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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马克斯·韦伯专题：变动中的中国，重读韦伯。这是一个关于马克斯?韦伯的文章专题。四位作者苏国勋、阎克文、田耕、张文杰在不同的年代开始阅读韦伯，研究韦伯。苏先生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成为社科院的第一期硕士生，以社会学理论为攻读方向。他不仅见证、参与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全过程，更是从那时就开始了韦伯研究。苏先生主张从文化进路重新检视韦伯研究在中国语境的相关问题，以此来推进中国社会理论的发展。在东西之间，苏先生念兹在兹的其实是中国问题。另一位作者阎克文先生曾调侃说自己是“韦伯打工者”，也有网友戏称他是“韦伯翻译局局长”。其实阎老师没读过大学，自学了英文，2000年辞职后专注韦伯翻译和研究。他的困惑在于“这个世界怎么了？”韦伯的思想或许令他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另外两位青年学人，芝加哥大学的田耕和北京大学的张文杰是新一代韦伯研究中的佼佼者，他们分别从近年来国内外韦伯研究和翻译的现状入手，提醒读者思考韦伯研究如何成为活着的传统，如何以韦伯的洞察激发源源不断的学术活力。
2.近四万字的特稿两篇，关键词是“反身而诚”：王晓明在《现代早期思想与中国革命》中，谈现代早期思想与中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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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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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变动中的中国，重读韦伯；特稿：王晓明，戴锦华；思想：王钦评《无知的教师》，李华芳评《君主论》；著译者说，李零《漫谈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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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我和北京几个老头都在传，最近几期文景杂志是人文读书杂志里最好看的。
——（出版人）沈昌文
我从最后一页开始阅读，立刻被这一期的文景杂志吸引，不能释卷。……读了几期之后，我意识到，在前八期里面，最优秀的，最值得推荐和长期保存的，是今年文景的第七期，百翻不厌，虽然只是翻阅，却每一次都吸引我。
——（经济学家）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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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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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变动中的中国，重读韦伯
韦伯与中国文化 苏国勋
我们的同时代人，韦伯 阎克文
韦伯的“观念考察”与历史社会学的得失 田耕
韦伯著作近年汉译概况
——兼及相关英译 张文杰
特稿
现代早期思想与中国革命王晓明
昨日之岛：电影?学术与我戴锦华×王炎
思想
谁害怕“普遍教育”？
——评雅克?朗西埃《无知的教师》 王钦
学术与政治之间
——从马基雅维里关于《君主论》的两封信说起李华芳
著译者说
漫谈周易李零
旧文本
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 [法]路易? 阿尔都塞
钩沉
玉井是博：陈寅恪之前的唐史奠基人陈怀宇
观察
“间”为何物？
——日本文化的红唇黑齿姜建强
经典与阐释
失乐园中天堂梦
——从政治哲学看《肖申克的救赎》 严宾
陡峭的伦理选择：《六只天鹅的故事》
—— 一场与莱昂内尔?特里林的对话之旅 徐敏
名物
英国尊贵金匠公会与伦敦鉴定所 召苏
私信
“鹿园”的守望者：致聂华苓 章小东
诗歌
这儿一无所有
——勒韦尔迪的诗
艺术
园林与绘画的关系
——《不朽的林泉》及对园林绘画的思考黄晓 刘珊珊
舞台是学习人生最终的一面镜子
——荣年曾谈剧场艺术 木 叶
音乐与人文
分散农田
——冷战时期的东德音乐家们詹湛
赫德的中国乐队 庄加逊
专栏
旧书的标价李长声
活着读着（续）傅月庵
雷神的智商黄晓峰
书评
托尼?朱特的知识分子论与政治的自我归属
——读《重新评价：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孙传钊
香艳的种种理由 陈以侃
网络收藏夹
贝小戎：我的网络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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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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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早期思想与中国革命
