年来，网民的反应真是越来越有趣，其中一条就是对年轻人的成绩越来越不顺眼，特别是20多岁的人，如果当上一个副科级，就是逆天；如果他当了副处，简直就该死了。哪怕他是写了点文章的，像韩寒，那肯定是代写的。每当看到这些新闻，我是又好气又好笑：林彪23岁当了军长，骆宾王7岁开始赋诗。今天偌大的中国，竟然看见任何一个年轻人有点成绩就那么不顺眼？当然，利用职权，谋取利益的应该反。但无论如何，当今的中国在心态上已经出了问题。简而言之，是丧失了改革的精、气、神。
去年夏天我上了近在咫尺却也常常失之交臂的莫干山。在一处看见一幅照片，说的是首届中青年改革理论研讨会，1984年在此山举行。那个会议真是一个改革的会议，众人血气方刚，充满理想，争论激烈，肆无忌惮。那是个真正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过关斩将的重要会议。我所服务的单位是会议的发起者之一，这使我站在那里倍感自豪。而这两天在读张维迎的《什么改变中国》，才知道当时25岁的张维迎不仅参加了会，而且还提出了“双轨制”，将改革推到了一个新阶段。说实话，像我这经历过“双轨制”的人，当时对此无比反感：不就是可以利用职权寻租吗？但读他的书，却也明白了：“双轨制”是从全盘计划经济首先打开的一个缺口。而后来的“卖国企”等基本上也可同样看待。到此才深知个人见解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确实有些历史是需要从发展去着眼的。
张维迎的基本思路有两条：一是价格自由；二是弘扬企业家精神。这两条我都无条件赞成。第一条已然实现，第二条目前正在推进。我指的是国务院近日在推行的减少审批权。什么是改革红利？这就是改革红利！问题是整体上能推到哪一步，能破除多少阻力。正如张维迎所说，企业家和历史上的大官贵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达官贵人要人家服侍，可以看成是相对笨一点的人在服侍相对聪明的人。企业家则是服侍人家，是相对聪明的人服侍相对笨一点的人，而他就靠此得到利润！前者是强盗的逻辑，是靠武力和惯例；后者是市场的逻辑，靠的是市场的力量。我当然赞成后者。今天的问题其实是，如何保证市场怎样才能不为其他所扭曲，因为事实上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了。
近些日子我常常想起一件旧事：在纪念改革开放10周年时，我们省在新新饭店开过一次理论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中午吃的是盒饭，一盒饭上放了点芹菜炒什么。恰巧我不喜芹菜，就是吃了几口白饭。所以印象特别深。如今的会当然不可能再像当时那样开，但是那时会议上的精神今日又怎能觅得？当然，社会上各种阶层包括公务员、学者、民众等等，都会在较优越的环境中变得怠惰，所以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永不懈怠，市场每时每刻在逼迫着他们！马云刚刚退了下来，我只希望这是他个人的原因而非其他。市场的逻辑已然存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她能运行且时时抵抗来自他处的胁迫。 （《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张维迎著，中信出版社，2012）
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1492年，在欧洲活字印刷出现大约50年后，斯本海姆修道院院长约翰尼斯•特里特米乌斯撰写了《赞誊写者》，为传统的誊写者提供了热情洋溢的赞颂：他们从书写中享受到四种特别的益处：珍贵的时间被用于有益的工作；书写中增长了知识；激发内心的热爱；因此获后世特别奖赏。
余生也晚，不过，距这篇文字发表又过近五百年，竟然还有缘看到中国的誊写者。那还是我读大学时分，记不清是何种机缘了，看到了一份誊写者给国学大师文稿的誊写件。首先，要知道，当年的国家大师肯定多过如今的大熊猫，与我同过事的国学大师的女儿经常说：“我爸爸他们当年如何做学问？玩够了，坐下来稀里糊涂写一通，也不用查书，自有人去誊写出来，给一点钱就是了。家里还有老妈子烧饭、煮菜、收拾东西，还不止一个。那样的条件！”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其实还容得这样的誊写者存在。我隐约记得那个誊写者腿有残疾，但那一笔娟秀流利的字迹，足以让印刷品汗颜羞愧。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掠过：假如不会做别的事，我也来做一个这样的誊写者罢……
