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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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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飞翔是一位潜力巨大的青年文化学者，所写文章影响一直在扩展，所结集的著作也日渐受到读者关注。其阅读兴趣一直倾注于民国以降的文化名流以及古今大儒，善于深挖他们背后鲜为人知的尘封故事。他的写作特色在于跨越时空，偏在枝节末叶上纠结，拂去岁月的灰尘，钩沉历史的沉淀，梳理蛛丝马迹，窥视个人私密，寻找真相并还原真相，让事实说话，让大师转身，让陈年老酒挥发芳香。读这样的书，大师面孔若隐若现，趣味哲理堪品堪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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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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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记录的是百年来数十位中国文化、艺术、科研、政坛等领域内大师级名人的逸闻趣事，作者博览群书，于浩瀚的人文海洋里钩沉史实，拂去岁月灰尘，还原历史真相，于娓娓说道中剥离垢茧，活检出一个个名人的真性情与真面目，人物形象呼之欲出，读着他们的“八卦”故事，或许会忍俊不禁，或许会瞠目结舌，或许会哭笑不得，然而掩卷沉思，又不得不被大师们的学养才情、处世品德、傲世风骨所感动和震撼。正是这些大师们的独特存在，才构成了那个逝去时代的独特风景。文章活泼耐读，真实有趣，故事还原生动，每每于细节处见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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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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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飞翔，“70后”新锐文化学者、散文作家，供职于某高校，致力于文化、人物研究与写作，文章在各种纸媒与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深受读者喜爱。已出版《历史的面孔》、《学问与生命》《读书与冥想》、《有一种沉默叫惊醒》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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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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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逸 事
辜鸿铭的心态 ○○三
章太炎逸事 ○○六
风流名士数黄侃 ○○九
刘师培：读书人的种子 ○一二
蔡元培的人情底线 ○一五
胡适少读禁书 ○一八
胡适写诗戏悼钱玄同 ○二一
胡适与蒋介石的一次交锋 ○二四
陈寅恪逸事 ○二七
马一浮：自建生圹的国学大师 ○三○
民国奇人吴稚晖 ○三三
钱穆的最后一课 ○三七
潘光旦逸事 ○四○
梁启超的激情讲演 ○四三
梁思成的困惑 ○四六
怕死学者罗尔纲 ○四九
狂狷钱锺书 ○五二
沈从文的自负 ○五五
刘文典：不只是狂傲 ○五七
周一良作弊上大学 ○六○
怪才丁文江 ○六二
容庚的收藏之道 ○六五
馋嘴傅斯年 ○六七
于右任的人品与书品 ○七○
郑振铎戏言成真：“这次我是真的走了” ○七三
吴晗宁愿挨打也要买书 ○七五
王元化与熊十力 ○七八
李叔同遗事 ○八○
黄万里拒绝申请当博导 ○八三
华罗庚的最后一次演讲 ○八五
狂儒牟宗三 ○八八
狂生张五常 ○九一
好名学者于省吾 ○九四
王选淡泊名利 ○九六
第二章 趣 闻
章太炎为何拒聘清华国学院 一○一
鲁迅是怎样对待金钱的 一○三
鲁迅误会蔡元培 一○五
鲁迅与林语堂因何失和 一○八
胡适晚年太好名 “白活30年” 一一一
冯友兰：“把最大的奉承留给自己” 一一四
沈从文是怎样对待名利的 一一七
金岳霖：哲学是一场严肃的游戏 一二○
钱锺书：“我不需要出名” 一二三
李健吾批巴金 一二五
牟宗三与梁漱溟的恩怨 一二八
余英时评冯友兰：犹在“功利境界” 一三一
周汝昌：一生为华夏招魂 一三四
曹禺：戏剧天才的白痴一面一四○
南怀瑾的传奇人生 一四三
金庸：抠门的“大侠”一四九
第三章 从 政
陈布雷之死 一五五
王世杰：书生的执拗 一五八
徐道邻劝蒋介石下野 一六一
马寅初的“狮子吼” 一六四
郭沫若的自省 一六九
李宗恩：誓死捍卫学术尊严 一七二
贺麟：当学术遇上政治 一七五
向达：耿介孤傲一书生 一七八
宋春舫：做官是职业也是学问 一八一
第四章 婚 恋
章太炎征婚 一八五
大龄青年陈寅恪 一八九
