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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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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泥沼，欧债危机前景未卜，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我国各项体制改革尚未结束。在这一关键时期，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将何去何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在何方？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本书真实展现大国货币走向国际货币舞台的历史征程，全面揭示货币国际化背后的政治博弈和利益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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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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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货币Ⅰ：政治篇》以大国货币为主线，从大一统的秦半两到象征王室荣誉的英镑，从德国马克的消失到欧元的诞生，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崛起到纽约《广场协议》后日元的没落，通过生动再现和深入剖析国际国内诸多政治事件和时政热点，向读者揭示隐藏在大国货币国际化背后的政治博弈和利益角逐，帮助人们理解并认识到货币除自然的经济属性外，更多的是政治属性。一部国际货币史，同时也是一部各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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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涂永红，金融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国际金融学会理事，曾出版《浴火重生——高盛》《巨人之死——雷曼》《大流转——国际货币风云录》《国际收支分析》《汇率波动的经济效益》《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多部著作，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主持多项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
戴稳胜，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博士，墨尔本大学精算中心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主持及参与过多个国家重点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保险业风险评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市居民医疗消费行为及意愿研究”等，近年来研究兴趣偏向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及大数据相关领域，对国际政治、军事与金融间的关系有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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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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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一i
序二ix
第一章 国际政治追逐货币霸权1
什么是政治？2
国际博弈与货币战争3
经济货币与政治货币8
国际货币体系回眸15
货币国际化19
第二章 国家意志催生货币31
大一统的秦半两32
英镑为王室荣誉而生39
美元：国家独立的标志52
第三章 改江山，易货币67
货币：不老实的“忠奴”69
民国：纸币种类泛滥76
苏联和德国：皮之不存，毛将飘零89
第四章 国家主权的代言人99
英镑：大不列颠海军的先锋队100
日元：插在殖民地上的货币之旗112
第五章 政治博弈与货币之剑131
欧洲美元的诞生132
“欧洲屋脊”的货币之谜146
亚洲美元离岸中心新加坡152
第六章 政治理念的布道者163
残缺的欧元:英格兰银行的溃败164
飘摇的东南亚177
灵丹妙药193
第七章 美元、欧元托底现代世界207
黑色货币：中东政治的焦点208
马歇尔计划：铸造金盾统领西方219
欧元：一统欧洲的急先锋227
第八章 政治交锋的排头兵239
太阳从东方升起240
逃不出的五指山250
第九章 政治联盟与货币国际化265
货币:权谋的利器266
货币:政治角力的背后273
第十章 人民币国际化的意识形态“幽灵”283
人民币姓什么284
北京共识与人民币国际化293
乘长风破万里浪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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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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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如果从1566年欧洲爆发的尼德兰革命开始算起，资本主义面世已经超过了400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资本主义历经坎坷，先后走过了重商主义、自由经济和帝国主义几个阶段。时至今日，资本主义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广泛、最重要的社会形态之一。尽管有些学者还羞于承认，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资本打造的商品经济几乎承载了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基础。我们也注意到，当下的资本主义世界悄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球化时代，它超越了传统定义下国家的限制，正在以政治联盟为基础、以国际经济分工为手段，对整个世界进行重新布局，意图将全世界纳入到适宜资本运行的统一规则之下，以便让资本主义理念深入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全球范围内高歌畅行。这种改变必须高度关注，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为此我们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部分来检视资本主义的过去和现在，尽力找寻其中隐含的发展节律，以期对中国的未来做出正确的推断和预测。
一、资本主义缘何兴起
