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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清案探秘 宫闱秘闻(附光盘)

書城自編碼: 259160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歷史普及讀物
作者: 唐博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49567232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6-15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28/17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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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百家讲坛》首位80后学者、清史泰斗戴逸先生关门弟子唐博,政治+财经+民生=绝对不一样的清案探秘。
2.慈禧是怎样从一个嫔妃上升为垂帘听政的老佛爷的?英国两次派遣大使与清朝商议贸易问题,为何会因跪不跪的细节谈崩?从政治、外交的角度,解读宫闱秘闻,让读者大开眼界。
3.随书附赠《百家讲坛》节目光盘,并补充大量珍稀图片
內容簡介:
慈禧是怎样从一个嫔妃上升为垂帘听政的老佛爷的?英国两次派遣大使与清朝商议贸易问题,为何会因跪不跪的细节谈崩?顺治当年有没有出家?孝庄与多尔衮究竟是何关系?雍正帝是否篡位?乾隆帝的生母究竟是不是甄嬛?光绪帝又是不是被慈禧害死的?大太监安德海和李莲英有何不同?……
央视《百家讲坛》首位“80后”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唐博博士,循着悬案的蛛丝马迹,为您揭开一件件曲折离奇的清宫谜案,还原历史真相。
關於作者:
唐博,历史学博士,财经专栏作家。《百家讲坛》首位“80后”学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师从戴逸教授,主攻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城市史,曾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现供职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出版《我们这辈子:清朝皇帝回忆录》《亲历三百年:明朝皇帝回忆录》《住在民国:北京房地产旧事》等多部专著,发表《18世纪中国政治视野下的“张元隆案”》《天桥平民住宅及其制度构建》《晚清上海“地产大王”徐润的房地产投资》等120多篇论文、译文和专栏文章。
目錄
前 言
第一集 顺治去哪儿了
第二集 决定康乾盛世的那一夜
第三集 乾隆生母之谜
第四集 英使觐见之谜
第五集 乾隆长寿之谜
第六集 嘉庆遇刺之谜
第七集 垂帘听政之谜
第八集 光绪死亡之谜
第九集 晚清太监之谜
后 记
內容試閱
第四集#8195;英使觐见之谜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政府先后派出两个使团,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到中国。第一个使团由乔治#8226;马戛尔尼勋爵领衔,史称“马戛尔尼使团”,它是打着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而来,全团近七百人,是英国政府史上最大规模的外交使团;第二个使团由阿美士德勋爵领衔,史称“阿美士德使团”。
马戛尔尼使团不远万里来到北京,仅仅是为了祝寿吗?还有没有更重要的目的和任务呢?乾隆皇帝是怎么接待他们的?传说乾隆皇帝要马戛尔尼等人在觐见时必须磕头行礼,马戛尔尼做到了吗?如果没有磕头,会不会让这场历史性会见不欢而散呢?马戛尔尼使团没做到的,阿美士德使团能做到吗?
这是两个大国的历史性碰撞,意义非比寻常。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康乾盛世的巅峰时代,经济总量占全球四分之一,国库充盈,四海臣服,威加海内。然而,外表的光鲜掩饰不了内在的腐朽。当时的中国在骤变的世界大势面前迷失了方向。
当时的英国,正在经历着工业革命的深刻洗礼,工业生产效率成倍增长,纺织品面临滞销危险,急需对外开辟新市场。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广袤土地、众多人口、悠久文明和深厚积淀的国度,它既动心,又担心。
二十三年间,清朝的两代皇帝面对英国的两个使团,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两场历史性的碰撞,引发了怎样的后果呢?对中英两国的历史命运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会带来哪些启迪呢?
让我们回到两百多年前,一起揭开英使觐见功败垂成的种种谜团。
一、万里迢迢欲何为
我们先来解释第一个问题:马戛尔尼使团万里迢迢来中国,究竟意欲何为?
