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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市场上唯一纪传版人物全传，大众爱看喜看。剔除志、表、书等记载典章制度、天文地理、职官年代等艰涩内容，纯粹人物传记，满足人物阅读大众需求。
二、提取人物名称检索，便于通俗阅读。在原著基础上，各篇提取、补全人物名称，在目录和篇目中明确标示人物与人物关系，便于专业人士、普通读者查阅。
三、采用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电子比对技术和人工审校的双重检核，保证文字质量。
四、全书采用大字简体横排版，双色印刷，紧扣大众轻松阅读需求。
五、出版家杨牧之挂帅任编委会主任，史学界、文史出版界专家联袂把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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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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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人物全传》共分四册，分别为《本纪》《列传 1》《列传 2》《列传 3》,删“表”、“志”，存“纪”，将“世家”并入“列传”，全书人物共十二“纪”七十“列传”，人物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人物，两书都有记述。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汉著记》，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比《史记》更有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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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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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32年－92年，即建武八年－永元四年），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时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卒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岁。周殿富：各类著述10余种，在大陆、香港、台湾出版；主要代表作有《楚辞源流选》、《三国大传》、《生命美学的诉说》、《领袖政治学》、《第七崇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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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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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人物全传》共分四册，分别为《本纪》《列传 1》《列传 2》《列传 3》,删“表”、“志”，存“纪”，将“世家”并入“列传”，全书人物共十二“纪”七十“列传”，人物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人物，两书都有记述。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汉著记》，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比《史记》更有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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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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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灵魂”与“将来的命运”
——横排简体《纪传版二十六史》代序
出版一套以阅读价值为宗旨的《纪传版二十六史》，是我多年的夙愿。尽管几经组织，都或因资金短缺，或因时间精力两不济，或因选择编校者之困难而未得成就。此次到书局来重操旧业，得安徽出版集团时代出版传媒公司王亚非董事长、时代出版传媒公司田海明总经理、韩进副总经理鼎力相助，并给以资金扶持，又得以有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的电子技术力量的强大支撑，并由书局副总武学同志偕一批文史资深编校人员直接操作，该项目终于启动，首批书稿即将付梓，并将于2014年内全部完成。
该书为什么称“纪传版二十六史”呢？就是把一部《二十六史》一分为二：把志、表、书部分全部略去，只保留纪传部分。尽管下决心把它做成，但临门一脚却心怀忐忑。之所以不安，是这般所为实有对这样一套传世经典妄加阉割之嫌，有一种冒史学界之大不韪的危机感涌来。于是便去向文史界、出版界的一些资深师友投石问路。没想到却得到了老署长、中国大百科主编杨牧之先生的首肯，且极称是一件好事，欣然同意出任编委会主任。然后又与史学界、文史出版界的专家学者赵毅、韩东育、胡维革、左克诚、李定凯、尹小林等师友商榷，竟然也毫无异议地全部赞同，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策。真得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鼎力相助。
即然已经有了种种版本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在市场上游走，为什么还要搞一套纪传版《二十六史》呢？这就涉及本书的出版宗旨与足本《二十六史》的功用问题。
《二十六史》尽管诸史各不相同，但大体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叙事记人史论的纪传，包括本纪、世家、列传、属国与相关独立政权传；一部分则是记载典章制度、经济文化、科技、天文地理、风土人情、职官年代的志、表、书部分。无疑，这是研究断代史专家们、历史文学创作者们不可或缺的百科全书。但这套史书的读者远不止于此。而广大的党政干部、文化知识者阶层、一般文史爱好者又大多喜读传记部分，对于其他则视如赘物。所以购得此书如同花钱买了一个什锦水果拼盘，不管如何精美，但所食者只有一种；尽管心甘情愿，也有暴殄天物之嫌，更何况要多花多少钱呢？
更重要的不是钱，对于阅读者而言，在阅读中的翻检之苦似乎更难以忍受，笔者本人就深受其“害”。一部足本《二十六史》泱泱五千余万言，四千余卷，只书、表、志部分就大约占去了三分之一的体量。如部头较大的两唐书，合计四百余卷，表、志就占有近百卷；《宋史》五百卷，志、表占去近二百卷；《元史》二百卷，志、表占九十卷；《明史》三百卷，志、表占九十卷；《清史》五百三十余卷，志、表占到二百卷。（这些都是概数）。而且在编次上，又常常用表、志、书部分把本纪与列传部分分割开来，不管那些大史学家们有多科学、有多少道理，但对今天真正想阅读史传的人而言，却是毫无道理而言，反无异是一种“灾难”。就像司马光做《资治通鉴》，第一部分便是《周纪》，名为《周纪》，但开篇竟是威烈王，让读者一头雾水，哪是哪啊？原来他却是想接续《左传》的茬。这种想法你知道，但读者怎么才能知道啊？你既然是“上起战国”那就别用《周纪》。如把东、西周比做四肢，那么战国不过是它的一条腿。这一点司马光比我们先知深知多了，但我花钱要买的是全羊，你也说这是全羊，而我拿到手一看只是一条羊腿，就如同下聘礼要娶的是媳妇，嫁过来的却只是脚后跟。开读者玩笑呢？书是好书，就不该为读者想想吗？也难怪，那些史书，哪本是为了给那些没文化的老百姓看的呢？而独立的典籍至少要有头有尾才好。书总是要给人看的，读者才是上帝。而且原版《二十六史》在目录与编次体例上，也多有不便阅读查检之处。
