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孝论辑释：两宋辽金卷（中华孝文化研究集成7. 儒学研究专家骆承烈主编）》 - 骆明,胡静 - Meg Book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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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历代孝论辑释：两宋辽金卷（中华孝文化研究集成7. 儒学研究专家骆承烈主编）

書城自編碼： 2587354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骆明,胡静
國際書號(ISBN)： 9787511281944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7-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94/432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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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第一部完整的孝文化文献资料汇编

內容簡介：

【中华孝文化研究集成】项目是编者从约18000余册中国历代典籍中搜集有关孝文化的内容，将分散零碎的资料从不同角度汇编成12卷，全方位地展示中华孝文化的创立、传承及各种表现方式和发展趋势，是第一部将历代国家法令，历代各家孝论、孝行、养老礼法等汇集成卷的孝文献集成性著作。
本次出版为本项目的第5—8卷，主要辑录历代对“孝”等道德观念的理解、论述，以时间为序，分为四册。

關於作者：

骆明：1973年生于山东省曲阜市，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华孔子学会会员，学习儒学二十年。著有《孔里论孔》《孔子名言译评》《曾子后裔名人》《中华“和”文献集辑》《骆承烈讲〈论语〉》《儒家五圣论政德》等书，参与撰写《孔府档案选》《汉魂—武氏祠汉画像石考释》《孔风儒韵》等书。自2005年至今，查询、收集有关孝文化的文献，收集条目近万条，发表有关孝文化论文二十余篇。
胡静：1977年生于山东省菏泽市，曲阜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讲师。1999年毕业于青岛大学，1999—2000年在菏泽学院历史学系任教。2003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工作。现主要从事成人教育及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工作。自2003年以来，先后在《继续教育研究》《四川教育学院学报》《菏泽学院学报》等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参与完成山东省省级课题一项，校级课题一项，参编著作一部。

总序／李宝库
前言／骆承烈
凡例
第六卷?北宋?辽卷??1
一、儒家??3
二、史家??112
三、道家??131
四、释家??137
五、其他各家??153
第七卷?南宋?金卷??157
一、儒家??159
二、史家??326
三、道家??352
附录??361
附录一：郡斋读书志?孝经类??363
附录二：通志?艺文略?孝经类 ??365
附录三：直斋书录解题?孝经类 ??369
附录四：读《孝经》??372
附录五：《玉海》中有关《孝经》的记录??374
附录六：补辽金元艺文志?孝经类??385
本卷简明索引??386
后记??393

內容試閱：

前?言
