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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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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当代音乐现实的思考与批评》主要内容包括：为歌剧观众写戏创雅俗共赏主潮——再论中国原创歌剧应当如何学习威尔第、我国音乐剧产业的当下现实与振兴之道——在“中国音乐剧国际论坛”上的发言、不敬父兄遑尊乃祖——论中国音乐史教学的古今贯通与厚今薄古、当代歌剧：中西对视下的枯荣映像——从《纽约时报》一篇歌剧评论说起、论歌剧音乐剧剧本文学研究的学科归属、论陈田鹤20世纪30-40年代的艺术歌曲创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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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居其宏，1943年4月29日生于上海。1961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1969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197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攻读音乐理论研究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1981-2002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1994年被评为研究员。2002年6月-2013年5月正式调入南京艺术学院工作，担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先后指导博士生、硕士生及访问学者20余名，博士后2名。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理论委员会委员，江苏省音协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歌剧研究会顾问，中国音乐剧研究会顾问。主要从事中外歌剧和音乐剧的理论研究与评论，研究兴趣亦广及当代音乐及思潮、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音乐批评、音乐美学、音乐编辑学等。先后出版学术著作、教科书及论文集10余种，并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论文、评论约200余万字。其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歌剧音乐剧发展状况研究》是迄今为止获得最高级别的歌剧音乐剧科研课题，其《当代乐坛的消费主义和浪费主义》获中国文联2010年文艺评论一等奖，《共和国音乐史》获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与乔邦利合著）获教育部2013年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歌剧剧本《杜十娘》获2004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
在理论研究和教学之余，还积极参与艺术实践活动。多年来，以特邀专家身份参与了数十部歌剧、音乐剧、舞剧、歌舞剧的座谈会、研讨会和项目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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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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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在新时期的命运——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作
共和国音乐创作60年
“歌剧思维”及其在《原野》中的实践
为歌剧观众写戏创雅俗共赏主潮——再论中国原创歌剧应当如何学习威尔第
我国音乐剧产业的当下现实与振兴之道——在“中国音乐剧国际论坛”上的发言
不敬父兄遑尊乃祖——论中国音乐史教学的古今贯通与厚今薄古
当代歌剧：中西对视下的枯荣映像——从《纽约时报》一篇歌剧评论说起
论歌剧音乐剧剧本文学研究的学科归属
论陈田鹤20世纪30-40年代的艺术歌曲创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音乐界的异化面——《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研究》结语
从革命军中一哨兵到音乐改良掌舵人——辛亥革命与萧友梅的音乐生涯
评论
以恢弘舞台史诗塑造国家形象——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观后
戏剧动作与歌剧音乐的戏剧性展开——评歌剧《楚霸王》的一度创作
音乐界货真价实“马家军”——为马友德教授80寿诞而作
煌煌临北斗灿灿人鸿篇——写在《杨荫浏全集》出版之际
悲剧时代人性悲剧的歌剧演绎——评莫凡《雷雨》的剧本改编与音乐创作
为有奇香扑面来——评音乐剧《茉莉花》
以音乐会形式演绎歌剧内涵——评音乐会歌剧《娥加美》
“五四”精神的当代演绎——评歌剧《青春之歌》
梦残犹未醒病急乱投医——评李瑾《追求真理还是恪守平庸》
浊者自浊——再答李瑾
关于昆舞与音舞诗剧《虞美人》的几点思考——在首届“中国昆舞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历史、信仰与激情的意识流交响——评政论体话剧《开天辟地》
调研报告
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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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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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衡量一个国家之歌剧艺术发展、发达程度，创演数量标准固然是一个重要参数，但质量标准则更具根本性、实质性意义。当下中国歌剧的创演质量普遍较低，新时期以来，各地歌剧院团曾经创演过各种题材和风格的歌剧作品，国家为此投入巨额资金，但真正令普通歌剧观众喜闻乐见者却为数甚少。穷究个中原因，除开那些毫不在意观众喜欢与否的现代派歌剧之外，大多数剧目的剧本和音乐创作质量差，音乐元素与戏剧元素有机综合程度低，导致戏不抓人、歌不动人乃是其中最突出、也最致命的弊端。
《纽约时报》这位评论家对我国各音乐学院层出不穷的人才表示激赏。其实他哪里知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道理。新时期以来，几乎所有新创歌剧都是出自各音乐学院作曲系历届毕业生之手。其中当然有真正的精品，然更多的则是三等品甚至残次品。一些被作曲技术武装到牙齿的歌剧作曲家，居然写不出一条动人的歌唱性旋律来，倒是让“既难唱，又难听”的音调充斥全篇。至于戏剧修养严重不足、不知歌剧综合魅力为何物，对戏剧性、音乐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处理和舞台体现既乏出众禀赋又无实际经验的现象则更为普遍。
《纽约时报》这位评论家还赞扬了对歌剧有着浓厚兴趣的年轻观众。其实，各个年龄层次的观众是歌剧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之源。但时下某些剧目成了同行间自娱自乐、自吹自擂的自慰手段，令观众原本浓厚的兴趣越来越淡，逼迫他们离歌剧越来越远。事实证明，凡是抛弃自己基本观众的歌剧艺术家及其作品，必被观众所抛弃。因此，不能为某部剧目“世界首演”时门庭若市的假象所蒙蔽；它之能否真正经受得住剧场检验，是在排除大量赠票或被虚假夸饰的广告宣传裹挟而来等因素之后，一直全神贯注坚持到终场的观众还剩多少，首轮演出之后能否继之以第二轮、第三轮，以及仍被观众津津乐道的剧目还有哪几部。
《纽约时报》这位评论家赞扬财力雄厚的政府有成为全球文化大国的决心，但决心毕竟不是现实。他更不知道，当下我国歌剧院团正面临一场转企改制风暴。为生存计，转企后的许多地方院团已不再创演歌剧，另一些院团则被兼并或撤销编制。即令像中央歌剧院、上海歌剧院、总政歌剧团、国家大剧院等少数几个国家级院团或单位仍在仰仗政府雄厚财力的支持不断推出各种新创歌剧，但它更多属于行政性行为而非制度性产物，其决策、论证、立项及生产和管理机制既存在一些偶然因素，也隐伏着诸多痼疾；若不在根治这些机制弊端上狠下工夫，即便用黄金铺路也未必就能顺利建成歌剧强国和文化大国。我国之综合实力日渐雄厚当是不假，但国有歌剧院团转企改制的内在动因和实际效果，并非着眼于解放歌剧艺术生产力、提高歌剧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战略中的重要位置，而是让歌剧走向市场生死由之，为国家财政甩包袱、减压力。据实言之，这种头疼医脚的思路和做法若不根本改变，歌剧艺术在我国生存尚且难上加难，又遑论繁荣发展？所谓“歌剧强国”、“文化大国”及美中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所说西方艺术家“都指望着中国，这里是古典音乐唯一的发展希望”云云，更是天边灿烂绚丽的云霓，心向往之但遥不可及。
我如此说，并不表明我对中国歌剧之未来前途持悲观态度。其根据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歌剧的主要改革对象是机制而非体制；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教育家和学者对当下歌剧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种种消极现象怀有切肤之痛，并在苦苦探寻改善良策；歌剧艺术在中国有着光荣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其繁茂的土壤丰饶，若给予政策阳光的投射、财力雨露的滋养，中国歌剧之真正繁荣乃至以独特的东方性格自立于世界歌剧之林，犹可期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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