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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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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画传：做党的好干部百姓的贴心人》是著名作家高敬先生精心撰写的一部焦裕禄的图传。焦裕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优秀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和广大干部的光辉榜样，中共历史上不朽的巨人。《焦裕禄画传：做党的好干部百姓的贴心人》在挖掘焦裕禄精神内涵的同时注重了焦裕禄精神的时代因素。它将利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更直接、更真实、也更生动地展现出焦裕禄这个人民公仆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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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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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河北河间人，党史研究人员。出版作品有《领导全书（增订版）》、《毛泽东全书》、中央文献研究室项目《毛泽东读书集成》（为本书执行主编之一）、《建设学习型党组织领导干部大讲堂历史文化卷》、《从政之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修养》、《光荣与历史的传承——中国共产党一大到十七大》、《永远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程》文献纪录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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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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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百姓谁不爱好官
第一篇 苦难洗礼
一、故乡家世
二、艰难学业
三、生活重负
四、九死一生
五、虎口脱险
六、流落异乡
第二篇 明朗的天
一、民兵骨干
二、入党经过
三、淮海大队
四、彭店土改
五、出生入死
六、枪毙顽匪
七、典型“小妹”
第三篇 激情岁月
一、工业新兵
二、东北求学
三、模范主任
四、带头创新
五、“政治科长”
第四篇 新的征途
一、“点半书记”
二、富民工程
三、善解纠纷
第五篇 造福兰考
一、临危受命
二、深入调查
三、绿色长城
四、百战黄沙
五、共禹论功
六、鞠躬尽瘁
第六篇 生活风采
一、伉俪情深
二、教子之道
三、两袖清风
四、良师益友
五、生活情趣
第七篇 走向永生
一、共悼英灵
二、横空出世
三、领导关怀
四、不朽精神
五、走向世界
六、精神圣地
七、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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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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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苦难洗礼
一、故乡家世
