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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大洗牌:改革2.0时代中国经济升级路径》以中国全面进入改革2.0时代为背景,深入评论探讨了当下的一些经济热点现象及问题,如经济学家娱乐化、货币政策“儿戏化”、CPI概念被误解、国家资本主义是否必然能避免经济危机等;对股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立“金砖银行”、新兴产业发展方式转型等热点话题,亦有独到的见解和分析。本书观点鲜明直接,多有启发性,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关注及想要了解当下中国经济热点、经济问题及其未来发展局势的人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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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左小蕾在中国经济全面进入改革2.0时代,对国内经济形势及相关经济热点、经济话题的分析、解读和评论。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女性经济学家,在本书中,对于中国经济,左小蕾显示了极敏锐的观察力,其观点鲜明、笔锋犀利,对经济的观察与分析,体现着一个经济学家对“经世济民”理想的追寻。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之后,进入新一轮的发展周期,亟待新的改革与转型。如何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推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如何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中国新的产业结构形成;同时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顺利实现经济升级等。围绕这些问题,结合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本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逻辑严谨、系统深入的解读和分析,并相应提出了自己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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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左小蕾 著名经济学家,现任中国银河证券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总裁顾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计量学博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统计系讲师、亚洲管理学院副教授、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经济系计量经济学顾问、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主要研究金融产品开发和资本市场发展。在经济发展、宏观经济趋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汇率和利率机制的改革等方面都做过深入研究,对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重大问题的探讨亦较为系统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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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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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倘若没有结构调整,如何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VII
上篇 洗牌之前,先揭开经济的面纱
第一章.经济的视野:多一些科学,少一些娱乐
诺奖昭示的经济学理论危机
经济学娱乐化和经济学家的使命感
莫让宏观经济研究沦为“宏评”
打造经济分析报告的升级版
“儿戏化”的货币政策要不得
第二章.理性预期与泡沫风险
“稳”基调的科学性
股市:没有风险约束的“创新”是危机推手
楼市:又到了火山口
房地产市场调控要注重制度的完善
国家资本主义能避免金融危机?
第三章.把通胀关进笼子里
最容易被误解的CPI
通胀本质上是一个货币现象
谨防触发通胀导火线
通胀预期管理的四要素
过剩流动性管理的最有效货币工具不是利率
通胀形成因素不是非白即黑
通胀管理一大关键——引导游资进入实体经济
中篇 洗牌之中,打造“经济升级版”
第四章.改革的视野:转型、创新与全球化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诉求
金砖银行将开启新一轮全球化
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式也需要转型
中国创新需要天使资金
第五章.经济升级,需要改革新思维
尊重经济规律的新发展观
改革2.0:新观念,新战略,新范式
寻找动力,中国经济如何保平稳增长
顺应改革,告别数字游戏
第六章.金融市场改革,资源配置谁主沉浮
资源配置重头戏——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的配套制度改革
注册制能让市场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
IPO改革成功还需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服务实体经济乃金融之本
温州高利贷解决方式必须“下不为例”
八问温州金融综合改革
下篇 洗牌之后,战略机遇浮出水面
第七章.告别GDP崇拜,发展共享性经济
GDP发展目标可以下岗了
美国新GDP统计方式是“新国标”
从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出发
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实现分享式发展
双管齐下,推动农村消费增长
第八章.“大洗牌”带来哪些融资机遇
民间资本稳增长还需临门一脚
掀开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面纱
小企业信贷小银行解决
农村金融服务不能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村镇银行如何“支农”
第九章.“大洗牌”带来哪些投资机遇
土地流转改革是城镇化新创举
投资什么,谁来投资,钱从哪来
夕阳无限好:中国老龄产业发展前瞻
洗牌后的光明:光伏产业的投资价值
再上路:铁路产业的未来之途
倘若没有结构调整,
如何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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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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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善意地“预测”中国经济将开启新的增长周期。其理由老调重弹,不外乎是基于新政府上台年份经济将会有高增长高投资的历史经验之谈。
这样的预测,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渐渐有了比较实质的战略支撑。但时至今日,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还是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纠结。
我们认为,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中国已经全面进入改革2.0时代,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应该换一个思路。不要对国际形势过度反应,不要刻意推动过高的增长,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将恢复增长与调整结构同步进行。继续停留在危机思维和使用危机刺激政策,让调结构为稳增长让路,会贻误调整和改革的时机,也等于拱手放弃后发优势。
