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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拒绝虚伪的励志，拒绝谎言。85后学人影评书评随笔集，为荒凉之地筑梦
★著名学者傅铿作序推荐
{（朱科）触觉敏感，品味高雅，视野广阔，胸怀道义，行文激昂，文字处处显现机智，
年轻人血液中的激情在书里化成了一片片灿然辉煌的带刺玫瑰。}
★既有韩寒式嬉笑怒骂，又有周濂式理性分析
★既有马家辉式小资情调，又有梁文道式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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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为作者关于近年来图书、电影的评论集，左手妙论昆汀塔伦蒂诺、贾樟柯、陈凯歌、杜琪峰，右手辣评冯友兰、杜维明、翁贝托艾柯、萨拉马戈、熊秉元、雅各布斯……畅销元素与思维深度兼而有之。既有韩寒式的嬉笑怒骂，也有周濂式的理性分析，既有马家辉式的小资情调，也有梁文道式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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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朱科
湖北襄阳人，1985年出生，2011年江苏师范大学（原徐州师大）文学院硕士毕业，现为书评人、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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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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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书影璀璨的世界
自序
第一辑 别了，励志
励志是一种病
岂有学人守书斋
忘了我是谁
青春，为了忘却的纪念
中国式失败与工具理性的倒戈
站在这里遥望梦想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谁在为穷人说话？
真实的谎言
装睡与醒来
网媒时代的马基雅维利
“科学家”的“天堂之旅”
独守书斋与投身社会
通往艾柯思想花园的隐秘小径
懦夫般的态度
服从的限度
我信故我在
第二辑 异乡中国
“看不见”的中国
集体失忆的年代
人有病，天知否？
饭碗先于真理
当孔子遇上马克思
朴槿惠的“中国哲学”图谱
幸福相对论
消闲文章
厚黑正义论
作为工具的美德
“她”的主义
差一点成为希区柯克
动物凶猛
一个座位引发的悲剧
她也是盲的吗？
迷途知返的羔羊
美国有超人，中国有雷锋
第三辑 域外我者
人人生而平等，但有些人更加平等
眼不见为净
正义经常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日本的“东张西望”
文学的好坏
最好的岁月
作品在左，作家在右
作家是知识分子吗？
顶级掠食者
另一个地球
被解放的昆汀
此处应有掌声
多少身前身后事
他竟然被梁文道访问过
从尼采身体里走出的摩西
阳台上的番茄熟了，我摘一个给你
第四辑 爱的梦境
我爱真理，但我更爱……
时空穿越爱恋指南
秘色爱恋
爱的告慰
爱，很简单？
爱人与爱狗
一爱一世界
妻子复仇指南
虚构的暧昧
梦
你会在梦里选择哪一种死法呢？
记录与遗忘
书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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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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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别了，励志
励志是一种病
生活在中国的人们，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有从小被灌输各种励志故事的经历。所谓“三岁看到大，七岁看到老”，上一辈的人总是殷切希望，子女能够在孩提时期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后成名成家，光耀门楣。于是，人们发掘了各个领域的明星们，小时候努力奋斗、积极向上的故事，以便让更多人学习、复制他们的成功。然而，这一类的故事水分太多，有些干脆是人为编造的美丽谎言。当小孩逐渐长大成人，真切体会到，在拼爹时代，个人的诚实努力与实现成功，其实没有多少关系时，已经没有心力去批驳那些励志谎言了。于是，“励志”一词成了无人戳穿的“皇帝新衣”，一代又一代“正能量”的牺牲品前仆后继。
拿《灯火阑珊处——当代学人自述》中的学人、读书人为例：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是燕京大学、美国卡拉格大学、哈佛大学的高材生，曾任国立师范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安徽大学教授，历任中国国防设计委员会外交组委员、国立编译馆编辑、昆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远征军外交联络员等职。
许倬云的父亲许凤藻，是知名海军将领，20岁时就陪着孙中山先生，上游到宜昌，下游到浙江海面，东边到连云港，陪他看江山的形势。其后，又参加了北伐，抗战时期担任第五战区经济管理要职。
