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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劳动与发展(2013)(2013年中国劳动关系及社会保障各领域的最新观点)

書城自編碼: 2357458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社會科學社會學
作者: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科研处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11262264
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04-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76/312000
書度/開本: 16开

售價:HK$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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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经济学与工会方面的研究人员
內容簡介:
本书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各院系优秀学生在学校支持下于2013年进行社会调查而写成的调研报告结集,主要内容包括对劳动关系方面、养老问题、城镇化、工程安全、工人权益保障、电子产品销售问题、学生银行卡消费与管理等情况进行了调查。
關於作者: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科研处,处长彭恒军,男,山东济南人,研究生学历,教授,曾获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陈邓海,男,山东曲阜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在读。
目錄
城市大型地下商业空间安全事故现状及安全事故模型研究
金华市建筑行业农民工欠薪问题现状研究
——与制造业之对比
大学生校园银行借记卡效用最大化使用方法研究
——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涿州校区为例
大学生校园讲座参与情况研究
关于高校学生干部经历对职业发展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为例
《太平广记》诗歌辑佚整理
夹缝中的成长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和工作理念研究
大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安全管理机制调查与分析
非重点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问题研究
以老助老居家养老新模式的研究
——以北京市海淀黄庄社区为例
北京市高校后勤用工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
——以北京L高校为例
新形势下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救助问题探究
——以河南省为研究对象
行政文化视域下城管形象的重塑
——以河北省涿州市为例
第六代导演对农民工形象的塑造
工业化进程中乡镇企业劳动关系调节方式的转变
——以河北省某乡镇为例
客运索道风险评估模型及危险控制对策分析
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中人的不安全行为研究
新城镇化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维护的影响
——以河北省涿州市开发区建筑业农民工为例
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收入来源及生活现状研究
大学生公民选举权满意度调查与分析研究
家庭收入对居住状况影响的评价体系研究
二线产品的W形困境
——从“李宁”大溃败说起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主流媒体外国人名翻译问题研究
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关系现状调研与完善建议
——进城农村劳动者权益保护研究
特性电子产品的营销策略分析
——以北京中关村为例
內容試閱
"夹缝中的成长夹缝中的成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和工作理念研究
指导教师:周潇项目主持人:吴焕琳
项目组成员:单燕琼、罗文、何丹
摘要: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他们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注。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他们的工作搜寻、工作状态、工作期望三个维度进行描述,以分析他们的工作理念形成的原因;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内部比较,试图寻找推动他们职业流动的因素。通过参与观察,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新的找工作方式,他们不仅仅只满足于一份高工资的工作,还有更多其他的诉求。在工作态度上,他们多呈现出消极的特征,对工作没有积极性,经常出现偷懒、破坏等现象。最后,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缺乏准确的定位,他们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喜欢做什么,模糊的身份认同带给他们的是同样模糊的未来。中国正处在追求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变革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生活在梦想和现实,农村和城市夹缝中的人群,他们的成长更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工作
