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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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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公共行政思想发端于民国时期。其时，一大批政治家、学者、企业家不约而同地从自身的角度，结合当时的民国国情，阐述了公共行政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原本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西方知识体系现在已经俨然成为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文化霸权，重构着我们对于自我的认识。本书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行政学实践者与学者的思想进行梳理，扫去陈年旧刊的灰尘，发现民国时期中国公共行政思想，寻找公共行政思想的中国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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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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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峰，男，生于1965年1月，上海市人。2003-2009在马克斯维尔公共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Stuart Bretschneider教授，2009年底回清华大学执教。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思想史、公共组织与治理、社会冲突管理、社会风险治理、社会保障与发展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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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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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总统孙文宣言书【孙中山】
2.共和国之行政权【吴贯因】
3.宪法之三大精神【梁启超】
4.论政府之性质【孟 飏】
5.行政与政治【东 荪】
6.共和政治论【鲠 生】
7.东西政治思想之变迁【严鹤龄】
8.实行民治的基础【陈独秀】
9.市政与二十世纪之国家【林云陔】
10.舆论与煽动【朱执信】
11.代议政治改善论【昔 尘】
12.法律与民意及政治【陈启修】
13.行政合议制【王世杰】
14.中国家族制度与政治腐败之关系【孟 武】
15.中国预算之缺点【马寅初】
16.舆论与社会【刘国桢】
17.政治学【钱端升】
18.财政上的防腐方法【杨端六】
19.党治与用人【钱端升】
20.近代的财政学说【麦健曾】
21.官僚制度及其摧毁【陶希圣】
22.我们要财政管理权——什么是预算制？【罗隆基】
23.中国革命必须怎样才可能【张崧年】
24.科学管理之作用与目的【王云五】
25.行政法总论序说**章行政之观念【赵 琛】
26.行政人员应有的精
——对河南地方行政人员**届毕业学员训词【刘 峙】
27.论吾国预算制度之特质【杨汝梅】
28.推行地方自治是建设国
——中央招待内政会议代表欢迎词【胡汉民】
29.预算与民治【邱昌渭】
30.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蔡元培】
31.法治主义与行政【范 扬】
32.行政裁判制度之研究与建议【章渊若】
33.行政元首之责任问题【汪馥炎】
34.政府与舆论【廷 黻】
35.中国需要行政部独裁的宪法【萨孟武】
36.中国预算制度改造与历年财政收支之关系【杨汝梅】
37.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梁漱溟】
38.关于行政效率研究会之我见【江康黎】
39.行政管理之科学化【徐恩曾】
40.行政效率研究会设立之旨趣
41.行政组织集权化和行政效率问题【陈掖神】
42.康元厂科学管理实况
43.科学管理的几个重要问题【曹云祥】
44.论行政效率【张忠绂】
45.实行科学管理之步骤与必具之条件【翟克恭】
46.五权宪法下财政制度的改革【卫挺生】
47.研究人事行政之目的范围及方法【薛伯康】
48.用科学方法研究行政效率【史维新】
49.怎样提高行政效率【崔宗埙】
50.政府与提倡道德【傅孟真】
51.制宪与财政监督【崔敬伯】
52.中国教育行政之改造【杜佐周】
53.中国中央行政制度论【苏无逸】
54.行政效率与考铨制度【林炳康】
55.行政组织之比较研究【庄心在】
56.科学的管理【何清儒】
57.如何铲除政治贪污【张纯明】
58.社会行政的再检讨【张定夫】
59.五权宪法下考铨制度之研究及今后应取之方针【沈兼士】
60.预算之作用及我国编制预算机关之商榷【楼桐孙】
61.政府权力与行政效率【邹文海】
62.政制改革与行政效率【陈之迈】
63.政治理论与行政效率【张忠绂】
64.中国行政学者的使命【甘乃光】
65.《行政研究》刊行的意义【翁文灏】
66.从中国历史上观察财政问题与盛衰之关系【吴少白】
67.改良我国财政制度之商榷【李超英】
68.行政改革的困难【李朴生】
69.行政效率之测量标准与方法【张金鉴】
70.行政与政制【江康黎】
71.市行政与行政效率【万赓年】
72.吾国地方财务行政之检讨【何 廉】
73.由行政效率想到绍兴师爷【林 雅】
74.中国地方行政制度【汪馥炎】
75.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制度之沿革及其当前问题之商榷【赵连福】
76.中央行政组织的调整问题【张纯明】
77.行政组织与行政效能【张金鉴】
78.行政效率的狭义与广义【王世宪】
目录（按照主
1.****大总统孙文宣言书【孙中山】
2.共和国之行政权【吴贯因】
3.共和政治论【鲠 生】
4.东西政治思想之变迁【严鹤龄】
5.实行民治的基础【陈独秀】
6.代议政治改善论【昔 尘】
7.法律与民意及政治【陈启修】
8.政治学【钱端升】
9.中国革命必须怎样才可能【张崧年】
10.推行地方自治是建设国
——中央招待内政会议代表欢迎词【胡汉民】
11.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蔡元培】
12.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梁漱溟】
13.中国民主制度的特质【萨师炯】
14.国民党与宪政运动【张友渔】
15.中国政治传统与经济
——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问题之二【陈振汉】
16.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傅斯年】
17.民主政治与集权行政【章元凤】
18.论政府之性质【孟 飏】
19.论信任政府【艾思奇】
20.改进战时地方行政机构之管见【张映南】
21.为什么要建立联合政府？【陈其瑗】
22.解决时局与改组政府【施复亮】
23.论改组政府问题【胡 绳】
24.政府改组后之“施政方针”【马叙伦】
三 法治
25.宪法之三大精神【梁启超】
26.行政法总论序说**章行政之观念【赵 琛】
27.法治主义与行政【范 扬】
28.行政裁判制度之研究与建议【章渊若】
29.中国需要行政部独裁的宪法【萨孟武】
30.论我国行政与立法的关系【陈之迈】
31.财政公开与法治【吴铁城】