在山东省境内的鲁中大地上，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博山。博山，古称颜神，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周朝，起源于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
大约两千多年前，博山县境内的凤凰山下住着一户郭姓人家。郭家的儿子长大后，娶了一个美貌的妻子颜文姜。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颜文姜刚过门，丈夫就突然暴病身亡。颜文姜年仅19岁，就失去了丈夫。但是她秉性勤劳善良，贤淑孝悌，决心侍奉公婆，抚养幼妹。
然而，颜文姜的婆婆却是个出名的“恶婆婆”，硬说颜文姜是“扫帚星”，“妨”死了她的儿子。从此，颜文姜每天受着婆婆的虐待。那时候，当地水源奇缺，恶婆婆就让颜文姜翻山越岭，到十多里外的石马庄去挑深山泉水。为1-2了不让颜文姜途中休息，婆婆特意找人做了两只尖底水筒，让文姜一路不能放下休息。颜文姜面对这样的婆婆，总是逆来顺受，百般的孝顺。
一天，颜文姜挑水回村的途中，遇到了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骑着毛驴经过。时值酷暑，老人向颜文姜讨口水喝。颜文姜爽快地答应了，可没法放下担子。老人用自己的龙头拐杖，在石板上敲出了两个石坑，正好放下两只尖底水筒。老人喝完后，又提出想用这水饮饮他的毛驴。颜文姜想了想说，你从这个桶里饮驴吧，这个桶的水是我喝的，另一桶是婆婆喝的。老人被她的孝心和善良打动了，于是送给她一条马鞭，并告诉她只要把鞭子系在水缸里，等水少了，提一提鞭子，水就会涨上来。从此，颜文姜不再受挑水的痛苦了。
恶婆婆见颜文姜不去挑水却天天甜水不断，感到很奇怪。于是，她假装关心地让颜文姜回趟娘家，探望一下父母吧。颜文姜很高兴，临走时还问：“还带点活吗？”婆婆假惺惺地说：“活不多，今天去，明天来，七双袜子，八双鞋”。尽管如此条件如此苛刻，颜文姜还是欣然领受了。
三天后，颜文姜带上做好的鞋袜回婆家。可是，当她刚走到村头，就听村里人声嘈杂，乱成一片。原来，贪婪的婆婆提起了那支马鞭，舍不得放手了，结果水不断涌出，村子里大街小巷洪水滚流，婆婆手里拿着马鞭子，淹死在水缸旁边。颜文姜看到这种情景，连忙举起鞭子向北一指，洪水立即向北流去，形成了一条河。为了纪念颜文姜，人们把这条河称为“孝妇河”，河边的建城后，被称为“颜神城”。
颜文姜的故事流传了三千多年，“颜神”的名字也伴随着这片土地走了三千多年。直到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政府在这里设博山县，隶属于青州府，“博山”的名字才正式代替了“颜神”。传说中颜文姜“指鞭止水”后形成的那条孝妇河，则一直到今天还流淌在这块土地上。孝妇河冲积成出一条峡谷，附近有一些山头，统称为崮山。人们根据这些山头的位置，又有了北崮山、南崮山、东崮山这样的称呼。在北崮山的山脚下，有一个村庄名叫北崮山村。据村志记载，北崮山村位于博山城南13公里，处岳阳山、崮山之阳，明正德年间建村，以山名村曰“孤山庄”，后沿革为“北崮山”，又因处南崮山村之北，故名“北崮山村”。
今天博山县凤凰山南麓的山头镇西神头村，矗立着一座颜文姜祠，又称“灵泉庙”、“顺德夫人祠”。据《齐乘》记载，颜文姜祠始建于南北朝的后周时期，唐天宝五年（764年）重建。宋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敕封颜文姜为“顺德夫人”，进行了扩建，以后历代皆有重修之举，一直延续至今。颜文姜忠贞、善良、坚韧的形象，令一代代博山人景仰。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就出生在北崮山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据《焦氏族谱》记载，焦氏族人是在明朝初年，由北直隶的枣强（今河北枣强）迁往山东章丘清平乡，后又迁往颜神北崮山。焦裕禄出生的时候，焦氏族人已经在北崮山村繁衍生息了数百年之久。