蔡元培的三段婚姻 一九一
梁漱溟悼妻 一九四
梁实秋与女明星闪婚 二○○
马寅初与两个妻子 二○四
周汝昌的爱情观 二○八
第五章 养 生
马一浮的“养生四诀” 二一三
林语堂的“半字哲学” 二一六
梁漱溟的人生态度 二二○
熊十力与吃 二二三
蒋介石的饮食习惯 二二六
施蛰存：“不死就是胜利” 二二九
李泽厚谈人生 二三二
杨绛：人生边上的烤火人 二三五
钱谷融的人生智慧 二三八
袁伟时的养生之道 二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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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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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人情底线
常言道，皇帝也有穷亲戚。中国人历来讲究人情世故，所以生活中我们常能听到某某人重乡情、某某人念旧恩、某某人肯为亲戚朋友办事这样的赞誉；相反对于那些薄情寡义、刻薄寡恩的人，人们则加以贬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人情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不得不有所顾忌。蔡元培，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大贤面对人情同样也是难以免俗。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曾任国府委员、监察院院长、司法部部长、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中研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多重职务，可谓"位高权重"，然而他并不习惯这种生活。他说："不知每天要见多少不愿见的人，说多少不愿说的话，看多少不愿看的信，想腾出一两个钟点看看书也做不到，真是痛苦极了。"为此，他发布了一个"三不启事"：不兼职、不写稿、不介绍职业。启事发布后，很多人认为蔡元培"不通人情"。在强大的世俗面前，蔡元培的"三不启事"成为一纸空文。对于兼职，尽管他先后辞去了23个职务，但依然有许多重要头衔辞不掉；说到写稿，蔡元培"有求必应"，凡是著一本书请他作序或题签，他没有不答应的；至于介绍职业，更是来者不拒，以至于有人认为他的八行推荐书近乎泛滥。
蔡元培之所以在人情上不能免俗，原因在于社会世俗的力量太强大。他自己虽然俭约自励，但对于故旧亲戚却无法真正地拒绝，所以他只能尽力周济扶助，且自以为合乎中庸之道。但是，如果因此就以为蔡元培在人情上是毫无原则的，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对于那些前来找他推荐工作的北大毕业生，蔡元培的确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但蔡元培也绝非毫无原则。他写介绍信有两种情况不写：真正无把握的不写，绝对有把握的也不写，最愿意写的是"有""无"之间的这种。而且蔡元培写介绍信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亲笔的，一种是签名盖章的。亲笔的信他主观上是冀其必成的；签名盖章的信虽负介绍之责，但录用与否，在客观上还请受信的人予以权衡。事实上，蔡元培写的最多的是后一种信。
对于自己的那帮故旧亲戚托他谋事，蔡元培一般都会尽力为之。但是，蔡元培为他们找的工作多半都是办事员、书记、科员或编译之类的小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去实干苦干。实在干不下去了，他再另行设法予以解决。即便如此，蔡元培还是会说"不"。有一位马君，北大俄文系毕业，与蔡元培是表亲。他幼年丧父，赖蔡元培养育得以成才。有一年，此君忽遭失业。那时蔡元培兼任国民政府委员，按规定每位委员可随带一位秘书。马君知道蔡元培尚无秘书，于是向蔡元培提出："鹤卿表伯，听说每位国府委员都可以用一个秘书，我现在正在赋闲，为您方便起见，可否将这个秘书赐给我。"谁知，蔡元培听后大怒："你每次来谋事，我没有一次不给你想办法，但你也不可硬枝枝地要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啊！"
见蔡元培时常苦于为亲戚谋事，夫人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总计绍兴、苏州以及江西的亲戚们经常来此谋事而又无法拒绝的充其量不过十几个人，在这十几个人中，也不乏可以造就的。何勿择其中最优秀的替他谋一独当一面的事，其余的由他负责去安顿好了。免得他们不时来麻烦你，而你也可以免了老拿面子向人家前面碰撞。"蔡元培听完夫人的话，先是不吭一声，过了一会儿又说："不可。"夫人问："为何？"蔡元培说："学生都是人才，亲戚都是庸才。"可见，蔡元培在人情这个问题上是有他的底线的，那就是无论是举荐人才，还是替亲戚谋事，他都是本着一颗公心。
胡适晚年太好名"白活30年"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绝对是一个"箭垛式"的标志性人物，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建立起了不凡的建树。但就是这样一个大师、巨擘式的人物，却同样难以摆脱传统文人好名的痼疾。