中国的海外贸易由来已久,但跟英国人打交道比较晚。直到明朝崇祯年间才有了第一次接触。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武装商船队开到广州虎门,开炮射击,抢劫市镇,强迫贸易,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这次接触很不愉快。

清朝康熙年间,朝廷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四口对外通商,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管理来往商船,征收关税。英国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深受青睐。
清廷虽然开放了四个口岸,但只有广州固定面向洋人。在广州做外贸生意的中国商人,主要是官府指定的“十三行”行商。他们到内地收购瓷器、茶叶,辗转千里运到广州卖给英国人,不仅增加了运费成本,还得赚差价,收服务费。面对这样的特许经营,英国商人根本没机会货比三家,不仅少赚很多钱,而且导致英国市场的茶叶价格居高不下。另外,广州的关税较高,粤海关官员还经常索要规礼,也就是小费,让英国商人不胜其苦。英国国内主打的棉织品已经生产过剩,因此英国商人迫切希望打开中国市场。而广州地处南国,天气炎热,不怎么需要棉织品,相反,英国商人每年都得拿出大把银子去买中国的瓷器和茶叶,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贸易逆差。

乾隆时期的广州黄埔港
要想打破广州单口垄断的局面其实不难,只要多开放几个口岸即可。英商看中了浙江和宁波,那里靠近中国的丝绸产地苏杭和茶叶产地江西、福建。到宁波做生意,既可就近采购,节省成本,又能逃脱行商的盘剥和粤海关的敲诈。英国的棉织品还可就近卖到内地,打开华北市场,减少中英贸易逆差。其实,宁波的官员对富得流油的广州粤海关羡慕嫉妒恨,也想扩大外贸,赚取更多税收,所以对英国商船很欢迎。结果,还真有不少商船跑到浙江来做生意,双方各取所需。
英国人算盘打得很精,可一旦把船开到宁波去,广州的粤海关和行商就赚得少了,肯定不同意。而乾隆皇帝觉得,如果放任这些洋人在中国沿海随便做买卖,对国家安全没好处。于是,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政治挂帅的皇帝,双方一拍即合。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朝廷一声令下,关闭其他三个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对在广州做生意的中外商人做出了严格限制。这在历史上称为“闭关政策”。英国方面虽然去找广东官府交涉,却没能改变这个局面。
到了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生产效率成倍增长,过剩的棉纺织品越来越多,卖不出去。结果,资本家面临破产的危险,政府从棉纺织业收来的赋税也越来越少,工人得不到应有的工资,罢工骚乱时有发生。出于增加财政收入、稳定社会秩序、缓解棉纺织业困境等现实因素的考虑,英国政府必须想办法开辟新市场。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于是,英国政府准备正式派一支外交使团,跟中国最高决策者谈判,以求开放市场。至于这个使团的特使(团长),英国政府看中了马戛尔尼(1737-1806年)。
马戛尔尼出生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三一书院,曾在俄国、印度等地担任外交官,跟外国的商界、政界打交道的阅历非常丰富。英国政府认为,马戛尔尼是最合适的特使人选。国务大臣敦达斯给他下达了训令,除了明确出访任务和谈判条件外,还在礼节问题上提出,“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节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
