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文章,二字害人不浅。我想中国诗文的地位与西洋正相反。在中国,诗词之深入吾人的生活较普遍,而文章二字反足使普通人却走;在西洋,文章并不如中国之玄妙,而韵文之鉴赏反限于少数文人。这是以东西相比言之,若单论本国,自然也是作文比作诗普遍,能文比能诗者多。然而就诗而论,中国不但取士用诗,楹联巧对也用诗,射覆酒令也用诗,墨盒刻字也用诗,画家题画也用诗,才女择婿也用诗,毛厕题字也用诗—这些种种是西方所无,所以说诗之深入吾人生活比在西洋普遍。况且中国文人全集一翻,总是五七律绝占了一半,更非西洋文集所有的现象。诗之好坏且勿论,然一人在花前月下占了两韵佳句,登临旅次,偶尔吟成一绝,总是怡养性情,是好不是坏。
至于文,便不然。以中国与西洋相比,中国文章已成为文人阶级之专有品。若非操笔墨生涯者,必不敢过问,也不肯过问。故中国银行家不撰文,悬壶行医者不撰文,实业大家不撰文,甚至连政治家也不撰文。一说撰文,便是秘书文牍之事。盖一则银行、实业、政治各界一闻文章二字,则顾而却走,哪敢动笔;二则文章实在太难,宣言有宣言文,书面有书面文,启事有启事文,议论有议论文,其中有笔法,有体裁,有古董,有典故,有声韵,外人切切不敢问津。所以做一总督,也得靠一位郝先生饭碗才保得住,圣眷才见日隆。这都是因为中国文言之难,及文学观念之误。但此刻原因且不讲,但讲结果,结果是这样的:
(一)外国实业大家也要著书,如福特便是,中国实业家就未尝梦想过著书。虽然福特著作未必是亲笔,然而也不见得非一半由自己口述,书记笔录,再加修饰的。所以外国出版界,内容比我们丰富。
(二)政治家常有著作,如伯兴大将、劳易、乔治、顾立治、托洛斯基,都有洋洋巨著,将政治生活,记录下来,有叙事,有议论,对于一时政治,有重要的剖析。中国政治家便不见有同类著作了。(此中原因,除视文学为畏途外,一方是因为懒,又一方因为中国社会尚面子,尚虚伪,大家没有恕道,怕得罪人,也实在容易得罪人。)
(三)杂志文在西洋,不定是文人撰著,很多是各界人士本其人生经验或职业经验说话:救火队长叙述救火方法,航空署长叙述航空危险性,书店编辑叙述书店黑幕。在中国,如有杂志编辑请航空署长赐文,则其文必交由能文的秘书代作无疑,而秘书所作又必是八股无疑,如“航空者,今日救国之第一要策也”云云。
最后而最坏的结果,是使文学脱离人生,虚而不实。宣言等文既有专家代庖,专家必做得篇篇“得体”,既然“得体”,便是“应说尽说”,便非“心头所要说”,便是“你未说我先知你要说”,故无一句老实话,无一句读得。倘使有人于此昌言,文章不必得体,只须说老实话,务必使文学去浮言,重实质,而接近人生。幕僚师爷之饭碗也许要敲碎,但吾人可多读实话,少听放屁,举凡车行药贩经理皆敢为文,而一般文字范围得以放宽,内容可以丰富,这是一种好的现象。现行西洋名著,多非文人所作,或流浪者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或探险家Trader Hom或江湖豪杰Revolt in The Desert等所作,甚有文理不顺而文章魔力极大者。我是最恶文人包办文学的。须知文人对于书文以外,全是外行,故作文非抄书不行,况且书本范围以内,书读通的人也实寥如晨星。只许这班人为文,则文风尤趋于萎弱、模仿、浮泛、填塞。欲救此弊,非把文学范围放宽,而提倡本色美不可。
其实在纯文学立场看来,文学等到成为文人的专有品,都已不是好东西了。历朝文体,皆起于民间,一到文人手里,即失生气,失本色,而日趋迂腐萎靡。《国风》之诗,本非文人所作,所以甚好。好好的楚辞,也越久越不像样,而沦为赋。赋被文人弄坏,于是有乐府。以后诗词戏曲的兴灭隆替,都是如此。到了明末,像冯梦龙、袁中郎倒看得起一般民谣山歌,以为在文人所作诗文之上。就是最好的小说,如《水浒》之类,一半也是民间之创作,一半也是因为作者怀才不遇,愤而著者自遣,排弃一切古文章笔法,格调老套,隐名撰著,不当文学只当游戏而作的。
所以袁中郎、李卓吾、徐文长、金圣叹等皆提倡本色之美;其意若曰:若非出口成章便不是好诗,若非不加点窜,便不是好文。金圣叹谓诗者心头之一声而已;心头一声有文学价值(如“悠然见南山”,“举头见明月”,“衣沾不足惜”之类)念出便是天下第一妙文;心头一声本无文学价值,任汝如何润饰,皆无用也。