回望历史，当时针指向18世纪中叶，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最终点燃了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火炬，从此人类社会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机械文明。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倍感振奋的时刻，欧洲大陆上陡然出现了一群燃烧着火焰、喷吐着黑烟的钢铁怪物，巨大的机械很快取代了传统的人力和畜力劳作，在一片铿锵声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有统计数字表明，从1800年到1825年间，英国的新型蒸汽机数量猛增了50倍，达到15 000台左右，总功率超过375 000马力，动力革命为资本主义制造业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它使得人类摆脱了自然力的限制，能够以极高的效率创造财富。其后短短的160年间，欧洲16个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总量增加了60倍，人口增长了4倍，人均产值增加了13倍，而一个劳动力的平均年工时却从3000小时减至1700小时，劳动生产率提高大约20倍。工业革命成倍提高劳动效率，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生产，这不仅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足，同时也激发了人类的贪婪本性，产生了以攫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商品经济。然而这还不是工业革命的全部成就，机械时代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还加快了人们探索世界的脚步。在蒸汽船发明以前，依靠木船风帆从欧洲到美洲至少需要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上航行2~3个月，不仅花费昂贵而且周期漫长。1819年美国蒸汽船“萨凡纳”号横渡大西洋成功抵达英国的利物浦港，整个航程仅仅用了不到20天。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世界从此变小了。那些曾经在地理大发现中出现的遥远国度如今无不近在眼前，这就仿佛吹响了淘金的号角，贪婪成性的资本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它立刻起身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资本主义的理念和生产方式播撒向整个星球。声势浩大的经济全球化就此拉开大幕，开启了资本占领和吞吃世界的过程。
正如马克思所言，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生产力水平成为改变人类世界的关键。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并非生产力本身，而是更高级的文化因素，它依赖于人类对自然认知水平的发展。换句话说，工业文明的到来需要自然科学的大发展和鼎力支持。从历史的角度看，欧洲工业革命的出现既是必然也是偶然。说其必然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是绝对的，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积累之中，变革的时刻迟早都会到来；说其偶然是指，1533年1月英王亨利八世改变婚姻的企图受到天主教会的阻挠，为此他毅然断绝了和罗马教廷的联系。亨利八世此举使得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主持下的新教能在英国立足生根。与天主教控制下的旧大陆截然不同，新教的宽容态度不仅使得文艺复兴的火种能在英伦大地上蔓延成势，而且还从北欧地区吸引了大批因尼德兰革命而遭受宗教迫害的手工业者，进一步壮大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时势造英雄，到了17世纪中叶，伦敦已经成为欧洲现代科学人才荟萃的中心。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催生了大量的自由思想，并藉此发展出了诸多学科，形成对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的全新认知。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牛顿的经典力学、法拉第的电磁场理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等一大批杰出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精英，纷纷在英格兰潮湿的土地上绽放出自己绚丽的花朵。与旧大陆那边的自然科学探索者布鲁诺和哥白尼的悲惨命运不同，这些生活在英国的求知者受到了来自新教和英国王室的优待和庇护。1662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提出，科学家应该把兴趣集中用于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这使得新兴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在英国蓬勃发展，而自然科学发展的丰硕成果又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必备条件，也为新兴的资本主义时代奠定了深厚的知识基础，人类历史拉开新一幕的号角就这样吹响了。
二、势不可挡的经济全球化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资本主义自问世以来，以其特有的高效率生产方式迅速征服了整个世界。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已经遍及全球，它跨越了不同地区和文化的限制，已成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模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一直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打造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及产业模式，这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原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就是超越了帝国主义的更高级的资本主义形式——全球资本主义，即一种没有国界限制的帝国主义。在这种趋势下，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新型的跨国公司而非传统的垄断企业，这种跨国公司基本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它的股权高度国际化，是由一条完整的生产链所衔接的，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立生产单位构成的集合体，形成了所谓的“无国界经济体”。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注册的跨国公司就超过6万家，其附属企业大约30万家，控制了世界生产总值的40%、国际贸易的50%以及技术贸易的60%，专利技术和直接投资的80%也被跨国公司控制。这些跨国公司的运作以世界为舞台，开发、生产、经营与市场调配无不放眼全球。根据投入产出比较优势，跨国公司通过资本运作，将人力、生产、技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布局和优化配置，跨国公司内部各子公司的经营目标则完全服务于母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各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往往依据内部规则完成，体现了市场和资源两方面的分工协作。这种纽带式的内部关系极大地增强了处于不同国家中的子公司间相互联系，彰显了跨国公司生产的整体性和经营的全球性。此外，跨国公司通过选择和构建子公司，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相关的企业文化直接移植到世界任何需要的地方，这种强制趋同的经营方式无疑带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进步，加速了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但是，跨国公司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那就是完全自由的经济运作环境。任何经济或贸易上的壁垒、法律的不健全和政治上的不协调，都会阻碍跨国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是国家的对外开放，在经济、政治和法律等诸多方面不对外资设置障碍。