经过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变乱之后，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后周建立了宋朝，史称北宋。宋朝的特点是国势衰微，经济、文化发达。实质上的原因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封建制度开始衰落。具体的原因是宋初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使得朝代变换更迭，军事统帅往往因军事力量的强大出现篡权的现象。为保住江山，在赵匡胤即位之初便采用了“杯酒释兵权”的策略，之后为了打压右班武将，采用了许多重文轻武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许多意识形态上的内容，这些内容继续把多年来封建王朝所奉行的、行之有效的儒家思想奉为国家主要的思想体系，对儒家“德之本”的孝道继续提倡，本卷所选的数十种儒家著作中，都体现出了这一点。
北宋初年徐铉在《骑省集》中说：“域中之大曰道，百行之先曰孝，故孝心充乎内必道气应乎外。”柳开认为：“尊君敬长，孝乎父，慈乎子，大道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也。”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作为一臣子要做到“有国家而成身，有忠孝而立行”。如果两者取一的话，“止可亡身以存行，不可忘行以存身”。一个人忠于国家、忠于名节，这样的行为品质是比自己身体还重要的事情。这一时期的范仲淹认为：“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后孝悌大兴焉。”说世间的人要通过讲礼，做到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正，这样才能孝悌大兴。这种将孝悌抬到“天下正”的说法，可以说对孝悌之道的评价是很高的。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对《周易》《尚书》的研究精深，他在对这两部书作新解时，不乏对孝的论述。他认为世上许多人过多地重视生活享受，这种物质生活是不能成为“至治之道”的。只有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人子之道孝弟”才能做到。但这是双向的，不能只强调一点，因为“上以柔顺而接于下，父之慈也；下以刚明而奉于上，子之孝也。父子之义相交则家道成也，君臣之义相交则天下治也”。这是因为：“为父有父道，为子有子道，以至兄弟夫妇各有其道，是以父尽其严，子尽其孝，兄尽其友，弟尽其恭，夫尽其义，妇尽其顺，如此则家道正矣！家道既正，天下斯定矣！”这种双向的主张，与当时过分地强调孝来比，明显地更进了一步。
同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在泰山书院开馆授徒的石介，在其《徂徕集》中一方面强调“继嗣”，强调后嗣子女的重要性，一方面强调加强对子女的孝道教育。“为人子既不才又不孝，使父老不得休佚，复将如是而苦之，若然生子安用乎？是畜犬马之不若也，犬马犹能吠乘，如其子反无所能，岂若犬马哉？”话说得很严重，却很有道理。
北宋时大学者邢著述丰富，他专为《孝经》写了《注疏》多卷，书中不乏对孝这一德行的精辟论述，也同时保存了宋之前的许多《孝经》注疏类的条文。他在《序》中说“《孝经》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对此书定了性。他认为父子之道乃天性，天性使其生爱敬之心，但要从小进行教育。因为“人伦之心在蒙幼之年，教之则明，不教则昧”，“导之斯通，壅之斯蔽”。人们尽孝，应以不毁为先，但不应止于不毁（保护自己的身体），“须成立其身，使善扬名后代，以光其父母”。如果不能扬名显亲，也说不到立身。只有事亲能孝的人，才能事君以忠，事君以忠，为国家、为百姓做了好事，才能“扬名显亲”，才是真正的尽孝。
《欧阳文忠公集》中有欧阳修对孝的一些论述，这些论述和他在《新唐书》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书中说有人对孔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之说提出怀疑，欧阳修解释“不改”的行为有几种，对父母“衰麻之服，祭祀之礼，哭泣之节，哀思之心”可以三年不改。“世其世，奉其遗体，守其宗庙，遵其教诏，虽终身不可改也。”周武王继文王之业不可改，禹对鲧治水的做法则可改，孔子主张“事其亲者，尽其心焉尔。心贵正，正则不敢私”。按正确的方式办事，才是“大孝之道也”，这种解释显然是正确的。《文集》中有具体推荐孝子张立之的谏议，其目的自然是教化乡里，推行孝道。