邓晓芒的父亲是打入国民党军队里的中共地下党员，曾在东北前线成功策动了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一万多人起义。他做过报纸编辑，办过书店。南下后到了湖南，就在《新湖南报》工作。李锐是《新湖南报》的第一任社长，第二任是华中工学院创办人朱九思，邓晓芒的父亲是第三任社长。
许纪霖的父亲是个工科高级知识分子，1943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机电系，1947年清华大学毕业。许纪霖的家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在那居住的大都是知识分子，尤以高级知识分子居多。他经常开玩笑称与鲁迅是邻居，“他住9号，我住3号，虽然不是同一个时代，家庭和周边的知识氛围对我影响比较大。”
如果非要细细搜罗学人的背景，还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清单。当然，他们虽然拥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家世，但是他们能在学界扬名立万，多半还是凭的自己后天的努力，只是起点比普通人高一些罢了。但是这一层，学人自己少有提及，后辈鲜有人知，于是大家便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与他们是在一个起跑线上了。因此，学人的充满励志的求学经历与其学术观点一样，只可远观，或者听其一半，不能全信。
励志是一种无聊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容易上瘾的疯病。必须重新认识它，拒绝它，以求得自我的疗救。
拒绝励志，是拒绝对实现人生价值的粗暴而简单化的描述，是拒绝超离现实基础的妄想与执念，是拒绝对政客精心编织的公平正义诳语的轻信与盲从。拒绝励志，是个人对各阶段理想与严酷现状保持相对的清醒与冷静，默默无闻却也充满反叛的力量。
有人会说，励志虽然是谎言，但毕竟是美丽的谎言，其本意是好的，无伤大雅，不必上纲上线。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需要指出的是，对励志谎言的批评，并不是要去追究谁的过失，而是要指出这种现象的潜在危害，以便防患于未然。
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状态，失业率居高不下，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由于学历大幅贬值，且“身份血统论”大行其道，普通学生很难通过考试跻身上层社会，社会阶层流动性差，且越来越板结固化，很多人年纪轻轻却整天无所事事。幼年时期的励志谎言在无情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于是，这些人树立了一种逆反的“下流志向”，自暴自弃，不求上进，靠“啃老”和领社会救济过活。
现在的中国社会离这样的情况有多远，很难推测。而且，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简单地用“维护社会公平”“追求正义”之类的套话来作为解决方法。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对励志谎言保持自我免疫，警惕“下流志向”，是当务之急。不要向谁抱怨“寒门再难出贵子”，不要有任何的反智思维。需要做的是，承认每个人都是受地域、文化、家庭以及各种偶然性因素局限的，但是要在这些局限之内，穷尽自己的无限可能。
岂有学人守书斋
《灯火阑珊处——当代学人自述》一书，云集了余英时、许倬云、杨天石、邓晓芒、王明珂、述弢、魏光奇、许纪霖、李新宇等老中青三代学人，也有阎长贵、杨东平、吴迪、傅国涌等读书人。其中唯一的女性学人沈睿，是以女权主义者的形象示人的。东西南北、海内海外的学人、读书人，所写的自述文章汇成一集，不得不让人有一番比较和解读。
1．乡土中国
文如其人。余公英时的文章，就代表了他最鲜明的立场，即对传统“文化中国”的热爱与追念，对“革命阵营”“激进主义”敬谢不敏，对自己学术历程的自谦与自嘲。
余公年幼时，在乡间生活了八九年，耳濡目染最朴素的传统文化。他发现，“在乡村中，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地缘和血缘把一乡之人都织成了一个大网”，“每一族都有族长、长老，他们负责维持本族的族规，偶尔有子弟犯了族规，如赌博、偷窃之类，族长和长老们便在宗祠中聚会，商议惩罚的办法”。
这样最直接的经验，让余先生得出结论：“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是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着，道德的力量远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两个最重要的标准。”这样的结论，似乎与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传统乡村的“礼治秩序”不谋而合。从生活中得到的直接认知，让余先生在其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时，本能地多了几分怀疑和谨慎。
余先生自谦“运气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钱宾四先生，在哈佛大学又得到杨联陞教授的指导。当下，海内外学界对余先生学术贡献的褒奖，已经无以复加，他对真理、正义的执着，对丑恶、阳谋的批判，在学界更是无人出其右。无论是学术上，还是人格上，他都是同辈、后辈学人的楷模。
2．怎么回答人家批评我们没有用？
许倬云先生天生残疾，行走不便，却对学术始终孜孜以求。考入台大，师从李济、李宗侗、董作宾，还受过傅斯年的教诲，这些人个个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只是因为身体原因，许先生的确是“做了一辈子的‘旁观者’”。身体的苦难让他对历史、哲学的思考，更多了些宗教意味。他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理解为佛家的“人己不分，物我同存”，甚至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在他的眼中也都有了佛家“观照”的色彩。