三、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一个国家想要发展，想要不被国际社会边缘化，就必须加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只有如此，该国才能搭乘国际经济发展的快车，不至于被时代所抛弃。然而对这些踊跃加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国家而言，它们面对的却是一柄双刃剑。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主导的新一轮的国际分工，是在这种分工基础上实现广泛的开放与合作。它一方面拉近了国家间的距离，便于经济往来和运行，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国家的独立性，使政府控制国家的能力受到限制，增大了破坏政权稳定的风险。简而言之，开放的国门固然有利于资本的自由往来，方便了企业的经济活动。与此同时，资本不受监管的自由流动也使市场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使政府逐渐丧失对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掌控能力，从而危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此等后果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乐见的。不仅如此，从更为宽广的视野看，经济活动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个侧面，外来的经济必然会带来外来的文化，与本土文化发生碰撞。其中一些不相容的部分就会导致文化冲突，甚至引起颠覆性的后果。置换、摧毁他国文化，这也许就是某些国家政府积极倡导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别有用心。已有种种迹象表明，一些西方大国正在试图利用国际经济一体化开辟的管道，以经济发展为手段和切入口，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文化价值灌输给其他国家，动摇和颠覆不同政体的政权，以达到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目的。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接管和控制的时候，这种威胁就迫在眉睫了。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政权存在的保障。按照以往的观念，国家安全通常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换言之，一个安全的国家是没有内忧外患的。所谓外患，是指国土安全，即国家不受外来势力的威胁，特别是军事侵略的威胁。所谓内忧，是指国内政治、经济不发生重大社会动荡，政权统治稳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强化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通常是发展军事力量，以抗拒外来威胁。然而，物换星移，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由于存在经济的紧密合作与自由流通，经济活动已经没有国界可言，这些不设防的缺口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在势力能够利用经济交往打开的缺口，把一个国家的外患巧妙地、变本加厉地转化为内忧，进而从内部搞垮一个国家的政权。对此，一国纵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无能为力。当初，西方势力颠覆前苏联的成功运作就是这样的典型范式。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是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安全已经上升到了与国土安全等同的地位。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必须将经济安全放在核心位置。保障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未雨绸缪、主动布局，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抢占有利位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与对手等同的手段来反制对方。
四、国际货币是大国的利器
当前的国际秩序总体上看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大国的，因为当初的游戏规则出自这些大国之手。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变局中参与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就能够从战略层面获得主动。当然，想要获得这样的规则制定权，首先需要有资格跻身大国行列。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大国不是指幅员辽阔或者人口众多，而是指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国家。现实中，能够有资格成为大国者，寥寥无几。有一些国家，如日本，曾绞尽脑汁、试图跻身大国却百般不得要领。因为他们始终不懂，大国应该是综合实力的体现，特别是文化方面应该具有引领世界的能力。那些在某个方面具有突出能力或一技之长的国家，充其量只能算作强国，比如日本无疑是经济强国，俄罗斯则是军事强国。按照这一标准划分，历史上获得成功的大国只有英美两家，失败的有前苏联和德意志第三帝国。大国的权威，不仅来自他们的军事力量、经济地位，还来自于他们的文化先进性和政治制度的普适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丈量全球经济成果、便利各国经济往来的手段——国际货币。国际货币是大国的利器，使之能攻善守，在捍卫自身利益时挥洒自如，凭空增添了几分胜算。
以美国为例，二战结束后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已经一蹶不振，美国不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还成为当时世界上仅存的军事强国，军事实力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发了战争财的美国还借布雷顿森林体系顺势从英国人手里夺取了经济霸主的地位，使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1965年法国的戴高乐先生曾公开揭露这种行为说：“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正是美元的国际化，使得美国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好处不计其数，奠定了美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超级繁荣，经济和军事的强盛也将美国文化推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胜利让美国人自我膨胀，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教育理事会公然宣称：美国的文化思想和文化观念，包括他的所有缺点和弱点，都将成为战后秩序的基础。
