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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沈从文精读》通过对沈从文不同人生阶段代表作品的解读，勾勒出作者一生的三种形象，并揭示这三种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最终让读者认识沈从文，以及20世纪的中国。
我社（北岳文艺出版社）曾出版全国唯一一版《沈从文全集》，在此基础上，我社出版了《沈从文精读》，让读者通过这一本书，读懂他的作品，读懂沈从文！
本书作者为研究当代文学名家。本书制作精良，分上下两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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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沈从文精读》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一方面把注意力引向作品本身，发掘和探讨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却并不孤立地看待作品，而是在写作活动的接续和变化中，勾勒出沈从文一生三个阶段的三种形象：“得其自”的文学家、痛苦的思想者和处在时代边缘却进入历史深处的实践者。通过作品的分析，揭示出这三种形象之间的过渡、转换和内在关联。
作者立意不在重复和固化已有的关于沈从文的叙述模式，而试图拓展阐释的空间，重新认识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和实践，重新认识沈从文和二十世纪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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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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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男，1967年生于山东招远，文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著作:《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读书这么好的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编著：《储安平文集》（上、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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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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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转折处的“呓语狂言”：一九四九年
一、各种文字材料及其复杂性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人生命运和事业的分水岭。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说法适用于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转折的人，包括与沈从文同代的很多作家。历史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裂变，个人的命运和事业，大多数只能随着这个巨大的、根本性裂变而发生重要的调整，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向。
但是，即使很多人都处在分水岭上，沈从文仍然显得非常特殊。他是以精神的极端痛苦和紧张而孤立在分水岭上的，其孤立的程度，在他觉得是惟一的一个；其极端的程度，竟至于发展到“精神失常”和自杀。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他的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处在崩溃的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已经崩溃了。
沈虎雏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关于一九四九年的情况有扼要说明：“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九月中下旬，病情渐趋缓和。作《从悲多汶乐曲所得》、《黄昏和午夜》长诗反映这个过程，以及音乐对于自己的特殊作用。但精神上的康复还待漫长岁月，且时有反复。” 《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在新编集《一个人的自白》的编者说明中说，“至秋冬，病情渐趋平稳。”
在一九四九年间，沈从文自己留下了各种文字材料，一九九六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曾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呓语狂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部分内容大为丰富，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编入第19卷；（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编入第27卷；（三）、三首长诗，除上文提到的两首，还有作于五月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编入第15卷；（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编入第14卷的《艺文题识录》中。
我们沿用《从文家书》的命名，把沈从文生病期间的文字称为“呓语狂言”；我们来分析他的“呓语狂言”，特别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
（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沈从文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四十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
（二）、“精神失常”的“呓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据此我们难以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认识。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从“呓语狂言”中，是否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三）、我们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这个“恢复”意义重大，如果没有这个“恢复”，不但沈从文后半生的事业无从谈起，而且也将使得沈从文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坚持失去可以证实的意义。
二、神经已经发展到“最高点”上
我们先仔细看看通常所说的沈从文的“疯狂”，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一月初《题文旁》三段文字的最后一段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毁或者疯。沈从文清醒如此。“我应当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
一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应朋友的邀请前往清华园休息调养，在那里过了一个多星期。一月二十九日在复张兆和的信中说：“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一月三十日，在张兆和当日致他的信上，沈从文写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同信批语中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
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肯明白敢明白”，“都支吾开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
在一九四八年底，沈从文就把对自己命运的预感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他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这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不久在另一封信中，他又重复这一想法：“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至少在表述的文字上，沈从文是相当克制和平静的。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悲剧命运，他那时觉得，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我们这年龄的人”、“我们一代若干人”的。
然而，到一九四九年，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并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给他的打击太大了。这个冥顽不灵的“乡下人”不会顺时应变，可是一切都在顺应趋变。在这样的时局和情势下，他再也无法保持克制和平静，而此时他的话就显得特别刺耳，十足的狂言：“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在二月二日复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写道：“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又写道，“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我不向南行”，指的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政府派陈雪屏来到被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陈雪屏是沈从文旧识，又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时的上司，曾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留下。
三月十三日致张兆和堂兄之女、革命干部张以瑛信，说自己“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即是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最后一句话又用笔划掉。
二月至三月，沈从文写了两篇长长的自传，即《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在后一篇的末页，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解放”，在这里指的是“解脱”。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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