临行前,马戛尔尼还准备了一份辞藻华丽的国书和众多精美礼品。其中,送给皇帝的礼品有十九件,包括地球仪、铜版画、铜炮、望远镜和战舰模型等。他认为,这些东西既能结乾隆君臣的欢心,又能展示英国的国力,帮谈判加分,更能刺激中国人对英国产品的消费欲望,以打开中国市场,促进英国经济繁荣。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十日(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朴茨茅斯港起航,奔赴万里之外的中国。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二、男儿膝下有黄金
马戛尔尼的事前策划和细致准备,乾隆帝当然不知道。在乾隆眼中,英国使团既然打着给自己拜寿的旗号,那就跟朝鲜、暹罗等当时向中国称臣的国家一样,是来进贡效忠的。不过,英国地处偏远,来一趟不容易。既然来了,就要热烈欢迎,好生款待。于是,乾隆帝下令,破例允许使团的船只进入沿海任何口岸,要求地方官员做好接待准备。
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政府在远东地区做生意的特许商。为配合马戛尔尼使团的行动,特地向清朝两广总督福康安写了一封信。虽然言语谦恭,但称呼中英两国君主时不分高下,平等相待,而且说明真实来意就是构建中英两国的外交关系。

乔治#8226;马戛尔尼画像
眼下,福康安正在西藏打仗,这封信就转到了广东巡抚郭世勋手里。郭巡抚看了这封信,有些为难。如果原原本本地奏报朝廷,乾隆帝肯定不高兴:远来小邦,怎能跟我天朝平起平坐呢?可是,郭巡抚长期跟英国人打交道,知道英国是海上第一强国,平等交往似乎也没什
么错。
于是,郭世勋将这封书信的译文加以修饰,添了许多吉祥话。正是这样一封口气和意思都变了味的书信,蒙蔽了乾隆帝,让他以为马戛尔尼使团就是来祝寿的。
乾隆帝虽然八十多岁了,但不糊涂,大概他也听说过英国是海上霸主。他觉得,既然英国派使团送上门来,应该借机炫耀下“天朝的威严”。就这样,乾隆帝让沿海口岸在欢迎使团的同时,整肃海防,严阵以待,既要展现八旗军容,又不能因此扰民。沿海各省督抚领会圣意,时刻跟踪和奏报使团的行踪。不过,由于语言不通,只是迎来送往,接洽并不深入,他们对使团的真正来意也不清楚。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1793年7月25日),马戛尔尼使团抵达天津大沽口,登岸后受到直隶总督梁肯堂,钦差大臣、长芦盐政徵瑞的隆重欢迎。 然而,双方的分歧很快就出现了。

乾隆帝老年朝服像
马戛尔尼一行跟着梁肯堂、徵瑞等人抵达天津,乘船沿白河向北京前进。船上插“英吉利贡使”旗帜。马戛尔尼觉得不对头,又怕惹麻烦,只好不吭气。
七月初六日(8月12日)梁肯堂在奏折里说:
该正副使(在筵席中)向(皇)上免冠叩首,并令通事转向臣等告知,初入中华,即蒙大皇帝种种恩赐,今又给以筵宴,实在感激无地。
梁肯堂提及的“免冠叩首”,乾隆帝有点怀疑,就下了一道谕旨。其中讲道,不管马戛尔尼是否懂得清朝礼节,抑或是英国的习俗就是脱帽鞠躬,必须在赴宴的时候,要他结结实实地磕头。听说英国人是用布扎腿,跪拜不便。那就在行礼前松开布条,行礼之后再扎上好了。如果他坚持脱帽鞠躬,就要婉言相劝,告诉他其他来北京进贡的国家,无论是使臣还是国王,都要对皇帝三跪九叩。如果他不磕头,那大老远地跑来进贡,未免让别的国家耻笑,朝堂大臣不容。
既然皇上发话了,徵瑞就得奉旨办事。七月初九日,马戛尔尼使团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州附近。徵瑞前来拜会,传达了圣旨:觐见皇帝时,应按中国礼仪,行三跪九叩礼。方法是双膝跪地三次,每次叩三个头。任何国家朝贡,都不能免此大礼。
马戛尔尼直接答道,我们愿意按照向本国国王行礼的方式,向清朝皇帝行礼。不过,英国的礼仪有所不同,不是下跪磕头,而是脱帽鞠躬。后来,双方几次交涉,徵瑞还派人给使团做示范。马戛尔尼就是不同意磕头,坚持鞠躬行礼。
七月十九日,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如果清朝皇帝能派出一位官衔跟我相当的大臣,穿着朝服在英国国王的画像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那我就向清朝皇帝三跪九叩。 徵瑞一听,脸都气绿了。在他看来,英国国王算老几,怎能跟大清皇帝享受同等待遇!大清臣子膝下有黄金,跪爹跪娘跪皇上,凭什么给你的国王下跪啊!