胡适早在少年时代便显露出好名之心。胡适的二哥胡觉（绍之），是影响胡适思想的一个重要人物。1905年胡适与澄衷学堂总教白振民发生矛盾后，胡觉写信规劝胡适："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天下事实至名归，无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励庸人，弟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由此可见，胡适当时好名已很严重了。此后，胡适自己在日记中也一再痛责自己"好名"，说这是他一生大病根之一，而欲痛改。
1917年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凭着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一夜成名。此前的1916年，胡适的好友梅光迪就曾直言胡适好名邀誉，"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爆得大名之后的胡适处处以名士自居。他每礼拜日会客，无论何人，概不拒绝，不管来客是学生、商人还是强盗、乞丐，他都热情接待。问学的他指导门径，穷困的他解囊相助，求职的他修书引介，整个一"万金油"。至于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上至总统、主席、达官、贵胄，下至司厨、贩夫、卖浆、走卒，简直到了泛滥的程度。这种状况到了晚年更加严重。
胡适晚年越来越爱虚名。内心喜欢热闹，喜欢被人追捧，有一种成为偶像的渴望。为此，他不断地制造社会声望，好像自己很亲民。胡适晚年在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每天高朋满座，迎来送往，根本不能治学。他在中研院公开宣称，星期天任何人都可以来看他，开车的、做生意的，都可以排队去看他。对于胡适的这种"非学者的生活方式"，台湾学者韦政通颇不以为然，他甚至这样评价胡适："胡适40岁死了完全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他后面的30年差不多等于白活。他中年以后学术上几乎没有任何新的成就。"岳南先生在《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他说，直到中研院院长选举之时，国人并不清楚胡适以中国驻美大使身份，在国外领受了多少博士学位。不过从胡适一生在国外弄了35顶博士帽子推断，这个时候恐怕已有30多顶博士或相关名誉博士帽子戴在头上了。除此之外，胡适弄到的"外国会员"头衔更是不计其数。这个时候国内有不少人对胡适在驻美大使的位子上，"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的行径颇为不满。王元化先生生前说过，"胡适做人太好名"。胡适连给人写信都要誊抄一份留下来作为底稿，胡适的日记明显看得出来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而且是为了日后发表。李宗仁也说胡适"爱惜羽毛"。就连唐德刚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胡适看重身后之名。
孔子说："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好名本是人的一种天性。对于年轻人来说，好名不是什么坏事，可能是一种动力。但是人一旦上了年纪，有了相当程度的名誉之后，就应该有一个自觉，不可再去刻意追求盛名。一个人如果被盛名所蔽，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有一点名气可以使自己满足，但绝不可追求更大的名气。追求更大的名气，必然会像胡适那样浪费掉大量时间。
张学良先生晚年写过一句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这话值得每个人深思。
陈布雷之死
1948年11月13日，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的前夕，蒋介石的"文胆"、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的陈布雷在卧室服安眠药自杀。同年12月11日，《观察》杂志第5卷第16期刊文《大局外弛内张》认为，陈布雷以"停止戡乱，放弃独裁，绝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谏，谏之不从，则以死明志。那么，陈布雷究竟是因何而死？
陈布雷1927年开始追随蒋介石，深得蒋介石器重。1935年起，陈布雷一直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成为蒋介石的"头号笔杆子"。1948年10月下旬，陈布雷的儿子陈过出国前夕，专程向父亲告辞，只见父亲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作为蒋介石的首席秘书，陈布雷经常要写许多他并不想写的材料。对此他是苦不堪言，但又不能对人说。不分昼夜地赶写材料使得陈布雷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失眠越来越厉害，晚上要吃2-6片安眠药才能睡一小会儿。所以，陈布雷后来最怕为蒋介石写材料，有时写不出他会痛苦地用头撞墙。