北崮山村地处山区，石层厚、土壤薄、乱石多，一旦暴雨降临，土壤被冲刷而去，庄稼所剩无几；如果遇到干旱年景，却又会颗粒无收。由于务农很难保障生活，北崮山村的村民们往往要靠给人家推车、挑担，卖苦力谋生。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焦裕禄出生的时候，恰逢阴雨连绵的天气、青黄不接的季节。焦家的土坯房渗水漏雨，几乎就要坍塌了。一家人提心吊胆地迎接着这个小生命的降临，却又为母子二人的吃食担忧。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无奈之下，只好到自家的地里，把正在生长着的玉米棒子掰了几个，回家煮一煮让妻子吃了。焦方田和父亲焦念礼则默默地啃着妻子吃剩下的玉米棒芯，聊以维持生命。来往较多的乡邻们听说焦家添子后，也送来了一些米面，缓解了焦家的燃眉之急。
焦裕禄的祖父焦念礼是一位刚强的山东汉子。虽然家境贫苦，他还是为这个孙子的到来感到兴奋，因为这毕竟为焦家的将来增添了一份希望。焦念礼老汉为了寄托自己的希望，特意请来村子里一位知书达理的教书先生，为这个小孙儿取一个有着吉祥、幸福含义的名字。先生思忖半晌，说出了“裕禄”两字。“裕”是富裕的裕，“禄”是高官厚禄的禄，意思上让这孩子将来能够不受苦、不受罪，人财两旺，过上富裕的生活。于是，这个对一般农家来说有些绕口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焦念礼老汉理解了这个名字的含义后，非常高兴。据说，焦念礼老汉兴奋地倾其所有，慷慨地招待先生吃了一顿萝卜丸子和豆腐汤，以表示为孙儿命名的感谢。但是，焦裕禄的母亲却一辈子也没有理解这个名字的含义，而是按照乡俗亲昵地称儿子为“禄子”。
那么，这个时候焦家的状况是怎样的呢？焦裕禄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写过一份“自传”，留下了一些他在少年时代的珍贵记载：
八岁至十五岁，家庭十五口人，十三亩地，牛二头，骡子一头，房子廿余间，全家种地，冬闲时开一小油坊，打蓖麻油，资金大部分是借外债。[ 何香久：《焦裕禄传》，第10-11页。]
焦家的15口人，是焦裕禄的父亲和叔叔没有分家另过时的情形。当时的家人包括焦裕禄的曾祖母、祖父焦念礼和祖母、父亲焦方田、母亲李星英、哥哥焦裕生，以及叔叔焦方佃一家。焦家的那座油坊，还是焦念礼的爷爷辈传下来的。焦家的那头骡子，是碾轧蓖麻油的主要畜力，后来累死了，油坊也就没法做了。焦念礼少年离家，到城里做学徒，见过世面。他30多岁的时候回乡，一面种地，一面做些小生意，勉强撑起了这个家。他的两个儿子焦方田和焦方佃都是勤劳本分的庄稼人，往往辛苦一年也就得个温饱，一遇到灾荒，家庭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
焦裕禄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北洋时代短短的17年里，山东省就换了7任督办，最长的干了4年，“城头变换大王旗”。这些靠着枪杆子割据一方的军阀们，根本没有把民生放在心上，只是争夺地盘，搜刮民财，争来斗去。山东省博山县的这个小村庄自然也不例外。焦裕禄出生后，焦家如同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在民国乱世的狂风恶浪中漂泊跌宕，屡遭困厄。然而，苦难将他“百炼成钢”，艰难困苦的洗礼，让他成为中国最有名的“七品官”，成为千千万万党员干部的榜样！
二、艰难学业
焦裕禄的童年记忆，是从劳动开始的。从他刚刚记事起，就跟着大人一起下田了。对于那个时代普通的农家子弟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虽然不能像大人那样从事繁重的农活儿，但是至少也要学着拾柴、拔草、挖野菜，晚上回家还要跟着大人搓草绳，以便能够填补一点点家用。劳动，就是焦裕禄接受的“学前教育”。但是，对于天分很高的焦裕禄来说，学堂里传出来的那些琅琅的读书声，却构成了一种“诱惑”。据一些史料记载，早在上学之前，焦裕禄就喜欢躲在学堂教室的窗外，“偷”听老师讲课。
焦裕禄的父亲是典型的北方农民，平素少言寡语、老实本分。面对困窘的生活，大概从未想过要让孩子去读书。母亲的性格却与父亲不同，李星英 的娘家在南崮山村，是远近闻名的木匠，父亲和哥哥靠着家传的手艺，生活过的还不错。李星英嫁到焦家以后，虽然不愿接受娘家的接济，可为了孩子读书的事儿，还是鼓起勇气开了口。
焦裕禄的祖父焦念礼也是极力主张让焦裕禄读书的。原来，焦念礼曾经因为不识字，吃过一次大亏。他曾给邻村的财主做工，说好的工钱是10块大洋。但是，不识字的焦念礼被骗了：对方告诉他是欠发工钱的条子，让他在上面按了手印。可实际上那却是一份他欠对方10块大洋的借据。结果，焦念礼辛苦劳作一年后，不仅没拿到工钱，还倒赔了两亩地，去还那子虚乌有的10块大洋欠款。焦念礼经过这件事，发誓砸锅卖铁也要让自己的孙子去读书识字，免得重蹈覆辙。
