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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
本书系精心选编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杂文作家的精品文章,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全面展示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整体风貌,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可为后人留下一份可资信任和检索的翔实资料。
本书系由著名杂文家朱铁志先生主编。
朱铁志先生从事杂文创作将近三十年,曾获鲁迅文学奖,多次获中国新闻奖以及中国报纸副刊年度金奖,多次获北京杂文奖,上海笔会文学奖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杂文奖,被誉为当代中国中青年杂文家的领军人物。
本项目得到邵燕祥、舒展、陈四益、王春瑜、蒋子龙、李国文等诸多杂文大家的支持和肯定,基本囊括当代有影响的重量级杂文家,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作者队伍: 何满子、章 明、牧 惠、邵燕祥、王春瑜、吴有恒、严 秀、周修睦、李克因、朱正、黄一龙、朱昌平、王学泰、流沙河、蒋子龙、李国文、舒 展、陈四益、王乾荣、鄢烈山、瓜 田、叶延滨、吴 非、陆春祥、符 号、张心阳、刘 齐、朱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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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华表的沧桑——牧惠杂文精选》精选牧惠先生70余篇杂文结集出版。他的杂文通过一种对历史的对照来关注现实,并蕴涵着古典文学的特殊韵味。这种形式在整个中国杂文界是非常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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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牧惠(1928—2004),原名林颂葵,本名林文山,广东新会人。1946 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48 年奉党组织之命离开学校参加游击队直至全国解放。曾担任基层干部,从事过理论研究宣传工作。1961 年从广东奉调北京《红旗》杂志,1988 年离休时为《红旗》杂志科教文部主任、编审。
一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杂文创作,主要著作有《歪批水浒》《红楼醒梦》《西厢六论》《牧惠杂文随笔自选集》《难得潇洒》《头痛医脚》《沙滩随想》等40 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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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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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朱铁志
姓名里头的文章
居其位而知其任
文字狱古今谈
华表的沧桑
唯上杂谈
闲话尾巴
朱元璋删《孟子》
海瑞墓前的沉思
想起了乌台诗案
“皮”、“毛”之论
昏君·明主·土皇帝
严肃的事情与不严肃的态度
为乌鸦鸣不平
驱除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
“给”的自由
跪的历史
当看客也不易
关于清谈的清谈
读《孟子》偶记
漫言身后事
煮鹤焚琴说愚
说吃人
从呼“万岁”到鼓掌
择祖配
四十七个“忍”字后面
烤鸭的片数与凌迟的刀数
一种“中国病”
考“黄”
并不纯洁的“纯洁思想家”
盗亦有道新论
繁琐的杀人手续
奴才并不易做
增加点艺术细胞
神缆与宇宙语
久违了,雅罗申柯
不该忘掉的血泪
狗道主义中外谈
歪脖树下漫语
谈谈替身
说“人言不足恤”
明朝的自宫热
帮闲不宜再帮忙
中国变色龙
强盗不可以白做
深入下层与民同乐
我们不要乞乞科夫
不合时宜的聪明
贞操带、守宫和缠足
“私了”未必了
奴才、主子与人
“油”“水”之喻
自投文网
居无求安的理论与现实
胭脂河上天生桥
官与修衙
还刘秀以全貌
你们笑什么?