你去《史记》中查找庄子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在目录上，你就找不到，你得去“老子韩非”合传中去找。名为二人合传，却把庄子、申子这样两位大名鼎鼎的名人夹在中间，而且另无他传。战国时代的“四大君子”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前三个都在目录中直冠其号，但你却找不到信陵君，给他只冠了一个“魏公子”，既无其号，又不冠其名。《晋书》开篇目录就是高祖宣帝、世宗景帝、太祖文帝，他们本来就没做过皇帝，这些冠名都是在他们身后晋朝开国时才加封的谥号，非专家们谁能分得清哪个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呢？而且各书本纪目录都只冠帝王谥号，有几个读者能从谥号中辨得出各代帝王谁是谁呢？你可以从尊、讳出发不直冠其名，但后世读者要查找一个人有多不方便呢？这些，在《纪传版二十六史》中都进行了补加，哪怕史家们有多大的非议，我们还是方便读者至上吧。更何况并无什么伤筋动骨、无伤大雅之处。
不管史书有多少种，在国人心目中最有名气的还是《二十四史》，加了《新元史》就是《二十五史》，再加《清史稿》就是《二十六史》；把《二十六史》中的志、表、书删除，就是今日之《纪传版二十六史》。鲁迅先生当初颇不以这些正史为然，曾说过都不过是一些“相斫书”，但他深读后对这些史书重新评价道：“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那么鲁迅为什么说这里记载着“中国的灵魂”呢？应当是指史书纪传中的许多优秀人物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节操、文明吧。有毛泽东评点史传人物为证。
毛泽东最喜欢读的便是《二十四史》。尽管他有许多批评史书的话，说史书为学者、长者、帝王讳，很少真实，但他同时也讲，了解历史你不看史书看什么？要想研究中国历史，还是“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他说自己被史书迷住了。被史书中的什么“迷”住了呢？人物。基本两条：一条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灵魂”，一条就是“将来的命运”，而这两条都体现在那些历史人物身上，而绝不在那些志、表、书中。我们无意贬低这部分珍贵的史料价值，但历史是人的历史，民族精神只能去代表人物身上寻找。更何况正史人物传记绝非只是帝王将相，民间人物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毛泽东在读《东汉书》时，评价严光道：“光武出而办天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在读《南史》的“陈庆之传”时批注为“再读此传，为之神往”。还有论臧质为“豪杰之士”，称曹景宗“亦豪杰哉！”甚至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在读《新唐书》中那位不屈于武则天与酷吏淫威的大法官徐有功传时，称赞道：“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读田弘正、王承元二传则称之为“两个好将军”，而且对许多传主包括十几个帝王都有很多的评价。显然这些都是侧重于精神上的、气节上的、节操方面的评价。那样的一个伟大人物且对古人有“高尚不可及”、“为之神往”，称之为“豪杰”、“不亦伟乎”等这么高的评价，至少说明那些帝王将相也未必就都是垃圾。更何况史传人物中还有那么多不计生死名利的节烈、孝廉、忠义、仁德、智慧之士；那么多正直、无畏、爱国、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的忠臣、英雄人物，这还不是“中国的灵魂”吗？而毛泽东更注意的是从历代政权兴替、国之荣衰、民生民心的实史，从历史人物生死成败、得失荣辱、沉浮穷达的命运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古为今用，扬弃式地继承发展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还不是“将来的命运”吗？尤其是那些史学大家们对历代帝王、传主的评价，多有极精彩，于今仍有镜鉴意义的史论，十分值得咀嚼回味，价值无穷。这些也许正是史书之所以得以传世的真正价值所在，而这些都集中反映在人物传记中。并非有意褒贬表、志、书的价值，匠人不做废物，只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各取所需而已，而大众所爱所需却是钟情于史传。这也正是本套纪传版历史读物出版的动因之一。
为什么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各类历史读物中，唯正史自《史记》以降而三史、四史、五史、十三史、十七史，一直滚雪球般滚成了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史，代代相传而不泯灭呢？需知真金在，岂销铄？有它的应用价值。这些历史人物的传记，绝非只是为他们树碑立传的，而是向后世之人提供了一面面镜子，用他们的生死存亡沉浮得失为后人昭示了一种道，一种历史生存法则。古人多以经学论道，史书记事分而言之，“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其实真正的“道”无不深寓于人的社会活动与种种不同的命运中。就如同甘蔗的糖，绝不在你的“糖分”中，而存在于每一根甘蔗的细胞中一样。所以就是终生以经学为宗称圣的孔子，在删定《左传》时都讲：为述王道之大者，“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其实史书所载述寄寓的绝非只是王者之道，无论对于治国治事，安民治家，修身做人，从事各业者，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道”的启迪。因而，《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作者、注者同称：有国而为人君者而不知史鉴，那么就会前有谗者而不见，后有贼人而不知，想要图治都不知从何入手，想要避乱都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者而不知史鉴，那么就会虽熟读“五经”而不知哪一条合时宜，一旦遭际变故都不知道如何变通权衡，那便一定是上不能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者如果不知史鉴，那么想图谋通达光宗耀祖，则必身败名裂且为先人招辱，而且做事无论成败都不足以立世垂后。所以后代史家又说：“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罔）弊，史可少欤？”笔者再加一句：“纪传可少欤？”
为了忠实于原著，保存其史料价值，本书对各传除方便读者阅读增补调整了一些传主名称外，均保留原貌。而且又在现有横排简体版基础上，斥巨资耗时日劳人力，做了电子技术与人工的双重通校检核。相信《纪传版二十六史》的出版，定能受到广大文史爱好者的钟爱。并欢迎批评教正。值该书付梓之际，仅以此文代序。
周殿富
2013年圣诞节于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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