使团抵达北京,把大件礼品都摆在了圆明园陈列,小住了几天后,就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万寿庆典。可是,行礼的事还没着落,大臣们都很着急,大家只好搬出乾隆帝身边的红人——军机大臣和珅出马。
八月初五日,和珅首次会见马戛尔尼,当面否决了对等磕头的提议。两天后,俩人再次会面。流传至今的记载却有了不同版本:
英方的记载是,和珅同意马戛尔尼对乾隆帝行英国的脱帽鞠躬礼,并约定八月初十日(9月14日)首次觐见皇帝。中方的记载是,马戛尔尼同意在觐见乾隆皇帝时三跪九叩。那么,到底谁说的对呢?咱们还是看看那天的现场实况吧。

英使觐见乾隆景象
八月初十日凌晨寅时(清晨四五点钟),马戛尔尼和随员一起从驻地启程,前往避暑山庄万树园,准备觐见乾隆帝。半个时辰后,使团抵达山庄门前。马戛尔尼走出轿子,跟着陪同官员一起来到万树园等候。随行的只剩下使团秘书斯当东爵士及其儿子小斯当东。此时,皇子皇孙、各国使节已经到齐。
接见仪式将在万树园内的一座大帐篷里举行。礼乐声后,乾隆皇帝乘坐无盖肩舆,在众多侍卫的簇拥下来到万树园。马戛尔尼提前走出帐外,迎接圣驾。当乾隆帝经过人群时,大家全都跪倒了,接下来就是三跪九叩。
大家都跪了,马戛尔尼如果还坚持站着不跪,在那个场合里将会“鹤立鸡群”,何等尴尬!他和斯当东爵士只好从众,“单膝下跪,把头低在地上”。
虽说事后马戛尔尼等人在向英国政府的汇报中有意强调,单膝下跪与三跪九叩在“动作上的不同”,但他们都回避了这一动作是否重复。大家可以想象,既然大家都三跪九叩,你如果只坚持单膝下跪一次,显然不合拍。所以,他们只能跟着三跪九叩的节奏不断重复。只不过,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有双膝跪倒叩头,而是重复单膝下跪、以头向地的动作, 即“九次单腿下跪,伴随着九次鞠躬向地”。
乾隆帝在大帐篷里坐定后,大家也各就其位。在专人引导下,马戛尔尼双手捧着装有英国国王书信的精美盒子置于头顶,从御座旁拾级而上,呈给乾隆帝。乾隆单手接过,但并不启封阅读,而是随手交给旁边的御前大臣。御前大臣也不拆阅,而是放在皇帝宝座旁边的垫子上。
乾隆帝拿出一柄如意交给马戛尔尼,请其转赠英国国王。马戛尔尼收下后,也取出两块镶嵌钻石的金表献给乾隆帝。接下来,马戛尔尼向乾隆帝介绍斯当东爵士和其他成员。大家逐一行礼,接受赠礼。只是,所有的谈话都必须经过翻译。乾隆帝可能觉得这样有点麻烦,就问使团里有没有会讲汉语的人。马戛尔尼立即推荐了斯当东爵士的儿子——年仅12岁的小斯当东。乾隆帝很高兴,就把他叫到跟前试讲汉语,随后解下自己腰带上的一个槟榔荷包相赠,以表喜爱之情。
觐见仪式结束后,马戛尔尼等人回位,宴会正式开始。席间,乾隆帝把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叫到跟前,亲自温酒碰杯,寒暄一番,问及英国国王的年龄。宴会结束,乾隆帝起身离开。在斯当东爵士的印象中,乾隆帝虽然年迈,但情绪不错。

小斯当东回忆中的英使觐见乾隆景象
其后两天,马戛尔尼在和珅等大臣的陪同下,在承德参观。八月十三日是乾隆帝83岁寿辰,马戛尔尼再次前往避暑山庄参加万寿庆典。在礼乐声中,全体人员向皇帝宝座方向行三跪九叩礼。马戛尔尼一行该怎么办?
英方的记载里,有说行了屈膝礼,有说行了深鞠躬礼。中方的记载里,军机章京管世铭说马戛尔尼一行“一到殿堂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嘉庆皇帝后来也坚称马戛尔尼行了三跪九叩礼。在我看来,大家都跪倒磕头,只有一个人搞特殊,恐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很可能跟前次一样,单膝跪倒,头碰地面九次。
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虽说敦达斯事先有过训令,让马戛尔尼必须维护英国国王的尊严,可为了完成此行的使命,他还是在清朝的礼仪规矩面前屈服了。然而,他的让步能否换来使命的圆满呢?
