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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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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国际运输路线相继被封锁，汽油进口锐减，液体燃料出现严重不足的局面，直接影响到抗战大局及大后方的社会经济建设。国民政府为保障国防军需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液体燃料的需求，实行了"酒精代汽油"办法，促使以生产动力酒精为主的大后方酒精工业借机而迅速崛起。这一时期酒精的生产原料仅有少数取自杂粮，而更多的是使用糖类产品，包括液体的糖蜜（漏水），固体的红糖、桔糖，因此，战时酒精工业的崛起、液体燃料的保障，多有赖于四川糖业的厚实基础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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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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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绪论1
**章抗曰战争前中国糖业发展及统制实践30
**节抗日战争前中国糖业的发展状况31
第二节抗日战争前中国糖业统制的实践43
第二章保证供需: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酒精糖料统制57
**节酒精糖料问题59
第二节“平价”、“统购”一以国营酒精厂方的努力为主67
第三节“评价”、“配购”一以川康区食糖专卖局的努力为主83
小结100
第三章调控价格:“蔗糖评价制度”的实施104
**节抗日战争时期“蔗糖纠纷”的产生104
第二节蔗糖评价制度的实施110
第三节蔗糖纠纷调处中的“官民互动”——以1945年、1946年内江蔗糖评价纠纷及调处为例120
第四节价格调控对蔗糖业发展的影响129
小结132
第四章“全面干预“川康区食糖专卖政策”的推行134
**节专卖机构的设立及专卖政策的内容134
第二节对糖品市场的干预140
第三节食糖专卖所产生的影响148
小结161
第五章经济统制与行业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蔗糖经济发展164
**节手工制糖技术的革新164
第二节机器制糖业的发展177
第三节政府对业糖者的金融扶植185
小结202
余论:“脖论型增长”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糖业的发展及困境206
参考文献213
附录抗曰战争时期食齡卖暂行条例224
后记229
表目录
表1-11899—1908年10年间镇江港输入外糖数量37
表3-1每万公斤甘蔗制成糖清成本105
表3-2*近12年内江麟市价105
表3-31945年每万公斤甘蔗生产成本调查115
表4-1川康区食齡卖局各分支机关辖区一览表135
表5-1旧法土辊与小型榨机的比较171
表5-2优良蔗种在各年的推广成果173
表5-31942年内江县各乡镇优良蔗种种植面积174
表5-4华农糖厂主要机器设备178
表5-5华农糖厂的制造设备178
表5-6制糖厂调查表180
表5-7内江县糖类运销加工厂家调查表1946—1949181
表5-8资中球溪河镇1937年预糖情形187
表5-9四川省甘蔗试验獅资中、内江两部分地区1937年负债农户调查190
表5-10内江银钱业一览表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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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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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研究旨趣及问题意识
历史是什么?历史的价值在哪里?这些问题萦绕在每一位史学工作者的脑海中，让每一个踏入历史研究殿堂的人都必须设法去面对它们，以便求得心灵的平静。过往的圣贤，时下的史学名角、花旦，皆对其有颇多论述，故不一一赘述，只是强调一下历史研究在过去、现在及未来中的沟通作用。正如莱布尼茨常说的:后退才能跳得高。赫拉克利特为物理世界写下的格言: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历史就是力图把所有这些凌乱的东西、把过去的杂乱无章的细枝末节熔在一起，综合起来浇铸成新的样态。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曾把历史学家称为回顾的预言家。“除了对过去的一种预言以外，也是对过去的隐蔽的生活的揭示。历史学家不可能预告未来的事件，他只能解释过去。但是人类生活乃是一个有机体，在它们之中所有的成分都是相互包含、相互解释的。因此对过去的新的理解，同时也就给予我们对未来的新的展望，而这种展望反过来成了推动理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动力。”
糖品是人们生活中的日常消费品，糖业在手工行业、国民经济、饮食革命、中外交流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近代四川沱江流域蔗糖经济繁荣的局面虽已逝去，但人们依旧陶醉于其昔日的繁荣景象中，“甜城”两个字是内江人民心头永远抹不去的追忆。从萌芽到极度繁荣再到销声匿迹，四川沱江流域蔗糖经济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一道优美的弧线，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历史智慧和经验启示。沱江流域蔗糖经济悖论型增长模式，因时而成，凸显了近代社会转型中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困境。弄清楚沱江流域蔗糖经济发展的内涵、制约其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等问题，对时下区域优势经济体的打造不无借鉴意义。
