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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宽巷子原住民的口述史。讲述的是宽巷子的百年变迁和巷子里人家曲折人生和风花雪月，是一本有着鲜明成都历史文化特色的故事读本。
2.《家住宽巷子》收录多幅老成都、宽巷子老照片，民俗画家手绘宽巷子风情图首次海量放送，以飨读者。
3.随书附送70岁老成都、民俗画家手绘宽巷子全景风情图超大海报，可供珍藏、可供装裱，可做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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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蓝氏家族五代世居宽巷子，作者蓝炳元1946年生于宽巷子，长于宽巷子，并在宽巷子居住了近半个世纪。他将宽窄巷子近百年来的变化，民风、民情、民俗在这条巷子里的生灭演绎，人世的悲欢离合，街头巷尾的奇闻逸事，外人不易知晓的尘封往事，在书中娓娓道来，以“老成都人”的记忆和情怀绘制出一幅真实、生动、传奇的宽窄巷子百年画卷。
一本宽巷子原住民讲述的宽巷子的百年变迁和巷子里的风花雪月，也是一本有着鲜明成都文化特色的故事读本。
出版宽窄巷子的书不少，但唯有这一本是宽巷子原住民讲述的真人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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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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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炳元，1946年出生在成都宽巷子55号。成都七中高66届学生，1969年下乡到西昌冕宁县沙坝公社，1972年在成都市出江矿务局参加工作，1978年参加高考进入成都大学化学系学习，毕业后调入成都市总工会工作，第八、九届市总工会常委、任重工业工作委员会主任、生产部部长等职。曾被推选为成都市围棋协会副主席，成都市职工书法协会副主席。退休后致力于家族史以及成都本土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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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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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世居见证百年
从潼南到成都
宽巷子的前世今生
恺庐里隐没的秘密
风雨如磐的日子
古城墙严遵观**树
茶馆饭馆与烧腊摊
黯然消失了的向阳巷
巷子里的曲折人生
深宅大院曲折路
黄包车夫的一家
洗衣妇和哭丧妇
从盘龙到幽巷
悄悄地来淡淡地去
四个馒头之人生
菜园子里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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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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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庐里隐没的秘密
如果宽巷子是老成都旧城面貌的一张名片，那么“恺庐”就是这张名片*显眼的一个标志。直到现在，“恺庐”那两个韵味十足的门匾题字和“恺庐”的整个造型布局仍被前来游览的人们颇费猜想且津津乐道，而曾经在此居住过的房主人究竟有些什么秘闻令来访者欲探无路而心怀怅然呢？
我的四伯父来到成都后一直住在宽巷子10号，而“恺庐”是11号，正好是两对门。后来陈西源先生搬进“恺庐”居住时，四伯父的二女儿还拜给陈西源先生做干女，我小时候曾随同我的堂姐去他家玩过，我也从四伯父那里断断续续听到过一些关于“恺庐”的事情。
