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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史国良的自述与他的绘画一样,最可贵的特质便是真诚、真实、率直——不回避,不遮掩,伤痛也好,笑容也好,过错也好,功德也好……都一样地平等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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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用“悲欣交集”来形容画家史国良的艺术与人生似乎是再合适不过了。由一个北京普通工人家庭的爱画画的孩子,成长为一名画家,一度遁入佛门,时隔十几年再回到红尘,他艺术道路的成长与成就,人生理想与现实的胶着与挣脱,到今日的脱胎换骨,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本书是史国良的自述,他为人有种近乎残酷的坦诚,从年少至今的点滴,经由他的回忆生动呈现,举重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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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史国良(释慧禅),1956年生,中国当代著名人物画家。早年师从蒋兆和、黄胄、叶浅予和周思聪等名家,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国家一级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及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客座教授。作品《刻经》荣获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奖”,为此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荣誉嘉奖。画风以写实手法反映时代生活为主,笔墨厚重,是中国人物画坛写实派的代表。198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为当代中国画僧的再传人。2010年5月还俗,现定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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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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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年少的记忆
求学之路
读研的日子
军艺与画院
我的三个老师
移居加拿大
削发为僧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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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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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们那届研究生平均年龄比较大,许多人已是拖家带口的了,而我呢,入学时连女朋友都没有。当时提倡晚婚晚育,社会上二十三四岁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比比皆是,所以像我这样没有和女孩子打过交道的,并不奇怪。其实,我在少年宫时曾喜欢上了我师范的一个女同学,她后来分到温泉中学当老师,她家在温泉住。我每次去山区画画都去她家,帮她们拉石头,修院墙什么的,反正尽量讨她喜欢。
那天给她写一封求爱信,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几天都没有回音,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熬日子等消息。果真她来信了,信一开始就说先给我浇一瓢冷水……她说她早有男朋友了……我气疯了:“真是的,你早说呀,我白搬了那么多天的大石头,多累呀!”这大概是我第一次为爱情而痛苦,而且真的很痛苦。
我年纪轻轻便读了研究生,有大好的前程,在人们眼中应该算是钻石王老五了,所以,入学后,不断有人提亲。那时我不会谈恋爱,更不懂男女之事。现在说这话,年轻人会觉得矫情,太假了。其实,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我二十岁前,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银幕上,都没有见过接吻的镜头,这方面的知识完全是空白。我曾问同宿舍的吴应骑:“男人和女人怎么会生孩子呢?”他告诉我,男人和女人睡到一起就生孩子了。我想,我爸和我妈睡在一个床上,怪不得我们家七个孩子呢。可是要老生,得生多少呀!
第一次谈上恋爱,是个上海姑娘,美术史系的,人长得很漂亮。我问吴应骑怎么进行。他说:“你给她削个苹果,如果她吃,就表示愿意;如果不吃,那可麻烦啦。”于是我准备了两个大苹果。那个女孩到我们画室来,我的那些大同学见状都出去了。我坐下给女孩儿削苹果,她拿过来就咬了一大口。看她吃了,我拔腿就跑,跑回宿舍问吴应骑:“她吃了!下面该怎么办?”吴应骑说:“你跑什么,赶快回去,跟她聊,邀她下次出去。”他面授机宜,一步步都为我设计好了。
第二次见面,我便约那个女孩儿出去了。回来后,他们轮流追问:“今天怎么样?”我告诉他们去了哪里,如何,如何。“旁边有人吗?”我说没有,在草丛里,就我俩。“你们谁先主动的?”我说她先主动,她先吻了我……大家开玩笑说:“这个女的可能是流氓,你要小心一点儿!”