32.行政法之基本观念【吴祥麟】
33.中国行政法学之改造【林纪东】
四
34.行政与政治【东 荪】
35.市政与二十世纪之国家【林云陔】
36.行政合议制【王世杰】
37.中国中央行政制度论【苏无逸】
38.行政组织之比较研究【庄心在】
39.行政改革的困难【李朴生】
40.行政与政制【江康黎】
41.中国地方行政制度【汪馥炎】
42.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制度之沿革及其当前问题之商榷【赵连福】
43.中央行政组织的调整问题【张纯明】
44.改革行政！改革行政！【罗隆基】
45.地方行政之执行【楼正华】
46.行政三联制大纲【蒋介石】
47.中国行政制度【孔祥熙】
48.我国基层地方行政的检讨【郭冠杰】
49.行政责任论【伍薏农】
五
50.官僚制度及其摧毁【陶希圣】
51.由行政效率想到绍兴师爷【林 雅】
52.谈君主政治下的官僚【蒲 韧】
53.官僚政治与对敌心理【林汉达】
54.专家政治与官僚政治【郑振铎】
55.从官僚之政治转向到官能之政治【陈安仁】
56.中国官僚政治的诸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历史的经济的解释）之三【王亚南】
57.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历史的经济的解释）之四【王亚南】
58.官僚制度与民主政治【夏书章】
六
59.关于行政效率研究会之我见【江康黎】
60.行政效率研究会设立之旨趣
61.用科学方法研究行政效率【史维新】
62.中国行政学者的使命【甘乃光】
63.《行政研究》刊行的意义【翁文灏】
64.如何研究中国行政【薛伯康】
65.我国行政研究之过去与将来【吕学海】
66.行政学的研究方法【崔宗埙】
67.行政研究计画【龚祥瑞】
七
68.科学管理之作用与目的【王云五】
69.康元厂科学管理实况
70.科学管理的几个重要问题【曹云祥】
71.实行科学管理之步骤与必具之条件【翟克恭】
72.科学的管理【何清儒】
73.科学管理与行政效率【罗镇欧】
74.科学管理【穆藕初】
75.科学管理与服务道德【胡庶华】
76.科学管理的过去和现在【孟广照】
77.什么是管理？什么才是科
——三十七年十二月一九两日在上海广播电台演讲稿【荣尔仁】
78.行政管理之科学化【徐恩曾】
79.行政管理与科学【张金鉴】
80.今后行政管理之商讨【胡家凤】
81.行政管理之探讨【邸维周】
八
82.行政组织集权化和行政效率问题【陈掖神】
83.论行政效率【张忠绂】
84.怎样提高行政效率【崔宗埙】
85.行政效率与考铨制度【林炳康】
86.政府权力与行政效率【邹文海】
87.政制改革与行政效率【陈之迈】
88.政治理论与行政效率【张忠绂】
89.行政效率之测量标准与方法【张金鉴】
90.市行政与行政效率【万赓年】
91.行政组织与行政效能【张金鉴】
92.行政效率的狭义与广义【王世宪】
93.行政效率的文化基础【吕学海】
94.论行政效率【吴胜己】
95.行政官吏与行政效率【臧启芳】
96.什么是行政效率【周世逑】
九 财
97.中国预算之缺点【马寅初】
98.近代的财政学说【麦健曾】
99.我们要财政管理权——什么是预算制？【罗隆基】
100.论吾国预算制度之特质【杨汝梅】
101.预算与民治【邱昌渭】
102.中国预算制度改造与历年财政收支之关系【杨汝梅】
103.五权宪法下财政制度的改革【卫挺生】
104.预算之作用及我国编制预算机关之商榷【楼桐孙】
105.从中国历史上观察财政问题与盛衰之关系【吴少白】
106.改良我国财政制度之商榷【李超英】
107.吾国地方财务行政之检讨【何 廉】
108.十年来中国之财政政策【俞鸿钧】
109.宪政与预算【连震东】
110.论财政的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黄宪章】
111.论地方财政之改善【马大英】
112.论财政政策【周伯棣】
113.论专制主义财政【姜庆湘】
十 公务
114.研究人事行政之目的范围及方法【薛伯康】
115.五权宪法下考铨制度之研究及今后应取之方针【沈兼士】
116.提高行政效率声中之用人问题【祝世康】
117.中国考铨制度之创始时期【伍非百】
118.改善公务员俸给制度刍议【左仍彦】
119.公务员职位分级问题的检讨【张金鉴】
120.中国行政新论之三——论人事【姜书阁】
121.公务员与法律【周 匡】
122.建立人事制度的基本工作——职位分类【黄景柏】
123.中国人事制度的特点【甘乃光】
124.人事问题的商榷——贡献于社运会各省市各单位负责人【丁默邨】
125.论人事行政的源流及其建立【楚崧秋】
126.论公务员的政治权【利择仁】
127.“官僚”与“公仆”【更 生】
128.民主国家的公务员应有的认识【李宗义】
129.公仆篇【刘 诚】
十一 其他
130.中国教育行政之改造【杜佐周】
131.社会行政的再检讨【张定夫】
132.警察行政之真义【李士珍】
133.人口统计与户藉行政的革新【陈长蘅】
134.社会行政铨释【张鸿钧】
135.我国社会行政的主要问题【陈 达】
136.我国卫生行政的回顾与前瞻【金宝善】
十二
137.党治与用人【钱端升】
138.行政元首之责任问题【汪馥炎】
139.领袖制度与行政集约【张汇文】
140.论治事用人之道【张治中】
141.怎样领导【萧孝嵘】
142.领袖心理之科学分析——一种选择行政人员新工具的介绍【朱道俊】
143.警察行政领袖【余秀豪】
144.潜能与领导【龚祥瑞】
十三 道
145.中国家族制度与政治腐败之关系【孟 武】
146.财政上的防腐方法【杨端六】
147.行政人员应有的精
——对河南地方行政人员**届毕业学员训词【刘 峙】
148.政府与提倡道德【傅孟真】
149.如何铲除政治贪污【张纯明】
150.公仆与公德【高廷梓】
151.现代公务员应有的信念与修养【李宗义】
152.“民主”是根除“官僚主义”的特效药【张西曼】
153.原贪污——贪污是官僚政治下的必然产物【金兆梓】
154.如何根治贪污【吕思勉】
155.什么是贪污？【杨西孟】
十四 舆
156.舆论与煽动【朱执信】
157.舆论与社会【刘国桢】
158.政府与舆论【廷 黻】
159.制宪与财政监督【崔敬伯】
160.舆论与行政监督【李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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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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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应用学科更应学以致用
——“民国”时期的一大教训
夏书章
“学以致用”是大家熟知和认可的一句老话。“四书”之一的《中庸》里说得又详细些：“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本来以学、问、思、辨、行五个字就可以概括了，但《中庸》却特别加重语气，以示须认真对待；其总的过程是从学到行，同“学以致用”的原则完全一致。同时，这两种说法所说的学是泛指，并不是对某种或某类学科而言。既然如此，我们试做简单推理，应用学科岂非更应学以致用，更应笃行之？
上述这些，不是一时凭空随想，而是在面对《****公共行政思想（1912～1949）》一书的编著者在该书即将付梓而索序于我之际想到的。以下所言很有点触景生情的味道，因为我算是那个时期的经历者或者叫“过来人”，有义务直抒所感，说明真相。至于能否说得中肯，是否切合历史实际，那就难以自我估量，权当姑妄言之吧。
编著者在来函中提到：“民国时期我们国家的公共行政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全书的14个专题和170篇文章来看，古今中外，面面俱到，分门别类，应有尽有。仅就“思想”的角度和数量方面而言，已有很大的发展，并未夸张。当时的刊物多、文章多、作者多，显得相当“热闹”。但在总体上和整个时期内，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理论几乎完全脱离实际，或换句话说是未能学以致用。应用学科学而不用与不学何异？具体表现为：“思想”只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课堂上，没有也无法落到实处。“思想”虽有“发展”，行动依然故我，甚至变本加厉。应当认为，这是“民国”时期的一大教训。为什么这样说？根据回忆对比，试作简要分析。