1929年夏，焦裕禄8岁的时候，在爷爷和母亲的极力主张下，终于可以上学读书了。焦念礼嘱咐孙子，穷人读书不易，要有志气，努力学习。父亲焦方田也拉住儿子的手叮咛：“禄子，这回进了学校，可千万用心呀！”肩负着全家人的期盼，焦裕禄开始了他的学生生活。
焦裕禄就读的，是本村的小学。入学后，焦裕禄始终保持着一个农家子弟早起的习惯，每天都很早来到学校，打扫完教室后，就坐在座位上读书写字，各项成绩均名列前茅。焦裕禄的同班同学李洪生和李安祥晚年回忆，焦裕禄给大家的印象是这样的：
不站稳不说话，不笑不说话，不说不讲理的话，不饶舌，无废话，不快不慢，不愠不火，恰到好处；与什么人都合得来，年长的、年幼的，貌和、神和、情和，心与口合，没有不和的人，无论此人什么性格。而且乐于助人，没有不愿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事。[ 殷云岭等：《焦裕禄传》第13页。]
在学校里，焦裕禄读书用功，常“超额完成”作业。比如，老师规定写一张大仿，他总是写两三张；老师规定写一页小字，他总是写两三页。然而，这带来一个“负面”影响：文具比较费。焦裕禄的文具有的是用鸡蛋换的，有的是靠典当东西换来的。有一次，为了个他买墨水，全家竟然几天没有吃盐。焦裕禄知道家里的窘境后，感到有些内疚，于是他以木棍当笔，以地当本，练习写字。但是不交作业也不合适啊，于是他只有在放学后上山砍柴，换一点钱购买笔墨和纸张。
在各门课程中，焦裕禄的语文课成绩特别。他的记忆力好，善于背诵长篇的古文和诗词，特别是作文成绩很出众。据李安祥回忆，焦裕禄的一篇题为《阚家泉的风景》的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让全班同学学习、背诵。李安祥还记得，作文中有这样的句子：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我钦佩那些为国建立过功勋的仁人智者，更爱哺育过无数仁人智者的好山好水。而最令我喜爱的，就是岳阳山南山脚与围山西山脚交汇处的阚家泉。……阚家泉的泉眼有锅口粗细，传说有一条蛟龙自东海钻来，在此处出洞，洞口也就成了泉眼。清凌凌的泉水从泉眼涌出，在近处的洼地浸成一个小湖，然后冲刷出一条河流，流经南崮山我的学校，奔向山外的天井湾去。我常在湖里河里游水捉鱼，也想看见那条蚊龙是怎样自泉眼钻出，张开巨口对着山上的旱地喷水……
这片千余字的作文有情有景，展现出一位早慧少年的情怀，让老师赞叹不已。在老师的组织下，焦裕禄和同学们一起去参观了阚家泉。参观后，不少同学触景生情，写下了不少关于阚家泉的作文，在全校掀起一阵“阚家泉风波”。少年焦裕禄也成为师长和同学心目中的才子。
与才气同样出众的，还有焦裕禄的骨气。那时候，乡村里贫富差距很大，有钱有势的财主欺压贫苦百姓是常见的事儿。这种现象自然也反映到学校里，财主的少爷们欺负“穷小子”的事情很多。一些出身贫苦的同学被欺负后，往往忍气吞声，但焦裕禄最恨财主的儿子横行霸道，从不向他们屈服。
在回忆焦裕禄学生时代的记载中，有不少这样的故事：
一天放学时，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不小心碰翻了一个财主儿子的墨水。财主的儿子不依不饶，连打带骂地让他赔一瓶新的。穷学生哭了，央告说我给你半瓶中不中？财主儿子伸手就打，一定要赔一瓶新的。见此情景，焦裕禄挺身而出，提出自己去替那位同学赔，把自己刚买的墨水给了他。财主的儿子得意洋洋地想溜走，同学们纷纷指责，要他把剩下的那半瓶墨水给焦裕禄。焦裕禄气愤地接过半瓶墨水，看也没看地摔在地上，说：“我才不要他坏良心墨水呢！我还怕弄脏手熏黑心呢！”
读到四年级的时候，焦裕禄因为品学兼优、身体健壮，担任了体育班长，负责同学们的出操。那时候，学生们出操要吹军号。焦裕禄担任体育班长后，非常认真地练习吹号。一天清晨，焦裕禄正在操场上练音拔号，一个财主的儿子悄悄走上来，突然夺走他的军号，吵吵着：“穷小子，吃不饱，力气小，不配响洋号。你不配，叫我吹。”焦裕禄大怒，一把夺回军号，与那财主的胖儿子厮打了起来。
