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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第一本详解跨国情感与家庭的文化读物
2. 21世纪的情感预言书
3.展示种种当前世界化的文化奇观,从本地恋协会的抗争,到世界代孕中心印度,让读者看到一个前所未闻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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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全球化必然会造成家庭与情感的剧烈转变,于是作者大胆地提出了“全球家庭”的概念,来涵盖如今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跨越遥远距离和文化鸿沟的动人故事。
本书讨论了下面这些敏感的话题:
跨国恋爱会比本地恋爱多了些什么,还是少了些什么?
全球的工作流动会让我们的家人从心理上和我们疏离吗?
通过婚姻而移民的男女到底有怎样的幸运和不幸?
全球范围的收养造成了融汇各种肤色、语言和文化的家庭,他们会生活得幸福吗?
贫困、危机、工作、资本,甚至器官贸易是怎样把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家政移民会让女佣的母爱代替亲生母亲吗?
生殖技术让男女的生殖细胞开始了全世界的旅行,而印度成了世界代孕中心,这让我们的性和生殖也割裂了吗?
本书从社会学、政治学、女性主义和全球化的几个视角讨论了上面所有令人震撼的问题,让那些遥远的世界如此近切地来到我们眼前,激发我们更负责任地思考这个星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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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1944年生于斯武普斯克, 曾在弗莱堡和慕尼黑学习过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目前在慕尼黑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社会学。
伊丽莎白贝克-格恩塞姆 (Elisabeth Beck-Gernsheim)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她主要研究社会变化产生的问题与家庭在社会中角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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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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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俗家庭到世界家庭.
第二章 两个国度,一线情缘:关于彼此间理解与隔阂的故事
第三章 我们能够爱多远,爱多近?
第四章 全球命运共同体——全球市场,世界宗教,世界危机,世界家庭
第五章 嫁到理想国:婚姻移民
第六章 远方的母爱:家政移民.
第七章 男性统治的消退?——为何世界家庭中的女性翻身做主人
第八章 我的母亲是一颗西班牙卵子:求子旅行与全球组合家庭
第九章 世界家庭模式:分与合的迷惘
第十章 世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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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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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贯穿着男人与女人、暴力与牺牲、压迫与反抗、自由与束缚的对决;而结局圆满,妻子与女儿被从黑势力手中解救出来,重返美国故乡。玛姆迪的女性励志故事讲述了一段跨界爱情的凋零,仅从她西方女性的视角出发,用她的感知、希望与失望,叙述了她的经历。
杨魏勒斯玛丽亚2003年出版的《他不喜欢我做的菜》一书描绘了一个德国和意大利组合家庭里的各种奇闻轶事。作者具有同样的生活经历,给读者讲述了平日里在家庭这个舞台上演的一出出喜剧。两个同来自欧洲中部的人走到了一起,男方属于富裕的德国中产阶级,女方的父亲则来自贫穷的意大利南部,在德国打工维生。在一系列故事中,作者用诙谐的笔调又重现了世界的对立。德国人的细致、精准和死板与意大利人的激情、随性和享乐碰撞在一起,给读者带去种种令人开怀的惊喜。故事尽管不算精致,但其魅力就在于真实。作者在结局中传递了正能量:爱情总高于世界的对立,在婚姻的坟墓上架起一座天桥。
尽管上面三本书的内容差异如此巨大,但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阶段讲述了世界一体化如何闯入普通家庭、打破平静、带来疑惑、惊讶、兴趣、喜悦、分手与嫉恨;世界的漩涡、不安与躁动又是怎样成为普通家庭的一部分。
……这类主题唤醒了许多读者的亲身经历,钩起他们对那些惊讶、欢乐和恐惧的回忆:姐夫找了个泰国女人、家里给爷爷物色了一个波兰护理女工、或者是朋友的侄女嫁了个非洲多哥的神学家。多哥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他又干嘛到这里来?他真的爱她,还是仅仅为了骗取一张第一世界的入场券?