**，所述“民国”时期为1912～1949年，可分几个阶段。如1912～1927，“民国”有名无实。孙中山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虽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北方旧势力很大，必须北伐。这个时期大局未定，还顾不上重视学术研究，包括公共行政思想。
第二，1927～1937年，北伐胜利，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但在1927年彻底背叛孙中山遗训，企图消灭共产党，进行十年内战。一心大搞独裁政治，连资产阶级民主都怕，后来甚至一度不许社会科学研究者出国，以免带来“麻烦”，更不会采纳涉及政府工作的不同思想。
第三，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经过1936年的“西安事变”，共产党全民抗战的主张得以实现。但国民党政府又以“战时”为借口，拒绝任何行政改革。还在内部继续搞些反共动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文章、言论常多疑神疑鬼，更不用说听信了。
第四，1945～1949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忙于争夺胜利果实，又掀起新的内战。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致有国立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的奇闻。“中央”政府也因解放军已过长江而南迁，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北京成立。在这几年中，除了败退还顾得上什么呢？
第五，在大体相同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可以把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情况作一对比。例如延安重视行政工作，革命院校中已有行政学院。民主人士参观访问时，对政风民气有深刻印象。这些都是经中外媒体作了历史记录，有案可查的。与中国现状更没法比了。
第六，当时的官方也有不少装点门面之举，其实言行不一。说归说，做归做，自己“心中有数”。对于别人的议论，更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在行政效率问题上表现得*为突出。说得非常热闹，做得冷冷清清，一般还是老样子。原因“复杂”，各有“苦衷”。
第七，专家学者对自己的专业研究是下了功夫的。虽据理力争，但手中无权，高见也成为“书生之见”。有关方面不理不睬，你奈他何!好像是在1945年，中国行政学会与中国行政学学会几乎同时成立，妙在前者为官员组织，后者为学者组织，理论与实际分离，格格不入。
第八，有些由大官署名的文字，显然是别人代笔的官样文章。问题在于许多明智的言论大官们是听不进去的，什么宪法精神、民治基础、科学管理、贪污腐败、改革行政、联合政府、改组政府、行政监督、民主政治、新民主主义等等，都会刺耳。能让发表已算“开明”了。
关于当时的公共行政思想理论与实践不挂钩是必然的。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引进较早，有关情况已略如上述。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学苏联的插曲也过去了。真正健康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号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这门学科的研究日趋广深，包括本书编著者已出版的《中国公共管理经典（1978～2012）》和这本即将问世的《****公共行政思想（1912～1949）》，都对研究这门学科（行政学、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和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作出了贡献。民国时期理论脱离实际不可避免，可以作为一种教训来看。但在学术研究尤其是应用学科的研究方面，各种资料，多多益善，既不因人废言，也不见新忘旧。经验教训同样重视，我们创新的思路才能更广阔和更扎实。因此，我在这里*后要说的是：衷心希望读者不要因前面说了许多“泄气”的话而发生任何错觉或误会。毋庸置疑的是：本书肯定对温故知新大有裨益。
序二 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与演变之观察
张梦中
非常荣幸受邀为曹峰博士主编的《****公共行政思想（1912～1949）》作序。借此平台，笔者简要阐述三方面的内容：（1）早期的公共行政思想发展与演变；（2）民国时期公共行政思想发展与演变之观察；（3）国民党的失败原因并简论政治与行政二分法。
早期的公共行政思想发展与演变
我们知道，对于公共行政有很多种定义或者理解。其中之一认为公共行政是一种实践。如此，可以认为公共行政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诞生与演变，尤其是有了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泱泱华夏文明五千年可谓是公共行政的一种大致历史尺度。另一种对公共行政的理解，或者说学者们更为关注的是公共行政思想亦或理论的发轫与演变。在中国，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历代的政治制度、行政体制以及相应的行政思想脉络。早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朝代是隋朝（公元581年3月4日～619年5月23日）。在政治与行政体制方面， 隋朝确立了影响后世深远的三省六部制，以便巩固中央集权制度；隋朝制定出较为完整的科举制度，以选拔优秀人才，弱化世袭垄断仕官的角色；另外还建立政事堂议事制度、监察制度、考绩制度等等。这些举措都强化了政府的机制与管理能力，深刻影响到之后唐朝与后世的政治与行政制度。
印度思想者考底利耶（Kautilya，公元前350年～公元前283年）的著作《政事论》（The Arthashastra）阐述了国家管理、经济政策、军事战略等。该书论述了如何有效率和有效益地管理经济，探讨经济中的伦理与道德以及国王的职责与义务；该书亦涉及整个王国的法律与官僚体系；该书还涉猎冶金、采矿、金属、农业、畜牧、医药、野生动物的使用、饥荒中的福利分配，以及凝聚整个社会的集体伦理道德等。有趣的是，考底利耶本人是塔克希拉Takshashila书院的教师，并成为孔雀王朝（古印度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约前185年）的丞相。
在西方，公共行政思想也源远流长。美国著名行政学学者费雷尔·海迪（Ferrel Heady）就认为早期的公共行政思想见诸统治者的顾问或帝师的著述。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法律篇》是柏拉图*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西方法学史上的一部经典。《法律篇》的核心是依法治国。怎样依法治国，柏拉图以陌生的雅典人的身份与克里特人和斯巴达人进行了讨论，并就法律的起源、立法的目的、法律的作用、法律的本质和地位、为什么要依法治国以及依法治国的具体规定等法理问题谈了系统的看法。在《法律篇》中，柏拉图用了10页的篇幅阐述城市国家中任职官员的任命、培训、任务和能力。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是柏拉图的学生， 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 “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的命题，阐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法治等方面的理论。