三、话不投机半句多
这几天,马戛尔尼一直希望跟和珅进行外交谈判,把英方的条件摊牌。可和珅很滑头,总以“回北京再讨论”为由加以搪塞。 马戛尔尼心急火燎,于是决定先回北京,再做定夺。
生日过完,乾隆帝消停了,开始读英国国王的国书。他发现,这国书的内容里锋芒毕露。英国国王提议英方派人在北京常住,这让这位老皇帝警觉了起来。他又想起马戛尔尼为了磕头与不磕头的问题,对和珅、徵瑞等大臣态度强硬,因此,乾隆帝觉得英国人“异言异服,逗留京城,或其心怀窥测,其事断不可行”。他立即传谕各省督抚严加提防,避免使团成员和在华英商串通勾结,借机惹事。
八月二十二日,马戛尔尼一行回到北京。三天后,乾隆帝就传旨,要求使团于九月初三日离京走人。坏了,敦达斯交给他的事情还没办呢!不行,必须跟和珅摊牌了。
想约和珅?人家日理万机,忙得很。好不容易约上了,马戛尔尼跑到皇宫,一等就是三个小时。就在马戛尔尼等到不耐烦,甚至崩溃,打算离开之时,和珅出来了。
和珅把他领到太和殿。这里放着一些桌椅,上面摆满了各种物件。和珅传令,一会儿派人把这些物件送到使团驻地。都有哪些物件呢?有乾隆皇帝对英国国王的谕旨,有皇上赐给使团成员的礼品,有使团赠给他和珅的礼物。马戛尔尼见此情景,心都凉了。他知道,这不光是撵人走、退礼品的做法,还是要断交的节奏呀!
马戛尔尼希望跟和珅再谈谈条件,和珅摇摇头:你还是把想说的写成书信给我吧。
回到驻地,马戛尔尼垂头丧气,只好看看那份谕旨里讲了啥。他发现,这谕旨其实就是清廷给英国国王书信的复函。里面就一个意思:英国没必要派人常驻北京,照顾中英贸易,因为天朝啥都不缺,不需要英国置办。话说得很高傲,让马戛尔尼很无奈。
看罢谕旨,马戛尔尼赶紧起草了给和珅的书信,希望清廷答应英国政府的六项要求:
第一,增开舟山、宁波或天津为通商口岸。
第二,允许英商在北京设立货栈,出售商品。
第三,为英商提供舟山附近的一个小岛或一小块空地,用来存放货物。英国人不驻军,但希望跟中国人分区居住。
第四,允许英商常驻广州。
第五,降低粤海关的关税。
第六,为英商提供纳税清单,免除额外加征的规费。
按照今天的眼光,这六条要求基本体现了自由、平等的贸易原则,起码在这个基础上可以一谈。然而,在乾隆帝看来,一个来祝寿和纳贡的使团,不仅拒不执行三跪九叩大礼,而且提出了一大堆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商业要求。这还了得?!
