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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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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审视1949-1979年中国翻译、阅读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历程，并试图回答那些被林培瑞称为中国“抵御外来污染的盾牌”[1]的内部发行方式对读者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1949-1979年中国翻译和阅读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一现象背后的“现代性”概念进行整理和评估。在翻译和阅读西方现代派作品的例子中，《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在当时青年人那里一样得到共鸣。这三部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意识形态和美学的烙印，但是同时也带有译者的主体性。通过阅读，青年人开始主体性的重建，直接塑造了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的文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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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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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三书为案例，研究1949-1979年内部书中的文学部分的译介，试图展现翻译如何在语码转换的过程中生成“在地性”（localization）的连接，以及译作在1970年代的阅读运动和新时期的现代性讨论中扮演的角色。本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翻译的文本研究、理论研究，对1949-1979年翻译阅读史的讨论，源文本中的“话语”如何被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的语体转换、意义阐释权的转换，以及中国1970年代开始对现代性的重新认识和围绕新的现代性理念而起的主体性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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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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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露，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新加坡国立大学、斯坦福大学硕士，香港大学博士。现为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现代派文学与戏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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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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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一）问题与材料1
（二）基本概念与研究命题5
（三）方法论的更新24
（四）结构与分章43
第一部分 西方现代性的自反：从《在路上》到《等待戈多》的“不安的自由”59
一 《在路上》：奔跑的普鲁斯特63
（一）文献回顾64
（二）自发性写作68
（三）自反性的个体78
二 《麦田里的守望者》：彷徨的反英雄90
（一）文献回顾92
（二）“少年史卡兹”风格96
（三）反英雄的个性危机100
三 《等待戈多》：一出悲喜剧背后的现代性115
（一）文献回顾116
（二）“怎么说？”120
（三）等待什么？124
第一部分小结130
第二部分 翻译现代性：跨境的翻译136
四 翻译的政治：翻译的体制化140
（一）文献回顾142
（二）1949—1979：意识形态的体制化147
（三）1949—1979：诗学理念的体制化152
（四）1949—1979：赞助人的体制化154
（五）1949—1979：体制化文艺批评的“强势误读”158
（六）结语：毛泽东时代的翻译体制化162
五 1949—1979：译者的特殊性170
（一）黄雨石173
（二）“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黄雨石的实践翻译观174
（三）施咸荣181
（四）“通俗文学”的沉浮：施咸荣的翻译为读者的翻译观184
（五）结语：译者的主体间性189
六 翻译体制化的烙印：《在路上》的第一个中译本193
（一）石荣本《在路上》的语词选择197
（二）石荣本《在路上》的情节删减200
（三）翻译《在路上》的自反性的个体204
（四）翻译《在路上》的自发性写作风格208
（五）结语：翻译中的自我审查211
七 译者的特殊翻译策略：《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第一个中译本215
（一）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语词选择220
（二）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情节删减224
（三）捕手还是守望者？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人物226
（四）少年史卡兹：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风格229
（五）结语：特殊的翻译策略233
八 现代性困境叙说的本土化：《等待戈多》的第一个中译本237
（一）镜中的读者239
（二）翻译英文本还是法文本？243
三翻译悲喜剧之“喜”244
（四）翻译悲喜剧之“悲”246
五结语：全球化的文本与在地的翻译249
第二部分小结250
第三部分 反思与自反：阅读中的反叛一代256
九 地下阅读运动：主体的压抑与“自我投射”的阅读265
（一）文献回顾265
（二）个人私密空间的压缩271
（三）地下阅读运动276
（四）地下阅读运动中的《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281
十 “告别革命”的书写：从翻译语体到个人化的写作试验290
（一）文献回顾293
（二）翻译语体：以艺术试验“对抗话语”296
（三）个人化写作：新的写作试验304
第三部分小结312
结论：互动——告别革命的全球化时代318
（一）禁书：打开一扇窗319
（二）革命的遗产322
（三）像一个悖论：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焦虑327
附录：1949—1979年作为内部书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列表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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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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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不仅孕育着中国政治上的转折，也隐示着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正是一批在五六十年代翻译的书，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在1970年代逐渐散落民间，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翻译和阅读西方现代派作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以及当今中国对主体性的理解，但是研究这一现象的学术性论著较少，能够论及二者间的有机联系及互动的就更少。本书旨在全面地解读1949—1979年中国翻译、阅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现象，并将重点放在译者和读者的能动性，以及他们共同建构的主体性话语的多样叙说。刘禾认为，这种“实际的目的或者需要”实际上维系着一整套的方法论，因此显得尤为重要。翻译、出版这些显然与当时意识形态对立的文本？体制内的译者通过翻译这些文本在思想史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记？这些译本又是如何进入阅读的仪式，在下乡知青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些问题的提出，首先是因为某些译作曾影响了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不仅在各种回忆录中被不断提及，也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更为关键的是，源文本中的“话语”如何被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怎样的语体转换，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意义阐释权的转换，涉及中国1970年代开始对现代性的重新认识和围绕新的现代性理念而起的主体性重建。