当我们讨论西方的政治制度、行政体制以及行政思想渊源，不能不提到对人们影响深远的《圣经》。《圣经》是基督教的正式经典，又称《新旧约全书》。《圣经》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宗教经典。犹太教的圣经是《塔纳赫》（被基督宗教称为《旧约》）。基督宗教的圣经是《旧约》与《新约》。整本《圣经》共由近四十位作者在不同的时代与地点写成。《旧约》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4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新约》*后集结成册是在公元397年。《圣经》全书或《圣经》某部分已经被不同《圣经》学者或团体翻译为2530种语言，翻译和流传的版本跨越上千年，不同的中文版本也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陆续出现。既然《圣经》的影响如此之深远， 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圣经》是被奉为教义和神学的根本依据，内容主要包括历史、传奇、律法、诗歌、论述、书函等。将这些书定为正典圣书者认为各书具有神的启示和旨意。《圣经》部分内容有：（1）记载人类和天地万物的起源，（2）证明上帝的存在与属性，（3）说明神灵与人类的关系，（4）规定世人的思想和言行准则，（5）忠告世人得智慧、福气和永生的秘诀，（6）揭示罪的起源和善恶之争的内幕，（7）预言历史的发展和天地的变化，（8）指明世界的结局与人类的归宿。
文艺复兴时期的公共行政思想代表人物马基亚维利（Machiavelli，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是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他所著的《君主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另一著作《论李维》则提及了共和主义理论。在《君主论》中，马基亚维利阐述了一个君主（统治者）应该采用怎样的统治手段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权。他主要关注的是新君主的部分，因为世袭而来的君主由于人民已经习惯了旧政权，统治困难比新君主来的少，世袭君主要做的只是小心维持其既有的制度。但新君主为了维持其夺取的政权，建构一套新而恒久的权力架构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了稳定政权，君主在公众前必须保持完美的名声，但在私底下则必须采取许多本质邪恶的政治手段。许多读者以为《君主论》一书的中心思想是“为达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然而，这只是对马基亚维利的片面误读，因为马基亚维利也指出了采取邪恶手段的一些限制。首先， 他指出只有维持稳定和繁荣才是国家可以追求的正当目标，个人为了其利益而不择手段则不是正当的目标，而且也不能正当化邪恶的手段。再者，马基亚维利没有完全否定道德的存在，也并非鼓吹完全的自私或堕落。马基亚维利澄清了他的定义，以及采取残忍手段的前提 （必须要快速、有效而且短期）。一个聪明的君主会妥善地平衡善良与邪恶。马基亚维利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结束意大利的分立状态。
近代的公共行政思想。石泰因 （Lorenz von Stein, 1815～1890）是德国学者，其学术领域涉猎甚广，包括共产主义、法国社会运动史、国家学说、法律等等领域的研究。据学术同仁毛桂荣的研究，石泰因于1865年开始出版《行政学》（8卷本）， 1870年出版《行政学和行政法纲要》， 1887～1888年出版了《行政学纲要》（第3版）（3卷本）。他在此期间发表的作品被视为早期行政研究的重要代表。在19世纪的中后期，在日本的大学流行德国的行政学，特别是以石泰因为代表的行政学。
近现代中国何时开始引入并使用“行政学”这一概念呢？据毛桂荣教授的考证， 康有为或许是**个使用“行政学”概念的中国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上呈光绪皇帝《日本变政考》的同时，上呈《日本书目志》（其中包括27部行政学相关书籍）。梁启超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1897年11月15日）一文中，劝说“我国公卿读行政学之书”。
美国公共行政学的诞生。1887年， 美国学者伍德鲁·威尔逊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发表《行政之研究》并被美国学术界公认为美国公共行政学科的奠基人。1900年前后，一批美国行政学学者与实践者开始了科学管理与行政学的开创性研究与探索。
民国时期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与演变之观察
民国时期尽管只有短短的38年（1912～1949），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也有了行政学思想的发轫与初期的研究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篇章。本书收录的文章，曹峰博士将其分为14大类：（1）政治，（2）政府，（3）法治与行政法，（4）行政制度，（5）官僚制，（6）行政研究，（7）科学管理，（8）行政效率，（9）财政与预算，（10）公务员与人事，（11）其他专门行政，（12）领导力，（13）道德与腐败，（14）舆论与监督。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民国时期的行政学研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
首先， 民国时期的国内行政学学者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公共行政的研究并不陌生。本书收录的很多篇文章都提到美国的行政学科学与实践以及如何借鉴的问题，其中的一些人曾经留学于美国。比如，这些文章中就提到泰勒的科学管理、怀特早期的《公共行政导论》（美国行政学的**本教科书）、1906年美国纽约创立的市政研究局、芝加哥公务管理研究社（The Public Management Association，Chicago）以及华盛顿布鲁金斯政府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Washington，D.C.）等。
其次，民国时期行政学学者的很多研究都植根于中国历史上的管理思想与实践，比如吴少白的文章《从中国历史上观察财政问题与盛衰之关系》。李超英的《改良我国财政制度之商榷》也提到历史上一些朝代的财政制度。这些研究可谓是一种“准”实证研究。赵连福的文章《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制度之沿革及其当前问题之商榷》涉及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制度对当前行政管理的借鉴。在其他一些领域，如行政效率、人事管理、道德与腐败等方面， 无不涉及中国古代先贤的管理实践与智慧。
*后，民国时期的行政学研究已经有自己的学术团体， 如行政效率研究会、1934年创刊的《行政效率》杂志以及1936年创刊的《行政研究》。这样， 行政学学者和实践者有自己交流与沟通的平台，可以相互学习、交流和切磋。