清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一些地区出现了棉、桑、蔗、烟、茶、果等专业种植区，逐步形成了初级的区域间生产分工。在这个过程中，沱江流域以其在蔗糖经济方面的特色成为川省著名的蔗糖经济区。该地区的植蔗面积达到全省的76%，“四川产糖区域分布，*主要者，均在交通运输便利沿江沿河各地，其中以沱江流域为主。本省蔗糖事业，集中于此，其种植面积占全省76%，其制糖方面，如工具及技术分工之精细，皆为他区所不及。在此区域中，内江及资中，富顺，简阳一部产白糖，资阳、金堂及简阳一部产红糖，前者可称之为白糖区，后者可称为红糖区”。在沱江流域，农家保有较高的植蔗率，根据四川省甘蔗实验调查，沱江流域户均植蔗面积达到47.87%，其中简阳、内江更是分别高达60.20%、57.50%。。在蔗糖产量方面，全川主要产糖县份有46个，而“沱江流域之内江、资中、简阳、金堂以及富顺一带，产量约为全川产量之70%，乃四川糖业中心”。在糖品贸易方面，沱江流域由于川南地区密集的河流分布而构成了水路运输交通网，从而推动沱江流域糖品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糖品销售的区域内市场。
另外，沱江流域的内江县，是该地区的糖品集散中心、糖业金融中心、川康食糖专卖行政中心食糖专卖局专属设在内江、糖业技术中心四川省甘蔗试验场设在内江西圣水寺内。相对于长江上游地区这个巨区来说，沱江流域是一个相对较小的中区，其在植蔗习惯、手工制糖技术、糖品贸易等方面的特色，使其成为透视川糖经济乃至近世中国糖业经济的独特视角。
综上所述，本书的问题意识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在手工行业史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事业的全面繁荣，近代农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步受到学界的重视，关注的问题及研究的取向都有较大变化，即由分析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等宏观问题而发展到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研究，由对资本帝国主义压榨、摧残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政治取向一面，转而表现出强烈的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新领域不断拓展，新观点也不断涌现，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近代以来，手工制糖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制糖业成为重要的手工行业之一。但近代以来制糖业的行业整体发展状况、手工制糖技术水平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滞后于其他手工行业史的研究。就目前的手工业史研究状况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行业多有大量研究专著、宏文问世，而手工制糖业则未受到较多关注，不能不为之遗憾。
同时，学界在认识传统手工业与近代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时，存有较大分歧，有发展、不发展、中间经济等观点。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88—101页;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实际上，发展与不发展是可以共存的，是一个悖论，近代手工制糖业的发展状况很好地凸显了这一悖论。我们应把区域研究同行业研究结合起来，对近代四川沱江流域蔗糖经济进行分析，弄清其独特的行业特点及地域差异，从而丰富手工业行业史的研究。
2在区域社会史研究方面。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的角度，对某个问题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其地位，全面评价其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小到一村一县的研究或更大的区域如一省一流域的研究。
施坚雅认为近代中国大概可以分为9个主要的、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其中每个区域四周都有一圈圈的同心圆周，人口密度随距离而递减。每个人口密度的“核心”均被九大自然地理区中的一个团体围住，而构成地区界限的分界线一般都穿过人口较稀疏的区域。19世纪末已形成了若干以一个大都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华北为北京、西北为西安、长江上游为重庆、长江中游为武汉、长江下游为上海、东南沿海为福州、岭南为广州等。
王笛根据施坚雅的区域地理系统论，把长江上游地区进一步细化。长江上游地区的自然地理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以长江为主干，各支流自北而南注入，形成了一个以航运为中心的交通联系网络，这些江河往往成为大多数经济区的自然界限。所以，长江上游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巨区，又可分为若干较小的、有若干层次的经济区。在清代长江上游，存在着围绕8个城市运转的经济和商业贸易区域，即以重庆为中心的上川东区，以顺庆府城南充为中心的川北区，以嘉定府城乐山为中心的上川南区，以叙州府城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区，以泸州为中心的下川南区，以万县为中心的川东区，以广元为中心的川西北区。上游中小城镇稠密，主要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各地市场相联系的大宗商品就有一定的地域性，出现了一批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和口岸，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显露了地域的区别，从而形成了经济区。这种区域经济的划分往往以地域的自然界限为基础，以大宗商品作物和工商经济的分布为依据。