上面这些问题将越来越多地成为主流社会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是乎,亚洲经济危机和金融市场、非洲内战和政变、中美洲的意识形态斗争和经济起伏,一下子都成为我们自己家中的话题。那个泰国女人或者是多哥神学家突然就坐在我们的沙发上,一起庆祝生日、或者与我们的儿子踢球、或者在照顾爷爷。我们总能在身边的亲属中找到一个用怪异的口音讲我们的语言、外貌却与我们迥然不同、名字又离奇拗口的人。有些读者在书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影子,但故事都发生在别人身上,又被作者蒙上了一层离奇和喜剧化的色彩,也许就会觉得轻松许多,疑惑的心也许又有些释然:毕竟这些都是许多人都碰到的经历。读者看到,其他人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全新的家庭现实,距离的碰撞如何产生诸多新问题,让人们疲惫不堪地在风雨中摸索前行。除此以外,这些作品的成功也可以归结为:它们对新生的“涉外”家庭现实所引发的迷惘具有更高的指导意义。作品向人们展示个人命运如何也同样降临到别人头上;同时给读者提供了实用的生活指南,在全球一体化世界给私人生活所带来的漩涡中给人们指明方向、施以安慰。
2.全球化的女佣、女教师、女护工:劳务移民与进口的关怀
富裕家庭雇用来自贫穷国家的家仆、保姆和护工。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差距使之成为可能。菲律宾就是其中一个国家,没有大量输出劳务的菲律宾移民从海外向国内亲友汇钱的话,这个国家几乎就无以为继。于是在菲律宾,劳务输出型移民能得到国家的支持与推动。比如:首都马尼拉的一个港口内,妇女们正接受培训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仆佣。这些人本身都是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师、会计与兽医,知道如何教数学、算账本和医奶牛。现在培训师们教他们在西方国家——比如在一家美国宾馆或者意大利人家——如何铺床叠被。学员们要学习洗碗机的使用方式,了解加拿大以及德国儿童闲暇之时摆弄什么玩具。六个月后,她们都将成为“涉外家政人员”,登上飞机到西方国家开始工作。
重重大门把守着富人的隐私和家庭,遮蔽着世界疑惑的目
光。而门背后,原先泾渭分明的穷人和中产阶级的世界又交融在一起。在一些国度,女性当前正在领导起公司、高校乃至政党。而菲律宾女教师、墨西哥女大学生、厄瓜多尔女翻译、加纳女律师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完成一些传统的女性工作:为外国家庭打扫、做饭、照顾孩子与迟暮的老人。
以往这些女性在劳务市场上只占一小部分;而现在她们占据全球移民的比例已逾半数。她们形成了“全球化女性的一面”(阿里耶鲁瑟尔著,赫希德出版社,2000)。在此菲律宾可谓是无可超越的例子:这个国家像其他国家出口咖啡或可可豆一般输出女劳工;30年前女性只占对外移民的12%,而如今的比例已经高达70%。
一个时代法则显现了其全球性的效应:进入职场并取得成功的女性越多,她们就越需要在家庭中获得帮手。人们无法再像旧时一样驱使奴隶或女仆,转而利用起这个极不平等的世界上的(灰色)廉价劳动力市场。
不同的境遇与命运就这样越来越多地跨越国境和洲界交织在一起。事业有成的中产阶级女性在职业和家庭的双重负担下,急于摆脱包袱,雇佣起“世界的另一半女性”。而世界另一头的女性急于挣钱养家。一个经过良好培训的菲律宾女教师在西方做保姆,所得的报酬将是她在菲律宾本土工资的数倍。