总之， 从本书所收录的14大类文章来看，尽管以当今的视野来审察民国时期的公共行政研究不免觉得其深度与广度还有待拓展， 但民国时期的行政学研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学科框架体系。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庆贺的事实。民国时期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公共行政学学者。比如， 张金鉴就是其中卓越的代表人物。
张金鉴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后从中央党务学校（国立政治大学前身）毕业。他于1931年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公费生，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学习，获学士学位；随即入该校政治研究所攻读行政学，获硕士学位。1935年，他完成在美国的学业回国，任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兼中央直属江宁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不久即赴兰州任西北日报社总编辑兼代社长。同年，张金鉴受聘担任河南大学教授兼训育主任。1935年6月，他撰写的《行政学之理论与实际》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开中国行政学研究之先河，并被列为“大学丛书”的一种。在河南大学任教期间，他即使用该书作为教材，为该校政治学系大三学生讲授行政学。1936年，他离开河南大学，先后在南开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赴台。他在台湾曾任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并兼政治研究所及公共行政研究所主任、中华学术院行政管理研究所理事长、****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后亦担任台北市豫剧改进会理事长长达10年，还创办了《民主宪政》（半月刊）及《中原文献》（月刊）。 张金鉴出版过40余部专著，主要代表作品有：（1）《行政学之理论与实践》，（2）《行政学典范》，（3）《中国政治制度史》，（4）《中国文官制度史》，（5）《西洋政治思想史》，（6）《政治学概论》，（7）《人事行政学》，（8）《当代美国左翼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另外，张金鉴还撰写过300余篇文章，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行政学的发展。鉴于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张金鉴被誉为“中国行政学之父”。
本书收录张金鉴先生四篇文章：（1）《行政效率之测量标准与方法》（《政治经济学报》1936年第5卷第1期），（2）《行政组织与行政效能》（《是非公论》1937年第28期），（3）《公务员职位分级问题的检讨》（《政治季刊》1940年第3卷第4期），（4）《行政管理与科学》（《行政评论》1940年第1卷第2期）。读者可以通过这几篇文章一睹大师的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著名的德高望重的行政学学者夏书章前辈，对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行政学的恢复和发展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早在1982年1月29日， 夏老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夏老是中国当代行政学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MPA之父”。他先后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系、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本书收录夏老《官僚制度与民主政治》（《社会科学论丛》1948年新1卷）一文。
国民党的失败原因并简论政治与行政二分法
不少读者可能会问， 既然民国时期公共行政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既有理论知识的发展又有实践的提升， 那么， 为什么国民党会失败， 会退出大陆而偏居台湾？
几年前，笔者在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美国联邦政府绩效管理”时也有同学有类似的疑问： 既然美国有了比较成型的联邦绩效管理制度， 为什么美国会有经济衰退？
请容许我先回答后一个问题。即使美国联邦政府有了比较好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不等于全美国有了好的绩效管理制度 （美国联邦政府只有雇员一百万人左右， 但全国政府雇员有两千多万人）。绩效管理只是公共行政（或说行政管理）中的一个部分（子系统）。进一步讲，即使行政管理好、效率高， 也不能保证美国经济不衰退。美国经济的繁荣是多重因素决定的， 既有行政因素，更有政治因素。在笔者看来， 2008年美国经济的衰退，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美国经济的周期波动；（2）房地产市场的次贷危机爆发；（3）布什总统2001年就职不到20天就向国会提出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计划（后来国会将其缩减为1.35万亿美元），主要是降低税率和增加税收减免，这是美国20年来*为庞大的减税计划；（4）反恐战争。据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中的初步估算，美国的反恐战争至少消耗美国三万亿美元。如此，预算收入减少，而支出暴增，联邦政府赤字连年居高不下，联邦债务迅速累积（2000年9月30日：5.67万亿；2009年9月30日：11.91万亿；2014年8月1日：17.6万亿）。加上美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尤其是房地产次贷危机的爆发，2008年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就不可避免。再好的绩效管理制度或者行政体制也不能保证政治决策的失误与偏差。
美国早期行政学者古德诺在其《政治与行政》（1900年）一书中明确地阐述：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这些政策（国家意志）的实施。自古德诺提出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一百多年来，学者们对于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简言之，政治与行政既有相对独立的一面（二分法），又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 政治与行政之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如果政治决策有差错，再好的行政也至多是错误政治（决策）的帮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纳粹时期的德国，高效而强有力的军队是错误政治决策的帮凶。