一、引言
目前,中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其中外出人口占了12亿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亿人,占到全体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工作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工作的稳定性是大多数人的追求,然而频繁更换工作却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生活方式。为何他们会如此频繁地更换工作?他们如何看待和担当工作?他们对未来的工作期望又如何?生活在农村和城市,梦想和现实的夹缝之中,新生代农民工究竟秉持着怎样的工作理念?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一方面增进对这个群体的认知和了解,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在此基础上,为采取相关的措施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职业发展提供建议。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学界尚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在80年代以后,以“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待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高,工作耐受力低为特征的城市务工人员。(钱入磊,2009)也有的认为1980~1994年出生的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年龄为16~30岁(段成荣,马学阳,2011)。还在很多研究中,采用的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提出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此界定方法强调两个标准:一是出生年代,80年代以后出生,具有农村户籍的青年;二是外出务工年代,上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付光伟,2008)。
本文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90年代出生,具有农村户籍,在00年代外出务工或从事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务农经历较少甚至于没有。他们不仅与传统的老一代农民工在教育程度、行为方式、价值观等各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与8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有差别。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内容也比较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群体特征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描述,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点:1、新生代农民工规模巨大。分析显示,2000年我国共有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3226万,其中,新生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达1481万人,占46%(丁志宏,2011)。2、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起,则是初中教育水平的比重最高。3、婚育压力大。张建武等人的在深圳市的调查显示:未婚与已婚但没子女的合计占到总调查人数的将近80%(张建武张一名杨锋锋,2011)。4、换工频率高。他们现在已不仅仅满足于高工资,对于工资,他们更愿意选择体面的劳动,甚至为了体面劳动而可以牺牲其他利益(ChristineLWilliams1andCatherineConnell1)。还有一点值得指出,他们现在开始更多的关注一份工作的发展前景,而不仅仅是看工作的待遇如何。5、工作耐受力低。关于这一点,学界存在两种观点,有些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缺乏第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有更强的城市生活动机,更不能容忍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张学英,2011)。但是,在段成荣的研究中则认为他们与老一代的农民工相比并不存在差异。6、消费观念开放。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更加开放(吴漾,2009)。7、维权意识提高。相对于老一代的农民工,在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他们更会选择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