1934年秋，焦裕禄由本村小学转到南崮山小学读书。南崮山小学的正式名称是“博山县第五区第五高等学校”。这所学校一到四年级还是传统的私塾教育，从五年级开始读“洋书”。李安祥回忆，在这所学校里，一些进步师生组织了一支乐队，学习二胡、琵琶、军号、钗鼓等乐器。乐队排练的节目，都有进步意义。如《伏尔加船夫曲》，让人想起劳动者的凄惨和痛苦；《木兰辞》借古抒怀，激发起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五三惨案歌》叙述了1927年5月日本侵略者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的历史，让学生们有了“勿忘国耻”的爱国意识……焦裕禄在乐队中是活跃分子，他先练习军号，后来又学习了二胡和鼓乐，其音乐才华很受大家赞赏，革命和爱国的思想也在这个少年的脑中有了萌芽。
如果不是贫困的压力，让焦裕禄能够完成学业，他也许会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成为学者，或者更早地参加革命。然而，贫穷的枷锁几乎扼杀了这位早慧的少年。1935年除夕，焦家屋外是一片寒风呼啸、雪地冰天，屋内则家徒四壁，只有几个康糠菜团子作为年饭。这天，放高利贷的债主上门逼债，让原本困窘的生活更加无望。看着全家人满脸菜色、满面愁容，焦裕禄实在不忍心让家人再为自己上学而痛苦了。他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选择：退学。
于是，焦裕禄过早的告别了自己的学业，也彻底结束了自己的童年。此后，他要和成年人一样，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寻找生路，挑起生活的重担。这一年，焦裕禄仅仅13岁。
三、生活重负
用今天的视角看，退学后的焦裕禄实际上是一位“童工”。他虽然刚刚13岁，就不得不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讨生活了。春播时节，他要和大人一起在家里的几亩薄田中播种、施肥、浇水、除草；夏忙时节，他要侍弄庄稼、割草打柴；秋收时节，他要收获庄稼，确保颗粒归仓；冬闲时节，他背起粪筐，去野外拾粪拾柴，给自家的几亩薄田增加一点肥力。这样的生活，对少年焦裕禄来说是开始的太早了，太残酷了。但是，生存的压力和对家庭的责任感使他只能这样做，只是为了能用稚嫩的肩膀分担一点家庭的重担，让全家人能够在贫困、动荡的岁月中活下去。
然而，焦家那几亩薄田的产出太微薄了，虽然增加了焦裕禄这样一位“劳动力”，还是无法养活这个大家庭。荒年欠下的高利贷和各种苛捐杂税，成为悬在焦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把这个家庭逼上绝路。因此，退学后的焦裕禄在家劳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迫走上了打工之路。关于焦裕禄在这段时间的经历，各种传记和史料中都有一些记载。笔者对这些记载进行梳理，力图还原一段比较完整的少年焦裕禄的苦难生活。
包身工。由于欠高利贷，焦裕禄被债主带到城市里的一个工厂里做学徒，成为一个包身工。在同一批包身工里，他是年纪最小的。但是每天却必须干18个小时的活儿，吃的只有稀粥。不久，焦裕禄由于出天花，包工头担心传染，把他丢到了野外。顽强的生命力使焦裕禄活了过来，挣扎着想要回家。
渔夫和纤夫。焦裕禄身无分文，只有边打工边回家。在回家路上，他误入“贼船”，被一个船主“收留”。船主想让他成为一个免费打鱼的渔夫，焦裕禄只得学习驾船、打鱼。他发现，船主对他和包工头没什么两样，只是想让自己免费劳动，于是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逃了出来。这次，一个运货的船老大收留了他，让他随自己去当了一名纤夫。然而，祸不单行，在一次运货时船主和一些纤夫被日本兵杀害，焦裕禄只得再次逃走。经过一番辗转，他一路乞讨，终于在大雪飘飘的冬季回到了家乡。到家的时候，家人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车夫。为了维持生计，少年焦裕禄还和叔叔焦方佃一起，开始干运油的活。他们用木制的独轮车，把自家油坊或其它油坊里榨出的油，从北崮山运到博山城，回来的时候，再从县城拉上一车煤炭。博山多山，一路上全是凸凹不平的山路，独轮车加上油有300多斤。遇到上坡时，焦方佃弯着腰、蹬着腿，拼命往上推，焦裕禄在前面拖着绳子，使劲往前拉。下坡时，焦方佃架着车把，挺着身朝后坠，焦裕禄倒推着车头。一天下来，叔侄俩往往累得浑身酸痛。即便是这样的重体力活儿，赚得钱也不足以顾养家糊口。