北宋大儒邵雍强调：“孝悌为先，日月长久，时和岁丰，延年益寿。”当时北宋社会上有一股歪风，有人娶了亲，便与父母分家、异食，分家时“纤悉无有不校”。死了后，将家产舍佛寺。这种违背孝悌精神的事，当时的政要、大书法家蔡襄予以严肃的批判。司马光更是以政治家的角度评论说“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务”，汉代举士用孝廉，因此“行之最久，得人为多”。建议朝廷用各种形式察举能孝亲之人，到各个职能部门任职。这一评论正是论述孝与政治结合的一种很好的典范。
司马光的《孝经指解》一书中，除了录入司马光对孝道的理解，也收录了大量范祖禹对孝道的理解，此卷采录了其中的十余条，这些议论既有他自己对孝的理解，也引用了司马光的话，显得更具权威。他既讲述了孝道中的大道理，也讲了一些小道理。如“经，常也。言孝者天地之常，自然之道，民法之以为行耳”，“天施之万物莫不本于天，故孝者天之经，地生之万物莫不亲也，故孝者地之义??在天地则为义，在人则是为孝，其本一也”。小道理如“人之修德必始于孝，而后仁义生。先王之教亦始于孝，而后礼乐兴”，“父母且不能事，而况他人？其谁亲之”。
北宋中期的学者陈祥道有一部《论语全解》，书中对孝的解释有十余条，虽然这些解释没有太多新意，却体现出对孝的强调。其弟陈旸在他的《乐书》中强调“孝以事父母，则乐德所成”，把孝当作人之德，能尽孝便能成德。永嘉道学的开创者王开祖的《儒志篇》论孝虽然不多，却有两点令人重视：一是有人夜里息于幽室之中，这时产生孝悌忠信，是说这些美德是发自于人们内心的，天生而成；一是那种知父母有错，不去谏诤，却逢迎的做法，是应被称之为“逆德”的。苏轼把人间的信义孝悌与鸟兽们的本能相类比，认为两者都是自然产生的，是正常的。这正是文学家眼中的伦理关系。
北宋末年名臣李纲，在抗金保宋的过程中立有大功。其《梁溪集》中有《论忠孝》一文，可以明显地表达出自己对忠孝的态度。他引用老子“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之句，说老子的话不是薄忠孝，而是厚忠孝。“君虽不我信，而尽其事君之忠者，忠之盛也。使亲能爱其子之孝，则家和矣！君能信其臣之忠，则国治矣！”这一论点的提出正值当时的北宋末年，此论说与他抗金的主张却未被皇帝采纳。北宋亡后，他又极力忠于南宋朝廷，不管皇帝信不信，一直做着忠于国家的事情，与其直到最后抑郁而死的精神是一致的。
记载北宋历史的一般史书，曾零碎地提到孝道，但没有太多的新意。元代末年成书的《宋史》由于编撰时间短，许多史料只是将宋代的资料堆砌而成，也正因为如此保存了许多两宋的原始资料。在《宋史》的“志”当中，多次记到当时的吉礼、凶礼，在祀典、服饰等方面记之甚详。此书中的一些《列传》中也有不少体现孝道之处。如宋太宗把《孝经》赐于李至。宋英宗认为太后对他“无恩”，不想孝敬太后，大臣韩琦举出当年舜的例子，对他规劝。韩琦说，皇帝对太后未尽到孝心，所以太后对皇帝不慈爱。所谓的孝敬，关键是子女对父母持有什么样的态度。经过这一劝说，英宗深受感悟。这些行孝的例子十分典型。《列传》中李纲、宗泽所上的奏疏中，都极力阐明忠、孝一体，为人子女应尽孝，为人臣子应尽忠，他们的主张与行为一致，留下了历史佳话。
北宋时期的道教是处于道教理论的完善时期，这一时期除了继承唐之前的道教理论外，对道教的许多经文、理论多进行了整理。宋真宗时的《秘阁道书》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有《小道藏》之称的《云笈七签》，是宋人张君房根据《秘阁道书》整理而成的。这部道家的经典，对孝道多有评述，如书中记载的“十善”，第一善便是“一念孝顺父母”；在论说道教戒律时说：“第一戒者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在论说道教经义时主张“六者：先身忠孝，恭奉尊亲，崇敬胜己，宗礼师君”；在评说世人行止时主张“万善之要者道德孝慈功能也，万恶之要者反道背德凶逆贼杀也”。这些记载与道教初始的孝义一脉相承，同时又将孝推到了更高的地位。
北宋时期的释家，继续活跃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与唐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时期释家借儒家孝的思想形成了释家较为完整的孝道体系，不仅是零散地记述、评说孝道，还将释家的孝道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的高僧释契嵩便是其代表人物，他仿《孝经》著成了《孝论》，同时在其著作《镡津集》也收录了大量有关孝的内容。《孝论》对孝的论述是这样的：
《叙论》中他说明自己能得以出家，首先要感谢他的母亲。
《明孝章第一》说信佛并不意味着背弃父母，也是行孝的一种方式。