2014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70周年，在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近70年过程中，美元、可口可乐、好莱坞和尼米兹级航母的身影遍及全球，成为美国无处不在的烙印。无论是用互联网打造的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中的军事干涉与经济制裁，美国都在努力运用各种手段谋求国家利益，把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推向全球，希望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固若金汤。然而，历史的车轮有自身的轨迹，不以某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经济全球化大大拆除了国家人为设置的障碍，资本不分国籍、信仰和肤色，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将大国与小国一股脑地捆绑在一辆战车上，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一路向前，发展赋予了许多国家不曾有的话语权。世界是平的，多中心、多元化的，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悄然形成，美元的霸权地位因此受到了多方挑战。21世纪伊始，欧洲国家创生了一种超主权国家货币——欧元，不仅在经济上使用欧元进行本地区的国际收支，而且在政治上抱团取暖，试图在国际舞台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发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欧洲声音”。2008年华尔街引爆了祸害全球的金融海啸后，美国的文化、政治制度优势受到普遍质疑，美元的超级国际货币地位更是被公认为是制造这场危机的元凶之一，要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高涨，改革的焦点集中在废除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票否决权”、增添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2008年年末，基于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目的，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跨境使用，将人民币打造成国际货币的工作悄然兴起。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强大只是大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没有在全球领先的经济总量和份额，一国的货币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然而，一国能否拥有国际货币这一利器，奥秘在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政治、军事和文化是通往大国之路并打造国际货币不可或缺的推手。得之，则事半功倍，如虎添翼；失之，则功亏一篑，美梦难圆。认真盘点国际货币争夺战，分析各大国在打造货币利器进程中的成功与失败，温故而知新，才有可能找准中国崛起、人民币国际化的康庄大道，才有可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把握自身命运，不至坠入任人宰割的境地。
承列2014年4月22日序二序二
大国政治与大国货币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自然也是这一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制度，让美元独享国际货币的巨大利益。抛开美国通过发行美元获得的数以亿计的国际铸币税不谈，就各国货币盯住美元而言，意味着各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大打折扣，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牵制，不得不听从美联储的指挥。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美国占据了全球货币、金融资源配置的制高点，理所当然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下，各国的政治制度呈现出尽可能地向美国的政治制度靠拢的趋势。难怪20世纪下半叶各国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纷纷前往美国留学，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管理，回国后不遗余力地将这些制度发扬光大，以至于美国化实质上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代名词。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政府和智囊机构抛出的“华盛顿共识”，无疑是要求发展中国家遵从美国的发展模式进行“美国化”的政治纲领。借助于美国有一票否决权的IMF等国际机构的大力推广，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在拉美、非洲、东南亚、东欧转型国家得到积极响应，进行了广泛的实践。这些国家对国际资本打开大门，实行了经济私有化，经济命脉大多被外资控制，金融机构的外债过高，货币错配问题严重，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结果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多年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常常被一场金融危机洗劫一空。
2008年华尔街引爆的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打乱了各国正常的经济运行轨迹，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不仅严重降低了人民的收入，还使不少国家陷入内乱和政治动荡。美国模式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严重质疑，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十分强烈。新兴市场国家集体崛起，纷纷声讨不合理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要求获得与其经济实力对等的全球治理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重大事务开始由七国决定的“G7”模式向包含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模式转换，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得到提升。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打破现行国际货币秩序需要积累巨大的势能，需要创造政治经济变革的契机。以往的金本位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在大规模战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靠打仗打出来的，而且秩序是由战争的赢家说了算。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能否运用智慧和理性，不靠大规模战争，而是依靠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重构一个合作共赢、安全稳健的国际货币新秩序呢？