矿工。博山县的煤矿，早在清朝前期就开始开采。但是生产条件极差，矿工们几乎是用血汗和生命为矿主赚取利润。当地人说，下窑挖煤的矿工，是“活埋一半”的人。《博山县志》中记载了一首描写矿工生活的诗，其中有“揉煤不顾风波险，穿径犹将肢体蜷。乍见惊为泉下鬼，重逢宛若洞中仙”的句子。然而，为了生存，焦裕禄只得去当这种“活埋一半”的人，这一年他刚满16岁。在漆黑的矿井巷道里，焦裕禄忍着饥饿，背上还要背着沉重的煤，像蚂蚁一般爬行。一次，他由于饥饿晕倒在井下的铁轨上，几乎被运煤车轧死。工友们发现焦裕禄昏倒，跑过来救起他，都说他命大，才逃过了这一难。
但是，即便从事这样辛苦的劳作，焦裕禄一家仍然是温饱难求。1941年，博山大旱，粮食歉收，焦家原本就风雨飘摇的日子，更加没法过下去了：赖以榨油的骡子死了，油坊停工了，原有的土地也卖掉了大半，焦裕禄的哥哥也离家逃荒去了。几年前借的本家财主焦兆忠的2元大洋，现在也“利滚利”地滚成了10元。债主上门，生计无着，焦裕禄一家饱尝了“屋漏偏逢连阴雨”的滋味。
据焦裕禄的侄子焦守忠回忆，焦兆忠并不是那种凶神恶煞般的财主，而是一个比较宽厚、斯文的人。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债主，也成为压垮焦方田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寒冷的早晨，焦方田早早起床，在油坊里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勤奋老实一辈子的山乡农民，在40多岁的年纪就走上绝路，只能说是被生活彻底压垮了。
焦裕禄一家哭成一团乱麻，李星英边哭边诉，诉说这焦方田老实、委屈的一生，苦命、短命的一生。焦裕禄哭倒在哭昏的母亲面前，一遍遍呼唤着亲爹亲娘，诉说着自己会挑起养家的重担，会查清父亲的死因，会为爷爷养老送终……
在焦裕禄的哭诉和呼唤中，李星英醒过来了。这位坚强的母亲知道，为了这一家老小，自己必须活下去。在闻讯赶来的乡邻们的帮助下，焦裕禄为父亲简单地办了丧事。丧事唯一的花费，就是用现从山上砍伐来的木头打造的一口棺木。这是这个家庭唯一可以负担的起的花费了。在葬礼上，焦裕禄代替不在家的哥哥，履行了一向由长子履行的“顶包打瓦”的义务，这也是他能为父亲做的唯一的事了。
焦方田走了，但是他并不能把这个家庭的苦难一起带走。19岁的焦裕禄，只能扛起全家的重担，担当起全家顶梁柱的角色。可是，他并不知道，还会有多少苦难在等着他。
四、九死一生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遭难。焦裕禄也是其中之一。他被日军抓到辽宁抚顺挖煤，其间的经历，可谓九死一生，而虎口脱险的过程，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足以称为惊心动魄。
史料记载，1941年4月，日本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达成《关于入满华工的协议》，通过华北日军向东北强制输送劳工。此后，华北日军以治安讨伐为名，大肆抓捕青壮年百姓，强制送到东北充当劳工，仅1941年就输送了94.92万人。[《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罪行图证》第40页。]1942年，焦裕禄不幸成为被日军抓捕的劳工中的一员。关于这段经历，在他的“自传”中有详细的记载：
十九岁（四二年）……这年闰六月二十二日早饭后，天气很热，吃过早饭，刚睡到床上想睡觉，忽然大门外狗咬非常厉害，我赤着脚光着背到大门口一看，两个鬼子一个翻译，持着枪在看我家门牌，我见势头不对，便出大门向南拐弯，想跑走，但未走多远，从正南过来两个汉奸便衣，各持手枪，迎头碰上，一把将我抓住，叫我带路，找一开杂货铺的焦念镐，到了焦念镐的小铺人已经跑了，汉奸将小铺的钱、纸烟等收拾一光，便带我到了村外三辆汽车跟前，我一看汽车上已捆满了邻近三村的人，我对门一家的祖父焦念重也被捆上了汽车，鬼子汉奸还正在从四面向汽车跟前抓人，又从外村开来很多汽车，一齐开到了博山城西冶街赵家后门的日寇宪兵队，从此开始了人不能想象的地狱生活了。
