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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唐德刚
我们的真正敌人不是对方；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成见”，是“不思想”。我们向旧思想和旧信仰作战，其实只是很诚恳地请求旧思想和旧信仰势力之下的朋友们起来向“成见”和“不思想”作战。——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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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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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话”从“诗话”、“词话”等演化而来，本书收录了胡适《尝试集自序》等有关古籍考证、读书、版本和出版、书刊序言、自序等文章30多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的部分治学方法、学术主张和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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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胡适（1891.12.17~1962.2.24），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民国驻美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馆长等职。
胡适于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序幕，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继续大力提倡白话文，后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并撰写了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胡适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引发了“问题与主义论战”的论战，在全国影响较大。胡适是中国现代界较早引入西方方法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禅宗史》、《白话文学史》等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和著作。胡适不同时期的的著作曾编辑为《胡适文存》、《胡适文选》等出版发行。这些成就逐步奠定了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突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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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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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诗经》
读《楚辞》
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
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
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
读《管子》其一
读《吕氏春秋》
《〈淮南鸿烈〉集解》序
《坛经》考之一 ——跋《曹溪切传》
《神会和尚遗集》序
跋梁漱溟先生致陈独秀书
《科学与人生观》序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中古文学史概论》序
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
《吴虞文录》序
《政治概论》序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
《王小航先生文存》序
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
《人与医学》的中译本序
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克难苦学记》序
《詹天佑先生年谱》序
《小雨点》序
《蕙的风》序
《吴歌甲集》序
评新诗集——康白情的《草儿》
俞平伯的《冬夜》
评《梦家诗集》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词选》自序
《尝试集》自序
《尝试集》再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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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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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选》自序
《词选》的工作起于三年之前，中间时有间断，然此书费去的时间却已不少。我本想还搁一两年，等我的见解更老到一点，方才出版。但今年匆匆出国，归国之期遥遥不可预定，有些未了之事总想作一结束，使我在外国心里舒服一点。所以我决计把这部书先行付印。有些地方，本想改动。但行期太匆忙，我竟无法细细修改，只好留待将来再版时候了。
我本想作一篇长序，但去年写了近两万字，一时不能完功，只好把其中的一部份——《词的起原》——抽出作一个附录，其余的部份也须待将来补作了。
今天从英国博物院里回来，接着王云五先生的信，知道此书已付印，我想趁此机会写一篇短序，略略指出我选词的意思。有许多见解，已散见于各词人的小传之中了；我在此地要补说的，只是我这部书里选择去取的大旨。
我深信，凡是文学的选本都应该表现选家个人的见解。今年朱强村先生选了一部《宋词三百首》，那就代表朱先生个人的见解；我这三百多首的五代宋词就代表我个人的见解。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词选》就代表我对于词的历史的见解。
我以为词的历史有三个大时期：
第一时期：自晚唐到元初850-1250，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
第二时期：自元到明清之际（1250—1650），为曲子时期。