在经济区域化的大背景下，国际货币新秩序的特征必然是多元化而非单极化。能成国际化货币者，必有领先的贸易规模和经济实力，必有币值稳定的优势和强大的中央银行，满足这些条件的唯有大国。在重新构建新的国际货币秩序时，各大国都有自己的打算，都在努力争取更大的国际货币权利。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国家就开始向美元权威发难，1992年达成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展现了欧洲国家建立区域货币联盟的创新理念。12个欧洲国家宣布在不久的将来成立欧元区，放弃自己的本国货币；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发行和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为了建立欧元区，成员国需要清除数以千计的法律障碍，确保商品、资本、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实现欧洲大市场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经过各成员国的艰苦努力，1999年欧元终于进入流通。欧元诞生拉开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序幕，让世人看到了国际货币多元化的曙光。然而，十年之后，国际金融危机首先击垮了欧元区的弱国希腊，由其点燃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火蔓延到了欧元区的核心国法国和德国，欧洲经济被拖入泥潭。一时间国际社会对欧盟解决危机的能力以及欧元能否续存充满疑虑：希腊会不会退出欧元区？欧元会不会分崩离析？欧洲内部也出现了切割南部“欧猪国家”的声音。一些德国企业家说得很直白，“我们为什么要为懒惰的希腊人埋单？”与经济界人士、学者、普通民众的反应大不相同的是，以“欧洲大妈”默克尔为首的政治家们立场却惊人地一致，他们在不同的场合表示出维护欧盟、欧元区的坚定信心，断然否定扼杀欧元的各种念头，并且开始改革欧盟的财政体制，加强各国财政政策的协调，将以往货币层面的合作深化到国家的核心权力。正是在政治家们的坚守以及国家权力的部分让渡下，欧元才得以从面世以来的最大劫难中踉踉跄跄地站稳了脚跟。一个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在政治上更加紧密合作和团结的欧洲，给予世人足够的信心：欧元绝对可以成为与美元一起笑傲江湖的国际货币。
英镑是第一个充当国际货币的主权货币。17世纪英国进行了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度，用制度来约束王室的财政预算，保障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权利。英国政府授权英格兰银行发行货币，为英国争夺海上霸权、进行殖民战争以及英法百年大战筹措资金，英国依靠金融的力量战胜了法国。还有一项制度帮助英镑最终获得了国际货币权利，天才科学家牛顿为英国设计了金本位制度，稳定了英镑的币值。作为日不落帝国和世界加工厂，英国在贸易中有使用英镑的强烈需求，英镑替代黄金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国际货币职能。实际上，在国际结算中英镑比黄金安全、便捷得多。当然，占领南非让英国拥有了富可敌国的金矿，英镑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毋庸置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实力衰落，美元、法国法郎各自组织了一个货币集团，挑战英镑的国际货币权利，然而，英国对殖民地的间接统治，用英联邦的方式将英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商品输入到殖民地，长久地对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统治发挥影响，使得英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国际货币。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落到了美国手中，通过一系列的战后权利与秩序的重新安排，美元登上了国际货币霸主的宝座。在这样的大变迁中，英国实行“三环”外交战略，谋求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开展欧洲均势外交，在各大政治集团之间充当协调人，仍然发挥着老牌帝国的作用。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英国尽管加入了欧盟，但是在权衡利弊得失后没有加入欧元，选择保留自己的货币英镑。1987年英国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大大提高了伦敦的国际竞争力。伦敦作为美元、欧元的离岸金融中心，不仅掌握这两大货币的海外存款，确定这两种货币的国际借贷价格，而且还是全球范围内配置美元、欧元的主力军。英镑虽然在各国政府官方储备中的份额不高，但是伦敦却是全球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调度离岸美元、欧元的司令部。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启动后，英国媒体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伦敦积极开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2013年，英格兰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人民币互换协议，划出一大块地来建设第二金融城，希望建成最大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巧借东风，顺水推舟，英国人凭借出色的政治智慧，让伦敦和英镑活跃在国际货币的中心舞台。
苏联卢布在冷战期间和社会主义阵营内，也曾是响当当的国际货币。二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大对决，双方几乎势均力敌。在苏东集团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经互会等政治经济联盟，联盟内的经济贸易往来使用的是苏联记账卢布，双方贸易额轧差后进行净额支付。由于苏联政治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弊端逐渐显现，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黄金年代，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致使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失去了吸引力。1992年苏联解体和苏东集团崩溃后，俄罗斯实行西方兜售的“休克疗法”，改革并不成功，经济陷入了“失去的十年”，资本账户过快开放让俄罗斯的经济被石油大亨和外资控制，卢布贬值一泻千里，其使用范围仅限于本国和少数几个独联体国家。然而，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局面在普京执政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普京-梅德韦杰夫的“普梅”政治组合使得俄罗斯政局稳定，经济增长驶入快车道，恢复俄罗斯超级大国地位的梦想越来越强烈。强悍的政府，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卢布重返国际货币舞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2004年，俄罗斯制定了卢布国际化战略，宣布俄罗斯出口到欧洲和其他国家的石油天然气只能使用卢布计价结算，当然，俄罗斯出售的军火也只会使用卢布计价结算。