《孝本章第二》指出孝是人生的根本。
《原孝章第三》主张孝敬父母以诚为贵。
《评孝章第四》主张孝这种德行，也表现在对众生的爱护上。
《必孝章第五》指出孝这种德行是善的发端，同时也是广施善行的做法之一。
《广孝章第五》主张应广大孝这种德行，使孝能扩大、发展，并举出唐代名人李观等人的例子加以说明。
《戒孝章第七》提出孝子守持“五戒”，即：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言、不饮酒。
《孝出章第八》主张孝这种品行是出自人们的善心，其表现为至德。
《孝略章第九》记行孝之人会德显父母，父母会被世人所称颂。
《孝衍章第十一》记述了几位高僧行孝的例子，作为众生行孝的典范。
《终孝章第十二》记父母去世后，子女应做佛事，超度父母亡灵，这是行孝的重要内容。
他的这一《孝论》，弥补了释家在孝道理论上的空白，将宋之前的释家那种经文式的说教通俗化，更加适合世人理解，让佛教更加中国化。从这一角度上说释契嵩可称得上是释家宣传孝的大家。
由宋高宗建立的南宋王朝，先与金对峙，后与蒙元对峙，军事上处于被动的境地，政治上紊乱，但由于偏安有成，相对稳定了百十年。我国自魏晋以来，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这时是北方战乱不休，大量劳动力南迁，也是南方得以开发和发展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北方文化不断南下，到了南宋便出现了文化发达的现象。儒家思想也在这种情况下广泛得以传播。此书的《南宋金卷》便是选取了这一时代的内容。此卷选了五十多位儒家人物及道、释等家论孝的书、文，可谓洋洋大观。
应俊的《琴堂谕俗编》中专列“孝父母”“友兄弟”章，文中引述《诗经?蓼莪》孝父母章后，举出许多古人孝亲的例子，如：周时王季、汉时石建、晋时王祥，以及南朝宋武帝刘裕、汉太尉胡广等，表彰他们的事迹，借以宣传孝道。“友兄弟”章中引用了《诗经?小雅?棠棣》，提倡兄弟之间死丧相恤、患难与共，反对兄弟阋墙。书中的“重婚姻”“正丧服”章也围绕孝做了些文章。
儒生张九成写了《孟子传》，此卷引述其书中十六则讲孝道的内容。如说起“老者有衣、有肉、有代劳者”“黎民不饥不寒”，此为王道，君主应以此为乐。赞颂上古圣贤“如尧命羲和为民也，舜命九官为民也，禹八年于外为民也，汤征葛伐桀为民也，武王诛纣伐奄为民也”。这些对百姓有利的行为，都是贯彻了忠孝的精神。又讲到事亲有事亲之法，事亲如果亲不悦，则不能称之为孝；又说起一个人能乐天知命，就是一位“天地纯孝之子”。这些主张都对孝的观念有所发挥。胡宏认为“君子之信本于躬行而著于事实”，其实就是“孝悌仁义之道”。如果做到了孝悌仁义之道，即可以“诚而行之”，就能“信于心、信于行、信于身、信于家、信于天下，天下化之。信极万物其用博矣”。赵鹏飞在《春秋经筌》中论到忠孝时，有几句话说得很精辟，他说如果“忠孝不两立”时，“君子不得已择其轻重而处之以权”。尤其面临“死生之际”时，更为重要，如果“不可死而死是轻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这些说法很有道理。有的人父母死后，自己也跟着死去，或悲伤过度致死，是前者，是不该死的轻生。有人在恶势力前，失去骨气，为了个人名利，苟且偷生，太看重自己的生死，是后者，是不忠的行为。
林之奇著《尚书全解》中，从各方面对孝进行了诠释，首先强调孝悌是治天下的根本。在家孝悌，也是从事政治活动。孝悌的结果，能使民德归厚。孝悌出自内心，国家制定典章制度，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这一基本伦常，而能永远遵守。他在《拙斋文集》中写了篇《孝箴》，有几句论孝的言辞十分精辟：“有身则有孝，孝与身俱生。由孝立其身，身与孝俱成。身非孝不立，孝非身不行，倍孝忘身者，孝轻身亦轻。”
宋儒杨万里的《诚斋文集》中也有几处涉及孝道，他说：“善富家者不宝珠玉而以父慈子孝为珠玉。”又说：“吾亲有遗爱，吾能解其忧；吾亲有所托，吾能副其托，不曰孝乎？”有人对断草木、杀鸟兽的行为与孝联系起来，问到杨万里时，他明确地说，一个人如果有爱心，就会泽及草木鸟兽，如果没有爱心，心中便不会有父母、君主、国家，这种爱心就是孝心。
