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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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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认为，该书作者是多年从事中共党史教学的专家，以专题讲解的形式对近代以来至中共十八大前这段历史中的一些问题作了理论与实际结合，且比较通俗简要的解读，政治上的把握是比较到位的。语言比较简练，口语化的表述，比较适合广大干部、青年学生阅读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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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全面系统地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执政理念、治国方略和伟大成就，是一本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读本。继《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后，党史读物又一力作。
全书以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以及建设、改革成就为主线，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国防、外交、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回答了“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做的”、“全国各族人民为什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全书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篇”3部分。
图书配有24幅党史名画，反映了党史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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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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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春涛是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在国内党史界具有较大影响。主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转折中国：1976—1982》、《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向毛泽东学习》、《中国简史：从孔夫子到邓小平》（英文版）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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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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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言：从历史认识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革命篇
一、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西方先生经常欺负中国学生
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
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毛泽东思想的中国风格和气派
二、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
近代中国的亡国绝种之灾
反帝爱国唤起亿万民众
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
几千年来未解决的农民土地问题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打土豪分田地和减租减息
革命军队源源不断的补充兵员
四、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
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给同盟者利益和又团结又斗争
最大限度孤立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
五、建立强大的人民军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不成功的城市中心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从农村走向城市
七、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
孙中山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投豆”选举
官兵平等和官民平等
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
八、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
前所未有的党建难题
不问家庭出身只看现实表现
重视从思想上建党
严格的民主集中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篇
九、建立单一制多民族国家
大一统的中华传统
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探索
单一制国家体制的确定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
十、以崭新姿态登上国际舞台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一边倒与中苏结盟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十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国民党留下的乱摊子
通货膨胀顽疾的消除
边打、边稳、边建
恢复和发展的奇迹
十二、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
惠及三亿农民的土地改革
工人阶级成为国家主人
《婚姻法》解放广大妇女
黄、赌、毒一扫而光
十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及改变
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
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和平赎买
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基础
十四、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几代人的工业化梦想
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苏联援助的156 项工程
工业化基础的建立
十五、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
初步探索的良好开端
失误、曲折及其缘由
成就、经验及其影响
十六、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
中苏从结盟到对抗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
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与西方大国关系的正常化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篇
十七、从历史阴霾中走出
结束“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平反冤假错案与调整社会关系
既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维护其历史地位
十八、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阐释
敢闯敢试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中国化还要时代化、大众化
十九、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非均衡发展和科教兴国
提出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二十、以改革作为发展动力
经济改革入手
中国改革渐进中有激进
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二十一、在对外开放中发展自己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大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二十二、不断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推进基层民主制度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十三、实现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促进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
发展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关系
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二十四、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创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空间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建设强大的国防
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二十五、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治党务必从严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结束语：实现中国梦面临的挑战与出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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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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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从历史阴霾中走出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1976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份。
这一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世，中国人民一时陷入无尽的悲伤。
这一年，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中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从灾难中走出的人们，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峻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崛起。
结束“文化大革命”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纷纷以各种形式开展悼念活动。然而，江青等人却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激起人们的无比愤怒，纷纷冲破限制，走上街头。
3月上旬，广大干部群众认为上海《文汇报》编发的稿件反对周恩来，在南京等地激起大规模的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从3月底开始，首都北京的人们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蓝，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4月4日丙辰年清明，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人员，不顾“四人帮”下达的一道道禁令，聚集在广场周围，最多时达200多万人次，矛头直指“四人帮”。“四人帮”一方面进行无理压制，一方面则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造借口。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及控制事态的办法。在江青等人左右下，会议把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决定当晚清理花圈、标语等。会后，联络员毛远新将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送毛泽东圈阅。
4月5日凌晨，广大群众来到广场，不见了花圈、诗词、挽联等，气愤异常，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发生严重冲突。晚上9点30分，更多的民兵和警察奉命进入广场，逮捕了一部分群众。根据“四人帮”捏造的罪名，邓小平被诬为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全国各地的悼念抗议活动，也遭到破坏和镇压。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的集中爆发，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为不久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1976年7月6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党和国家的三位重要领导人相继离世，增加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愤心情。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的唐山、丰南一带又发生了里氏7.8级强烈地震。100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唐山市顿时夷为一片废墟，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损失惨重为历史罕见。这一年，东北上空也下了一场“陨石雨”。