许先生的学术背景很庞杂，其对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都有很深造诣，因此在解读枢轴时代、文明崩溃、信息与生物科技、人口老龄化、婚姻制度等课题时，都会有独特的观点。甚至在学科建设、学人素质方面，他都会直言不讳地说：“今天是知识贫乏的时代，每个人只管非常小的专题……我们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做出来是这样子的方向，怎么回答人家批评我们没有用？”
3．民工考上研究生
邓晓芒的父亲是打入国民党军队的中共地下党员，在东北前线，曾成功策动了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一万多人起义。后来，他做过报纸编辑，办过书店，做过《新湖南报》的第三任社长。可以说，邓晓芒是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但是在“反右”期间，邓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中考后，邓因为“家庭有政治问题”，考试成绩作废，不得不选择下乡当知青。1974年，已经在农村待了整整10年的邓晓芒因为“病退”终于回到长沙，却当了民工、搬运工，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看书。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已经过了30岁的他终于考上社科院哲学所，却仍然因为政审没通过，没被录取。时隔一年，他报考武大哲学系，终于圆了求学梦。
读者在阅读《灯火阑珊处——当代学人自述》一书时，能在电视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总策划杨东平的口中，得知梁从诫曾与他创办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能读到许纪霖在1987年发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一文“暴得大名”后，因为约稿太多而知识储备有限，心中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还能读到中国女权主义者沈睿，吐槽身为著名诗人的前夫，对她的背叛，婚后的冷漠，甚至是家庭暴力；还能看到傅国涌充满书名号与双引号的“阅读史”。
书的封底上的文字，将此书定义为“青春的记忆、历史的痕迹，刻画出人生的轨迹”“十五位知名学者自曝‘书斋前传’讲述痛并快乐的人生起点”，还说这本书“不仅对同行和学界同仁，同时对社会公众，尤其对年轻人，有许多启迪和励志作用”。
但是，无论如何，该书中的多数学人、读书人，对其经历的各个时代的公共问题，都缺乏足够的批判与反抗意识。一些对其个人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有的人使用春秋笔法，有的干脆闭口不提。读者看到的，只是这些读书人在拼命诉说自己的不幸与坚韧，鲜有对学界之外的社会思想、道德伦理的批判与构建。他们的话，只能算是读书界湖面上的一丝清风，全然吹不起象牙塔外的惊涛骇浪了。
忘了我是谁
现在，假如有一群朋友相聚，正常的情态是：男人们围坐麻将桌前，边抽烟边摸牌，谁手气好，谁牌风差，谁赢得多，谁输得多，叫嚷几句，争个面红耳赤，临了又一团和气。女人们则大多挤在一块，闲聊头发、孩子、衣服和化妆品，实在没的聊，又各怀心事，自顾自地摆弄手机，刷朋友圈，吐个槽，转点心灵鸡汤，说男人们不懂女人心。
过好当下，享受现在，才对得起自己整天辛苦工作，拼命赚钱养家。世间百态，人情冷暖，于我升斗小民何干？言之有理。
可是，这里也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只顾眼前的日子过久了，眼界必会越来越窄，身边的细微矛盾，似乎变得越来越大，为人处世要么认死理，要么就毫无原则。原来想“做回真我”，结果变成“忘了我是谁”，原本想“给心灵放个假”，结果心灵“久假而不归”。
究其原因，多半是生活没有横向参照，处事欠缺纵向对比，不知何处“放心”。于是，有人埋头拜物，有人诉诸宗教。
拜物，世间盛行，已为常态，少许取之，或能解一时之惑，但毕竟娱性而腐心，是鸦片之于咳嗽，田雀之于稻粱。而即便玄妙如宗教，其实也是“修心之学”，梁启超干脆称佛家所讲的法“就是心理学”。
推而广之，若按照归因理论所讲，人们做一切事时，内心都会有利害计算，找出能自我抚平的理由。那么，所有与人有关的正经学问，都不妨视为“心理学”。
如何修好这颗心？多翻几本正经书，读读《1966年》，学点“心理学”，倒是最实际且最安妥的NobleStyle。
当你出生在当下这个可以大声说话的年代时，何曾想到在1966年，你的同龄人因为一首手抄的普希金爱情诗差点没命。
当你面对变形的爱国主义无所适从的时候，何曾想到在1966年，一位自身难保的医生，为了证明老师对祖国的热爱，愿意横眉冷对千夫所指。
当你在IMAX影院，报怨3D灯泡不够亮、“出屏效果”不够强时，何曾想到在1966年，两个18岁的小女孩，为了看场电影，要骑60华里的自行车，差点被豪横的“红袖箍”抓现行。
当你为了生活的琐碎小事，笨到与自己的另一半“拼家伙”时，何曾想到在1966年，一个男孩为了懵懂的单相思，冒着生命危险，向被怀疑为“美特”的女同事通风报信。
我们身体里流淌着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同样的血液，却早已遗失了他们的执着、勇敢、信仰与理想，只困守在自己建造的心灵牢狱。回头看看那个时代的“他们”，再照照镜子看看现在的“我们”，也许就会找到自我疗救的良方，不再会迷迷惘惘“忘了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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