朱熹是宋儒的代表，在儒学史上从来认为他是儒家的真传。朱熹一生著作宏富，论述孝的地方很多，本卷选了他近四十条论孝的文辞。在他的著作中，《论语精义》一书中论孝最多，其内容与他人的不同处，是他大量引用前人或时人的论述，借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人均是儒学大家，如程颢（明道）、程颐（伊川）、游酢、范祖禹、谢良佐、尹、杨时、吕大临兄弟、侯仲良等。“二程”是朱熹最尊敬的先儒，《论语精义》一开始便引述二人论孝为仁之本的主张，游酢论孝移于忠时说，一个孝子“事君必如其亲，忧国必如其家，爱民必如其子”。范祖禹在讲到孝悌为立身之本时，一次讲到孝以敬为称先，又一次讲到在家孝悌，即是为政。谢良佐说：“天下之人，爱亲为易，尽孝为难，事长为易，尽弟为难。”尹说：德行是本，文艺是末，孝是德之本，“故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杨时论述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尹也说此做法是“孝子之心所不忍故也”。吕大临强调孝慈，他说：“孝以尽乎内，慈以尽乎外，内外交尽，忠之本也，故可使民忠。”朱熹在《中庸辑略》中也引了吕大临的话：“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吕大临认为大孝是圣人的绝德，“达孝”是天下的通道，等等。朱熹历来认为他对“四书”的解释是他的王牌。他的一切论述，如与“四书”有矛盾，便以“四书”为准。上述内容多是朱熹以引用其他学者的主张为主要方式，来巧妙地表明自己的主张。
从儒学师承上来说，朱熹创立的理学是继“二程”思想而来，本卷选了八段《二程遗书》和四段《二程外书》的内容，这些内容均是对孝的强调和发挥。如有人说“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二程”认为不必将孝悌说得太玄，它是人们日常所做的普通事，还是实在些好。文中还认为孝悌是仁这种德行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好说是仁的根本。又如对“孝，天之经也”之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强调等。
张轼是南宋时期的又一位知名学者，他在《论语解》及《癸巳孟子说》中对孝作过多次论述。如书上说到“其为人也孝悌”与孟子所言“其为人也寡欲”“其为人也多欲”立意相同。因为一个能孝敬的人，不会有许多的欲望和要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说具备了孝悌等德行以后再去学习，把修养品德放到前面。讲到对亲“养”和“敬”时，应“以敬为本”，因为“养”在“敬”中。另一处赞扬孔子无讼之道，如果人人孝悌，道德水平提高，便可以无讼了。在其《癸巳孟子说》中，张轼也解读了许多孟子优待老人的主张，有人不理解，就加以强调教育，尊敬老人才是王道，人人都敬老，王道便可以推行了。要做到这些，就要兴庠序之教，对人们加强教育，使人人明白孝悌忠信，社会自然变好，不孝的人也就少了。人要学习什么，要学习孟子所说的“五伦”。首要的是“父子有亲”，即弘扬孝道，教人以孝悌，这实际是要感发人们的良心。张轼在《南轩集》中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其根本来自父母，天地可以说是人们的父母，父母也可以说是人的天地。因此应以敬奉上天的态度去敬奉父母，以敬奉父母的态度去敬奉上天，这才算是一个仁德的人。
南宋另一位儒学大师吕祖谦，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慈爱表现，是良好的教育方式，不能姑息；子女对父母的孝则在发现父母错时，要随时谏诤，不要使父母因小错不改，铸成大错。他认为，教化百姓有“三行”，第一就是孝行，有了孝行才有孝德，但不能只有孝德没有孝行的表现。对待父母要同对待自己一样关心。他认为为人子者，理应孝敬父母，如果对父母不孝，纵有再多的善行也不能掩饰。
主张务实、文词豪迈的陈亮，认为子女对父母“养不必丰”，关键要有孝诚之心。他认为地方上应仔细考察、认真发现能孝亲的人才，选他们为“秀士”，最后成为“进士”，依据孝行表现，给予不同的名号，然后对他们授予不同的官职，以为世人的表率，这一主张真把孝行推向了极致。
叶时在《礼经会元》中说起古时就有的乡饮酒礼。这种地方聚会的活动，旨在尊长敬老，实际上正是提倡孝悌之道。只有在家能孝敬父母的人，在社会上才能尊敬老人，这是国家对百姓教化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做法仍然应该推行。