王晓明
一
地球上的各个人类社会，本来是走着各自不同的历史路线的，但在最近这三四百年里，它们先后被卷入了主要是由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姑且用这个词——浪潮，于是，像“现代”、“现代性”这样的最初是来自西欧经验的概念，就被广泛地用来描述西欧以外的地方的历史和现实。
不过，当使用这些词的时候，大家其实明白，对不同的社会和地方，“现代”或“现代性”，多半是有完全不同的涵义的。
本文也用“现代”这个词来描述最近两百年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但取一个较窄的定义：西方式的外力迫使中国社会明显偏离原有轨道、中国的主流阶级——士绅阶级——起而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中国的现代历史，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确认中国不能再照老路子走下去，必须要根本改变，走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于是全力以赴地想象新的中国的样子，并为此设计种种实践方案：中国的现代思想，也就这么开始了。
因此，对中国人来说，“现代”意味着：一，全盘性地重新想象什么是中国；二，全力去落实这些想象。
如果社会的某种状况稳定了较长一段时间，朝野上下大致确认：“行了，‘中国向何处去？’不再是大问题了！”那就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历史结束了。
这一天显然还没有到来。中国依然在寻找方向，中国人依然说不清应该往何处去。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开始习惯于把这个问题缩小为“眼下中国怎么办？”不去想“中国应该怎样”了。
不仅中国依然处在这样的现代，恐怕日本、越南、印度这样的亚洲国家，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大体上都是如此吧。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历史时期，“现代”远比我们所想象的长久。在全球范围里，“后现代”只是某种局部的感觉。
根据上述这些粗糙的认识，本文将中国现代思想的时间起点，大致设在1880—1890年代。
二
中国在“现代”的路上，已经走了一百三十年。大致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1880—1890年代到1940—1950年代，大约六十年，本文称之为“现代早期”。在这一时期，国际国内的各种历史和现实状况，迫使中国人冲出因循之习，奋起寻觅生机，广泛意义上的“左翼”或“社会主义”思想，四处萌生，迅猛发展。它们互相论战，更互相呼应，很快聚成了中国思想的主流，2浩浩荡荡，一路向前。它们将中国社会奋起挣扎的巨大能量，导引为各式各样的社会改革和创造，由此汇成一个巨大的社会运动。这运动的左翼或社会主义色彩是如此鲜明，“中国革命”就成了它最贴切的名字。
不用说，在这六十年里，它是中国最主要的社会运动。
其次是1940—1950年代到1980年代，大约四十年。在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中国革命所孕育的一个革命党真正统一了中国，它运用强大的国家政权，开始创建明确指向“共产主义”的社会。
但是，随着这创建的全面展开，各种非反社会主义的因素日益膨胀：国家资本主义式的大工业、现代官僚科层制度、集权体制的政治腐败、革命意识形态的僵化和变质……
这巨大的社会改造和构建工程，逐渐“形左实右”，背离初衷。社会内外的新的矛盾日积月累，社会已有的革命能量却逐渐损耗，“文化大革命”在1970年代初期的实际终止，1980年代末期的惨痛事变，就是这个损耗的两次触目的表现。
稍稍解释一句：这里所说的“形左实右”，是指总的状况，具体到不同的领域和时间，它都时有停顿，并非线性加重，也遭遇阻击，并非一路扩展。当然，这些停顿和阻击，效果也是双向的：非反社会主义的因素在实际制度和政治经济领域里持续膨胀，就有激进的文化政治起而对抗；激进过头而异化为“极左”，又会引发反向的社会冲动，令“左”、“右”两阵更其混淆。
再就是1990年代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了。与前一时段相比，这二十年称得上是单声独调，社会不再东拉西扯，就一个劲地持续、全面向右转。资本的逻辑迅速成为整个社会——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基本逻辑；政治思想上，则有“美国模式”论和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相继膨胀，它们似乎尖锐对立，却又以这对立大面积地挤占其他思想的空间，形成实际上的互相扶助，联手缩小中国人梦想未来的天地。
社会如此全面深刻地向右转，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是第一次。惟其如此，残存的中国革命的社会能量，也开始被激发出来。2000年代中期以来，这情形日益明显，有目共睹，就不赘述了。
三