如此，回到国民党的失败并退出大陆的例子。行政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行政实践的进步与提高并不能保证国民党的成功执政。南开大学吴佩芬在其《解放战争共产党胜利国民党失利的原因分析》一文（《社科纵横》2012年第6期）中总结了五个方面的主要原因：（1）士气的较量——国民党士气低落，共产党士气高涨；（2）民心所向——共产党紧紧抓住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土地问题，赢得了民心，而国民党在农民问题上无所作为，其暴政使农民状况持续恶化，进而失掉了民心；（3）共产党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蒋介石政权空前孤立，分崩离析；（4）战略战术——毛泽东战略战术正确，蒋介石长于政治权术，在军事指挥上独断专行；（5）国际形势——大国之间的博弈有利于共产党。那么，国民党是如何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呢？ 1948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声色俱厉地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结束语
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公共行政的实践，以及古今中外大约三千多年公共行政思想史的渊源与演变，民国时期（1912～1949）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与古代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康有为在19世纪末期从日本引入行政学。在美国，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初期公共行政学的诞生与发展也极大地推动和影响了民国时期中国行政学的研究和发展。新中国在大陆直接脱胎于旧中国（民国）。新中国诞生后，尽管公共行政实践一直在延续和创新， 遗憾的是，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有了大约30年的断档期。1978年以后，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中国公共行政的系统理论研究才开始恢复和起步。到20世纪90年代以及进入21世纪初期，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开始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进而加速发展的趋势。然而，历史的传承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拥有的。民国时期行政学的思想至今闪烁着科学与智慧的光芒。曹峰博士主编的《****公共行政思想（1912～1949）》一书梳理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行政学实践者与学者的研究，并为我们再现出不可多得的精神盛宴。这一书籍的出版，也填补了我国公共行政思想史研究的空白。历史终将证明，本书是我国公共行政思想史的一笔宝贵财富。
2014年9月
于美国罗格斯大学公共事务与管理学院 （新泽西牛蛙校区）
序三 行政学与价值理性
吴琼恩
我自1949年10月1日出生于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高雄市以来, 从小学到大学,都充满了大中国的思想教育。到了1971年, 正值我从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的那一年，马英九则为台大法律系三年级学生，苏起则为政大外交系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学。这一年也是台湾忧患危机的大转折：4月台湾学生发生保卫钓鱼台的学生运动，与美国留学生相互呼应，许多留学生纷纷向左转，中国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台湾开始打压民族主义，企图维持脱离大中国的小康局面，以苟延残喘，终于种下后来国民党逐渐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种子，又因党的理论工作日趋式微，使后来的国民党失去国家目标或方向的解释能力，而后来崛起的民进党则因受美国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影响，以为台独是**的出路，未警觉台独只是美国制衡中国日后崛起的一颗棋子。
回顾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格局和视野，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以为儒释道的“心性之学”是无用的废物之学。为了国家救亡图存，实用变通的知识或常识，成为当代的显学，再加上西方文明“技术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当道，浑然不觉实用主义之害，流于短期利益的追求。个人如此则陷入以名利的追求为满足，没有人生高级境界的精神依托，也不可能有人生的终极关怀，结果终其一生，逐波浪于物质条件的改善、形下境界的是非斗争，始终难以摆脱实用观念的拘绊。而善打天下的浪漫英雄主义者尤精于变通实用的短期效应，也无暇无能提出国家长治久安之策或人类应予挺立的人道价值。
王船山有云：“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救国救难尚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良知或士大夫的天下责任，但真能挺立人道价值，真切体悟中西文明盛衰起伏的契机和关键者，寥寥可数。芸芸众生以实用变通的技术之学，托荫于个人名利的追求与国家生存的维护。叶适水心论宋朝立国格局有云：“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善哉！斯人也而有斯言也。民国以来的所谓学者能够继承孔孟心性之学，和明末顾、黄、王诸大儒开济事功，并吸纳西方文明的民主与科学价值者，寥寥可数。于是打倒孔家店者有之，盲目于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者有之，卖弄墨子狭隘实用主义者更是敲锣打鼓，自以为真理。当时的知识分子既无知于民主或仅得民主的皮毛知识，更无知于欧美初起的逻辑实证论及至20世纪60年代的衰退。两岸学者，一方高举马克思主义，另一方则有气无力地以三民主义相互对抗，互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不仅弃置未讲，实无知于科学命题并非代表真理，没有可证为误性falsifibility的命题实即为“重言反复”tautological proposition的命题。因此，以当时所谓的科学认知，既无多少经验实证的研究，更无知于要以实证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1962年有Thomas Kuhn的《典范论》paradom问世，1966年有Michael Polanyi的《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一书的出版，学术界终于逐渐明白，物理学如果完全取消形上学的基础，整个理论将破产。90年代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企业竞争的优势在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有无，而非明显的“外显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实证论已破产，但实证方法尚为可用，统计量化之学亦为可用之学，但若无哲学思想，则成为“抽象的经验论”abstract empiricism，则为无趣无用之学，因为缺乏诠释的interpretative、批判的critical行政学知识，等于维持现状默认保守的现象而未能追求创新的未来的可能性，所以又叫“经验的保守主义”empirical conservatism之学。