门楣上题有“恺庐”二字的大门与其门后的建筑本是两回事，大门后的建筑是在原八旗营地废墟上*早修建的宅院之一，始建者为四川军阀王陵基部下的一位旅长。因为建得早，规模并不算太大，品字形住房显得比较狭小，每间屋的开间不宽，进深也不是很长，原有的门庭也不够气派。当时在原大门外与街面之间尚留出一空坝，本意是为进出的人停放车辆时用的。
那位旅长并没有在这里住多长时间，王陵基部在民国六年1917移军山东烟台时，他便将此处转卖给一位曾姓人家。曾家是开银号的，自然善于精计，于是在原大门外空坝处另立起一大门，顺势将围墙外延，让院内增加了些许面积，左边形成一个小院坝，右边打了口水井备自家使用。又从安全起见，保留了原旧大门，“恺庐”遂成为这条巷子里**的有两道大门的宅院。
新建的“恺庐”大门既有古韵又有新气。大门呈高耸递次弯曲的拱形，略带西洋味，这与成都当时的建筑正兴起一股欧派风格有关，宽巷子里除11号外，18号、32号、38号院的大门也是这类仿欧式的设计。远在大邑县的刘氏庄园大片的中式建筑群里，有若干个门庭都是类似的风格。
然而“恺庐”的确有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它的方位就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巷子里所有院落的大门要么坐北朝南，要么坐南朝北，唯独“恺庐”是背靠东南面向西北。四伯父说，别人的老家在郫县，殷实富足，大门向着祖先之灵，时刻提醒自己不忘祖恩，咋不可以朝这个方向开？
其次，“恺庐”门楣的上方嵌入的是中式石匾，匾上“恺庐”两字既有钟鼎文风格又略带大篆味，路过者几乎无人能识。走遍成都大街小巷，这样的书体大概唯此一家，这就更加重了“恺庐”的神秘性。不少人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恺”字的注释为快乐自在之意，也就简单地将“恺庐”理解为房主人是取意为这里是快乐之家，这就有失肤浅了。
旧时对人对物的命名颇为讲究，其寓意含蓄深沉，是不会这样直白地来表达的。“恺”字在古代曾是一种姓氏，出自颛顼帝高阳氏之后，“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恺……又有才子八人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揆百事，莫不时序，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八恺的后裔有以先祖称号为姓氏者称恺氏。恺氏后裔又因改朝换代遭受到祸灭九族之难，逃出几个兄弟约定以后分别他姓，但见面仍是恺氏一家，以后的子孙只准念书，不准当官，这样一来“恺”字在他们的心目中又有了齐聚团圆安定和睦之意。因“恺”与“凯”二字通假，到现在恺姓者多已改称凯氏。因此，将“恺庐”理解为团聚祥和之地或这里就是恺姓人家较为妥帖。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破“四旧”，审视了许久也弄不清这两个字蕴含的封建思想是什么内容，架起梯子用铁锤砸了半天，只将“庐”字砸掉个缺口。按这破损字的读法，“恺庐”变成“恺里”，院坝会误认为是巷子了。
曾家所有人都养成行为隐秘谨慎的习惯，“恺庐”的大门整天似乎都紧闭着，只有早上他家的私包人力车来拉小孩上学主人上班时，才能听到院内传来一阵吆喝声和人力车在巷子里飞跑时车铃的叮当声。
“恺庐”的第三位房主人是陈西源先生，他一家入住“恺庐”是刘文辉二十四军从雅安移驻成都以后的事情了。陈先生原是二十四军少将，任川西电台台长。有人称，蒋介石到成都时曾经来过宽巷子并进了“恺庐”拜望陈先生，这是子虚乌有的事。陈先生并不是好大一个官，蒋介石是没有必要走到这里来见一个普通的下属的。还有传说称：刘文辉起义时给解放军的降电就是在“恺庐”内发出的，这更是大笑话了。陈西源虽是电台台长，但他的住宅却不是电台报务场所，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刘文辉起义时是同邓锡侯等几位国民党旧部在离成都四十公里外的彭州发出的通电，那几天形势相当紧张，蒋介石早已安排有其他部队监视刘部，刘文辉连自己在成都的家中也不敢停留，还能在这“恺庐”里悠然自得地发收电文么？
蒋委员长没进过“恺庐”，我小时候倒是常常进出。进“恺庐”门紧接着进中式门庭，到院内不能直穿直过，需从门庭左右两侧的小门进入。向右入是一个小花园，紧靠墙边爬满矮牵牛，墙角处是一眼水井。水井口很小，刚好能放下一只水桶，井沿是用青砂石砌成，高约三十厘米，井台被脚磨得锃亮。井壁用青砖一层层砌成上小下大的圆柱形，湿冷黝黑的缝隙里，藏着仔细看才能发现的青苔。井口离水面也就三米左右，我小时常随我的两位堂姐去那口井取水，她们提出水，我帮忙抬回四伯父家。好几次我想学着提水，因为那水井修得不仅好看，而且有安全感，不会让人觉得会掉下去。但堂姐始终没有答应过我。现在想想也是，那口井虽说不容易掉人下去，但掉下去了也是不容易弄上来的。