这是一段剧烈变动的历史，它的思想的起点，自然相当结实：不只是“必须要找一条新路了！”的模糊的跨步的冲动，更是一连串在思想地面上扎扎实实地踩出来的印迹。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的印迹已经清晰可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一、对新的思想主题的确认。像中国这样在各方面都长期保持强韧的整体性、几乎从未真正崩散过的社会，它的精神领域里，通常会形成一个——或一组彼此密切关联的——思想主题，并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其吸引力；它的最活跃的精神能量，也往往最敏锐地感知到这一主题，率先并反复地投入其中。3
从这个角度看，能不能形成新的全局性的思想主题，是判断有没有造就划时代的思想起点的第一指标。
自1890年代中期开始，上至朝廷重臣，下至乡镇布衣，越来越多的人用“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式的断语，给自己的文章和谈话开头，龚自珍时代基本只属于京城一小批精英文人的深刻的危机感，此时差不多稍有头脑的读书人都能感觉到。这就是清楚的印迹了：一个新的思想主题已经形成，并且得到普遍的确认，“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多数思想家4心中的头等大事。
二、对由此形成的思想和实践困境的确认。知道该想什么问题，这只是第一步，只有知道了这么想——以及必然要接着的这么做——的难处，才算真正明白了那个问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最先概括出新的思想主题的中国思想家，很快就意识到了新主题带来的巨大困境。这值得仔细讨论，但限于篇幅，只简述其中最重要的三项。
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延续，使中国思想家习惯于蘸着“过去”的颜色来描画“未来”，从春秋时代开始，他们的几乎所有新构想，都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立足于旧地基的。但是，从1880—1890年代开始，过去传下来的社会结构、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
都越来越难以让人安心地继续倚靠，5 面对新的思想主题的逼压，这一代思想家背后空虚、无所依凭之苦，势必日甚一日。
当然并不是真就全无依凭了，人再怎么痛诋往昔，也难免下意识里顺从习惯的牵引，何况那一代人中，不乏能平衡地掂量“中”、“西”优劣，6
有意去重释传统、发掘资源的高明之士。但是，典籍中阐发出来的“国粹”，少数英杰以身彰显的“古风”，都敌不过老旧社会日渐崩坏的影响，当西风差不多要将房顶悉数掀飞的时候，你如何能维持稳靠门框、放眼远眺的从容？急促紧张的现实经验，不知不觉会成为思想的第一根据。
但是，不能正面去整理历史记忆和伦理习惯，重建面对现实的传统依据，7
又来不及从其他方面获取足够可信的参照坐标，8
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家的现实经验，难免凌乱和单薄。倘主要是依据这样的经验去理解现实、构想未来，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其一。
从1880—1890年代开始，多数中国思想家的现实经验中，“西洋”——包括其亚洲的日本——日渐成为最具冲击力的因素。这是一种双重的冲击：一方面，越是看清楚过去传下来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等，都不再能帮助中国在严酷的现实世界中立足，他们就越容易将“西洋”竖为认识现实、构想未来的头号样板；另一方面，越是亲历“西洋”势力的全面压迫和侵略，他们就越自然地厌恶“西洋”，不愿意中国以后也变成一个黄面孔的“西洋”。9这就造成了许多中国思想家的现实经验内部的深刻冲突，逼出了多种路径各异、但都意在化解这个冲突的思想努力。10
如何看待“西洋”，成了想象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一大难题：11 这是其二。
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家，普遍认为“人心”坏了。12
这个“坏”大致包含三层意思：首先，中国人的知识、道德感和体力普遍很糟糕；其次，这样的人的各种活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势必很糟糕；再次，现存的各种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制度，已经没有能力造就大批不这么糟糕的人了。13
可是，一旦这么彻底地否定现实的人心、制度及其历史依据，就等于是说，除了“不能这样下去了！”的危机感，没有其他现成的条件，可供用来创造新的中国。如果情形真是这样，一切都要新起炉灶、从头写起，那从哪里开始第一步呢？这是其三。
思想上已经中外弃隔、难有依凭，现实中又这么四顾荒芜、无所措手，“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困难，至此全面呈现。
这就是中国现代思想的起点，它不仅指示一条新的思想路线，更同时呈现这方向上的重重障碍和陷阱。你当可想象，从这样多面的起点迈出去的思想步伐，是如何勇敢和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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