朱熹的弟子陈认为：一个人孝敬父母，不是外力的要求，也不是内心的努力，乃是一种天性。父母生育子女，是一种天性，子女孝敬父母也是一种天性。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不会忘却，这是天地运行的规律。子女趁着父母在世时，好好孝敬，符合天地运行的规律。那些不孝父母的人，违背天意，虽在世间，枉为人子，又一处说到一个人孝敬父母、友爱兄长，是爱的萌发，是最根本的事。由爱父母到爱世间百姓，到博爱世间万物，这正是体现出了仁德之道在生生不息地运转。这一论点显然扩大了孝的范围，是儒家“仁”的发展，也是对“孝”的发展。
文中也有几处反对愚孝的例子。如俞文豹在《吹剑录外集》中说：“丧固主乎哀而继之毁瘠，然毁瘠至于不胜丧犹为不孝。”在为父母办丧事时，要哀痛，但哀痛到使自己十分消瘦，以至于哭坏自己身体，达到这种程度，也是不孝的行为。王宗传在《童溪易传》中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父母、君主有了错，及时对他们进行谏诤是对的，如果父母有错子女不去谏诤，这又如何算是孝呢？钱时在《融堂四书管见》中说：“所谓‘无违’在于以礼，然则非礼以顺其亲者不谓之顺，乃所谓违也。”他解释说，子女对父母的话完全听从（“无违”的标准），是不合乎礼的。如果父母言语旨令不合乎礼，子女还要去顺从，这就错了。上面几项主张，反对愚孝，还是很有道理的。
真德秀，朱熹的弟子，在孝道上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如他曾强调人性美，“仁、义、忠、孝”就是一种善的美德。这种善出于人的“本然之性”。这种性不用考虑，不用学习，自然会产生。孝敬父母、亲爱兄长，都是这种人性的表现。他不只一次地提到孝的表现为爱、为敬，是在不断扩展的主张。将这种爱推向世人，就将成为博爱，将这种爱的表现描述成“木不妄伐、兽不妄杀，此仁也，亦孝也”。如果对树木滥肆砍伐，对鸟兽任意捕杀，“则是无复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孝者？”再一个论点谈及父子之间的关系，应相对来看，“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常人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相反，“苟父一虐其子，则子必狠，然以悖其父，此人心之所以危也。”当说起“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时，他说：“亲在我之上，子孙在我之下，我欲子孙孝于我而我却不能孝于亲，我欲亲慈于我我却不能慈于子孙，便是一畔长一畔短，不是规矩。”在这三层关系中，只有自己孝亲，子女才能孝于自己，父母慈爱自己，自己才能慈于子孙。这种立体看待孝慈的看法，很有道理。
刘炎的《迩言》中也有些新观点，如说到那种只慈爱子孙而不孝敬父母的人，只考虑子孙不考虑父母的人，是不对的。一个君子，只要孝父母、爱兄长，就可以为天下人所效法，自然也包括对子孙的慈爱。在说到一个人如果将自己不该得到的东西给父母这一情况时，他认为这不是孝的表现，为人臣子如果把不是自己的功劳揽到自己名下，也不是忠的表现，即尽忠与尽孝都要实事求是，这才合礼。
南宋有位藏书家卫湜，在他收藏大量古籍时，曾集《礼记》诸家传注，作了《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其中论孝的内容很多，本卷选取了五十多条。在孝的问题上，书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如一个孝子应随时观察父母，要“听于无形”“视于无声”，随时观察父母需要什么，给予最大的满足。当看不到父母时，心中恐惧。一个孝子唯恐对待父母有一点差池，害怕自己对父母平时有丝毫失误。这一主张正是对父母孝敬达到极致的表现。书中除一般地谈到孝亲内容外，更强调继父辈之志，书中引陈祥道说：“君子之于亲，以其所以养则养，在志不在体；以其所以葬则葬，在诚不在物。苟养在体不在志，则虽三牲不足以为孝；葬在物不在诚，则虽醯醢百不足以为礼。若然则富者不足矜，贫者不足伤，要在自尽而已。”是说对父母的孝，不应只在物质上体现，精神上也要体现，不能以贫富多寡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孝。书中又引叶梦得说：仁的表现是爱物，如按时砍伐树木，适时捕鸟兽，劳作时想到父母，这是小孝。如果明确仁的道理，自觉地善待自然，不懈地工作以奉父母，这是中孝。如果真正具有博爱精神，施惠于天下的人民、万物，这可以称作圣。如此说来，孝正是仁的表现。此书中有几处内容，由孝亲推广到敬老，“君子推敬亲敬长之心，则凡一日之长于我者，皆吾所当敬”。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王者之养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孝者所以尽子道，而父子者人伦之始也”。意思是说，敬老乃孝亲的扩大，古已有之。