九月初三日清晨,马戛尔尼使团离开住所,前往通州。和珅等人到朝阳门送行。同日,乾隆帝发出了致英国国王的第二份谕旨。他不仅以轻蔑的口吻全盘拒绝了马戛尔尼的六项要求,还加了一条:禁止英国人在中国传教。这意味着,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的外交努力归于失败。
马戛尔尼离开北京后,沿着运河南下来到杭州,然后转乘马匹和舟楫,途经浙江、江西、广东,最后来到广州,乘船回国。沿途之上,各地督抚奉旨接待,不但规格降低,而且严加防范。使团成员安德逊事后回忆道:“我们进入北京时好像是穷极无依的人,居留在北京的时候好像是囚犯,离开时好像是流浪者。” 那种感觉,真是糟糕之极。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1794年1月10日),马戛尔尼等人乘船驶离广州,八个月之后,他回到英国,结束了长达两年的远东之旅。
四、不磕头就别见面

威廉#8226;皮特#8226;阿美士德画像
马戛尔尼使团没有解决中英贸易中的痼疾。其后,这些矛盾日益升级,演化为不断的贸易摩擦。清朝屡屡以停止两国贸易作为反制措施。英国政府知道,一旦贸易叫停,英国商人最吃亏。因此决定派遣由国王侍从官阿美士德勋爵领衔的使团访华,缓和两国政治关系,商讨两国贸易问题,稳定和扩展对华贸易。嘉庆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1816年2月8日),阿美士德使团从朴茨茅斯港启程。
虽说阿美士德是一把手,但使团里真正跟中国人打过多年交道的只有二把手小斯当东。虽说12岁那年他曾跟随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而且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赐,但如今他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对华态度强硬,经常挑起贸易摩擦,因此,嘉庆帝并不喜欢他。
在来中国的路上,使团议定向清廷提出两项要求:一是派遣使节设馆常驻北京,二是争取增开一两个通商口岸。
有了接待马戛尔尼使团的不愉快,嘉庆帝在听说阿美士德使团即将到访后,根本就没什么兴趣。等使团来到天津,工部尚书苏楞额作为接待大臣,要求使团成员见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阿美士德提出,行礼没问题,但方式应当参照马戛尔尼访华的先例。至于那个先例是什么,马戛尔尼有没有磕过头,除了小斯当东,其他人都没见过。而小斯当东呢?耍了个滑头,借口当时年龄太小,记不太清,回避了这个话题。
对于是否磕头的问题,使团里有人觉得,英国政府曾表示,只要能达到出使目的,使团人员可以按照清廷要求行礼。既然英国政府默许,那就没必要再讨论了,人家让磕头就磕呗。但小斯当东不同意,真要磕了头,只会有损英国的尊严,伤害英国的对华贸易。
阿美士德知道,拒绝磕头就会惹怒清廷,到头来没法完成出使任务;然而,小斯当东跟中国人打交道多年,号称“中国通”,他的意见又不能不听。几经权衡,阿美士德还是采纳了小斯当东的意见,决定拒绝行三跪九叩大礼。
嘉庆帝听说此事,非常生气,传旨把苏楞额臭骂一顿,说如果阿美士德到了北京,还拒绝行礼,那就先将使团赶走,再把苏楞额就地
免职。
苏楞额惶恐不安,一面奏请恕罪,一面继续谈判。阿美士德表示,只同意三次单膝下跪,每次下跪后三俯首,这是底线了。虽然比鞠躬强点,但距离三跪九叩还差得远。
使团抵达通州,奉旨迎接的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等人恭候多时。和世泰表示,如果使团拒绝三跪九叩,那就立即回国。阿美士德毫不示弱,送上英国国王的书信,要求呈给嘉庆皇帝。和世泰担心,如果就这么把使团赶走,不就显得自己无能吗?将来在皇上面前免不了挨训。然而,人家英国人拒绝行礼,这可怎么办啊?