沱江流域包括7个县，分别是上河地区的金堂、简阳、资阳，下河地区的资中、内江、富顺、泸县。沱江河及成渝公路是其交通大动脉，蔗糖经济的形成及发展使其成为近代四川著名的蔗糖经济区。把行业研究与区域研究结合起来，有助于区域经济研究的细化和深化。
3在社会群体研究研究方面。从中国步入近代开始，其就经历着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社会群体会不断地发生裂变，旧的社会群体淡出历史舞台，新的社会群体崭露头角。新群体的产生，尤其是工商业者群体的产生，不仅反映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变动，也体现了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蜕变。
*早关注中国近代社会群体及其关系并对此进行初步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国外学者，如20世纪50年代初，何炳棣、张仲礼对绅士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小岛淑男、白吉尔、费正清、芮玛丽等对商绅阶层的考察。但他们的研究还不足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特征及其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相形之下，国内学者对社会群体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以社会群体为主题的研究，其兴起具有深远的学术背景。可以说，社会群体的研究是对原有单一‘阶级研究’的突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资产阶级研究之中，章开沅等学者率先提出以‘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社会团体’的视角来代替单纯的阶级研究，可以避免将历史研究程式化和简单化，更易于发现历史的丰富内涵。章开沅等学者还大力提倡加强对近代官、绅、商、学等各式社会群体的研究，并有《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这样的力作问世，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起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层社会群体方面，如徐鼎新、马敏、虞和平、李达嘉、冯筱才等学者对商人群体的研究，李喜所、王奇生等对留学生群体、县长群体的研究。此后，随着“眼光下移”的研究趋向，使社会群体的研究更趋于扩散，下层社会群体的研究被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近几年，处于中间阶层的自由职业群体逐渐被纳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通过对各个社会群体的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全貌、近代中国各个阶层民众的生活实况得以重新构建，也充分体现了社会群体研究在整个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作用。”
如上所述，上中下各个有一定特征的社会群体皆被纳入到学者的视野当中，但对行业中出现的新经济群体的研究还不是太充足。例如，蔗糖经济中的蔗农群体、制糖者群体、糖商群体、经纪人群体，他们既是沱江流域糖业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体现。通过对这些新经济群体的分析、诠释，不仅可以借此观察沱江流域蔗糖经济发展对区域社会的影响，而且也可以丰富社会群体研究。例如，糖商群体来自不同的地方，为了分享糖类产品的销售利润，他们积极地参与糖品的运销活动。他们不仅仅是单纯的参与者，而且也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帮派，组织自己的同业公会，并推动城市的发展及地方金融市场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合作和抗争，但他们是如何合作的?如何抗争的?尤其是在蔗糖产销政策由预卖预买到甘蔗评价，由自由买卖到食糖专卖的转变过程中，他们有何作为?同时，这一行业社会群体与职业社会群体有什么相似和相异之处?这些都有待于细细地推敲。四川省是一个炮哥文化盛行、江湖习气浓重且较为封闭的内陆地区，对这一群体的分析，可以从区域行业史的角度丰富社会群体研究。
4在农村经济史研究方面。就目前的学术成果来看，华北、华南两地是近代乡村问题研究较为成熟的区域。这两个地区的研究成果多以棉农、茶农、蚕农为中心展开讨论，它们为我们透视其他地区或其他新型小农，如烟农、蔗农提供了经典的分析模式。
比如，对农家经营模式的探讨。近代中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自然经济开始逐步解体，农户家庭中的“耕”与“织”两部分发生了分化和组合。近年来，学界对农家经营模式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观点认为，近代以来，随着资本列强的入侵，农村自然经济和城乡手工业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造成了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从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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