在此天灾人祸频发的多事之秋，“四人帮”却认为时机到来，更加紧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企图切断中央同各地的联系，号令全国；还唆使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指使其在上海的亲信加紧装备民兵，作为夺权的后盾；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诬蔑和打击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华国锋等人。王洪文背着华国锋私自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治丧期间有重要情况要向他指定的人汇报。“四人帮”还监视华国锋的行动。
对于他们咄咄逼人的篡权行为，老一辈革命家们忧心如焚，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酝酿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华国锋，也警觉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严重危险，必须急谋对策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
1976年9月11日，在为毛主席守灵时，华国锋借身体不好，要去北京医院查体为由，没打招呼就来到李先念住处，向李先念交代让他去叶剑英元帅处，征求叶帅意见，包括“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说“他们很注意我，我不能到叶帅那里，现在中南海有事，请你到叶帅那里去一次。” 李先念送走华后很兴奋，反复思考如何避开“四人帮”的监视去见叶剑英。9月14日，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门口了，他突然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叶帅家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要见叶帅。两位老朋友相见虽突然，但李说是奉命而来，叶帅知道是有重要事情谈。为防止窃听，叶帅打开了收音机。叶帅有点耳背，加上收音机哇啦哇啦响，李先念说的话，叶帅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两人这样商议了不到三十分钟，叶帅同意由他来考虑时机和方式。李先念回来后，当天就秘密报告了华。华国锋回忆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并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此后，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反复商量，确定了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思路。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经过周密部署，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稿的名义，通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开会。按照事前安排的时间先后，他们一到怀仁堂，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对江青、毛远新宣布执行同样措施。不到半小时，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对“四人帮”的隔离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央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迅速清除其影响，克乱求治，稳定政局，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首要政治任务。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采取了得力措施。从10月7日至14日，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四人帮”集团事件；10月8日，作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两个决定；10月8日、10日，把“四人帮”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召到北京，12日，中央派工作组接管上海，“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企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土崩瓦解，上海局势得到稳定；10月19日，中央办公厅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揭露“四人帮”的严重罪行，叙述党中央同“四人帮”斗争经过，阐明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策。
在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全国人民奔走相告，人心大快！10月21至23日，首都军民连续三天举行盛大庆祝游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除外）从21日起也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10月24日下午，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全国上下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欢呼获得“第二次解放”。11月30日至12月2日，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对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及其后稳定局势、欢庆胜利的活动进行了总结。在稳定全国局势后,中共中央又提出“抓纲治国”的方针，接连发布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三批罪证材料，领导开展揭批“四人帮”罪行、清查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这些方针和措施，得到举国上下拥护。
通过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被彻底瓦解，河北保定等地的武斗被制止。1977年1月起，中央陆续对一些省的领导班子进行改组，对一些党政军的重要部门的领导作了必要的调整和加强。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1976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派自己的儿子驾车悄悄地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告诉邓小平这一特大喜讯。毛毛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载了当时的情形：记得为了让我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一起。
面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烂摊子，应该如何打开局面呢？其中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让党的领导人华国锋比较棘手。因为他既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要妥善处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其中包括打倒邓小平的错误。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就提议为邓小平平反。随后，在北京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向华国锋正式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发言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也随即表示同意让邓小平尽快出来工作。但党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觉得时机还不成熟。
华国锋有所顾虑。在1977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将自己的顾虑谈了出来。他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当时，中央确实在批邓的问题上有所考虑，刚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再后来只提 “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语气逐渐缓和。华国锋认为，如果打倒 “四人帮”后马上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很可能会引起思想混乱，怕坏人从中煽动。因为当时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批材料还没有下发，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华国锋认为，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该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与中央的慎重不同，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在1977年1月8日前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很多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有的人还激情演讲。人们通过悼念周恩来，呼吁邓小平复出。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位青年还贴出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这是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的整顿工作得到老百姓高度评价的结果。老百姓希望他早日出来为人民做点实事。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两个凡是”的提法正式出炉。按照“两个凡是”，毛主席的错误也要坚决维护。这无形加大了邓小平复出的阻力，但叶剑英等依旧积极为邓小平复出做着准备。叶剑英把邓小平从301医院接到北京西山疗养。叶剑英住西山15号楼，他让邓小平住附近的25号楼。叶剑英还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给邓小平送文件并汇报情况。叶剑英指示，凡是他看的文件，都要送给邓小平，让他看，熟悉情况。
其他老同志如陈云等人也通过不同的渠道呼吁让小平尽早出来工作。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老同志再次正式提出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准备了一个发言稿，这个发言稿的主旨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邓小平早日出山。陈云还就此同党内的其他老同志商量，他们都同意陈云的看法。陈云在会上专门做了书面发言：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的发言是事先写好的，连标点带字一共三百零几个字符。然而会议简报组却提出或修改或搞摘要。总之要删去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话。陈云问：为什么要删去这些话？简报组人员说，这同华国锋讲话口径不一致。陈云说，如果要求每个人的讲话都得和领导的口径一致，那好办，只要每期简报都把领导讲话重复一遍就是了。要登我的发言就全文登，搞摘要不行。当天晚上，华国锋本人还为此亲自跑到陈云同志家登门拜访，劝他同意简报组的删改。谈了约一小时，陈云同志始终没有吐口。结果这篇发言，竟然没有登简报。不过，陈云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大选出来的中央副主席，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的发言有很大的影响力。
王震接着发言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七五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陈云和王震的发言得到了耿飚等人的明确支持。这一呼声也引起了华国锋的回应。华国锋在会上表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恰当。陈云随即钉了一句，说：“适当时机，我赞成。”
中央明确态度后，邓小平抓住时机给中共中央写信：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的信实际上针对的是当时提出的“两个凡是”，因为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可能出来工作。他被打倒就是毛泽东定的。邓小平还表示“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时机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邓小平还表示自己工作中也有失误，并建议中央将信印发党内。
4月底，两位党的高级干部，受华国锋委派，找邓小平谈话，要求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遭到邓小平的严词拒绝。按照当时“两个凡是”的治国思路，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案件，邓小平也是因为这个被打倒的。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还表示，“我出不出来没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信下发至县团级。这时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顺应党心民意，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在会上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这显示出邓小平作为一名政治家的高风亮节和服务人民的赤子之心。
1977年7月30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距开赛还有几分钟时，主席台突然掌声骤起，欢声如雷。原来是酷爱足球的邓小平来了。观众们呼喊跳跃，有的人把帽子抛到空中，邓小平则微笑着不停地向大家挥手示意。中国权威媒体新华社当天在发布这一消息时说，“当邓小平副主席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8万观众长时间地热烈鼓掌”。这一刻欢呼的人们或许已经意识到：以后的岁月，中国的命运将和这位容光焕发的老人紧紧连在一起。
再次复出的邓小平选择一个这样的场面公开亮相，显然有所寓意。人们也期待着邓小平的复出能够给中国带来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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