向左入是一个小空坝，三合土地面，没栽花草，只在靠墙处有几棵桂花树，这里是房主人闻鸡起舞踏雪寻剑的地方。在左右之间可以看到品字形三排中式平房，雕花窗棂，屋檐下吊着兰草，屋里地面上镶嵌着木板，有些地板已变形，踩上去立即发出难听的吱吱声。
成都和平解放后，陈西源先生在地方上挂个闲职，仍住在老地方。他是个和善的长辈，见了谁都会微微点头以示招呼。有段时间因四伯父做蔬菜生意，我和堂姐堂兄常在他家门口整理蔬菜，顺便从他家井里提水来草草冲洗，难免要影响到他的进出，他左绕右避，从来没有斥责过我们。
他的子女多，十一个，刚好和门牌号相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小孩从**个到第十个竟全是女儿。陈先生不甘心，将老十取名为“满满”，希望家中降临的女娃到此为止，决心再生一个试试。皇天不负有心人，果然生出来的老幺是个儿子，大号就叫十一弟。这很容易让人觉得陈先生才是真资格的“超生游击队队长”。那时他家的住房很像一所简陋的幼儿园，屋子里摆满了小床，每张床边置一痰盂和一小方凳，方凳上堆放着一些生活用品。有两位昔日陈先生的勤务兵，一个姓李，另一个姓简，一直与他全家生活在一起，为他照看众多的小孩，并一如既往地承担着日常琐事。陈家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比较平静，直到20世纪60年代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各方面条件急剧恶化，一家人靠制作折扇为生。不久之后，他家就迁居别处，离开这个别具一格的“恺庐”了。
现在的“恺庐”是宽巷子里极少的没有被拆除的房屋之一，每当我路过那里，看到那两个有着亘古久远韵味的字迹，年复一年附着在青黑色砖墙上的杂草，怀念旧时巷子里所有一切的情绪便会从心底里油然而生。
风雨如磐的日子
盘踞在少城中长达两百年之久的八旗营地消失后，新的宽巷子人氏在新的朝代萌动着崭新的希望，他们以为战争已经远离而去，每天随着太阳升起的必然都是蓝天白云晴空朗朗。然而在接下来近四十年的岁月里，鬼魅般的硝烟却不时飘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让居住在巷子里的人——有钱的无钱的，高贵的低贱的，随时都处于提心吊胆心存恐惧之中。
如果说春秋之争无义战，那么四川军阀之间的此消彼长则纯粹是一系列的混战。近代四川军阀可谓派系林立，武备系、速成系、保定系、军官系，混杂成一条弱肉强食的食物链。为了发展个人势力，他们之间纷纷拉帮结派，以同学为名，以乡谊为号，师生相杀，叔侄火并，长期混战不停。从1912年到1933年，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四百七十多次，*终以侄子刘湘打败叔叔刘文辉，四川军阀间的混战方告终结。
在这些军阀混战的背后，又有各色各样的外来殖民者在撑腰打气，以提供物资资金为饵，以势力划分为诱，假军阀之争，行谋取己利之实。
战乱必然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生活艰难。“在这条巷子里，从来就没有见到过民权是个什么样子，只见到过家无隔夜粮、身无双重衣的所谓民生。三民主义，拿给那些大军阀整成扰民坑民害民的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四伯父拄着拐杖对我说，“今天是这个部队掌权，明天是那个部队执政，有钱只想着买枪炮，无钱就想方设法搜刮老百姓。”“我参加过袍哥组织，袍哥组织比政府好，有困难可以相互帮忙，有问题可以斡旋调停。哪像狗屁政府，朝令夕改，政出多门，贪赃枉法，干尽坏事。”四伯父在巷子里还算是混得不错的，他也时常要为第二天的生活没有着落而犯愁。尤令他气愤的是，他的大儿子在一次外出时也被强行抓去当了兵，逃跑出来的路上又遭强盗抢劫，吓得不敢再回家，寓寄他乡，多年后才与家中取得联系。
军阀混战让成都的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则让成都的老百姓生灵涂炭，生命和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抗日战争中，自1938年11月上旬日机首次空袭成都起，至1944年12月底止，成都遭受到日机轰炸二十余次，死千余人，伤者无数，大片房屋倒塌，不少街道成为焦土。
母亲给我讲过她在那段时期的遭遇，其中1939年6月的一天傍晚，日机在盐市口一带投掷炸弹，东大街、提督街、顺城街一带的街巷被炸成废墟。