(二)社会适应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外来群体,他们如何在城市“扎根”引起了学者广泛的关注。关于他们的融入问题,尽管每个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有所不同,但是在一些观点上几乎达成了共识。
首先是关于城市的适应性。许传新(2007)根据调查指出在工作适应上他们处于中等水平,在人际关系的适应上同样也是中等水平,但是在生活方面的适应程度就不如前两者,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大城市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新生代农民工也不断向这些一线城市涌入。根据王春光2010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也从“暂住”走向“常住”,慢慢在城市“定居”下来。
虽然他们有强烈的愿望融入城市生活,但是现实却在很多方面限制着他们。一是户籍制度,这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最根本原因。二是容身之所也使他们在城市安居的梦想变得难以实现。但是就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而言,买一套房子几乎不可能,甚至连租一套像样的房子都很困难(王春光,2010)。三是自身因素限制了他们融入城市的可能。大多数农民工不能享受企业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以在流入地自费参加职业培训为主,而政府和单位提供的免费职业培训很有限,也无法与城市职工享受的职业培训相提并论(王春光,2010)。四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无法解决。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在外地参加高考,只能返乡考试,然而各地的教育也存在差异,使他们唯一可以向上流动的道路变得更加狭窄(李昱,2010)。五是乡土世界的文化模式的阻碍。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的是城乡二元结构断裂背景下的农村教育,因此乡土世界的社会与文化逻辑不能不对他们产生影响(王艳华,2007)。
其次是农村社会的融入。何绍辉(2008)提出了影响他们“归根”的因素。第一,乡村社会生活本身的特性妨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归根”。第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特性亦遏制了他们的顺利“归根”。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也是他们难以真正“归根”的重要因素。
(三)主观认同及精神行为
新生代农民工在对自己身份作总体性的认知和评价时,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他们是心灵上的“漂泊一代”,这种自我矛盾性导致了认同困境与身份焦虑(胡晓红,2008)。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这种主观上的城市社会认同目前还没有得到城市政府、社会和居民的理解与接受,但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得到城市社会认同的愿望将更为强烈(钱正武,2006)。
由于在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存在着巨大差异,从农村生活出来的他们,更容易感受到和城市生活和自己的差距,心里的一种相对剥夺感就会更加强烈(许传新,2007)。与老一代的农民工相比,他们更追求物质,自卑心更强,缺乏务实的精神(卞桂平,张朝霞,焦晶,2010)。这些心理的出现,和他们所接受的压力密不可分。自从“富士康连跳事件”以后,学者也开始注意到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并提出心理压力的解决办法(谢建社,2010)。
随着流动的增加,婚育也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大困难。形成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困境与隔离现象有关,这一现象表现为一种链式的隔离,从婚姻隔离—阶层隔离—城乡隔离(周伟文,侯建华,2010)。
有的学者也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越轨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这个群体中,犯罪现象也开始出现,数量不断增加。他们的犯罪行为主要呈现以下特征:1,结群性与从众性;2,侵财的目的显著;3,动机简单,冲动性犯罪冲突;4,犯罪暴力倾向突出;5,犯罪类型多样化;6,多系初次犯罪;7,犯罪的年龄低龄化(林彭,余飞,张东霞,2008)。
(四)小结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研究的内容上来看,首先多数研究都是拿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作比较,这种比较虽然突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点”,但是却让研究止步于纵向比较的基础上,很少有对群体内部的比较,如从事的工作行业间的比较,是否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比较。其次,研究多从宏观层面上进行,对新生代的微观研究还比较少,特别是对他们工作的研究,虽然已经有文献进行描述,但是对它的深入研究还很缺乏。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研究仅仅限于简单的统计描述,或是简单的定性描述,缺少深入地综合分析和实地的观察。且研究的范围多是特定某个区域或特定行业,只能反映这个行业和区域的信息,不能很好地反映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征。