因此，现代西方国家追求民主行政，惟有政权的民主化才能真正保障治权的民主。惟治权的民主化未必能保证心性的内圣精神的提升，从而保证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的来临。行政学的经验研究早已发现：无力感与专业精神精益求精的认知面向相关；无规范感与专业精神的规范面向相关；自我疏离与专业精神的评价面向相关。而无力感、无规范感与自我疏离三方面的解决，在于心性之学的内圣修养，这方面的修养愈成功，愈能提高专业精神，足以使人了解儒释道的心性之学并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当代科技进步的因特网，人与人之间的联络愈益方便，愈加形成心灵的疏离感。当代社会和企业政治的恶性竞争，不仅造成人性的异化或疏离alienation，也形成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乃至于人与制度或政府之间诚信价值的失落。组织中的异化alienation in organization问题如何解决，更非实证方法所能济事，儒释道的心性之学必将有益于西方所创发的行政学。
英美民族是一表现实用的事功精神的民族，更具有技术理性过度膨胀的特性，所谓“诚实是**的政策”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诚实”的价值已变成工具化、效用化了。中国人则认为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实践诚的价值是应然的天理，不是工具理性的价值。儒家这种文化精神，司马谈评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儒家的心性之学虽有助于解决组织中的异化问题，但开拓事功的外王事业，则必须以价值理性的常道之坚持，吸纳并灵活应用实用的或效率的变道价值。这才是知彼知己、融会中西文化价值之道，而非徒慕西方事功之成就，驯致造成后来心性的异化疏离。
行政组织生活中，经常面对权力运用的诱惑与压力，更必须具备坚持价值理性的修养与应变的能力。《礼记·儒行篇》或《孔子家语·儒行解第五》所言：“儒有委之以财货而不贪，淹之以乐好而不淫，劫之以众而不惧，沮之以兵而不慑。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能坚持这种价值理性的行政人，不会出现李登辉1999年7月9日宣布“两国论”后，他的陆委会主委立即声称“从此放弃一个中国原则”，后来官运不济，又来中国大陆从事两岸交流工作这种事。另有李登辉时代，某察知李有“台独”倾向，毅然辞去国民党中常委，加入新党，为国家统一而奋斗到底。前者留美具实用精神而不以为耻，后者具儒将坚持价值理性的精神，其表现的精神境界高下立判。没有这种坚持价值理性的韧性，不是真正的中国人，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也靠这种文化精神的韧性而终底于成。
曹峰老师所编《民国公共行政思想（1912～1949）》一书是挖掘民国时期的行政学研究经验的前驱之作，对于重现当时的公共行政思想及其历史线索有着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是为序。
序四 向世界介绍中国
——评《****公共行政思想（1912～1949）》
郑永年
“中国亦新夷狄也”。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步履蹒跚的“老大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节节败退，当时的精英们意识到中国在器物、制度、文明等方面全面落后于西方。中国社会因此开始了以西方为模本的全面改良，乃至革命。这一倾向也直接表现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国固有学科分类面临着一些新的更新和新建。一方面，中国一些原有学科开始更新，如“新史学”在近代的肇端；另一方面，一些西方新的学科分类和概念开始传入中国，如社会学、政治学等。从很大程度上说，公共行政学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在西方，尽管公共行政学一直与政府、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但经典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却是缘起于西方。也正是在实践上人们意识到行政需要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才逐渐产生了公共行政思想，进而形成了公共行政学。传统中国政治实际上也是有政治和行政区分的。例如，王权就属于政治，而相权则属于行政。但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政治和行政理论。近代中国的公共行政思想发端于民国时期。在民国时期，一大批有着留学经历的政治家，诸多领域的学者、企业家均不约而同地从自身的角度，结合当时的民国国情，阐述着公共行政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自1912年伊始，以孙中山先生的《****大总统孙文宣言书》为开端和基点，公共行政开始被着重强调：“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随后，吴冠因的《共和国行政权》也论述了政治—行政二分的思想：“国家权力之发动可分为三种：一曰立法权，一曰司法权，一曰行政权。”梁启超从政治学和宪法学的角度论述了公民投票制、官吏民选制以及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自此，公共行政思想在我国逐渐开始蓬勃发展了起来。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认知：民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个独特的历史地位。它既是中国国势衰落的极点，也是新的中国贞下起元的起点，或者说，它是一个从传统政治到当代政治的转折点。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也与一个时代的历史状况息息相关，民国学术也具有这样的特点。那个时代的学者有一些今天的学者所不能比拟的优势。一方面，他们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产物，深受自己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开始大量接受来自西方的思想。自己的传统和外来的思想在他们思维中的冲突是可想而知的。而正是这些冲突促生了他们大量的思想“火花”。因为是碰撞缠身，这些“火花”，即非西方，也非中国传统，而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的。而这些“火花”在日后的日子里逐渐成长起来，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就民国行政学史来说，公共行政思想，可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北洋时期，对公共行政的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更多地关注较为宏观的顶层设计问题。如张东荪的《行政与政治》、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础》、钱端升的《政治学》和《党治与用人》、陶希圣的《官僚制度及其摧毁》等，这些缘起于西方的概念与当时民国国情相互交融所产生的宝贵文献均记录了当时学界和政界的仁人志士为公共行政顶层设计所贡献的经典思想。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公共行政相关的讨论更加趋于系统和全面，公共行政学分支下的诸多主题也均有经典研究的涌现，主要涉及了政治、政府、法治与行政法、行政制度、官僚制、行政研究、科学管理、行政效率、财政与预算、公务员与人事、教育行政、领导力、道德与腐败、舆论与监督等方面内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我国学界几乎和西方同步出现了“科学管理”的概念，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管理工厂，以提高工人的效率。如民国时期鼎鼎有名的康元厂编写的《康元厂科学管理实况》便记载了这一宝贵思想。