于是乎,爱情和关爱就成为了被西方女性使唤的“商品”被进出口。全球化的家政业成为所谓的“穷人金矿”,成为供富人榨取的又一“资源”。当然穷人也能从中挣到些许,但只是一个“本地”、“普通”的女性从业者工资的零头——广大第三世界成为西方人臆想中的廉价劳力消费天堂。(艾伦莱西赫希德,2003;赫希德,2003)
3 全球化代孕与生育的美好新世界:每个孩子都拥有三个母亲了
历经两年多的等待,一对德国夫妇终于迎来他们先前植入一位印度代孕妈妈体内的双胞胎婴儿。而德国政府拒绝给这两个在印度出生的新生儿颁发护照,因为德国法律禁止代孕。然而在代孕被法律认可的印度,官方认定新生儿的实际父母为德国公民,因此具有德国国籍,同样拒绝颁发印度护照。孩子的父亲——
一位艺术史学家——多年来绝望地在德国和印度法院之间辗转奔忙,只为了能将他的两个孩子带回德国。最终还是成功了:印度官方给孩子颁发了印度护照,德国则在护照上加盖了入境签证。
(德国外交部称:完全是特例,且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对夫妇终于能够通过国际收养的途径领养“他们自己的孩子”。
由此可以看到,家庭不仅仅被动地遭受全球化的冲击。它们早已成为引领全球化的行动者。通过遗传医学所提供的新选择,怀胎生子和为人父母的关系可以被分割,并如同工作岗位一样(利用国家间法律的冲突)被“迁移”到国外。医学技术可以把授精、怀孕和养育三者相互割裂开,并跨越国境单独操作。以前简单的“母亲”概念现在被分割为“卵子供体”、“代孕妈妈”和“社会母亲”。尝试通过合法途径将这三者归为一体的话,往往要经历一场跨越不同国家间法律体系的差异和对立的障碍跑。
……
4.“世界家庭”时代的到来
我们一再提“世界家庭”(或异地家庭、全球家庭)的概念,并将它们与“普通家庭”(或本地家庭)区分开。但到底什么是世界家庭?如何下定义?如何使世界家庭成为新的诊断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中心对象,对婚恋、爱情、家长、离婚等现象进行研究?
“世界家庭”是那些跨越(国家、宗教、文化、种族)界限共同生活、按照传统的家庭观念本不应该聚合在一起的家庭。主动的信任取代了传统家庭的上述要件成为维系新家庭的力量,并要把常人不可理解的事情成为可能:把外人当作至亲和挚爱。
我们要把异地恋和世界家庭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属于同源文化(语言、护照、宗教)、但分隔两国乃至两大洲生活的伴侣和家庭(跨地域家庭)。例如务工移民:菲律宾女人远赴洛杉矶从事家政服务,把丈夫和孩子留在国内,寄钱回家养家糊口(另见第六章)。第二种:生活在同一处,但家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与大洲,各自对爱情和家庭的观念深受本族文化影响的家庭。试想一名美国男子和一名中国女子结婚生子,随后全家在伦敦生活(跨国、跨洲的世界家庭)。这两种类型世界家庭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全球化世界差异的交汇之处。无论这些爱侣或家人是否愿意,他们将在家庭的一方小天地里与大千世界相遭遇。
这种对世界家庭的定义简单易懂。但仔细推敲还是有不足:它的涵盖面太窄,无法包容性世界家庭的万千形式。
我们很容易能想到无法或者很难适用这个定义的例子。比如:如何定义外来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子女与移居国伴侣组合的家庭?