通过对以前研究的分析,我们决定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调查对象所在的生活中,便于我们收集到更真实更完整的资料。暑假期间,小组成员分别进入到了位于厦门的电子工厂,以及北京的网络公司,还有广东的NGO组织和一家化工厂,在不同的四个地方开展了我们的研究。
三、工作状况
(一)工作搜寻
随着社会的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工作提供了更多选择和途径。传统的依靠强关系网络来寻找工作虽然仍是他们考虑的主要方式,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应聘,网络求职,学校推荐等方式已经开始慢慢渗入他们的生活。
1传统方式
传统方式以通过亲戚朋友或老乡推荐找到工作的方式为主所以,如果有人想要出去打工,不会再是一窝蜂地盲目外出去找工作,而是通过亲戚或朋友的先行“探路”,帮助他们联系用工单位,或者是帮着了解一下工资收入的情况,当他们认为相关的工作、薪酬还有劳动保障等福利待遇达到自己的预期后,才会跟随一起外出务工。并且大部分人都表示,来到一个崭新的环境,和亲戚、老乡、朋友一起会比较放心。小飞和小奇(本文中所用到的人名都是化名)俩双胞胎姐妹和来自湖南的阿亮都是因为舅舅在厦门工作,便来到了厦门。在M厂做了两年的彝族班长说自己在厂里发展稳定了之后,就把家乡人带了过来。
2新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父辈找工作主要是通过老乡或亲朋好友介绍之类的传统社会网络,而是通过电视、报刊等媒体的招聘广告、互联网广告等现代方法找到工作。特别是手机在他们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这使得网络信息随时都渗透在他们身边。相对于老一辈农民工具有更高文化知识、素质的他们来说,网络求职是一条既方便快捷,又省钱省力的找工作的好途径。
E公司的新员工中就有通过网络求职来应聘工作的现象。公司新来的同事阿海说道他是通过在智联招聘网站上提交了一份自己的求职简历,之后这个招聘网站就给他发了一些符合他求职应聘要求的邮件,有关招聘单位的一些信息,通过打了电话确认之后,他便来到了E公司应聘,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公司的另外一位新同事阿曾,他也是在58同城上看到了E公司的有关招聘信息,打电话确认之后,来公司面试应聘。虽然他们喜欢尝试网络求职,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并不会轻易相信网上的信息。阿鑫就明确地表示,他们在搜索到招聘信息之后,会结成一个小群体,一小伙人根据网上提供的信息一起去所谓的公司面试应聘。
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参加用人单位招聘。在工业区有的地方会粘贴一些招聘的小广告,比如在工业区的门口,厂方会把招聘信息用展板的形式张贴出来,还有一些急着招人的工厂就会采用发传单的方式。小梅就是因为在街上收到M厂的传单,来到M厂应聘,虽然实际情况和传单所宣传的内容并不相符,她还是选择了继续留下来了工作。
学校推荐也是最近几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很多技校都会和一些工厂合作,把自己的学校学生介绍到工厂工作。像是M厂的小莲,在南昌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上学,学的也是和电子相关的技术,现在还没有毕业,以前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也打过工,都是学校介绍的。
3求职时考虑因素的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找工作时工资虽然还是他们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这显然已经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在招聘时,企业会把住宿条件和工作环境等硬件设施也是他们宣传的重点。M厂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应聘,把工业区的职工活动中心作为自己厂的优势宣传出来。在传单上,工厂把职工宿舍的照片贴了出来,里面的小木床加上阳台看起来很温馨,还有干净整洁的卫浴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选择在外面租房子住,有些人是因为已经有了家室的原因,有些人则是认为八个人住一个房间很不方便,还不习惯大家住在一起。。M厂是这个工业区最大的厂,在车间环境上也比这里的其他厂好很多。考虑到这一点,小梅来到了这里工作,她说虽然工资不如从前的工厂高,但是这里车间有空调。在这种考量下,她决定放弃工资的优势,选择环境较好的M厂。
除了考虑一些常规的劳动条件外,大家决定做一份工作的原因也变得千奇百怪。根据M厂的规定,这里只招女生,不招男生,但是仍然有很多男生来应聘。在有一次与应聘的人交谈中,他们都认为M厂是附近几个厂中美女最多的厂,进来有机会认识更多的美女。
但是对于考虑用人单位能否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操作规范,能否确保自己享受到基本的薪资收入和劳动安全这些比较隐性的条件,新生代农民工却不如老一代农民工考虑得多。但是从横向的比较上看,我们发现父母不在身边的相对于父母在身边的新生代农民工,会更加关注保险等福利条件。小龙一个人外出闯荡已经多年,在辞职的时候社保卡一直没有办下来,为此他曾几次到文员那里反映,但都没有结果。相比之下,被父亲带出来打工的小蛋就很不关心自己的社保问题,曾问道他每个月的社保要扣多少钱,在这个厂已经工作一年多的他却说不上来。
