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我写作另外四部“多艺天才人物”传记的过程中，雷伊的这些观点一直伴随着我。这四部传记中，有一部也是艺术方面的，叫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思想丰富的人》Rabindranath Tagore: The Myriad-minded Man），描述的是亚洲诺贝尔桂冠首位获得者泰戈尔，他是一位诗人和小说家，同时也是倍受崇拜的作曲家和杰出的画家。还有一部是科学方面的，是2005年出版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百年》Einstein：A Hundred Years of Relativity），描述了爱因斯坦在科学上获得突破的那段“不可思议的岁月”。我的最后两篇传记人物虽然不像前两位那么出名，但是他们都是在科学或艺术上跨越了障碍并获得了突破的、才华横溢的英国名家。
《破译线形文字B的伟人》The man who deciphered linear B）讲述的是麦克尔·文屈斯Michael Ventris） 在20世纪中期破译欧洲早期可读文字——线形文字B（迈锡尼文明时期克里特岛人所使用的文字）的故事。他是通晓多国语言的佼佼者，倍受考古学家们和电码译员们尊敬。不过文屈斯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既不是语言学也不是考古学，而是建筑学。改编自此书的BBC电视节目非常恰当地命名为“一个非常英国式的天才”A Very English Genius）。
“最后的文艺复兴人”The last man who knew everything叙述了托马斯·杨Thomas Young）的生活和工作事迹，这位十八世纪的天才之星，在幼年时就是语言学的神童、成年后更是博学多才。1801年杨通过实验证明了光的波动理论而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认为他的这一成就有如艾萨克·牛顿的光学实验，影响深远；杨还是翻译罗塞塔石碑碑文的人。然而他所获得的专业素养，既不是物理学，也不是埃及古物学，而是伦敦医院的职业医生。科学博物馆1973年为杨的两百周年纪念举办的展览中评价，“杨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位英国人都具有更为开阔的创造性学习能力”。
文屈斯和杨，他们在破译早期文字方面的突破都是依赖于他们各自在完全迥异领域的知识背景，而这些正是他们所谓的学界竞争者所缺乏的。他们的最好的灵感来源于 他们掌握着多领域的知识。作为一名建筑师，文屈斯训练自己整理和分析大量信息和图像数据的能力。正是这一能力帮助他分析了来自克里特岛的有3500年历史的泥版上的线形文字B。经过长期深入的观察和多次错误的尝试，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摒弃错误，校正思路，1952年文屈斯终于从杂乱的古老的字符中发现了规律。之后他对克里特文明所记录的语言做出一个富有灵感的猜想——即古希腊语，这一猜想被证实与这些文字的模式相吻合。杨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和医生，在罗塞塔石碑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分析研究上，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大约于1815年，在深入细致的研究并走了一些弯路后，他取得了突破。这是当杨在推测罗塞塔石碑碑文上中一个椭圆形的漩涡花饰象形文字在音标上（就像字母表一样）是如何拼写埃及国王托勒密Ptolemy）的名字时，突然，发音和这特殊的象形文字之间被架起了桥梁，古老的文字开始说话了。杨的开创性工作直接推动了1822-24年期间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对埃及整个象形文字体系的破译。
与我所有的传记人物“为伴”——雷伊、泰戈尔、爱因斯坦、文屈斯以及杨，我被他们创造性的源泉——广泛而深入的知识——深深地吸引了。尽管他们拥有各自不同 的专业背景，如电影学、语言学和文学、考古学、建筑学、物理学、医学，但我逐渐发现，他们的突破都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我同意雷伊的观点——最富创造性的 灵感都是不可预知、突如其来的，但我相信灵感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不可预测，科学能够解释创新性活动。仔细研究这些突破，并详细了解创造这些突破的人的生 活，也无法完全揭开雷伊所说的“非常私密的”杰出创造性的神秘面纱。也许，如果这一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了，我们反而会失望的。但是，这本书将要呈现给读者 的，将不仅仅是成为天才的始源、要素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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