与此同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更多的杂志、学术出版物和报社涌现出来。值得强调的是，也出现了《行政效率》《中国行政》等呼吁和研究行政问题的杂志。这些专业期刊的出现，为我国民国时期公共行政学的繁荣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可惜的是，接着而来的国共内战打乱了民国时期对于公共行政思想的探索与追求。加之1949年之后，大陆对于公共行政学的忽视以及“文革”的颠覆性破坏，使得公共行政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开始被大陆学界所重提。而这一转身，就是耽搁了近40年的时光。
我认为，学界的任何交流都是双向交流，“向中国传播世界”和“向世界介绍中国”同样重要。但由于种种原因，原本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西方知识体系现在已经俨然成为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文化霸权，重构着我们对于自我的认识。随着大量西方“范式”被引入中国，我们早已经到了“言必称希腊”的地步，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都要借助于西方的概念和特定历史。相对来说，“向世界介绍中国”这个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这既不利于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之中寻找自信，也不利于还原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演进的复杂性。从某种意义而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曹峰老师所编的《****公共行政思想（1912～1949）》一书其实便是引导着学界同仁穿过历史的隧道，扫去陈年旧刊的灰尘，去发现民国时期中国公共行政思想的光芒，向当今的中国乃至全世界介绍中国自身的思想，偕同学界同仁一起找回公共行政思想的中国根基。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的工作既是必要的，也是现阶段的中国所需要的，更应当成为两岸四地同仁们的共同追求！
自序——由王绍光老师的评说而想到的
一直没有找到写序的感觉——那种情绪喷薄而出的感觉。以至于编辑老师在催了，才迟迟提笔。
这本书的编辑是在完成了《中国公共管理思想经典（1978～2012）》的基础上展开的。曾就此书请教王绍光教授，王老师认为“所收入的文章具有文献价值，出一本集子让人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当时学者关注的问题、他们论辩的方式，这都很有必要”。但是他也对当时公共行政的研究提出了批评：“他们写的东西多属译介性质，也就是把外文的东西译为中文，介绍给国人。这样做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但学术价值不高。好一点的文章往往出自在本国历史方面有些根底的学者。文章偶有见解，往往是‘应然’方面的见解，不是‘实然’方面的见解。‘应然’的依据往往是西方是这么做的，道理却不清楚，更是缺乏实证基础。很多文章看似与西方接轨，但却脱离了中国本身的现实。真正植根于本土的、扎扎实实的实证分析如凤毛麟角，十分罕见。所选文章关注的问题往往与都市有关，但当时的都市人口不足中国人口的10%。反倒是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者更关注乡村，并做了大量实证性研究。”王老师又说：“其实，当年的学者对政治学、公共行政，以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评价也不高。《围城》一书中的政治学系主任赵辛楣、学政治学的唐晓芙小姐都是被钱锺书打趣的对象。”
王绍光老师为审视和评价民国时期公共行政思想提供了非常独到的见解。不过，我们对于过去的存在既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又要看到它在当时的先进性。无论深浅，这就是那个时代学者们的所思所想。而反过来，如果不把这些所思所想呈现出来，现代人却也失去了回溯过去和探照当今的一个参考。这些作品就是对当时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践者思想的一种反映和折射。这些思想可能是原始的、粗陋的、照猫画虎拷贝西方的，但这就是 “原生态”。当时以“科学的眼光”和“科学的思维”看待公共行政这一特定的政府活动的研究确实还处于萌芽阶段。不过从美国的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看，1900年古德诺发表了《政治与行政》，主张将行政与政治分立，行政学进一步结合科学管理思想才逐步走上现代之路。而我们发现民国时期1930年代学者们也已开始讨论公共行政与科学管理思想了。仿佛一个婴儿从可以坐到开始爬，虽然原始，但却是重要一步。只不过起步晚了些，“爬”的过程长了些，而且“爬”到1950年代就完全中断了，直到1980年代才又蹒跚起步，走到现在。历史的东西还是还原到历史中去评价吧！
这本书的编辑和整理，正伴随着我的女儿从孕育到出生，也将此书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献给我美丽的女儿心悦！
2014年11月12日于清华园
凡例
本集为民国年间（1912～1949）有关公共行政思想的代表性文献汇编。整理中不作任何有损原意的改动，仅作适当技术性加工。
1.全集所选各篇文献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次。
2.全集统一采用横排简体字版式。原竖排版式文献中左、右等方向词相应改为上、下。
3.原文的繁体、古体和异体字，除有特殊含义者外，均改为简体及现在通行字体。通用字、词及因当时语言文字使用习惯导致一些今日似错而彼时不错之用语，均保持原貌，不作改动。
4.在编辑整理过程中，对明显的错字、脱字和衍字进行必要的订正，径改不做标记。
5.专有名词（人名、地名、概念名等）的用字，特别是外文译名，诸篇或有不同，今均保留原文用字，只做篇内统一。
6.整理本对原文献数字格式不作改动。原文献使用中文数字处，整理本也为中文数字；原文献使用阿拉伯数字处，整理本也使用阿拉伯数字。
7.原文献如无标点或用旧式圈点的，按现行新式标点予以标注；非标准标点，则做适当规范。原文中着重号、专名号一律删除。
8.各篇文献标题右上角加“*”，并在当页以脚注形式做题解，说明发表时间及刊物。篇目如为节选，亦在题注中说明。
9.各篇文献作者右上角加“**”，并在当页以脚注形式给出作者简介。个别作者生平不详，则从略。
10.各篇原注统一为页下脚注，使用如①、②的序号格式。
11.本集中部分文献使用不同版本进行了对校。为格式统一，不注明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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