也有人在找工作时会优先考虑自己打工的城市,不仅有地缘关系上的考虑,也有个人因素的考虑。阿健说道在厦门工作的原因,“我家是福建的,之前也去过很多地方,觉得还不如回家来做,这里离家也近吧”。阿宇原来在浙江工作的时候,公司让他去厦门出差。他来到厦门之后,便喜欢上了厦门。于是他辞去了浙江的工作,独自一人来到了厦门。
(二)工作状态
1逃离工作监管的“闲人”
李静等人(2012)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农民工的工作倦怠情绪进行了研究,现在大部分农民工都存在工作倦怠的情况。在我们研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亦是如此,如果逃离了监管,他们则会开始做许多与工作无关的事。
①找乐子
大家逃离了监管,用各种方式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纷纷开始找起了“乐子”。
有的人喜欢自娱自乐。阿亮是在M厂二部车间放板的,他的工作很轻松,平时就只需要把电路板放入机器。他经常在车间里深情款款地唱歌,“我是我们车间最活跃的,你看我们车间的人都麻木了”阿亮自认为自己很有“个性”,和车间里的其他人不一样。“我一整天都守着我的一亩三分地,要是你,都会感到很无聊的”,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无聊,唱歌并不会影响他工作,反而会觉得精神振奋。小红在没有事做的时候,会用笔在发的标签纸上写一些唐诗,或者一些明星的名字,或者画上一个“可爱的人”,在旁边写上车间里和她熟悉的人的名字。阿诗是这个车间的外观人员,每天对着一堆电子元件,看它们是否在合适的位置,工作起来很是乏味,她自己在放板的推车上写了“我好讨厌自己”的字样。在E公司,他们的工作更加轻松。他们会无聊地走来走去,或是看周围书架上的书。在没有客户订单消息需要回复的时候,他们喜欢戴上耳机听着自己mp3里的音乐,继续在走道上来回的走来走去。“搭讪”也是找乐子的一种方式,每到可以“打酱油”的时刻,车间里的男生都会主动到女生的工位上聊天。男生很是享受这种过程,尽管有些时候会吃些“皮肉之苦”,但也乐在其中。小黑是这个车间的“大闲人”,经常看见他在车间逛来逛去,他对于车间里的每个女生几乎都有所了解,刚进来的新员工他就开始和人家“搭起讪来”。
②要会偷懒
“偷懒”是在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仅要“偷懒”,而且“要会偷懒”。他们把自己的“偷懒”经验当做是一种生存法则,如果你要不会“偷懒”,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傻帽儿”。
小龙是车间里的QC,“老大”不在的时候,他会在某个女生工位上和别人开几句玩笑后,就转到下一个可以聊天的地方,他说“你不能在一个地方呆很久,这会引来‘老大’的注意”,小龙是小组成员W的师傅,这是在教W“偷懒”时说的话。他们会把自己的“偷懒”的经验到处传授,这样的方式不仅标榜着自己的“聪明”,还意味着一种学习的过程。小龙在教徒弟时,同时也把这样一种理念传递下去。这种效应慢慢扩散开来,便形成了一种习惯,大家都要“偷懒”,如果你不“偷懒”,对于大家来说,你就是异类。阿齐是这个车间的持机员,平时工作很认真,闲下来的时间他会盯着机器露出笑容,问他笑的原因,他说道“我的工作就是保证它不出事,要它不出事的话,就得一直盯着它看”。但是他在工作上表现出的异常认真,不但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反而讥笑他的“愚蠢”。
③人手一机
“你换手机啦”,手机成为大家的“新宠”。大家都很喜欢上夜班,因为上夜班重要的“老大”都不在,是逃离监管的最佳时机,手机则成了他们把握这一时机的重要工具。小倩刚换手机的时候,在旁边的所有人开始拿起她的手机评论起来,听说她买的XX品牌,就鄙视她不会选手机。小凡看着自己已经买了一年的手机,说“我也想换手机了,这个手机都是当初在广东买的了,没什么意思,拿你们的手机给我玩玩”。小奇把手机放在自己的工服口袋,经常趁没有人在的时候,偷偷的拿出来瞄一眼,看大家又更新什么“状态”了。阿黄经常手机不离手,也常常被他的“老大”抓到,把他的手机没收。因为在车间有免费的wifi,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定要利用的资源,趁还在车间的时候,提前把要玩的软件下好,以节约自己的流量。
2“我要辞职”
在吴红宇和谢国强(2006)对东莞厦塘镇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中显示,人均工作时间为376年,而人均从事过的工作达412个,即每人平均变换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在M厂,换工的现象更为严重,几乎每个人都有换过工作的经历,或者已经有了辞工的打算。大家换工作的原因多是厌倦了工厂乏味且单调的生活,而且车间里面人之间的“人情味”很是淡薄。其实工厂的工作并不累,但是这样的工作无法满足让他们自我实现的需求。来自M厂的小江,之前在工地上做监工,相比现在M厂的工作,他认为之前的工作要有趣很多,就是夏天太炎热,不适合在工地上呆。本来打算做两个月,等度过了炎热的夏季,再考虑回去做监工的事,但是进了工厂以后,发现自己习惯不了工厂单调乏味的生活,不到半个月就选择了辞职。
来自海南的阿美和阿蓉第一次外出打工,平时没有上班的时候就在寝室玩手机,和室友之间也鲜有交流。两个人也很少出去,只是偶尔她们的亲戚会来宿舍,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话才会多起来。来了两个月后,她们很快就厌倦了这里的生活。向“老大”提出辞工后,很快就离开了厦门,回到海南老家。缺少和外界的交流,找不到归属感,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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