然而，最讽刺的是：《赞誊写者》是以活字印刷发行的，中国的誊写者可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绝迹——那时候还不关电脑什么事，倒是平均主义的工资和低廉的稿费养不活那样的誊写者了。但是类似的事件仍有发生：如我的儿子，小学时一度学习算盘，那是因为教育局的领导担忧有朝一日会找不到计算器。
在我小时候，尽管科学的氛围已为革命取代，但原子能时代和太空时代确实诱惑着我。但是，到今天，大家都明白了：最重要的发明不是原子能和太空飞行，而是晶体管和避孕药。电脑在九十年代进入我的家庭，至今沦落成一种便利、廉价、几乎唾手可得的工具。但是我没有QQ，没有博客，更没有微博。一直未曾深思是何缘故，克莱•舍基的一句话捣碎了我的心肺：“对我们来说，无论我们多么深入地沉浸到新科技中，它总归都有某种临时性的性质。”是的，我还习惯于青年时期的出版社会，那个由书籍和报刊逞英豪的时代，影视永远是浅薄和不堪入目的代名词。光线是美好的，它陪伴着一摞摞庄严的书籍和一沓平静的稿纸，我愿为此献出终身。
将“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命名为《未来是湿的》出版。尽管也有译者自己的考虑，但失之穿凿，已离开了文字的逻辑。但是这部书太是一部真正的好书了。书店里近年发售的畅销书就跟幸福的家庭相似，大32开，封面印满推荐语，图案花里胡哨且富于现代气息，当然，绝大多数昙花一现，不堪回味，其中少数甚至不堪卒读。关键仍在于内容。说句实在话，就如此书，如若不是英国的《卫报》今年将其列入有史以来100种“最伟大的非虚构图书”，我是决不会专门找来读的。但是一读之下，觉得实至名归，不禁赞叹不已。读完之后，更是余思不断：电子和网络社会，到底给我们规定了什么新的行为逻辑？
此书与同类的书一样，提供了不少生动新颖的实例。但是，经过反复思忖，最后我选中了两个最有意味的在此略加介绍：
例一：2006年，《纽约时报》的记者朱迪恩•米勒，因为在一件正在进行的联邦调查中拒绝透露她的消息来源，被判85天监禁，一时间引起轰动。在美国，本有所谓新闻记者的特权，即为了说服潜在的消息来源与之合作，新闻记者有权许诺为其保守秘密。美国50个州有49个州有类似的规定，但联邦法却没有。多数国会议员曾提出联邦也应通过绝大多数州已经存在的法律，但都未获通过。“一个简单的问题造成了种种困难：究竟谁应该享受新闻记者的特权？”如果回答是“新闻记者”，那“新闻记者”又是谁？《牛津英语大词典》说新闻记者是“为报纸或杂志写稿，或者准备新闻给广播电台或电视播出的人”，却没有描述新闻工作的内容而只强调了雇佣关系。当然，在以前，当出版成本昂贵时，出版商少，所雇佣的新闻记者范围较为明确。但是，在今天，发达世界内任何人任何时间可以发布任何事情，任何人都能在任何时候充当出版商和新闻记者，这样，新闻记者的特权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法律漏洞。“新闻记者的特权基于原先出版资源的稀缺。”“自由的全球出版使得公众言论和行为更有价值，虽然其绝对的丰富充裕令职业出版不断失去特别意义。”读到这里，我脑子里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对出版的崇拜和确信从此化为乌有，也为我自己没有投身出版业而感到庆幸。无论如何，传统出版业的没落已然无可挽回。
例二：1991年，一个叫林纳斯•托瓦兹的芬兰年轻程序员在一个讨论组中发布了一条短短的信息，主题是关于电脑运行的基础软件的。他说：
我在做一个（免费的）操作系统（只是个人爱好，不会像GNN工程那样大型、专业）……我想了解一下大多数人都希望有哪些功能。欢迎你提出任何建议，不过不能保证我会把它们全部实施。
这个系统后来演变成Linux，现在这一系统已经运行在约占全世界40%的服务器上，它几乎单枪匹马地阻止了微软像统治个人电脑市场那样统治服务器市场。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上面那段短短的信息已经包括了Linux成功的所有提示：首先，这个新项目是免费的，这对于鼓励社群参与非常关键；其次，它没有改变世界的宏大目标，只靠人们自愿的贡献，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地完善建构；再次，这个新项目是完全开放的，任何人有任何好的建议都可以吸收。由于有了一个全球性的可以任意交流的网络，自由软件有了可能。当然，这不是说有了网络这种努力必然成功，恰恰相反，这种努力更容易失败。与传统社会唯一的区别是：这种失败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如果在微软这种严密的组织里，尝试这样的软件成本非常昂贵：要有人提出一个念头，过关斩将，到达总裁一级决策实施，组建工作班子，投入巨额资金等等。而在网络社会，失败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失败的成本则巨幅下降。正是这一点，才是网络社会新的逻辑！