他思忖再三,给嘉庆帝写了份奏折,说阿美士德同意三跪九叩了。嘉庆帝闻讯大喜,传旨安排英使觐见。就这样,和世泰领着使团进入京城。阿美士德很纳闷:我不是拒绝三跪九叩了吗?你们怎么还领我们进京啊?和世泰说,听我安排就行了,别的甭管。
和世泰确实说了谎,为了圆这个谎言,他制订了一套计划:他陪使团连夜进发,次日凌晨抵达圆明园外。届时,阿美士德等人一定疲惫不堪。然后带他们觐见,在正大光明殿上把他们强摁着屈膝磕头,稀里糊涂完成大礼,即可交差。
凌晨5点半,使团抵达圆明园外。6点半,嘉庆帝传旨接见。和世泰说,接见提前了,只允许阿美士德带三个人进去。
眼看计划就要成功了,阿美士德突然提出:赶路走了一夜,大伙太累了,况且觐见所需的服装和国书还在路上,所以现在不能马上进去,请求明天再觐见。末了,阿美士德特地强调,他是不会行三跪九叩礼的。
这时,和世泰一使眼色,一群官员扑了过来,拽着阿美士德等人就往圆明园里走。阿美士德等人当然不乐意,哇哩哇啦地大叫起来,那意思大概是说“官府抓人啦”“我就不磕头”之类。眼看双方就要扭打在一起了。
一旦双方打起来,很有可能把圆明园里的皇上给惊了驾,那可是大罪。和世泰怕事情闹大,对自己没好处,只好下令收手。计划就此失败。
如意算盘落了空,还得想办法把今天糊弄过去啊。于是,和世泰只好独自上殿告诉皇上,说英使走了一夜,脚疼得厉害,没法接见,希望改明天。他知道,即便明天接见,阿美士德也不会磕头。于是,次日传见,他就借口阿美士德拉肚子;第三次传见,他又说阿美士德病倒了,不能接见。嘉庆帝说,一把手来不了,那就见二把手吧。和世泰又说,二把手也病了,没法觐见,要等一把手病好了一同觐见。
嘉庆皇帝一看,这叫什么事啊!和世泰你搞什么名堂?他很生气,传旨将阿美士德使团遣送回国,和世泰等人交部议处。虽说后来嘉庆帝收了使团的礼品,并回赠了一些礼品,还破例允许使团跟马戛尔尼当年离开的路线一样,沿大运河南下,从广州登船回国,但阿美士德此行的外交收获甚至还不如马戛尔尼。就因为磕头的问题,他连皇帝的面都没见着,更没机会谈条件了。
五、成败得失论英雄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使命都没有完成,没能改变广州的贸易局面,但也并非一无所得。两个使团在返程途中,都经由陆路南下,穿越中国腹地,广泛了解沿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情况。

西洋画中的乾隆朝官场
回国后,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纷纷撰写访华回忆录。这一方面推动了英国人研究中国的兴趣,推动了英国乃至欧洲地区汉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逐步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完全仰慕的情绪,“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趋于冷却。
阿美士德使团来华途中,深入渤海沿岸测绘水道,取得山东到辽东一线的沿海航道详图;回国途中,又测量镇江、瓜洲、金山一线的长江水道。他们搜集的这些情报,为英军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阿美士德在回国途中,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上见到了被流放至此的拿破仑。他对拿破仑说:“在中国,看似是一片太平盛世,实际上沿途的许多盛世景象都只是摆出的花架子。看似是东方的头号强国,实际上是积贫积弱之邦。”
拿破仑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说了两段很经典的话:
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不单中国,其他国家,诸如美国,都会在这个世纪中叶或下个世纪崛起,一味靠海上霸权争雄世界,最终再强的霸权也会没落。
会谈不欢而散,但拿破仑的预言却在百多年后应验。只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国,在这两场外交活动中,表面上趾高气扬,其实都是以失败告终,留下了无尽的遗憾。我把这些遗憾概括为三点:
第一,礼仪之争的失败。双方在礼仪问题上反复争执,马戛尔尼最后的行礼方式是“九次单腿下跪,伴随九次鞠躬向地”,守住了英国臣民觐见国王单腿下跪、深深鞠躬的底线,只在行礼次数上让了步,既没有损害国王的尊严,也没有降低使臣的身份。中方的记载虽然强调马戛尔尼确实磕头了,但乾隆帝并不满意。马戛尔尼的九次“单腿下跪,鞠躬向地”,毕竟跟“三跪九叩”的传统大礼不同。这让乾隆失去了向英国炫耀国威的机会,也成了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态度骤变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行礼方式,乾隆可以默许,嘉庆却不同意。嘉庆被和世泰再三蒙蔽,最后老羞成怒,对阿美士德使团拒绝接见,直接赶走。礼仪之争,其实争的是面子。面子的事,要么灵活处置,要么严守原则,瞻前顾后要不得。
第二,谈判机遇的丧失。这两个使团的到来,是英方以平等姿态,通过外交途径提出发展以贸易为主的双边关系,并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对此,清朝皇帝并没有拿出足够的耐心进行周旋,而是在礼仪之争失败之后,在不了解对方谈判底线的情况下,一股脑地全部拒绝,从而丧失了与英方平等对话解决贸易争端,并由此推动中国主动步入近代化进程的历史性机遇。其实,为了增加通商口岸,打开华北市场,英方甚至打算以放弃鸦片贸易作为交换,清朝君臣对此一无所知。中英贸易固有的体制冲突和结构性矛盾犹存。所以说,当机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只要有好处,一定要努力抓住。