汽车到了宪兵队门口，被抓去的人下了汽车，一行行的跪在宪兵队院内，鬼子登记一个用皮靴踢一脚，便关入监牢，我被押入第一个监牢，一进门见到两人躺在地下哭喊，后来问清才知道，一位是朱家庄村放牛的青年，正在山上放牛被抓去的，审问后，被日寇用火油烧的遍身焦烂，正在时而昏醒高声喊妈，并时而高喊小牛犊吃了人家庄稼打牛打牛。一位是郭庄村的老农民，审问后被日寇用铁锹将腿砍断了，还有三、四人，有的还未被审问，有的审问时打的较轻和只灌了凉水。我们一同被押进去的十几人一看都吓坏了，后来才询问已被审问者，曰寇都问些什么，和如何问，他们对我们说，日寇一开始便问在不在共产党，在党就打的轻，何时不说何时挨打，灌凉水不说，就用报纸沾火油烧，到底不说就打死了事。我们一同押进去十来人便商量好了，日寇问时都说在共产党。说了少挨打，最后日寇要杀，死也死在一齐（起），每个人都在心惊胆跳的地）等待审问，过生死一关。晚上牢门一响，我看到一个鬼子一个翻译，每人就有被鬼子用各种方法治死的危险。整个家庙内被押的几千人，终日都有被日寇用各种方法毒打，刺刀穿，男女裸体跳舞等等残惨）无人道的迫害，差不多每夜都叫我们向外抬死人。
……
半月后，日寇将我们押到了伪济南政权的救国训练所，我们到时已有数千人，大部分为日寇抓去的老百姓和八路军，在此所内每天吃两顿饭，汉奸（给）每人发了一张编印好的誓词，每顿饭前有（由）一汉奸领着念，念完了再吃饭……
在此训练所住了六、七天，并轮流检查了身体，又将我们交给了抚顺劳工招募所，每人发一套破棉衣，送上火车到了抚顺市大山坑煤矿，下煤窑。到煤窑后，因所有人都在宪兵队被折磨了半年多，只剩一身骨头，不能走路，但还要下坑，每天早晨，大把头拿着棍子到宿舍查一遍，谁不下坑便用棍子毒打。再加上有些人因在宪兵队吃不饱又吃不到油盐，到煤窑后叫吃饱了，但吃的过多肠子涨破了，有些人得了病不能治，不到一个月，我们附近村被抓去的老百姓又死去十几个，只剩下我们三人了，我对门一家的一个祖父焦念重也死在此煤窑了……[ 殷允岭等：《焦裕禄传》第33-36页。]
抚顺有个地方叫千金寨，意思是靠挖煤可以日进千金。抚顺煤矿是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控制下的最大煤矿。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者就强占了这里，强迫中国矿工进行“人肉开采”，把这里视为“帝国的一大宝库”。据统计，在40年间，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统治，造成中国矿工死亡达25-30万人。日军在华北等地抓捕的像焦裕禄这样的“特殊工人”，有4万多人，但是到抗战胜利时，只剩下七八千人。除极少数逃离虎口外，大部分被折磨死了。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是这些“特殊工人”的真实写照：
“来到千金寨，就把行李卖；新的变旧的，旧的换麻袋；要吃矿工饭，就得拿命换。……冻死路边倒，阎王脚下踩，一把尸骨扔关外，悔不该来到千金寨。”
焦裕禄被押送到抚顺大山坑煤矿。这里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人烟，矿区里外围了三层铁丝网，东西南北还有几个碉堡，日夜有日本兵站岗，谁敢跨出铁丝网一步，就会立即被开枪打死。这些“特殊工人”每天要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工作15个小时以上，收工后被关在狭窄的工棚里，一个工棚里住50个人，睡的是野草和破麻包，一人只有一尺多宽的地方。冬天的抚顺非常寒冷，再加上工作繁重、事故频发，很多工友病倒或受伤了。对于伤病的矿工，日本人根本不给治疗，只是扔到“万人坑”了事。至今，在抚顺煤矿还有30多个“万人坑”遗址，埋葬的都是被日军折磨而死的中国工人。焦裕禄到大山坑不久，同住的32个人，就只剩下了17人了。
在井下，有日本人的工头监督矿工干活，矿工们稍有懈怠，就会挨皮鞭。监督焦裕禄他们的工头，是一个姓杨的中国人。杨工头对矿工们非常恶毒，一次焦裕禄把石块塞到传送机里，被杨工头发现，报告了鬼子。鬼子把焦裕禄抓去，用蘸水的皮鞭抽打他，还用刺刀划破他的前胸，逼着他承认是故意这么做的。焦裕禄知道，如果自己承认了，必定被处死，只得就咬紧牙关死不承认，鬼子只好放他下井去。
焦裕禄在这样堪称“九死一生”的环境里，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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