维基百科的例子本来我也准备复述，但它与Linux太同一了，写到这里我才决定放弃。但是维基百科对传统的辞书编撰确实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就说我自己，虽然也在参与（其实一开始是提出）一个大型辞典的编撰，但我一直以来在怀疑传统的编撰方法。如果不考虑科研成果的认定而光考虑实用性，还有比直接放到网上的辞典更可用而且更可以随时修正错误的东西吗？
最后，再说一个看电影的事：
假如你是个自由人，那你只要考虑电影院和你的机会成本就可以了。如果是两个人，就得加上种种因素，如一同喜欢看什么等等。如果是30个人，那么，按照传统的组织法，势必得区分两个途径：一是在集中命令下前往；一是在得利状态下自由前往。然而，网络社会给第三种途径提供了可能：在一个承诺和协议下，通过一种方法共同前往。这在当今已经不是奇迹了，维基百科、Linux以及种种遍地可见的自发的群体性行为都是铁证。依照克莱•舍基的说法，关键在于三点：承诺、工具和协议。至于这三者究竟是什么，我想我过河建桥的工作已经完成，用不着再饶舌了。我只能说：当今像这样提出重大原则改变的书其实极少，而且物以稀为贵的逻辑至今尚未改变。
《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克莱•舍基著，胡泳、沈满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暴力的衰落
暴力衰落了吗？不好说。但是在欧洲是确切的。在那个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热土，2003年2月15日，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美国即将对伊拉克的战争。伦敦100万人，巴塞罗那和罗马有100万人，米兰60万人，柏林50万人。有许多示威者全家出动，父母和祖父母60年代以来第一次参加游行。有人宣称：一个新的“欧洲国家”从此诞生。观察家指出：欧洲拥有强大的经济，但对把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兴趣索然，倾向于用经济、文化和法律的实力影响世界，用价值观和体制影响世界。
其实，仅仅在五六十年前，欧洲还是一个推崇暴力和英雄主义的世界。法西斯主义“把战争的习惯和情感融入生活，把战争的残忍和攻击性变成制度”。而在苏联，暴力几乎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气质：无止尽的清洗，造成了几千万无辜生命的丧失。而另一方面，人们也敢于走上沙场，接受生死考验，没有一个大国的名门望族试图保护其子嗣逃避前线服役：法国的福煦元帅在1914年的数日内便已失去一子一婿，英国的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1916年痛失爱子，斯大林长子也被德国俘虏，而且拒绝交换。二战引起的死亡人数约5000万，其中有一半为苏联人。
欧洲确乎从两次大战中学到了很多，最深刻的莫过对暴力的抛弃。不管为了什么理想和主义，将人卷入死亡的深渊总归不道德。许多部队开始民事化，放松纪律要求，降低操行标准：荷兰设立军队工作时间制，为超时勤务支付额外薪水，并允许士兵成立工会。丹麦应征兵无需理由就可选择非军事服务岗位。到2000年，在欧洲所有国家的象征物和典礼中，军队地位无不下降。欧洲人从20世纪的前半部历程中明白，暴力“是对正常社会的病态侵袭”。“那些想要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现在被视为罪人、狂人或疯子，而不是理想主义者、英雄或救世主。”1968年法国死于暴力的44681人中，只有6人的死与政治有关，其余几乎都来自交通事故、暴力犯罪或自杀。
在中国，提出暴力为非合法性权利的观点实在极早极早。大约公元前1044年，距今已约3千年，周武王以车载文王木主，出兵伐纣。从远处赶来投奔文王的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左右欲杀之，姜太公道：“此义人也”，扶而去之。等到武王灭纣，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作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兮”，以为以暴力推翻暴力，不是一条正义之路。但是问题虽极早提出，完满的解答则今日仍遥遥无期。历史真的能教会我们什么吗？我们今天对暴力的热爱与热情，与欧洲的巨大落差，让人瞠目结舌，一语难发。
（《暴力的衰落》，[美]詹姆斯•希恩著，黄公夏译，大象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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