当前，俄罗斯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前十强，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俄罗斯先声夺人，要求获得卢布的那份国际货币权利。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崇尚秩序的国家，仁义礼智信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基于中华文化，中国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国际政治中引入一种新的治理理念，一种集体主义、混合经济和合作共赢的政治模式，即“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成功发展经验的总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的认同，也得到了不少西方学者的肯定。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加上“北京共识”的推广，使得中国人扬眉吐气，在国际舞台上挺直了腰板，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发出了自己的强音。
2009年开启的人民币国际化，明白无误地向世人宣告，中国将在新一轮国际经济、国际货币格局变革中谋求与其大国地位相符合的国际货币地位。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名列全球第二；2013年中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4年第1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跃升至第七位，已有25个国家将人民币列入官方外汇储备的行列。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并不愿看到中国崛起与繁荣昌盛，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正在被压缩，一场打压人民币的全面战争已经悄然打响。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简称TPP），推行全新高标准贸易新规则，截至2013年已有11国参与其中，TPP覆盖国际贸易、投资、国内治理等多方面，自由化程度、规则严格度更高。TPP突显了美国优势领域，是其在经贸地位受到挑战、被分权后，重建全球经贸霸权的重要跳板，也是其重返亚太的战略工具。日本、菲律宾等一些亚洲国家已纷纷表示参加TPP，TPP却将中国排斥在外。如果中国没有应对之策，在新的贸易规则之下，中国的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将不保，贸易规模下降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就是釜底抽薪之举，很可能让人民币国际化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三的日本正在极力扩张其国际空间。许多日本人在2011年中国经济超越日本后心里不是滋味，不能坦然接受和直面现实。二战后通过稳定日元的《道奇计划》，依靠日美安全协定赋予的特殊盟友地位,以及限制自卫权的和平宪法，日本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经过3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地位衰落，日元作为币值稳定的货币受到各国的追捧，日本顺势推出了日元国际化战略。由于美国不容日元挑战美元，美国政府利用《广场协议》顺水推舟，引导国际投机资本冲击日元，制造了日本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使日本陷入两个“失去的十年”，1989年日元曾占全球官方储备大约19%，但是今天日元的份额降到了4%左右。日本目前仍然是世界最大债权国，而且已经告别了经济负增长，日本当然希望再续日元辉煌。安倍政府一方面加入美国主导的TPP，希望在新的贸易秩序建立中获得主动权；另一方面不顾中国、韩国等受到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的反对，试图修改宪法，解禁国民自卫权，而且挑起钓鱼岛争端，挑拨、离间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这一切政治举动的背后有一个明显的动机，那就是打压人民币这一来自亚洲近邻的挑战者，与中国争夺主导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领导权。
中国是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第三世界广交朋友，并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重。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权利的代言人和捍卫者。因此，中国拒绝了发达国家的邀请，没有加入“G7”俱乐部。在加入WTO时，中国也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反对美国提出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共同治理全球事务的“G2”模式。在政治制度上，中国立足自身的文化传统，没有采纳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而是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都在发挥作用，集中力量办大事，审慎地避免了一次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最终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凝聚着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优势的“北京共识”能否得到更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同，成为这些国家发展和管理的实践，关系到中国的政治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
本书展现了大国货币走向国际货币舞台的历程，重点剖析他们背后的政治推手。国际货币往往是国际政治的产物，是政治集团和政治权力争夺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些有力量主导政治风向、制定政治秩序、规划政治版图的国家，几乎总是在国际经济中占据领先地位的国家。获得国际货币权利，这是奠定或巩固大国经济领先地位的利器，因此，鲜有大国不谋求国际货币权利的。在美元开始走下坡路、国际政治经济多元化和区域化的今天，一场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已经悄无声息地展开。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毫无疑问，在激烈的大国政治对决中，我们希望中国能够以史为鉴，温故而知新，清醒地把握和利用自身的优势，顺应国际环境和形势的变化，运用谋略树立和平发展、公平公正的政治威望，分化瓦解其他大国的政治联盟，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获得足够的话语权。惟其如此，中国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拥有公平发展的机会，人民币才能获得与中国综合实力想匹配的国际货币地位。
涂永红
201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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