后来我和这个女孩儿没成。她是独生女,她的爸妈希望我到上海工作,可我不打算离开北京,我家也不会同意,只得算了。
我的妻子是我读研究生期间,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我那会儿不会跳舞,瞎起哄。舞池中有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穿蓝色印花裙,梳着大扣边的短发,秀气的脸庞,苗条的身材,长得有点儿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丽达。我们几个人的目光盯在她身上,议论说谁要能娶上这个姑娘太好啦。他们推推搡搡地让我往前冲。我便打听这是谁家的闺女,有人说她是国画系书记刘庆贵的女儿。我一听,连声说,完了,没戏了!那个书记总盯着我,老训斥我,我都躲着他走。怎么是她的闺女,唉!但我又不死心,走到她跟前,故意乱蹦,“嘣”,撞她一下。 过了一段时间,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一听是刘庆贵书记的闺女,忙不迭地说:“我愿意!”但是我担心她爸爸是否同意。那时王征华做媒,姚有多、刘勃舒保媒,他仨都是美院的教授,三个人一起促成这件事。当说到我的人品的时候,出乎意外,我未来的老丈人十分赞许。他说这孩子就是有点儿自由散漫,但是一个特别好的人,还特有才气。第一次去她家见面的时候,是她姐姐先见的我,与我聊,大概是为妹妹把把关的意思。过了一会儿,她才把妹妹叫出来。相见之后,我和这位在舞场上被我撞了一下的刘玉梅很谈得来,可以说两情相悦。很快,我俩的关系就确定了下来。可以说,年轻时我的恋爱生活是很单纯的,没有什么周折和浪漫。
六
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出了一档子事,几乎把我给毁了。那时我在社会上有了相当的影响,常被各地的美术团体邀请去讲课。有次到了河南洛阳,在各个美术单位讲课后,临走时他们纷纷送礼物。有的送铜镜,有的送陶俑,有的送唐三彩。那年头,这些文物也不值钱,结果用装电视机的大纸箱,满满装了一箱子。回来后,我把纸箱子在宿舍打开,几十件东西摆满了两床、一地、一桌子。同学、老师都来看,琳琅满目,尤其是搞美术史的同学,很喜欢,说是国宝。我让大家挑自己喜欢的拿。我把周思聪、丁井文也请来了。周老师选了一个黄釉的陶佣和汉代的牛。最后,我把剩下的东西收起来,放到了丁老师家里。
这件事被人举报了,公安局认为私人倒运文物是违法的,到学校来查问。他们问得很细,但我很难说明每一件东西的来历,更记不得那是谁给的。于是把我带回了公安局。 这是我第一次进牢房,一进门就要先将衣服脱光,我不脱。那位看守也是喜爱美术的,他说
:“你就是那个史国良吧,不要说你,就是李可染来到这儿,他也得脱!为什么呢?怕你带刀片自杀。”写到这儿,电视中正播陈水扁入监的情景,他也要脱衣接受检查,看来各处的规矩差不多。
我的号子里关了三个人,先我进去的两人大概是小偷,或者是流氓。他们告诉我,这里关的都是重犯,进来就出不去了,他们已关了好几年了。我真无法想象自己竟然与他们为伍,沦落到这般田地,急得我用头撞墙。
囚徒的伙食是窝头和老茄子。门上有一个不大的口,吃饭的时候,这个口就打开,窝头“啪”地就扔进来;你刚递上手中的碗,“啪”地一勺老茄子扣进了碗里。我在里面闹:“我不吃!”旁边马上过来人说:“你不吃,给我们吃吧!”不等我回答,他俩就分了。上厕所呢,小便就在屋内解决;大便则要早上列队,每天一次,你还没解完,后面就催促你“快走”。屋里是水泥地,不发被褥。同室的两位自己备有草垫子和被子之类的。他们在这里已然过顺了,每天唠叨:“咱哥们儿就想吃猪肉、炖小鸡,出去先吃炖小鸡。吃猪耳朵的时候,我咯吱咯吱地嚼!”他们在那里精神会餐,老是谈吃东西;我则不住地唉声叹气,不住地流泪。他们对我说:“哥儿们,你给我们说说外面的新鲜事,别总哭,把我们的心都哭乱了。”我哪有心情聊天,心想:“完了,马上就要分配,出了这么档子事,算是把我给毁了,没前途了。”痛苦万分。我的那位想吃猪肉、炖小鸡的狱友看出我在牢里待不长,请我出去后给他家带个信,告诉他妈说他在里边挺好的,我记得他们家的地址是头发胡同,我答应了。谁知人家安了监控录音,我们的谈话都被监听到了。于是我被带到了办公室,遭到了训斥:“你自己的事还没完,又要揽别人的事,还挺讲义气的啊!我可告诉你,要是乱传话,还得进来!”听这话,我明白大概是要结案了。不久,我就被放了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进公安局之后,我的女朋友刘玉梅和一些同学到公安局要人;学校领导也批评保卫处,说没有经学校领导同意,就让公安局把学生带走了,保卫处要负责。
原来,公安局找到了文物局,要求对我的那些东西进行鉴定。文物局里很多人认识我,他们一听,就说:“史国良那个傻小子能倒什么文物呀!这些破东西都是没人要的,没什么价值。”于是一大堆东西又都退回来了,连同纸箱子一起退给了丁井文老师。
案子结了之后,学校告诉我,此事没有记入档案,也不会影响到分配。但我自己觉得这是个污点,不免情绪低落。
我对分配,原来心气特高,非要留校和进北京画院。画院先前说一定要我,现在又说竞争很激烈,让我等一等。这时解放军艺术学院来挑人,他们一下子就看上了我和同班的刘大为。那时,我被抓的事传得很邪乎,外面说什么的都有,而军艺的政治审查又很严格,所以,我特别提醒他们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他们说已调查过了,不算什么问题。这样,我便顺利地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成了一名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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