“我那时就在宽巷子2号院子里当用人，巷子里没地方躲，跟主人家大人娃娃朝少城公园楠木林跑。我抱着娃娃，主人提着皮箱，走不快。一会儿飞机就来了，听见飞机在头上响，不敢抬头看。听见爆炸声，像打闷雷。楠木林里人挤人，都往中间挤。那天这里没有炸死人，结果踩死了一个太婆。我们天快黑了才回到主人的家里，听说盐市口那边炸死了两百多人，脚都吓软了。
“第二年，记得是10月间，东门外头被炸，我去看你们舅舅还在不在，只见田边地角、河沟里、林盘里到处都是死人，有的被炸成肉泥，有的被烧成黑乎乎的炭块。好几天晚上我不敢闭眼睛，惨啊！活生生的人，一下子就成这样了。”
母亲在那几年里的轰炸中，多数情况下就躲在少城公园里，因为那里离宽巷子的家不远，离她干活儿的地方也很近，“又有树林子，又有桥洞，日本鬼子咋会看到你嘛，那么多次都没有炸到这里，所以次次响警报都会往那里去。”
但是*惨烈的一次轰炸恰恰就发生在这少城公园内。
这是1941年的一天，临近中午了，母亲正回到宽巷子的家中做饭，听到空袭警报声，当时是烧的柴灶，饭还没熟，心想要过一会儿才会拉紧急警报，于是坚持烧好饭，灭了火，这才匆匆出门。出门刚几步就听到紧急警报拉响，疾走到宽巷子东头时猛然传来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即看到前方不远处的上空冒起一团团浓烟。此时母亲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打算加快脚步赶到公园那个安全的地方去。炸弹声在不断地传来，街上的人在东奔西跑，惊恐声此起彼伏。刚拐上长顺街，一股人流扑面而来，大呼快往同仁路、三洞桥方向躲，少城公园被炸了！慌乱中母亲六神无主，只好倒转身顺人流从宽巷子东头折向西头，又沿同仁路向城墙外的三洞桥跑。“嘴巴干，出不赢气，觉得要死慌了。刚到二道桥，那边又跑过来一大群人，说是‘三洞桥也遭炸惨了’。”此时爆炸声、空袭警报声、防空炮弹声以及惊恐呼叫声不绝于耳，头顶上硝烟弥漫，不时有被炸毁的砖头瓦块和残缺不全的胳膊腿杆落下来。“跑也跑不动了，躲也躲不脱了，我们又返回来到宽巷子口子上，挤在白果树底下等死。”
后来母亲才得知，这次日机轰炸是六年里二十多次轰炸中规模**，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的一次。国民党部队所在的南、北、西校场，以辛亥秋保路纪念碑为中心的少城公园和旧皇城，民居集中的长顺街、三洞桥，均是日机狂轰滥炸的目标。轰炸共投掷各类炸弹近五百枚，其中重磅炸弹四百枚，另外还有四十多枚燃烧弹。全市八十多条街巷被炸毁，烧毁房屋三千二百余间，轻、重伤一千三百多人，死亡近六百人。城内重灾区是少城公园，城外重灾区是三洞桥，而这两个地点正是成都西区市民之前躲避日机空袭的主要藏身之地。少城公园里遇难人之多，屋檐下、树林中、花架下、池塘边和土山脚的掩体里，尸陈狼藉，血流满地。有的死者头、脚、手被炸飞挂在树枝上、粘在墙壁上、甩在屋顶上。
血，凝固着，仇和恨融于其中，逝者不会瞑目，生者不会遗忘，后世之人则会铭记于心。
宽巷子有幸躲过此劫，它处于少城公园、长顺街、西校场和三洞桥之间，像是藏进了台风眼。母亲有幸躲过此劫，仅仅是为了节约柴火，为了煮熟一餐填饱肚子的饭。
抗战结束后，国统区内的老百姓要想填饱自己的肚子仍然十分艰难。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苛捐杂税、偷盗成风成为当时成都市民*为愤慨的社会现象。国民党政府财源枯竭，不惜大量发行纸钞，一年后造成金圆券大幅度贬值，“一个锅盔原来只卖两分钱，那时要卖五百元。”父亲给我讲，“一口棺材以前不过四百元，那时涨到两百万。死人都死不起了，你说咋个活？”
新中国成立时我还小，在四伯父家曾要来一大沓金圆券，四伯父慷慨地说：“随便拿，这东西还当不了草纸，揩屁股又硬又滑。”但我觉得用它们折纸飞机和三尖角玩正合适。四伯父还喋喋不休地愤然道：“那时搞得简直不像话，老蒋只会印票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提一口袋的钱还买不回一口袋的米，还这样税那样税地不断搜刮老百姓。听说过这句话没有：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真的是民国万税，天下太贫。怪不得老百姓要骂国民党。”
骂，肯定是骂不垮国民党的。但国统区内的民众在那些岁月里食不果腹、衣不御寒的生活状况，也多少证明了当时国民党的气数的确已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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