车匪路霸今与古
白毛女的命运
先研究后批判
红宝书与“三、百、千”
鲁迅与检察官的恩怨
常读常新的鲁迅
重提“时间就是金钱”
初级阶段的“民主”
说说维辛斯基
《朱元璋传》的两种版本
读《莫洛托夫秘谈录》
险哉弃权票
自由、宽容及其他
不合时宜的赵树理
太平军的世界知识
一份反面教材
堕落的必然
“运去”不由天
说说“人腊”
我读蓝英年
编后说明朱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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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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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表的沧桑
在北京住了那么些年,经常路过天安门,也就总见着竖在金水桥前的华表。可这华表到底是代表怎么回事呢?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打听。后来读《史记》,才终于晓得,这华表原来大有来历。
据说,在唐虞盛世,“圣君”们很重视接受群众的监督,注意听取各种意见。除了在朝廷里设有史官、谏官之外,对来自民间的意见也很重视,“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 ,商旅议于市”,知识分子、平民百姓、做生意的人,都可以公开议论政事。尧又是其中一个很得人心的圣君。他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有一项措施是,竖一根有一条横木像个“午”字那样的“表”在外头,叫做“诽谤之木”,让人们把他在政治上的缺失写在上面。这“诽谤之木”,相当于意见箱、意见簿之类。它就是华表的前身。
这“诽谤之木”如何一步步演化成华丽的装饰品华表呢?照我看,大概同“诽谤”这个词的含义的变迁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如果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现象:一个词,本来的意思是好的、褒的,由于种种原因,它开始同它本来的含义区别、分开甚至闹到对立起来,变成一个坏的、贬的意思。例如“辩论”这个词,按照字典的解释,按照过去的理解,应当是持不同意见的各方互相讨论,分清是、非、真、假的意思。讨论问题的各方面应当是平等的,讨论的方法应当是说理的。然而,曾几何时,“辩论”这个词儿却变得有点可怕。“辩他一辩”、“这个人挨辩论过”,这话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犯了非同小可的错误,最少挨批判过。“造反”这个词,在封建社会、在解放前,等同作恶;解放后,明白“造反”其实就是革命;后来,又给林彪、“四人帮”把它搞成同捣乱、破坏一样意思。诸如此类,例子不少。“诽谤”这个词,同样有过这种经历。
现在我们讲“诽谤”,那意思,同歪曲、造谣、诬蔑之类的词义是相同或接近的。其实,在最先,“诽谤”只是非议的意思。对政事有什么非议,你就写在“诽谤之木”上头,如同今天写在意见簿上一样。既然是非议,是意见,粗分起来,最少有两种。一种是符合事实的,正确的;一种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为什么后来“诽谤”就只剩下后一种含义呢?一种可能是“诽谤之木”老是写着一些造谣诬蔑的谎言,因而慢慢把“诽谤”这个词败坏得如同造谣;一种可能是,那上头写的其实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值得听听的意见,统治阶级不喜欢,把一切非议都说成是坏的,得定罪的,慢慢地也会把“诽谤”同恶毒攻击混同起来。看来,在封建社会,后一种可能性要大些。诽谤变成恶毒攻击,“诽谤之木”给塑上龙凤,成为摆设,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也不纯是靠推理。大家都晓得,秦始皇那时就是不欢迎提意见的。刘邦数秦的罪状,说它“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只要非议一下秦始皇,就有灭族之祸。贾山给汉文帝上书,也讲到秦所以失败得那样快,就是由于他“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从这里看,在汉那时,“诽谤”两个字还并没有等同造谣诬蔑;但是,秦始皇却早已经把它看成是很坏很坏的字眼了。也许在秦那时,“诽谤之木”就早成为阿房宫前面的华表了吧?
在封建社会,一些开国的皇帝,一些比较清醒的政治家,多少懂得设立这个意见牌之类的必要性。唐太宗李世民的纳谏且不去讲了。朱元璋也是个开国皇帝,他设了一个通政使司,就颇有点竖“诽谤之木”的味道。按规定,“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可以密封交到通政使司,然后直接送到朱元璋那里。洪武十年,他任命曾秉正当通政使,对曾“训谕”一番,意思说,政治好比水,得经常流通,使下情容易上达,天下才得太平,所以管这个单位叫“通政司”。朱元璋让人民有机会直接向皇帝非议政事,这个制度应当说是好的。
但是,封建帝皇到底不可能同人民群众有真正的“流通”,更多的时候是堵塞,搞“诽谤者族”。朱元璋自己当政时都未必通,他才死不久,一切更是告吹。不要说来自民间的非议他的子孙听不进,因为进谏而被皇帝下令廷杖至死的,多得难以统计。到后来,好几个皇帝索性根本不同大臣照面。当了十几年皇帝,见过一次大臣,就被歌颂为“盛事”了。仅仅因为谏阻正德皇帝老是去游玩,就有数以百计的大臣罚跪午门,关入囚狱,廷杖至死。如此这般,浑浑噩噩地过了一百六十多年。
于是,明朝永乐皇帝修建的宫殿在,华表在,而明朝的江山却被这些未必懂得华表的作用的子孙断送了。竖立在那里的华表,就成了这一切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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