显然我们短小精悍的定义在此碰到了障碍。所以我们建议在上述定义基础上再增加一点:属于世界家庭的条件是,有否主动与跨越国境乃至洲界的外界文化长期存在互动关系。如此,如果祖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而孙辈在德国乌尔姆,双方每天早晨通过Skype软件见面并聊天,就可以算作世界家庭。因为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规律与情感的重要纽带,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采用家庭这个概念。
至于一个巴基斯坦人与英国人的组合家庭中苏珊和利兹这对姐妹,我们又如何归类?她们的父亲是巴基斯坦人,在妹妹利兹出世不久就返回了故乡,从此销声匿迹。这对姐妹都是在英国兰卡斯特出生的,在那里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两人从未去过巴基斯坦,与父亲一方的亲戚也没有任何接触。苏珊外表看上去像母亲,金黄的头发,脸上许多雀斑;而利兹则完全像她的父亲,皮肤和头发黝黑发亮。于是妹妹常被人问起身世,时遭同伴嘲讽,甚至被骂为“巴基人”。两姐妹都住在兰卡斯特,怀着西方宗教信仰,不认识任何巴基斯坦的亲人。但在一点上两人截然不同。具有西方长相的姐姐很少会想到她与巴基斯坦的渊源。而利兹不断被人提及她的身世,总感到自己像一个局外人,无法被人完全接受。从身世角度说,我们认为苏珊绝大程度上生活在一个“近体家庭”中(本民族家庭、本地家庭)。但利兹的外表深深烙着巴基斯坦的印记,被迫与这个国家带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因为主流社会把她视为“巴基斯坦人”——生物学或基因的巧合,再加上现实环境中的各种刻板印象和偏见,促成了利兹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个世界家庭。
从上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我们对世界家庭的定义虽然描绘了这些家庭建构的主要特征。但是把它作为世界家庭的评判标准还远远不够。现实的多样性、丰富性与迷惑性远不能用“地理位置的分离”或“相同的根源文化”的简单划分来概述。
另外,仔细考量的话,世界家庭和普通家庭并不是完全相对立的概念,而好像是连续光谱的两端,其中间隔着无数中间形态、附属形态和融合形态。这种模糊的分界不是因为分析不够,而恰恰是现实的重要标志。
从社会学角度说,世界家庭和本地家庭是典型理想状态概念。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家庭情况往往没有那么鲜明的特征,可以被轻易地归类。这两种概念之间的界限模糊,相互交织,不断变化与发展。根据不同的爱情经历、身世来源、机缘巧合乃至社会环境制约(统治、政策、立法、外国人刻板印象等,见后续章节),对一个家庭的定义甚至可能在世界家庭或本地家庭之间摇摆。分析这些家庭时的逻辑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孰多孰少的关系:有些家庭更像世界家庭、有些则更像本地家庭。打个比喻:没有“一点点怀孕”的说词,但是有“一点点世界家庭味道”的讲法。
总而言之,我们对世界家庭的定义如此简单;但一旦人们用这个定义去衡量各种异地伴侣时,这样的回答就立即变得愈加复杂和具体化,纠缠于细节但又无法确定。
有人可能会质疑,“世界家庭”提法中的“家庭”概念忽略了家庭形式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早在对异性伴侣共同生活文化形式的研究中已经被发现(并被认同),我们在先前出版的《爱情的混沌》(1990)一书也曾对此进行过探讨。所以“世界家庭”的提法是否与时代脱节?难道不应该再发明“世界生活阶段伴侣”、“世界繁育家庭”、“世界离异家庭”、“世界单亲家庭”等概念?
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简单说来)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世界家庭”这个定义的确指的是传统意义中的“家庭”,对家庭的理解比西方人要传统许多。世界家庭这个概念如果拒绝承认对家庭与社会的理解在世界各文化中具有普遍性,就必须把各文化间的差异直接表现出来,而不仅仅对此讳莫如深。于是,对于家庭的不同理解在全球引发了关于“美好家庭”的争议。世界家庭的环境条件也导致了一对矛盾:如果我们想要与时代接轨的话,就必须创造一种在西方人眼中已经与时代脱节的概念。(此外,我们特意提出世界家庭这个说法,因为这种在社会学中常用的概念已经包含非婚家庭、离婚家庭、同性与异性恋伴侣、单亲家庭等等)。
这里又有了新问题:“我们”到底指谁。是作者、社会学家、德国人还是第一世界公民?或者是世界家庭的成员?这个问题所揭示的,是“我们”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掩盖了世界的对立、遮蔽了本地的特点。特别在人们研究世界家庭以及其中的理念差异时,更要关注这个问题。本书中的“我们”指的是两位作者,尽管对“我们”定义的陷阱心知肚明,终究不免深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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