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近译《浮生六记》,尤感觉此点。沈复何尝有意为文?何尝顾到什么笔法被澜?只是依实情实事,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写下来,而结果其感人魔力,万非一般有意摹写者所能望其肩背。称之为化工,也未尝不可。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读书与读人读书与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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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杰
萧伯讷说:现代教育的失败,只是教人读书Reading books,可是最重要的,还是教人读人Reading men。这话极有意义。一天到晚在书本上弄来弄去,对于人生的体验完全忽视的时候,你在书本上得来的种种知识,会使你在实际的人生社会的路上落空的。现在多多少少的大学生,坐在课堂里,雄心地愉快地从明亮的玻璃窗望出去的人生社会,是一个多么光明的有望的世界。等你一出学校的门,踏进社会的门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你所接触的所经验的社会人生,同你往日所理想的完全是两样。往日理想的恋爱,理想的文化界,理想的政治,理想的一切,到现在都变成了黑暗卑鄙阴谋污浊的种种形状,伤了青年们的心,这种觉醒的悲哀,成了近代文艺的要素。佛劳贝尔的《波瓦利夫人》,莫泊桑的《一生》,就都是描写这种觉醒的悲哀的路径的。这都是只读书不读人的悲剧。《波瓦利夫人》在家里做姑娘的时候,一天到晚读浪漫的恋爱小说,把恋爱看作神圣,看作人生惟一的幸福,惟一的美丽的梦。因为她热情地对于恋爱的追求,所以迫不及待的嫁给一个俗不可耐的医生了。结婚以后,使她真实地认识了恋爱、人生与社会,她往日的美丽的梦,到这时候全醒了。她醒了以后的悲哀,是极其苦痛的。她流着泪地说:“恋爱的滋味,结婚的幸福,就是这样的吗?那我真是被那几本书骗了。”这几句话,是波瓦利夫人一生悲剧构成的原因。
做一个人,尤其是做一个文人,一方面要读书,同时更要读人。懂得书本不懂得人生的人,在社会上会处处碰壁,一筹莫展。那些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衮衮诸公,大半是不靠书本的。一个描写社会人生的作家,你如果只凭书本的知识,定要失败的。你不去深深地研究人生体验人生,永远不懂得人生是什么一回事。你描写出来的,多半是一个虚空的理想的世界。一个长躺在沙发椅上读书,靠着窗外的浮云落叶来引动自己的诗兴的文士们,能写出左拉、伦敦、高尔基他们那样的小说来吗?
其次,我想读书与读人,也可以解作比起读人的文章来,是较重读人的行径的。在今日的中国,做好一篇文章的人很多,做好一个人的人却不大多的。一些人在文章里,说什么意识说什么思想,说什么什么,文章做得极好极动人,读者看了,以为这位作者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其实,这只是文章上的煽动,他的行径完全是两样的。骂人颓废,自己更颓废;骂人浪漫,自己更浪漫;骂人赌钱,自己更赌钱;骂人不讲新生活,自己躺在床上抽大烟。然而,他们在文章里,确实是说得有条有理,娓娓动人。不久,他们便做了先知,做了易卜生所说的“社会的栋梁”了,青年们也就永远地受了骗。
我想,做好一篇文章容易,做好一个人是难的。比起做文来,还是做人要紧。一个伟大的人格对于人类的感化,我觉得要在一篇文章之下。有许多一生不写一个字的人,他的精神能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那完全是靠他的人格。如孔子、基督一类的人,并不是以文章传世的事,是谁也知道的吧。
人有品,文章也是有品的。我始终相信,人品与文品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无品的人,可以做出有品的文章来,我觉得总是一件难能的事。法国波封Buffon所说的“文体是人”Le style c''est l''homme,亨特教授W. Hunt所说的“人是文体”The man is the style,也都是说明人品与文品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再如法国美学者果地哀Paul Gaultier所说的“艺术的作品,依了那样式来教示我们的,第一是作者的人格”这句话,更是明显了。
在今日的中国,一些人都重视文章,把做人这件事体忽略了,这个是危险的。言论与行动,完全成了两件事,这如何可以呢?言论与行动一致的人,才是真实的人,才是可敬的人。他就不会写文章不会作诗,这不也是毫无关系的事吗?
周作人先生在《志摩纪念》里,有一段话说得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