陈布雷书生从政，身上一直有传统文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书生意气。1948年11月2日，也就是解放军占领沈阳，辽沈战役结束的那天晚上，陈布雷来到黄埔路官邸，夜访蒋介石。交谈中陈布雷鼓足勇气说："依卑职之见，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若保得半壁江山，将来还可重振旗鼓，统一全国。"蒋介石听后大怒："自古以来，没有平分天下而能持久者。非战即和，你死我活。我就是瞧不起一打就倒、不打自垮的软骨头。"蒋介石对陈布雷一向是以礼相待，一直尊称陈布雷为"布雷先生"，但是今天竟如此严厉地训斥，这让陈布雷深感意外。特别是蒋介石竟然称自己是"软骨头"，这一下子触动了陈布雷那根原本就有些敏感的神经，士可杀不可辱，陈布雷感到自己的自尊受到严重伤害。此后，蒋介石与陈布雷的矛盾不断加剧。
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国民党党政机关要人发表训示。讲话中蒋介石大骂"主和派"，并特别强调说："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整理蒋介石讲话记录时，陈布雷有意删去了"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这句话，为的是能为和谈留一点余地。蒋介石发现后十分不满，愤怒地说："你就照我讲的整理，不准略去。这是表示我破釜沉舟之决心。"蒋介石此番训斥使得陈布雷精神急剧恶化。
1948年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讨论徐蚌会战局势。会上陈布雷再次触怒蒋介石，蒋介石暴风骤雨地对陈布雷发动了一次清算式的猛批，正是这次"猛批"直接促使了陈布雷的自杀。
1948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这天陈布雷闭门未出。晚上9点半，陈布雷交代副官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也无论是来人、来电都不要打搅他，他需要休息，让他静一下。第二天上午10点，人们发现陈布雷死在卧室，死因是服用大量安眠药。
一小时后，"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方将陈布雷遗书《上总裁书》呈蒋介石：
介公总裁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文死谏，武死战"，陈布雷的死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马寅初与两个妻子
1901年，当时还在上海求学的马寅初回家过春节，由父母做主，与家乡的一位农家姑娘张桂君结婚。张桂君，原名张团妹，浙江嵊县人，出生于1882年农历九月十七日，与马寅初同岁。张桂君虽然目不识丁，但生性忠厚善良，会做一手口味纯正的家乡菜，人长得清秀漂亮。最让马寅初父母和他自己满意的是，这个姑娘为人善良、贤惠，善解人意，通情达理，孝敬公婆，手脚勤快，而且与妯娌们相处得也很和谐。
马寅初对父母安排的这次婚姻并不排斥，相反他欣然接受，他与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中国男人一样"先结婚，后恋爱"，与妻子建立起了良好的感情。婚后第二年，张桂君即为马寅初生下一个儿子。马寅初十分喜爱这个儿子，他北上天津去北洋大学读书时，临行前抱着儿子亲了又亲，依依不舍。谁料他走后不久，一位亲戚抱着孩子上街时，踩着一片西瓜皮，摔倒在地。孩子受到惊吓，发起高烧，求医无效，竟然夭折。马寅初为此十分伤心，在他百岁高龄时，还时常念叨这个早夭的爱子。
张桂君先后为马寅初生育过一子三女。除这个不幸夭折的长子外，其余三女皆长大成人。女儿马仰班，1904年出生于浙江老家嵊县，因景仰东汉女历史学家班超，马寅初遂为其女取名马仰班，可惜的是，马仰班1954年在北京先父母而病逝。女儿马仰曹，1908年出生于浙江嵊县，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后随丈夫去英国伦敦定居。女儿马仰峰，1925年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后长期从事美术工作，退休后，在上海安度晚年。
张桂君伴随马寅初走过了81年的漫长人生之路。1982年马寅初逝世后，张桂君由北京移居上海，与小女儿马仰峰一起生活。她们居住在上海市徐汇区吴兴路的一座楼房里，三房一套，居住条件不错。张桂君喜欢站立在窗前欣赏室外的花草树木，特别爱听越剧，身体甚健康。张桂君比马寅初还长寿，1987年2月病逝，享年106岁。
马寅初的另一位妻子名叫王仲贞。1917年，当时已是北京大学教授的马寅初回嵊县家乡度假，父母又为他娶了一个13岁的小姑娘王仲贞。王仲贞，浙江新昌人，生于1904年，比马寅初小22岁，年轻漂亮，小学毕业，这在当时的女孩中已是相当高的文化程度了。王仲贞待人处世也很通情达理，婚后夫妻和谐。