首先,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规律。当一些领域有利润可得,投资就会蜂拥而至,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一段时间之后,大规模投资和快速发展使得主流产业出现饱和,产品库存增加,利润下降,投资减少,经济增长出现下滑。然后经过调整产业结构或者新的产业结构形成,对新产业的投资开始增加,经济将重新恢复增长。
经济周期理论指出了经济周期变化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增长变化的原因是因为产业发展规律。产业的初期——成长期——规模扩张期——饱和期是与增长——繁荣——萧条——衰退的经济周期变化相关的。二是走出危机,进入新一轮周期的经济增长是与饱和的产业结构被调整,特别是与新的产业结构形成同步的。产能过剩,经济衰退,经济危机爆发,经济要走出危机,一方面,必须调整已经饱和过剩的产业,使其在一个新的层次上恢复投资和增长;另一方面,要找到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增加对新的产业结构的投资,经济才能在新的产业结构上开始新一轮的增长,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换句话说,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不是在原有产业结构下简单的补库存式的恢复性增长。要真正走出危机必须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么是产业层次的提升,要么是形成新的产业结构,或者是两者共同成为增长动力。仅通过“恢复”和释放过去过剩产能带来的增长,并不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开始,反而可能带来未来更大的问题。新一轮经济的增长一定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步。
其次,发达国家走出危机恢复增长的实践印证了经济周期理论。美国2001年的IT(信息技术)泡沫危机,起源于个人电脑的快速发展。个人电脑进入586时代以后,开始饱和,投资下降,泡沫破灭,2000多家IT公司从纳斯达克退市,导致美国经济下滑。美联储对此采取下调利率的措施,但是最后走出危机是因为一批互联网公司的创造性发展。互联网把个人电脑连接成网络,形成网络高速公路。搜索引擎又相当于高速公路上的车,将信息传播和处理的能力大幅提升。IT产业经过大规模的整合和调整,出现全新的产业结构。谷歌、苹果公司脱颖而出,微软、IBM公司重新定位,当然还有硅谷培养的大大小小遍布各个领域的应用平台的发展。最终,美国经济走出了IT泡沫危机,在新的层次、新的产业结构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现在,美国仍然处在次贷危机后的疲软增长状态。美联储已经实施多轮量化宽松政策。但是美国最终走出危机,可能是依靠以3D(三维)打印为代表的智能化制造业发展和以页岩气为主体的新能源结构。作为第三次产业革命阶段性新产业结构的代表,它们将成为美国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力,推动美国经济开始新的增长周期。当前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在完全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情况下,绝对不可能是过去意义上的回流。美国制造业的回归是基于拓展更人性化服务市场的需求和智能化生产技术的发展。美国经济的危机修复,不是恢复过去落后过剩的产业来推动短期增长,而是创造新的增长动力。市场机制能够顺应经济周期的变化规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是美国经济最强有力的内生修复能力。美国次贷危机的修复,再次印证了新产业结构的形成要与新一轮增长周期同步的经济周期理论。
实际上,欧债危机虽然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但是必须看到,在危机解救的过程中,欧元区的体制改革也在推进,包括福利体制的改革、财政一体化的改革等。也就是说,当欧债危机得到缓解,欧元区的体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走出危机和新欧元区的结构调整也是同步推进的。
中国受国际危机冲击,经济增长放缓。虽然这不是由中国本身经济周期变化引发的危机,但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在这次外部危机冲击下也暴露无遗。短期内应对危机,采取一些刺激政策稳定经济增长是有必要的。但是要真正走出危机的阴影和影响,不能长时间停留在危机思维——依靠应对危机的短期举措,释放已经过剩的产能,“稳定”过去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下高投入产出比的低效率增长。特别有误导性的是,短期政策释放的信号是维持局面,被动等待发达国家“恢复”过去的增长结构和市场;而事实上,不论是根据经济周期理论还是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实践,走出危机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恢复”过去的概念,而是一个主动变革的过程。我们不主动变革调整,让结构调整为短期的“增长”让步,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等发达经济体真的调整到位走出危机后,我们在体制、产业结构以及技术进步上将再次变成“落后”国家。
释。地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除了地面、地上和地下以及种植和通过等自然的权利划分以外,其社会功能包括所有权、占有权、处分权、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等多项权能,这些权能之间也有交叉和重叠,通常主要分为所有权、处分权和经营权。三种权能既可以合在一起,也可以适当分离,其产权安排的现实有效性视具体情况而定。在中国60年的地权变迁中,无论是上述产权的界定和调整,还是产权的实施和保护以及侵权行为,中央与地方政府、法律和农民各方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我们之后的讨论将要说明,在中国的制度条件下,各方是如何具体行动以及在实际上起作用的。总体上,本文试图通过中国农地产权变迁的实际过程,为产权结构复杂性提供一个证据,揭示出产权细分是复杂产权实际实施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没有绝对有效的产权安排,我们只能在状态依存的互动过程中寻求相对有效的产权结构。
基于不完全产权以及巴泽尔(1997)的产权博弈观念对中国农地制度进行分析并非本文的首创,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献存在,同时也有一些研究通过正式的模型对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进行了刻画。不过在本文中,我们的讨论将更为集中地围绕产权细分与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化而展开,并且试图给出一个具有概括性的形式化分析框架。
本文的背景是农业从Ranis(拉尼斯,1988)意义上的“非商业化部门”(Noncommercialised)到“商业化部门”(Commercialised)的转变(在本文中,我们分别称其为“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这两者的差异在于,与“现代生产方式”相比,“传统生产方式”更倾向于“非商业化”和“自给自足”,这不仅表现在其中的生产者只要依靠自己的产品就可以维持生存,更表现在它几乎不需要其他部门的合作就可以完成生产。与此相对应,“现代生产方式”则是“商业化的”、开放的,它必须依赖不同专业部门的分工合作才能够维持运转。例如,一个古老山村里的农民可以毫不困难地独立种出一亩水稻,但对一个现代化农场里的工人来说,种植一亩玉米则是无数人直接或间接合作的结果。显然,作为更为庞大的社会分工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农业的“现代生产方式”只有在外部环境足以为其提供技术与市场支撑时才可能有效地开展。与此同时,它对生产要素的重组必然带来对其可交易性,尤其是土地产权流转的要求。这时,政府在农村土地产权安排上就面临着土地经济功能与(据认为存在的)社会职能之间的两难抉择。我们用一个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中标准的Spence(1976)–Dixit–Stigliz(1977)分析框架的模型描述了上述过程。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从产权细分、主体身份、多种收入和市场扩展等几个方面,描述和分析中国60年农地制度变迁过程;第三节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对产权细分、市场演化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刻画;第四节就模型中未能涵盖的一些思考做进一步的阐释;第五节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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