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这三部西方现代派的里程碑之作在中国的翻译和阅读。本书之所以选择这三部作品对其进行文本分析，并研究其在中国的翻译和阅读，首先是因为这三部作品在关于“文革”时期的阅读的回忆中被频繁提及，并非是预想中设定的读者群的选择令这一现象变得有趣。其次是由于这三部在阅读中最受欢迎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是由同一译者译出。这似非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与译者的主体性有关。第三，借助对这三部作品从原著到翻译再到对中国的影响的“跨境”考察，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开启对中国政治上的转折和文化上的重大变迁的历史思考与讨论。
通过考察这三部西方现代派代表性文本的翻译和阅读，本书将试图说明：第一，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凸显的个体化和自反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呼唤着翻译和阅读，这些为了批判而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派作品是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地下阅读中主体性重建的重要来源；第二，中国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翻译逐步被纳入体制，具有主体间性的译者通过翻译现代性的文本为中国的年轻人带来了一场头脑的风暴；第三，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末的知识青年在这些译作中开始了“自我投射”的阅读，1980年代所谓的“新启蒙”、“告别革命”、与中国社会的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进程实肇于此。
本书的第一部分，逐一对《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源语文本进行文本分析，找出那些在中国的“自我启蒙”、“告别革命”与“社会的个人化”中成为助力的、或被忽视的“话语构成”因素。换句话说，这一部分力图揭示原著中反思社会个人化和自反现代性的因素，而这与续后的翻译和阅读研究都有关系，将会成为笔者解读这三部作品的翻译和阅读的基础。无论是以1949—1979年中国的翻译史或是以阅读史进行考量，这三部作品的地位都离不开它自身提供的呼唤翻译的因素，所以只有在建立了对原著的分析之后，我们才能去触碰一些对于整个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这些西方现代派的文本如何描述后现代主体性的困境，从而吸引了当时高度体制化的中国对其进行翻译和阅读？在“翻译”和“阅读”之间的“他者”形象是统一的，还是存在裂痕？在阅读之中，又是如何点燃了星星之火，引发思想史上的变革？
本书的第二部分论述这三部作品在毛泽东时代的翻译。1949—1979年有一批西方现代文学被翻译过来作为批判的对象。这些作为被批判的对象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派的作品主要包括：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卡夫卡的《审判》、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艾吕雅的诗歌、杜拉斯的《琴声如诉》、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诗歌、尤内斯库的《椅子》、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当时中国之所以会翻译这些西方现代派的作品，中苏关系的变化是其重要的导火索。第四、五章说明，“内部书”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和中苏论战及交恶有很大关系。在文学系统内部，当时中国文艺界与苏联文艺界对西方文学的态度有着十分重要的差别。这一差别在于，苏联文艺界对西方文学抱持着美好的想象，认为文学应该“找到共同的语言”、“达成协议”，而这一态度在当时中国的文艺界看来是“反革命”的。
师红游：《揭穿肖洛霍夫的反革命真面目》，人民日报，1967年10月22日，第5版。所以出版针对苏联的“内部书”——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被视为防止社会主义内部变质的重要一环。
1978年后，内部书几乎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不过仍然有少量书籍以内部书形式出版，如：《托洛茨基回忆录》1991年出版、《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1992年出版、《古拉格群岛》俄国索尔仁尼琴著，1996年出版等。2004年人民出版社还以东方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内部书——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包括王明的《中共50年》、陈公博的《苦笑录》、《中国记事》（李德）、盛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等。虽然该书系的发行对象、范围以及发行者的资格都有严格的要求，但是重点是打击盗版，既未做任何修改和删节，而且普通读者亦可买到，与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内部书”有明显的不同。，主要供一定层级的文艺界领导和党的干部进行阅读和批判。更进一步说，翻译、出版西方现代派作品与中国1949—1979年期间翻译体制化这一持续过程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实质上要使中国的知识精英和领导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完全摒弃西方式的现代化，使翻译成为维护当时中国对现代性理想叙说的合法性的战场。
这三部作品在非西方、特别是在中国受到出人意料的欢迎，并造成意想不到的影响。这是本书第三部分的主旨。“文革”时期在青年人中进行的地下阅读运动，是这三部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派代表作获得广泛阅读的重要契机。地下阅读的对象，有一些是曾经公开发行但后来不符合意识形态教育的书刊，包括：西方哲学社科类的通史、通编、中国的古典小说、诗文，也有一大批苏俄和西方的“经典”文学作品。
属于这一种情况的书籍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哲学社科，被提及较多的有：《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西方美学史》。一类是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被提及较多的有：《中国通史简编》、《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以及《古文观止》、《唐宋名家词选》、《白香词谱》、《唐诗三百首》、《全唐诗》等。还有一类是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被提及较多的有：《普希金诗选》，屠格涅夫的《罗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勃朗特姐妹的书，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集》，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等。但是，更受欢迎的则是非公开发行的“内部书”。对此，李零回忆道：“过去，西方的东西有条线，19世纪以后是列入内部读物，前面要加批判性的说明，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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