第三,闭上看世界的双眼。使团带来的礼品,充分体现了工业革命时代英国的科技水平。尽管嘴上瞧不起,但清朝君臣心里还是很紧张。乾隆就曾感慨,“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最为强悍”。不过,尽管有危机感,但乾隆和嘉庆的第一反应不是给臣民创造了解世界、知己知彼的机会,而是严防死守,戒备西方的军事威胁。跟康熙相比,乾隆和嘉庆似乎都只是文科生,对理科一窍不通,而且不感兴趣,这就让他们在面对西方科学技术之时,只是视而不见。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发现马戛尔尼使团赠送的火炮和炮弹仍然放在那里,完好无损,从未用过。所以说,封闭保守必然落后挨打,开放包容才能自立自强。
这三点遗憾,是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和天朝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长期奉行闭关政策必然导致的结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留住这段英使觐见的历史记忆,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英使名片
(一)乔治#8226;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年)
出生地:爱尔兰
家庭出身:苏格兰贵族
职业:外交官
毕业院校:都柏林三一学院
进修院校:伦敦坦普尔大学,师从荷兰伯爵亨利#8226;福克斯
外交经历:
1764年,英国赴俄全权特使
1765年,英国议会议员
1769年,爱尔兰议会议员、爱尔兰事务大臣
1772年,辞去议员、大臣职务,受封骑士爵位
1775年,加勒比群岛总督
1776年,受封马戛尔尼男爵,进入爱尔兰贵族行列
1780年,印度马德拉斯总督
1786年,拒绝出任印度总督,返回英国
1792年,受封马戛尔尼伯爵
1792-1794年,英国赴中国全权特使
1795年,英国政府密使,出访撒丁王国,商议反法同盟事宜。再次受封马戛尔尼男爵,跻身英格兰贵族行列。
1796年,好望角总督
1798年,因健康状况辞职。
与中国的另类缘分:
2008年5月,乔治#8226;马戛尔尼的后裔简#8226;马戛尔尼(Jane Macartney),作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

(二)威廉#8226;皮特#8226;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57年)
出生地:英格兰索美塞得郡的巴斯
家庭出身:高级军官(父亲和叔父都是陆军将领,父亲任中将,叔父曾任弗吉尼亚和英属北美洲总督,阿美士德继承其叔父的勋爵爵位)
职业:外交官
毕业院校:牛津大学
内外经历:
1797年,继承阿美士德勋爵(世袭男爵)
1804-1813年、1815-1823年、1829-1835年,寝宫侍臣(其间1809-1811年任那不勒斯宫廷使节)
1815年,枢密院顾问官
1816年,英国驻华全权公使
1823-1828年,印度总督
1826年,晋升阿美士德伯爵
(三)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
出生地:英格兰索尔兹伯里
家庭出身:外交官,父亲为乔治#8226;伦纳德#8226;斯当东(1737-1801),马戛尔尼使团副使
职业:外交官
外交经历:
1792年,随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
179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代理处文书
180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代理处货物管理人
180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代理处中文翻译(其翻译的《大清律例》英文版在英国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著作)
18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特派委员会主席
1818年,英国议会下院议员(1826-1830年落选,1833-1837年两度落选)。
1852年,退休
和中国的缘分
香港中环的士丹顿街,以及香港仔的士丹顿湾,均是以小斯当东的名字(谐音)命名。
参考文献
[英]Sir G.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英]爱尼斯#8226;安德逊著,费振东译:《英使访华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法]阿兰#8226;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北京:生活#8226;读书#8226;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
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8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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