第三时期：自清初至今日（1650—1900）为模仿填词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词的“本身”的历史。第二个时期是词的“替身”的历史，也可说是他“投胎再世”的历史。第三个时期是词的“鬼”的历史。
词起于民间，流传于娼女歌伶之口，后来才渐渐被文人学士采用，体裁渐渐加多，内容渐渐变丰富。但这样一来，词的文学就渐渐和平民离远了。到了宋末的词，连文人都看不懂了，词的生气全没有了。词到了宋末，早已死了。但民间的娼女歌伶仍旧继续变化他们的歌曲，他们新翻的花样就是“曲子”。他们先有“小令”，次有“双调”，次有“套数”。套数一变就成了“杂剧”；“杂剧”又变为明代的剧曲。这时候，文人学士又来了；他们也做“曲子”，也做剧本；体裁又变复杂了，内容又变丰富了。然而他们带来的古典，搬来的书袋，传染来的酸腐气味又使这一类新文学渐渐和平民离远，渐渐失去生气，渐渐死下去了。
清朝的学者读书最博，离开平民也最远。清朝的文学，除了小说之外，都是朝着“复古”的方面走的。他们一面做骈文，一面做“词的中兴”的运动。陈其年朱彝尊以后，二百多年之中很出了不少的词人。他们有学花间的，有学北宋的，有学南宋的，有学苏辛的，有学白石玉田的，有学清真的，有学梦窗的。他们很有用全力做词的人，他们也有许多很好的词，这是不可完全抹杀的。然而词的时代早过去了四百年了。天才与学力终归不能挽回过去的潮流。三百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所以这个时代可说是词的鬼影的时代；潮流已去，不可复返，这不过是一点之回波，一点之浪花飞沫而已。
我的本意想选三部长短句的选本：第一部是《词选》，表现词的演变；第二部是《曲选》，表现第二时期的曲子；第三部是《清词选》，代表清朝一代才子借词体表现的作品。
这部《词选》专表现第一个大时期。这个时期，也可分作三个段落：（1）歌者的词；（2）诗人的词；（3）词匠的词。
苏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词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
《花间集》五百首，全是为娼家歌者作的，这是无可疑的。不但《花间集序》明明如此说；即看出其中许多科举的鄙词，如《喜迁莺》，《鹤冲天》之类，便可明白。此风直到北宋盛时，还不曾衰歇。柳耆卿是长住在娼家，专替妓女乐工作词的。晏小山的词集自序也明明说他的词是作了就交与几个歌妓去唱的。这是词史的第一段落。这个时代的词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二百年的词都是无题的：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标题；题底也许别有寄托，但题面仍不出男女的艳歌；所以也不用特别标出题目。南唐李后主与冯廷已出来之后，悲哀的境遇与深刻的感情自然抬高了词的意境，加浓了词的内容；但他们的词仍是要给歌者去唱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始终不曾脱离平民文学的形式。北宋的词人继续这个风气，所以晏氏父子与欧阳永叔的词都还是无题的。他们在别种文艺作品上，尽管极力复古，但他们作词时，总不能不采用乐工娼女的语言声口。
这时代的词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家都接近平民的文学，都采用乐工娼女的声口，所以作者的个性都不充分表现，所以彼此的作品容易混乱。冯廷已的词往往混作欧阳修的词；欧阳修的词也往往混作晏氏父子的词。（周济选词，强作聪明，说冯廷己小人，决不能作某首某首《蝶恋花》！这是主观的见解；其实“几日行云何处去”一类的词可作忠君解，也可作患得患失解。）
到了十一世纪的晚年，苏东坡一班人以绝顶的天才，采用这新起的词体，来作他们的“新诗”。从此以后，词便大变了。东坡作词，并不希望拿给十五六岁的女郎在红氍毹上袅袅婷婷地去唱。他只是用一种新的诗体来作他的“新体诗”。词体到了他手里，可以咏古，可以悼亡，可以谈禅，可以说理，可以发议论。同时的王荆工也这样做；苏门的词人黄山谷，秦少游，晁补之也都这样做。山谷少游都还常常给妓人作小词；不失第一时代的风格。稍后起的大词人周美成也能作绝好的小词。但风气已开了，再关不住了；词的用处推广了，词的内容变复杂了，词人的个性也更显出了。到了朱希真与辛稼轩词的应用的范围，越推越广大；词人的个性的风格越发表现出来。无论什么题目，无论何种内容，都可以入词。悲壮，苍凉，哀艳，闲逸，放浪，颓废，讥弹，忠爱，游戏，诙谐，……这种种风格都呈现在各人的词里。
这一段落的词是“诗人的词”。这些作者都是有天才的诗人；他们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协律不协律；他们只是用词体作新诗。这种“诗人的词”，起于荆公东坡，至稼轩而大成。
这个时代的词也有它的特征。第一，词的题目不能少了，因为内容太复杂了。第二，词人的个性出来了：东坡自是东坡，嫁轩自是嫁轩，希真自是希真，不能随便混乱了。
但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得到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
四言诗如此，楚辞如此，乐府如此。词的历史也如此。词到了嫁轩，可算是到了极盛的时期。姜白石是个音乐家，他要向音律上去做功夫。从此以后，词便转到音律的专门技术上去。史梅溪、吴梦窗、张叔夏都是精于音律的人；他们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他们不惜牺牲词的内容，来牵就音律上的和谐。例如张叔夏，《词源》里说，他的父亲作了一句“琐窗深”，觉得不协律，遂改为“琐窗幽”，还觉得不协律，后来改为“琐窗明”，才协律了。“深”改为“幽”还不差多少；“幽”改为“明”，便是恰相反的意义了。究竟那窗子是“幽暗”呢，还是“明敞”呢？这上面，他们全不计较！他们只求音律上的谐婉，不管内容的矛盾！这种人不是词人，不是诗人，只可叫做“词匠”。
这个时代的词，叫做“词匠”的词。这个时代的词，也有几种特征。第一，是重音律而不重内容。词起于歌，而词不必可歌，正如诗起于乐府，而诗不必都是乐府，又正如戏剧起于歌舞，而戏剧不必都是歌舞。这种单有音律而没有意境与情感的词，全没有文学上的价值。第二，这时代的词侧重“咏物”，又多用古典。他们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却要作词，所以只好作“咏物”的词。这种词等于文中的八股，诗中的试帖；这是一班词匠的笨把戏，算不得文学。在这个时代，张叔夏以南宋功臣之后，身遭亡国之痛，还偶然有一两首沉痛的词（如《高阳台》）。但“词匠”的风气已成，音律与古典压死了天才与情感，词的末运已不可挽救了。
这是我对于词的历史的见解，也就是我选词的标准。我的去取也许有不能尽满人意之处，也许有不能尽满我自己意思之处。但我自信我对于词的四百年历史的见地是根本不错的。
这部《词选》里的词，大都是不用注解的。我加的注解大都是关于方言或文法的。关于分行及标点，我要负完全责任。《词律》等书，我常用作参考，但我往往不依他们的句读。有许多人的词，例如东坡，是不能依《词律》去点读的。
顾颉刚先生为我校读一遍，并替我加上一些注，我很感谢他的好意。
十五年，九，三十夜，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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