王仲贞为马寅初生育了两儿两女。女儿马仰惠，1918年出生于北京，后来长期担任父亲马寅初的秘书。夫婿徐汤莘，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后分配到重庆大学任教，曾经担任过马寅初的助手。女儿马仰兰，1922年生，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后到美国工作，并定居西雅图。长子马本寅，1925年生，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后为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高级工程师、北京市政协委员。次子马本初，1926年生，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后在纺织工业部情报研究所工作。王仲贞1993年病故，享年90岁。
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寅初拥有两位妻子，这就使他的婚姻家庭生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时代的烙印。也正是因此，使得不少人对马寅初颇有微词。胡适就曾在日记中写道："（1922年8月10日）饭后与马寅初同到公园，……寅初身体很强，每夜必洗一个冷水浴。每夜必近女色，故一个妇人不够用，今有一妻一妾。"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于那些在婚恋问题上"出格"的公众人物，人们总是抱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倒不主张什么"道德审判"。世间最复杂之事，莫过于男女情爱。比如婚姻，这鞋好不好，只有脚才知道，外人是不好评判的。因此我主张，在对待与男女婚恋相关的人和事时，我们最好是抱一种"理解的同情"和"同情的理解"。回到马寅初的婚姻问题。我觉得谈论马寅初的婚姻生活，有两个问题需要细致分析，那就是：马寅初为何要再娶？再娶之后又如何来对待这两个妻子？为什么要讨论这两个问题呢？因为这两个问题一个事关思想，一个事关行为品德。
先谈马寅初为何要再娶。马寅初再娶，首先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旧中国的纳妾制。古代重男轻女，允许男子讨小老婆。民国时期虽然规定一夫一妻制，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各种变相的多妻制仍然存在。马寅初的两次婚娶一次发生在清朝末年，一次发生在民国初期。在那两个时代，男子纳妾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见得就和道德一定有关。这是其一。其二，马寅初的两次婚娶都是父母一手操办。当然马寅初自己也并未反对。为什么已经有了一个妻子还要再娶一个呢？原因是马寅初的第一个妻子张桂君当时生了两个女儿，一心盼望香火传承的马寅初父母，为没有孙子而着急万分。第二个妻子王仲贞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被娶进门的。作家贾平凹说过一句话："有些人是教授是大科学家是领导，但实际上他是农民；有些人是农民，但实际上他是诗人是哲学家。"这话可用在马寅初身上。马寅初虽然是喝过洋墨水的大学教授，但他身上确实有封建的东西，意识深处留有封建思想的残余，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思想。同样这一点也表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上，马寅初主张避孕，却反对人工流产。这在今天看来，实际上是一种保守思想。
再谈第二个问题，怎样对待两个妻子。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只要问问时下那些个"包二奶"、"养小三"的人你就知道这个问题该有多难。那么，马寅初如何与这两位妻子相处呢？网上有一个材料说：为示平等博爱，马寅初常常是上半夜睡正房，下半夜睡偏房。这当然是好事之人的无稽之谈。事实上马寅初对这两个妻子一视同仁，他没有因为有了小妾就冷淡了正妻。他将两位妻子都接到北平。虽说夜里轮流在两个妻子的住处就寝，但在白天，他总是由两个妻子陪伴着就餐、散步或上街购物。有时马寅初外出度假，她们也都与他同行，从来没有过厚此薄彼的事情发生。"文革"的时候红卫兵逼马寅初退掉一个妻子，周恩来出面调解说："马老婚姻乃历史遗留问题，不必施行革命。"正因如此，张桂君与王仲贞相处得非常融洽。她们以姐妹相称，互敬互爱，互相体贴，一心一意地侍奉丈夫，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后来马寅初的住宅需要大修，马家搬出租房居住，两房妻子才分居两处。即使这样，马寅初也经常去看望住在大女儿家的张桂君，张桂君也常去看望马寅初和王仲贞。1954年大女儿病逝后，马寅初将张桂君接回家，与王仲贞一起生活，直到他101岁逝世。
同样是封建的旧式婚姻，马寅初既没有像鲁迅那样一有新人就冷落发妻，也没有像郭沫若那样用情不专、滥施风流。相反，他克己复礼，近百年如一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以自己的宽宏、大度、韧性、律己维护了一大家子的友好与和睦。这样说来，马寅初的婚姻生活正是他伟大人格的一个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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