南宋的史家，对孝也有一些评论。提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说：“父慈其子必教以义，方子孝其父。”父辈对子女慈爱的主要内容，应教给子女什么样的事情该做（当然孝悌包括在内），子女才会孝敬父母。李攸有部《宋朝事实》，书中记宋神宗向王安石问祀明堂事，王安石依照宋朝的现实说宋太祖、宋太宗均应祭祀，因为他们兄弟二人，都是创业建宗的皇帝。
李焘《续修资冶通鉴长编》中说：“刑法者治世之具，而不可独任，必参之以德教，然后可以言善治矣！”这正是后世治国时运用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主张。又说到“夫德孝之大，莫若孝悌??故宜旌表孝悌，以厚风俗”。
罗泌的《路史》记述了上古时期的一些事情，仍然灌输以儒家孝道的观念。他说：“礼义兴而民亡争，民亡争而治达矣！”要做到这一点，一国之主应该兴学、养三老五更，提倡孝道。强调孝子仁孙，多干些实际的事，使父母得以光显。有人希望更多地加些谥号等名堂是没有用的。
南宋学者王应麟著的《通鉴答问》中，多次表彰孝悌忠信的君子。君子是真正有德、有才的人，有人“小有才而薄孝悌、轻仁义、弃忠信、捐廉耻，终为小人之归而已矣”。有的人不仁不义无礼失其本，那就距禽兽不远了。如果想让世上的人都具备仁的德行，那么就要“教之以仁则孝悌慈祥，而民兴于仁”。
明朝有人作过一部《历代名贤确论》，本卷选取了其中少量对宋代名贤的论述。书中说到苏辙主张朝廷下诏在全国提倡孝悌之道。王道教化是根本，是按照天地运行的规律运行的，不是人为的。如家中父慈子孝，相亲相爱，足以体现孝道，兄弟之间互相礼让，也足以体现孝道。书中说到范祖禹时，谈到了他的主张，即孝子慈孙要想“显其亲”，应该干些名实相符的事，天下人才能心服。
《宋史》之列传中记着一些主张，如黄祖舜因向皇帝上奏弘扬孝道，被升了官；黄裳病中向宋光宗上奏，请求他去后宫看望禅位于他且已年老多病的宋孝宗，语句十分恳切，说理十分透彻，但光宗不听；同书中又引用大臣项世安及余端礼的奏疏，仍是劝宋光宗去看望其父。但这个不孝的皇帝就是不听。不久，皇太后及大臣拥立其子赵扩（即宋宁宗）为帝，将这个屡谏不听的不孝皇帝赶下了台。宋光宗也成为因不孝之罪而被迫逊位的皇帝。书中说到苏辙主张朝廷下诏在全国提倡孝悌之道。金人在建立统治后，依旧学习汉族文化，提倡孝道。金章宗明昌四年，宰臣上奏提倡孝道，得到皇帝的同意。在《金史?孝友传》中记，金朝皇帝仍然提倡孝道。金章宗曾言：“孝义之人，素行已备，虽有希觊，犹不失为行善。”有金一代，同样有孝友之人受到旌表。
南宋的道家，在提倡孝道上也有所表现。曾慥《类说》中说：“受人恩而不忍负者，其为子必孝，其为臣必忠。”言外之意，孝子是一种知恩图报的好人。崔敦礼《刍言》中把“父慈、子孝”纳入“六德”之中，说：“善仁者不泄，全其忠也；善慈者不狎，全其孝也；善友者不昵，全其悌也。”道家从来是不反对法治的，杜道坚《文子缵义》中说“法能杀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言外之意是说孝与不孝是源于人的品质，只是用法来限制，显然办不到。
在我国历史上，三百余年的北、南两宋，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对历代传留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又有所发展。自北宋开始，到南宋定型的宋代理学，在新形势下融合佛、道诸家思想，对儒学予以新的解释，但在提倡孝道上，却与此前各代并无不同。这说明孝悌之道不仅是历代朝廷治国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植根于民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乃人之常情，不加提倡，也会存在，如果着意地加以提倡，则会具有更大的生命力。
骆承烈
壬辰秋于孔子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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